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在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1942年4月21日，時任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總隊長林可勝將軍與史迪威見面後，奉指示離開彬烏倫（舊譯為：眉繆、梅苗／Maymyo）西行……但因為曼德勒、密支那先後遭日軍佔領，在無路可歸的情況下，林可勝將軍毅然決定轉入野人山，先去印度再回國。但野人山山路崎嶇，寸步難行，一天走不了 8、9 里，在山中經過26天，最後還帶出遠征軍傷兵400餘人脫險。之後林可勝將軍也特別請美軍空投5大箱治療瘧疾的金雞納霜給還受困於野人山的杜聿明部。

抗戰勝利後，林可勝為軍醫署長，於1947年在上海江灣合併德日制的軍醫學校、後再與英美制的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改組為國防醫學院，並擔任首任院長。同時也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軍醫學校合併、改制後之首任任國防醫學院院長～林可勝將軍】

參見──何邦立：《重返滇西戰場祭國殤》（傳記文學／2023.10／737），p105～106。

【第一次遠征軍戰役時後送傷患的擔架隊】

1942年6月中旬，已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新38師孫立人師長來拜訪早一步撤到印度、時任中國遠征軍軍醫監衛生總視察林可勝將軍，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用英文向林可勝將軍（林將軍在新加坡長大並留學英國，因此中文並不流利）表示：這次國外參戰是失策的，上了美國人的當。英國軍隊退出香港，放棄新加坡；仰光失守後，軍心煥散，毫無鬥志，我的部隊常被要去支援，等到擊退日軍，派人聯繫時，發現英軍早已撤向印度無影無蹤了。

參見──《林可勝追思論文錄（1897～1969）之【林可勝滇緬歷險記】》（梁序穆暨許織雲基金會印行），p395～39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總參謀長、美軍中緬印戰區總司令、美國援華租借物資監督等職的史迪威將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駐華部隊主要為海軍與海軍陸戰隊，陸軍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與海軍部相比，陸軍部對於中國的認知具有一定的時空侷限性，即偏重於北洋時期的華北地區。後來在陸軍部擔任高階軍官的馬歇爾、史迪威、馬格魯等人，基本均於北洋時期在北京使館服役或在華北學習過語言，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觀察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印象也主要源於這一時期。

然而，此時美國陸軍部面對的卻是崛起於中國南方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軍隊的基本情況與作戰能力如何，陸軍部的高級軍官們並沒有很直接的認識，而需要做進一步考察。在此之前，他們只能參照自己以往的負面經驗做出判斷。（註七）這也為後來的「史迪威事件」埋下伏筆。

不同於陸軍對中國事務的無知與冷漠，受到曾擔任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司令的海軍上將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擔任艦隊司令時的階級為少將）的影響，美國海軍不但公開支持國民政府，時任海軍部長的弗蘭克•諾克斯（William Franklin Knox，1874～1944）與海軍駐華武官的詹姆斯‧馬歇爾‧麥克休（James Marshall McHugh，1899～1966，美國海軍官校1922年班）則費盡心思與蔣中正建立密切聯繫。（註八）而這也是美國海軍率先派人到中國與戴笠所轄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簡稱：中美合作所）」的原因之一。

曾任美國亞洲艦隊司令時的哈里•亞納爾（Harry Ervin Yarnell，1875～1959）將軍。早在1932年2月，在一次名為「陸海軍聯合演習4（Army／Navy Grand Joint Exercise 4）」的實兵演習中，擔任攻擊方的亞納爾以無線電靜默的方式，親率兩艘航空母艦──萊克辛頓號（CV-2,USS Lexington）、薩拉托加號（CV-3,USS Saratoga）和與3艘驅逐艦前往珍珠港，亞納爾希望透過演習來證明夏威夷當時的防禦措施是無法抵擋來自空中的攻擊。

在暴風雨的掩護下，2月7日（星期日）清晨，從亞納爾率領航空母艦上先後起飛了152架艦載機，負責第一波攻擊的是──波音F-4B，雖然這只是一架慢速的雙翼戰鬥機，但裝載在戰機上的機槍可以對設置於港口的營區和停在地面的飛機發動掃射攻擊。第二波攻擊則由洛克希德•馬丁BM-1俯衝轟炸機接手，這些轟炸機以麵粉袋製作的假炸彈向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進行模擬投彈攻擊，它們成功「摧毀」了停泊於港口的戰艦和各式船隻。

