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伊朗都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多年，經濟瀕臨崩潰，委國總統馬杜洛已被美軍突襲逮捕，伊朗則在全國多地爆發激烈的民眾示威抗議，國家陷入動盪不安。委、伊都反美，但其國力薄弱，缺少自力更生的能力，結果反美不成，卻使國家破敗，人民苦不堪言。委、伊為何早不學學中國過去的「韜光養晦」？

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格格不入，又與美國打過慘烈的韓戰，因此中國傾向反美。但鄧小平在推出「改革開放」大戰略時，同時提出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強調不張揚、積蓄實力、不與美國對抗。 中國實行這「韜光養晦」戰略30多年，直到2010年代中國的實力已無法隱藏，也不怕美國的壓制，才改變戰略，開始與美國爭鋒。

委、伊都是以石油支撐經濟的產油國，油價高時很風光，一旦油價走低，經濟立刻疲弱。此外，委、伊只靠石油單項產品出口，美國很容易對其執行制裁，不論在海上攔截其運油船，或要求及掌控各國禁購其石油。所以美國的制裁能夠重創其經濟，並造成兩國的動盪。

委、伊反美的後果應該能夠預見，為何不能像中國一樣預先「韜光養晦」？不需要30多年，20年就很可觀，經濟總量和軍事力量至少倍增，產業不僅石油而能比較多樣均衡，國家因此可以穩定得多。這樣委、伊的國力雖然不可能追上美國，但不會被美國的經濟制裁搞垮，甚至美國需要酙酌執行經濟制裁的代價。

委、伊不能「韜光養晦」的主要原因是大型選舉（伊朗的最高領袖是宗教領袖，第二號領袖總統是由選舉選出）。兩國的人民多半早有反美傾向，因此反美能夠贏得選票，而候選人自然會宣傳反美，於是大型選舉越多就越反美，而當選人勢必要執行反美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國的政要得知委、伊選舉時的反美宣傳，自然更把兩國視為敵國。双方的對立於是愈趨尖銳，委、伊怎可能「韜光養晦」？

選舉民主不僅導致委、伊不能「韜光養晦」，也使國家不團結。委國的在野勢力獲得美國的支持，甚至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委、伊內部都（曾）有很多內奸被美國買通（伊朗的內奸有些是被以色列買通），對兩國傷害極大，這些內奸很可能屬於在野黨或有關聯；委、伊的經濟狀況極差，在野黨不跟外國勾結怎麼過活？過錯不能都怪罪在野黨，委、伊的執政者可能（像台灣一樣）操控司法，迫害在野黨。無論如何，若國家富強，實行選舉民主的問題較少；貧弱的國家實行選舉民主，容易被大國介入，也容易造成國家不團結。

鄧小平睿智，讓中國實行「韜光養晦」30多年，於是能與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委內瑞拉、伊朗實行選舉民主，既不能「韜光養晦」，國家又不團結，容易被美國介入收買，人民苦不堪言，要怪誰呢？

《共產世界大歷史》（[1]）的書名很宏大，2020年出版，今年就出增訂新修版（[2]），又同時出英譯版（[3]）。這本書格外受青睞，多半因為綠營要用它宣傳反共思想，並且從「共產世界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共產世界太廣了，書中主要談的是蘇聯和中國。可以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嗎？

蘇聯從1917年成立到1991年終結，歷時74年。中共政權始於1949年，至今已經76年。反共者總希望中國大陸跟蘇聯差不多，國祚也差不多。但是中國與蘇聯其實大不同：

蘇聯革命的最高領導人列寧早逝，斯大林繼任，掌權29年；毛澤東在建國後掌權27年。毛和斯實行相似的國有制計畫經濟，毛雖然推行不少政治運動，但是不像斯誅殺了大量的革命菁英，使得蘇聯後來要改革卻缺少有魄力的人才。

斯大林死後，蘇聯有改革，但大多只是一些微調，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想要政治大改革，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卻導致東歐盟國脫離蘇聯集團，及隨後的蘇聯解體。毛死後，鄧小平實行大幅度的改革，導入市場經濟，同時並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後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生產力大幅進步，產品賣到全世界，是蘇聯從未做到的，雖然中國經濟的起點比蘇聯低得多。

