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揭發──
這是一個頗為「奸詐」的平台──
台灣回憶探險團

舉例言之，該平台所提供的關於陳儀的1935年「台灣考察報告」
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率團來臺考察
知否，那是在怎樣的情勢下，陳儀提出的？
知否，當時陳儀帶團來台幾天而已，所得不過走馬觀花，以及台灣總督府提供的一大堆數據。

而當年日軍氣焰很高，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揚言「三月亡華」；國府訴諸國際聯盟主持公道，但日軍不理；反有滿州國之成立；我全國各地續有反日情況；日軍指責國府縱容操作；國府只得下令「睦鄰」，各地方不准反日運動。

此時，來到日本據台四十周年日，在如此必須「睦鄰」的大勢下，當局向國府下帖，邀來參加日人慶祝會，福建省主席陳儀奉派來台參加，是此報告之由來。

然而，當年國府弱國無法應對，
正是那句──弱國就會被壓迫、被欺負的悲哀，
面對總督府提供的數據，根本不敢懷疑，只能全部照抄。

但是，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陳儀面對類似的一大堆數據，
就提出了警語──
「此項提要係根據日方資料所編成，其中魚魯豕亥，在所難免，深盼讀是輯者，仔細研覈，竟謀校正；一以協助本省統計事業之正確性，一以養成個人善讀數字之好習慣…」「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統計室編印，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印行〈序一，陳儀〉

更何況，就所知，日人之統治方策很受德國影響，德國是統計學的發源地，自然很懂得如何利用統計數據的手法；日人之統計數據當然也有許多問題，不可不察；但是「睦鄰」之下，何敢冒犯？

就以教育統計來看；有所謂就學率，很是了不得；然而，那些數據排在一起，意義相同嗎？知否，日據五十年中，所謂的「學齡區間」，曾有六次變動，1899~1903最短為六年，1907~1911最長為十三年；然而官方所提供的數據，竟然都無須說明，只是排列整齊有序，漂亮地逐漸增加而已。。。

至於，其他數據，我島文學大家，曾任記者的吳濁流曾提到，稻米的生產，官方發動比賽，為了爭取名次，產生作弊，以少報多的情況，結果導致地方農戶無法負擔過重的稅負，農夫竟然自殺的情況。。。可參見於「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頁121。

其他產業上，我島著名的企業家吳修齊自傳中提到，他發現官方數據有誤，向上級揭發，竟被混淆過去。。。可參見於「吳修齊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史所，頁134。其中稱「當時全日本廣幅織物查定委員會公認大阪府、台北州及台南州的查定最為權威，但大阪府及台北州兩委員會，曾有幾次被我以台南州委員會公文質詢其錯誤，而不敢以公文正式回答，只以口頭認錯了事的紀錄。」

我們島上的這種少見多怪、別有居心的平台，真是可以休矣。。。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陳儀

1945年10月，陳儀接管台灣，開始了國民政府的統治。然而，在接收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財產和企業時，許多資產被集中處理，包括客運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台灣社會對外省人在台灣的經濟行為產生了質疑，尤其是關於是否存在外省人藉機搶佔台灣本地人資產的討論。本文透過台灣客運業的經營歷史，探討是否存在這類情況。

一、日治時期的客運業基礎
日治時期，台灣的客運業逐漸發展，多數由日本人主導經營，但台灣人也有部分參與，形成了資本和經營的結合：
1. 彰化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彰化客運前身）：由多家小型台日合資的公司合併，包含「彰化輕鐵株式會社」等。
2. 興南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興南客運前身）：由臺南士紳與日本人合作經營。
3. 高旗自動車株式會社（高雄客運前身）：由張德榮等台灣人創立，日治時期吸納日資。
4. 臺灣軌道株式會社（新竹客運前身）：由日人赤司初太郎與台灣人翁瑞春共同創立。

二、戰後接收與處置
1. 日產接收的過程
• 由政府主導：1945年成立的「日產處理委員會」接管日治遺留產業，絕大多數日人資產由政府掌控，公營化是主要趨勢。
• 部分企業改組為民營：例如，日治時期的「臺灣軌道株式會社」改組為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逐漸成為主要股東。
• 交由地方政府經營：如嘉義公車處，部分縣市設立公營機構直接管理。

