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對「開明專制」的反思》，我是支持開明專制的，但並不了解西方對開明專制的定義，只知開明專制有別於野蠻專制。

梁啓超認為：「凡專制者，以所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所謂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即是民本思想。這不是依賴制度，而是依賴人治。所以中國儒家講求治人者的素養，而不是依賴被治者的民主。

西方民主並不科學，不專業，大眾並不具有多方面的思辨能力，只是在被設定的片面信息繭房中做出決定，往往慘不忍睹。例如英國選出生菜首相特拉斯（Mary Elizabeth Truss），美國只有在兩個爛蘋果中擇一。現在全球所謂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已經漏洞百出，補不勝補，正是因為他們相信制度，不重視人治，結果發現人治不彰時，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被利用做為助紂為虐的工具。美國川普與台灣賴某都是著例。

重視制度而不重人治者認為人治不牢靠，因為人性不牢靠。那是現代人重視智育而不重視德育的結果。中國儒家論語幾乎全講德育、全講人性、全講廉恥，其理在此。雖然不能確保萬一之所無，但只要其理存乎人心，總有恢復補天之時。不像西方在道德淪喪之後，只有叢林法則，亂不可治矣。

開明專制，這種重人治的做法顯然不符主流意識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罷了，我們並未經過思辨就全盤接受。專制之被污名化亦復如此，他們並未考慮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之專制，那就是我支持的。

最近看到有人在鼓吹後藤新平的「開明專制」，說如果當年漢人和原住民抗日成功，只會讓台灣淪為非洲原始部落社會或被共產黨統治，內文實在怵目驚心。

我之前有提到民國初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主張「開明專制」，他是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略危機下提出救國主張。丁文江作為一個理工人，從工具主義的思維出發，希望國民政府能成為一個效能政府，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沒有惡意。然而，他對「開明專制」背後的歷史和思想脈絡缺乏理解，「開明專制」在特定環境下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曲解和濫用。

「開明專制」起始於18世紀部份歐洲君主運用啟蒙思想家的觀念，合理化其專制統治的過程；意即具有啟蒙思想的君主和官僚，要由上而下教化「愚昧的」人民。在新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後，「開明專制」也被用來合理化殖民統治：這種思維認為，正是因為西方人和日本人具有「啟蒙思想」，非西方人處於不認識「啟蒙思想」的「愚昧」狀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殖民統治，不從就要遭受嚴厲的刑罰。

這樣的觀念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因為在近代亞洲當中，日本最接近西方中心論眼中的啟蒙狀態，「未啟蒙」的中國大陸、台灣、朝鮮都應當接受其「開明專制」的「文明開化」。若要最徹底的「開明專制」，抗戰也不必打了，直接像汪精衛一樣投降日本最快，全亞洲都在日本的「開明專制」下走向現代化。「開明專制」本質上是幌子，在啟蒙思想包裝下仍然是血淋淋的暴力壓制和經濟掠奪，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才是現代政治的正途。

有論者說中共和新加坡政府也是「開明專制」，但「開明專制」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壓制，中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人民由下而上建立政權，若只是以「開明專制」控制社會，今天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各族、各界人民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一直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與「開明專制」的歐洲君主國及後來的殖民地統治有本質上的不同。

任何政治體制若只是一味的壓制和征服，而沒有融合與協調，勢必會遭到人民的反撲，再怎麼強大，不過就是招致秦朝速亡的後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