集體領導是列寧的主張，卻因為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而在蘇聯被廢棄，所以蘇聯可說一直是獨裁統治，導致赫魯雪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布里茲涅夫全面否定赫魯雪夫，最高領導層的鬥爭非常激烈，甚至有政變和流血。中國大陸在毛死後就實行集體領導（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政權的接替很制度化，比蘇聯平穩多了，從未有新任最高領導人全面否定前任。

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而蘇聯沒有（到戈巴契夫才要成立），高官的權力（任免）來自人民代表大會，增加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和合法性。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厲行法治改革，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嚴以治黨、打擊貪腐、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等，成效斐然，也是蘇聯比不上的。

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法治各方面都大幅優於蘇聯，因此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是完全說不通的。

戈巴契夫搞垮蘇聯（他的前任們也都有責任），「從經濟數據看，從1991年到1999年，俄羅斯人均所得竟從美金3440元減半，只剩1750元…」直到普丁上台，經濟才恢復元氣。鄧小平使中國崛起，近年威脅美國的覇權。這本書竟然推崇戈巴契夫而貶低鄧小平，只因為戈採納西方民主而鄧拒絕。作者真是瞎了眼，歷史都白學了。

[1]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2] 呂正理《共產世界大歷史：一個革命理想的形成與破滅》（5週年增訂新修版）遠流，2025。
[3] C.L.  Lu, A Macro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Ideal, Lynx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當年，鄧小平說，姓資姓社“不爭論”。
為什麼？
不該爭論、不屑爭論、不值得爭論、不需要爭論、不該在當時、當地、當事上爭論？．．．？

沿著這些問號，中國人本應進行深入的探求、發展，達致飛躍。惜無鄧小平之睿智、宏觀、開放、權威。以致二十年來，中國思想、政治、理論了無新意，吃盡老本。

沿著“不爭論”後的問號。可否這樣續文：
資與社，不過近現代經世濟國的兩種（技、末）方法，哪裡有路線、道路、方向（本、體）的玄乎。

只不過，當年血火相拼、生死搏鬥的集團因政治對立、歷史局限、認識尺度而人為誇大了二者的不相容處與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人為地忽略了二者的相容處與經濟措施的性質。

現在不僅是不爭論，
而是應當在研究二者傳統對立的同時認真思考、探索二者之間相似、相同、相通、相容、相互轉化、相互補充的可能、依據與現實方法。

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合理邏輯
或就是資、社共和，
就是不同政治面共存、共生、共競、共贏、共和，
這，或就是中國式的共和主義，
也即是源自幾千年前而今再復興光大的中式和文明！

戈巴契夫與鄧小平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主導了蘇聯與中國的改革，結果前者失敗，成為蘇聯和俄羅斯的罪人，而後者成功，成為受人尊敬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年蘇聯和俄羅斯的工業化程度領先中國不少，戈巴契夫理應比鄧小平容易成功，結果卻相反。為何？從兩人的經歷可以看出端倪。

鄧小平身經百戰，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他持續擔任大部隊的政委，肩負一個大區域(如華中、西南)的軍政全責。中共建政後，1954年鄧即已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卻「三落三起」，到1978年才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推動改革開放時已74歲。

根據維基百科，1931年戈巴契夫出生在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屬北高加索）。他於1955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獲得法律學位，畢業後回到家鄉。戈巴契夫起初任職於地方共青團組織，迅速獲得升遷。1963年，他被提拔為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部門的黨委領導。1970年，戈巴契夫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黨委第一書記。雖然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只是面積6.6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百萬的小地方，這邊疆區很受蘇聯高階領導人的重視。作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負責人，戈巴契夫在1971年自動成為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1978年戈巴契夫離開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開始其中央任職，起初進入中央委員會裡的農業秘書處。1979年，他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年後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在安德羅波夫統治期間（1982-1984），戈巴契夫已成為最活躍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安德羅波夫去世後，繼任者契爾年科隔年又去世了。1985年戈巴契夫被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即蘇聯的最高領導人，時年僅54歲。