2. 台灣人與外省人的角色
• 在接收初期，接管者多為外省官員，但主要以國營化為目標，並未以私人名義侵佔台灣人資產。
• 隨著改組和經營發展，本地台灣人逐漸成為民營客運公司的主要經營者和股東，例如彰化客運和興南客運。

三、客運業的延續發展
1. 代表性公司
以下為日治時期客運企業的接收及延續情況：
• 彰化客運：由日治時期的「彰化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改組而成，1947年後主要由台灣當地人士經營。
• 興南客運：戰後由台南士紳辛西淮主導改組，成為地方性企業。 •高雄客運：戰後改組為「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仍以本地資本為主。
• 嘉義客運：1947年成立，接管日治時期的相關資產，由本地人士參與經營。

2. 外省人的參與
• 外省人在接管日產中主要扮演行政角色，並未直接侵佔經營權。
• 例如，成立於1946年的台灣省公路局主要由外省人管理，但其目的是整合日治時期的資產，並提供公共服務。

四、從二二八事件看本地人經營權的變化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是台灣社會對於外省人主導政治經濟的不滿的集中爆發。然而，就客運業而言：
1. 民營企業的興起：戰後多家客運公司由台灣人經營，並未被外省人搶佔。
2. 地方利益的保留：如彰化客運、高雄客運等，本地資本主導的企業在戰後持續擴展。

五、台灣客運業1950-1970經營狀況
1，台灣省公路局
• 1950-1970經營狀況：台灣省公路局是全台最大的公路客運業者，統籌長途客運路線，並持續擴展全省交通網絡。1950年代，公路局開辦多條長途路線，1958年推出「金馬號」豪華長途客車，成為當時交通業的亮點。
• 主要股東與經營主體：由政府直接管理，主要經營權由外省官員主導，但作為公營機構，未牽涉私有資產轉移。

2，彰化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彰化客運穩定擴展服務範圍，涵蓋彰化、南投、台中及雲林地區。1958年與員林客運及台西客運聯營「草屯─斗六」路線，成為台灣首批跨區域聯營的客運公司之一。
• 主要股東：原始股東包括日治時期的彰化輕鐵株式會社、鹿港自動車株式會社等合併企業。本地人士如呂世明、彰化地方士紳成為戰後股東核心。

3，興南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興南客運主力經營台南地區的市區與區域性公路客運，並擴大至鄰近的屏東及嘉義地區。興南客運在1960年代逐步更新車輛，提高運輸效率。
• 主要股東：戰後由辛西淮擔任社長，維持當地台南士紳資本的主導地位，顯示外省人對此公司的經營介入較少。

4，新竹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新竹客運由「台灣軌道株式會社」改組而來，專注於服務新竹及桃園地區，並於1960年代擴展至台北等地，成為北部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
• 主要股東：由地方本地士紳及日治時期的資本延續而來，戰後並無外省人主導經營。

5，南投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南投客運原為日治時期的南投自動車株式會社，接管南投與鄰近地區交通。1962年由屏東客運注資並改組，業務規模大幅提升。
• 主要股東：由屏東客運支持，股東多為屏東及南投地方士紳。

6，屏東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屏東客運是南台灣重要的客運業者，持續拓展服務範圍，涵蓋屏東、恆春半島及部分高雄地區。1970年代後引進遊覽車業務，擴大經營領域。
• 主要股東：戰後由地方士紳及日治時期的資本延續，外省人對經營權干預有限。

7，高雄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高雄客運持續壯大，服務範圍擴展至屏東、台南及嘉義地區，並於1970年代增設駕訓班及車輛維修中心，提升服務與經營能力。
• 主要股東：由張德榮家族及高雄地方士紳主導，戰後未見外省人介入其核心管理。

8，嘉義客運
• 1950-1970經營狀況：嘉義客運以嘉義市為核心，服務範圍逐步擴大至雲林、台南地區。嘉義客運在1970年代成為區域性運輸的重要支柱。
• 主要股東：由嘉義地方資本掌控，如日治時期的嘉義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合併後的本地股東群體延續。

六，結論
從台灣客運業的經營歷史來看，日治遺留下來的客運資產主要經由政府接收，並逐步過渡到由台灣本地人經營的狀態。雖然外省人參與了接管工作，但更多是作為政府管理者，而非搶佔私人資產的角色。實際上，當時台灣各地客運業者仍在延續經營，其車站仍保有當地的最佳地段，業者原有的停車場、保養場土地，早己成為當地繁華的商業區域。