整個演習過程就像10年後日本人偷襲珍珠港那樣。攻擊機隊先癱瘓了幾座位於港口附近的機場，隨後則是轉而攻擊停泊於港口內的戰艦與船舶。在遭到攻擊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架屬於防禦方的戰鬥機能夠成功起飛來攻擊敵人。最後海軍的兵棋推演裁判宣布這次攻擊完全成功，有了這個演習經驗，讓一直關注日本情勢的亞納爾因此警告美國政府，要小心日本人利用這種方式來攻擊夏威夷。

當年《紐約時報》詳實報導了這次演習的過程與結果，文中指出即使經過24小時，夏威夷守軍仍無法正確找到攻擊艦隊所在的正確位置。美國情報部門雖然知道日本人詳細記錄與報導了這次演習的整個過程。但諷刺的是，美國海軍卻投票否決了對海軍戰術的重新評估。裁判的報告中甚至沒有提到亞納爾在這次演習中所獲得的成功經驗。相反，他們在檢討報中寫道：「在面對強大的防禦航空力量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對歐胡島（Oahu，又譯為瓦胡島，或被稱為「聚集之島」，是夏威夷群島中面積第三大的島嶼，但卻是長個夏威夷群島中最繁榮、人口最多的島嶼）發動空襲，而不使攻擊（敵方）航空母艦遭受物質損失和隨之而來的攻擊機群巨大損失的危險，這是值得懷疑的。」總之，珍珠港的防務並沒有因為這次的實兵演習而有所提升，結果在1941年，讓日本人能以相同的方式成功偷襲珍珠港。1942年2月，美國亞洲艦隊在菲律賓群島遭到日本重創，之後殘餘艦隻被併入西南太平洋的艦隊中，1943年3月美國將西南太平洋的艦隊改編為第七艦隊（United States Seventh Fleet）。（註九）

附註：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七）參見──曹嘉涵：《抗戰時期中美租借援助關係》（東方出版中心），p115～116。

（註八）與陸軍相比，美國海軍被認為更支持中國、對日本更強硬。這主要歸功於1936～1939年負責指揮美國亞洲艦隊（the US Asiatic Fleet）的海軍少將哈里•亞納爾（Henry Yamell，1875～1959）。1937年8月，亞納爾在上海指揮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此時中日衝突正逐漸升級為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全面戰爭。亞納爾命令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其他軍官幫助中國難民躲避侵路者，同時保護美國公民和財產。他對這場危機的應急處理與美國國務院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避免與日本軍隊發生任何衝突，因國務院官員要求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美國人立刻撤離中國。

1937年9月22日，哈里•亞納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間接批評了國務院。他捍衛美國公民在中國從商或就業的權利。他認為，即使美國人受到警告，要求他們離開中國後，美國海軍也有責任幫助他們繼續在中國生活並維持生計。他暗示，美國人繼續留中國，就是在對抗日本侵略者。亞納爾的這些話深深激怒了羅斯福，後者向海軍作戰部長、海軍上將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1875～1959）說，亞納爾在高談闊論前並沒有和國務院商量過。李海為此道歉，並承諾不會再讓這種情況發生。

1939年11月從海軍退役後，哈里•亞納爾繼續批評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軟弱回應。1940年1月，他擔任「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Nonparticipation in Japanese Aggression）名譽副主席，這一委員會旨在敦促美國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口軍火。亞納爾在美國巡迴演講，呼籲美國進一步反抗獨裁者，並更大規模地派遣美國海軍艦隊保護美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與亞納爾相反，陸軍高級軍官很少發表公開聲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中士艾文•約克（Alvin York，1887～1964）可能是陸軍中唯一一位敦促美國向日本宣戰的人。

參見──尤金妮•巴肯（張潔譯）：《少數給中國的飛機：飛虎隊的誕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36～37、139。

（註九）參見──英文《維基百科》之【Harry E. Yarnel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ry_E._Yarn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