鄧小平的一生經歷極其豐富，曾「三落三起」，並且在1952年進入中央以前，曾擔任大區域的地方最高長官多年。對比於鄧小平，戈巴契夫在擔任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之前是一生順遂、少有波折，他只在家鄉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小地方曾經獨當一面，1978年進入蘇聯中央，當時蘇聯共產黨的高層已有需要大幅改革的共識，戈巴契夫適時表現為年輕的改革派，雖無特別突出的貢獻，很快就獲得共產黨高層的欣賞並賦與權力。

一個大國的大幅改革絕不容易，以戈巴契夫的資歷，他對蘇聯根本缺乏全面的瞭解，他要改革蘇聯的制度，就像瞎子摸象，也像小孩玩大車，根本毫無辦法，於是他只能試圖照抄西方的制度，因此被西方的顧問（包括政客和資本家）騙得團團轉，導致蘇聯的解體和經濟崩潰。

蘇聯共產黨犯的大錯是挑選出戈巴契夫這樣沒有多少治理經驗的人擔任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絕不會犯這樣的錯誤，譬如習近平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以前，已經擔任過浙江省和上海直轄市的地方最高長官，治理經驗非常豐富。

第一份對台白皮書，應算在鄧小平的頭上。

江澤民在1995年之前，還沒抓到實權。他有實權的證據就是95年初發表了江八點，這八點才是他的東西！是他在兩岸議題上首次向世界發出了啼聲！

江澤民89年因六四風波上台，當上了總書記以及第三代領導核心，但誰都知道，第二代領導核心仍然在視事，要不然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就不會有人理了！

江澤民真正掌握軍權也是95年才開始，雖然江在89後就因鄧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而兼任了這個位子，但鄧讓老將劉華清與張震復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實際上架空了江的軍權，一直到95年江才藉劉、張矛盾，以及鄧實際已因健康惡化不能決斷政事，拿下了軍權！

所以，第一份白皮書當然是鄧小平拍板的。江在這份白皮書中的份量很輕，只有願與國民黨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的主張，掛在他身上。而實際上，這主張究竟是他的還是鄧的，還很難說。

可是，他剛掌權，李登輝就去訪美，權力還沒有穩固的江，就只能聽任鷹派將領以試射飛彈發洩怒火！

第二份當然就是江自己的，這不必說了！這時鄧已去世三年了。但老李都提了「兩國論」，這份白皮書的公布很被動，也是最憋屈的時刻。這時，中國連WTO都還未加入！在國力的限制下，面對兩岸的情境，說多難受就多難受！

習近平提第三份白皮書，真的已然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有了劉華清當年羨慕不已的航母，甚至還有了電磁彈射器，戰機則隱形的戰鬥機、艦載機都已陸續問世，連隱形轟炸機都快完成了；探索太空的事業更到了月球背面、帶回月壤，在火星上逡遊，建了太空站。

藍、綠只會叫一下反對！能改變什麼呢？歷史的大勢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時毛澤東在中國，是黨，是政府，是真理。他去世時留下來的是，一個全面落後的中國，等著奪權的四人幫，繼承人華國鋒，和一個三次被鬥而沒死的鄧小平。

不到一個月，10月6號，在毛澤東評語中「忠厚少文，不蠢不笨，大公無私」的華國鋒一舉拿下四人幫，而且為暫時穩定局勢，在治國方面，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安定政局。

華國鋒拿下四人幫，然後再用兩個凡是，穩定政局，對中國的國運，至關重要，所以最近在華國鋒100週年誕辰時，中國官方對華國鋒的評論是「做出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永垂不朽」。

此時中國已經明顯知道毛的那一套不行了，要改，但是怎麼改，不知道。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的特點，走出準備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12月25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兩個凡是」，華國鋒隨後作了自我批評，並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一刻，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結束，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方法很簡單，就是：