後記：目前228口述歷史中，提及「外省人強佔本省人財產」的說法，部份來自「國共內戰」的中共。古今中外在打仗中說謊，根本不是奇怪的事。 

【譚兵讀武EP140】陳儀之死三大謎團　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盼解228民怨？

這一期的【譚兵讀武EP140】講到陳儀之死與三大謎團，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非常精彩。讓我們進一步瞭解228事件以及陳儀將軍這個人。我略加補充如下：

陳儀將軍遭到蔣介石手諭批示槍決可也，和他的民族主義、性格剛烈，勸說湯恩伯放棄沒有意義的保衛上海戰，卻被湯恩伯賣師求榮報告了蔣介石，早期福建省主席任內得罪了軍統的毛人鳳（陳儀處決了抗戰時期棄職逃亡的軍統金門縣長鄺漢，以及在福建籌建軍統武力的張超），拒絕寫道歉信或悔過書給蔣介石等等，都是促成了被槍決的命運。

蔣介石格局低下，用人只講愚忠，不講才幹，不講愛國，像陳儀將軍這樣難得的將才，竟落得「槍決可也」。難怪成不了大局大事，敗落台灣，擁抱美國生存，形成今天台灣甘為美國鷹犬對抗中華民族的漢奸政權。

我對陳儀將軍十分尊崇，他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台灣原有兩支接收台灣的武力，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但是陳儀將軍把台灣人想成是中國同胞，不覺得需要兩個軍的武力部隊鎮守台灣，同意讓這兩個軍於1946年調回大陸參加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力空虛，不幸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島內沒有部隊維持秩序，任由228歹徒燒殺打砸，漫延全島，局勢不可收拾，最後大陸緊急派出21軍來台鎮壓暴徒。如果陳儀將軍能夠有防範之心，留住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就不會有228事件，所以許多事冥冥之中都是宿命。

陳儀將軍是中國極少數日本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因為成績出眾，各科学習成绩均是第一，因此深得日本教官的青睐，娶了日本教官的女兒。也因為娶了日本妻子，在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許多在台灣的日本人想保住財產留在台灣，不願意回到千瘡百孔的日本，就組團向陳儀的日本妻子求情，陳儀就沒有執行當時日本人全部遣返日本的國家政策，包庇了約二三十萬的日本人，改名換姓，冒充中國人，留在台灣，造成今天民進黨台灣人有許多是日本人的後裔，媚日舔日的惡形惡狀。

陳儀將軍不但是湯恩伯的恩師，是陳儀亟力栽培提拔湯恩伯，官至上將的恩人，湯恩伯還是陳儀的女婿，這樣的親密關係竟然出賣了恩師、恩人、岳父，人性的醜惡真是不可思議。陳儀將軍1950年67歲行刑以後，湯恩伯在1950年企圖脫逃日本，被蔣介石拉下飛機。1953年經友人協助，舉家遷居東京。1954年，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院治療胃疾時逝世，享年54歲。

再補充三支駐防台灣軍隊的悲慘命運：

62軍，1945年由越南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南部的日軍及裝備，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參加國共內戰，在平津戰役中受到重創，部份部隊在北平隨傅作義投降共軍，其餘的一路敗退海南島，被共軍韓先楚全殲。

70軍，1945年由大陸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北部的日軍及裝備，因為軍容不整，在基隆下艦登岸時讓兩萬多台灣的歡迎民眾失望。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徐州，參加國共內戰，在淮海戰役中被全殲，1949年在江西重建第70軍，未幾參加廣東戰役，在英德再次被殲。

21軍，1947從上海緊急開赴台灣，在基隆高雄分別登岸，弭平了228事件。1947年再調回上海參加上海保衛戰。1949年上海保衛戰失敗，全軍被殲。

最後，【譚兵讀武EP140】一再提到毛森，他是軍統的高幹，毛人鳳手下的紅人，當時擔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後來來到台灣，因為和蔣經國不合，1968年全家移居美國。他有兩個留學美國的兒子，毛河光是地球物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是研製人工鑚石的專家，我在美國見過他；毛漢光是歷史學家，曾任職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