1.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這個其實就是不要講什麼大道理，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管用最重要。

2. 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
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世界上任何方法，可搬的搬，可用的用。
第三，但是水可能很深，要摸索著過，有風險。
第四，慢點走，站穩了，再走下一步，多實驗，成功了再推廣。

總之，改革開放強調探索，也強調穩妥。下列為三個重要的實例：

1. 傻子瓜子

年廣九(人名)，賣的瓜子又便宜、又大、又好吃，所以一下就打出名號，他自己乾脆取名「傻子瓜子」，因為生意越做越大，一個人忙不過來，雇了100多個人。一時間輿論譁然，這不是解放前的資本家又回來了嗎？當時就吵成一團，鄧小平不爭論，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三年之後，確認個體戶及行業不會對國有企業構成危害，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摸著石頭過河的例子，解決了大陸個體戶的問題。

2. 包產到戶

1976年，大陸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可是收成低下，大家都吃不飽。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生產隊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子的土地公開承包。結果第二年成效大好，18戶農民裡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油料產量超過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民收入增長6倍。

隨後一些別的村也效法，事情變大，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犯的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最後數字一再表現出，包產到戶的生產都大大增加，而堅持「大鍋飯」的村，只是平產或者減產。1980年，鄧小平以數字說話，一錘定音，198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開放雙包到戶，確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中國農業走出人民公社。

3. 經濟特區

冷戰時代亞洲四小龍利用這樣的經濟策略，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缺乏對外經濟交往經驗與法律系統不健全的形勢下，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市試辦為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允許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為主，為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是「試點」。由於經濟特區的成功，而後衍生而出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現在更有海南島全境，及新疆等多地經濟特區的成功，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特區，從開始的採用，到以後的推廣，充份表現出黑白貓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但是中國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一些有關國運的重大事件，能早一天完成就早一天，一天都不願意等，下面列擧兩例：

1. 恢復高考(等同台灣的大學聯招)。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管科技教育，當時1977年的高考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他不願意等到1978年暑假，所以決定就在1978年初的寒假恢復高考，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隨後恢復知識份子的榮譽，全國開始重視教育。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決定對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2. 盡快確定全國幹部的退休制度 (參見《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

早上抓住時間看看明清史上的一些改革，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

明代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是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大事。這代表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人口資源的解放，以及政府稅收結構開始大幅度轉變。過去左派史學家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期。一條鞭，簡單說就是承認過去戶口與田土登記的虛化，不把人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進入市鎮從事工商經營或者進入工坊。政府開始加強對商業與手工業經營者課稅，而慢慢降低對田賦的依賴。

一條鞭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的戶籍與土地登記已經失靈，地方政府沒有賴以徵稅的依據，或者甚至根本抽不到稅。朝廷也一樣，國庫因此而走向空虛，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明朝來說可謂生死交關。

一條鞭改革是從張居正主持朝堂後才開始的嗎？完全不是。事實上，在嘉靖、隆慶時期的嘉興、松江、寧波等地方政府已經默默實行，甚至是冒著被朝廷降罪的風險開始試辦。各種不一樣的名稱，如鞭法、一串鈴法等等，而且慢慢收到效果，農村、城鎮、地方政府、朝廷可說四贏。江南地區的水稻農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與勞力成本投入，所以佃戶特多，這種稅法也代表了朝廷的力量持續由地方基層撤退，讓農村秩序重整，真正形成地主主導經濟的局面。

張居正深知晚明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所以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希望有所挽救。他用朝廷的名義正式承認既成事實，將這套稅法頒布天下，全國一致通行。這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帝國開始了數十年的迴光返照。這樣民間冒險先行，朝廷後來跟上的方式，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這固然反映了官僚集團部分的僵化，但是也側面證明了民間活力的充沛以及部分地方官僚願意有所變通。

當年滿清統治台灣的模式，其實與上述也很類似。滿清政府收台灣入版圖後，一開始的確將這裡視若邊陲省分，類似像雲南、新疆的狀態，所以比較消極。但是因為朝廷沒有積極管轄，反而讓閩粵地區的移民在這個島上迸發出甚大的活力。台灣就在這些充滿著粗俗、野性、但是積極進取又時常強搶豪奪的羅漢腳手上逐漸開發完成，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竟然成為中國的東南穀倉，一個新移民開墾下的成功案例。

台灣成功的關鍵，反而是朝廷的消極以對。若積極管轄，給予各種限制，那是否有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未知數。今天台灣的主流觀點竟然以清朝對台灣長期消極以對為理由，來側面證明大陸無愛於台灣。那可以反問，若朝廷給予種種管轄與限制，今日是不是又要說，朝廷的專制荼毒所以影響了台灣開發？

到了近代，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當年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讓中國大陸民不聊生，民間活力徹底窒息。1978年，本來年年吃不飽的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與村幹部，冒著被鬥死的風險，按下18個血手印，將整村的田地按照各戶的生產力平分，所謂的「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改革就此到來。這與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對著幹，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一年後，該村的農產量激增5倍，全村吃飽外還可以幫忙旁邊的幾個村。消息傳出，其他各村紛紛仿效，並且震撼了全中國大陸。農村在短時間內真正獲得了溫飽，這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第一聲胎音。

還好鄧小平已經完全地當權，所以拍板定案，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整個社會奄奄一息的狀況立刻扭轉，中國的命運就此發生改變。其實這就是把人民由公社鬆綁，開始可以追求自己的財富與前途。而小平先生，與當年的張居正的角色其實沒有兩樣。這讓中國開啟了幾十年的榮景，中國人的智慧與勞動力得到解放，取得驚人的成果，否則當然就沒有今日的中國。

我們讀歷史要懂得辯證地去看問題。官僚與人民並不一定絕對對立，在一定的條件與狀態下，官僚與人民可以互相照應，歷史進程的推動就是這樣逐漸完成。

前兩天，中共的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剛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百年黨史上的第3份歷史決議。前兩份歷史決議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而這第3份歷史決議則肯定習近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毛有建國的大功，鄧有改革開放的大功，習近平憑什麼能與毛、鄧比肩並列？

習近平主政9年，政績豐碩，至少包括：嚴懲貪污，加強環保，整軍建軍，整體脫貧，安定香港，新疆反恐，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執行一帶一路政策，抵抗美國的全面打壓等。這每一項都是大功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基礎。政革開放雖然釋放中國的巨大動能，卻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習的重大貢獻是把改革開放納入章法、納入正軌，使中國逐漸成為依法而治的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常態，私有制是例外，只允許少數很小型的私有企業。因此改革開放要實行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完全無法可依，甚至是根本違法；也不可能事先及時立法，因為在沒看到私有制的好處之前，習慣於公有制的人們，包括中共，都不可能支持改制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艱難)。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因此只能交給地方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譬如，公有制沒有徵稅的制度，地方官員於是與私有企業自行協商稅額。

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例如，直到1999年才制定《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讓市場經濟逐漸有法律可以遵循。各地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造就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章法、無法無天，也導致許多弊端，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後者多半因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官員政策或企業行為的損害而聚集示威抗議，甚至造成衝突。

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相當類似，大多因為官員有幾乎不受約束的行政裁量權，亦即沒有法治的緣故。法治不僅要立法，更要能執法。各地官員已多年習慣於自行其是、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並從中獲利，要他們戒除積習、放棄利益而改為依法施政，當然有極大的阻力。因此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普遍流傳順口溜：「不反貪腐要亡國，反貪腐要亡黨」；而很多人也憂心，愈來愈多的群體性事件終將動搖國家社會的穩定基礎。

改革開放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很多人早就看出來。但是阻力太大，江澤民、胡錦濤在任時都做不到或不敢做，使問題愈積累愈嚴重。幸而習近平上台後，他意志堅定，手段高明，終能排除萬難，嚴懲貪腐，使中國逐漸走上制度化、法治化之路，使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都大為減少，才能繼續推進更上層樓的發展。習近平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共，因此足以與毛、鄧比肩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