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作為美國第四十六任總統，終於在1月20日宣誓就職。千萬人關注著這場就職典禮。人們關心的並非就職典禮是否隆重，而是能否順利舉行。

筆者雖不喜歡美國，但對一般美國人並無反感。臺灣人家庭中擁有美國籍者不少，因此與美國確具有特殊關係與感情。他們對美國大選結果的關心，其程度不亞於美國人，並不難理解。其實一般中國人對此也難等閒視之。因為美國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政治態度，尤其是兩岸政策，直接關係到臺灣與臺灣人的未來，以及中華民族的復興。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如何能不關心呢？

平心而論，西方帝國主義中，美國算是與中華民族結怨較小的。與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相較，美國是「後起之秀」。因此當19世紀末帝國主義欲瓜分中國時，美國尚難與之競爭，故起而反對列強的瓜分行動。此舉令不少中國人至今念念難忘。二戰期間中美作為同盟國，並肩抗擊日本法西斯，直至抗戰取得勝利。當時為著運送抗戰物資，飛虎隊飛越數千米高的「駝峰」，其中有468名美國飛行員為此獻出了生命。中美原可作為長期的好友，可惜1949年後，美國對國共內戰未能保持中立，甚至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長期阻擾兩岸統一。此舉雖主要是因美、蘇劃分勢力範圍，但卻令中、美從此交惡。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美、蘇冷戰，美國漸感不支。正好此時中、蘇關係惡化，美國總統尼克森與國務卿季辛吉看準時機，採取了令世人意外的「聯中抗蘇」戰略。兩國於1979年1月1日建交後，有長達十餘年的「中美蜜月期」。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美國鑒於蘇聯已不再構成威脅，於是逐漸改變了對大陸的態度。近日據報，可能擔任拜登首席顧問的坎貝爾主張，今後美國對華政策應是「挺台而不反陸」。其實這是過去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兩黨遵行的對華政策。

很多人把緩解中、美緊張關係的希望，寄託在新上任的拜登政府身上。其實不論美國哪個政黨，或哪個候選人在選舉中勝出，他們的對華政策都不會有實質性的改變。一則，由於美國政黨與政治人物均受利益集團操縱，尤其是軍工複合體。他們在制定政策時，首先要考慮的是這些金主的利益，否則他們的政策是難以執行的。二則，中、美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矛盾，難以調和、緩解。美國是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仍帶有過去帝國主義色彩最濃厚的國家。而中國則是長期受西方帝國主義霸凌、欺壓的發展中國家，對過去的滄桑難以忘懷，對帝國主義的警惕不容放鬆。當前中國猶如東方冉冉升起的朝陽，而美國卻已如日薄西山的夕陽。他們彼此處於互為消長的關係。中西的處世哲學不同，他們缺少妥協、和平共存的哲學，除非我們比他們強大得多。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突飛猛進，早非吳下阿蒙。其國內生產總值已達約1百萬億人民幣，即約15萬億美元，而國民平均所得也已突破1萬美元。據估計十年左右，或更短，即可望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的綜合國力上趕超美國。只有當中國全面趕超美國後，兩岸統一才可望實現，而世界和平才能確保。因為維護世界和平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對外政策的綱領，大陸是擁核國家中唯一宣佈，不首先使用核武，並倡議禁止，或全面銷毀核武的國家。 

拜登登基了！他的那一邊的美國艱辛地贏回了王權。這一派是陰柔而狡滑的、深諳戰略與規則、也知道如何忽悠世界的美國。而另一個被扔在新的生產格局與貧富序列之外的，在底層與邊緣掙扎的那一個美國，再度回到了他們苦澀而幽怨的日子。

簡單而言，菁英拿回了他們原有的東西，群眾繼續當他們原本就該當的群眾！瓷器與華服從來就是屬於菁英的，賤農與綑工缺乏審美眼光，在華盛頓號令天下，在華爾街吃香喝辣的權利，從來不屬於他們。

他們真的是想要來一場革命的，不是1775年開始的那一場獨立戰爭，而是1789年巴黎上演的那一場暴動！不是殖民地反對苛酷的英國議會，而是平民反對貴族。不是母國與殖民地的統治矛盾，而是有你即無我的階級矛盾。是要將國王、皇后送上斷頭台，要恐怖地挖出一些人的肚腸的那一種革命。

這兩百多年來，美國就一直是establishment的、是deep state的，是屬於Washington那個swamp裡營生的人的！這個美國再也難以承受了，死了一堆無錢治病的底層人的新冠肆虐的同時，只有半年時間，643個最富有的美國人增加了8450億美元資產，不費吹灰之力地增加近三成的財富。

這群人能不憤怒嗎？現在的這個機制將他們趕進了地獄，生命失去了希望，只有怨艾、只有嘆息，以及莫名的恐懼。與其說，「他們偷走了選舉」，不如說，「他們偷走了我的錢」，前者是後者的隱喻，因此有了一種切膚之痛，有了必得要革命的覺悟！

川普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天才，他發現了一種精準地製造口號的技藝，每一次喊出來的口號或言詞，都扣合了群眾內心深處最隱微的心理。不過，他真的不是拿破崙，沒有改變體制的決心與勇氣，沒有將一個國家上下顛覆、盡收囊中的氣魄，他甚至不敢真打一場仗，亦即，他甚至沒有拜登那一群人冷酷，不惜為帝國的利益去侵略與碾壓那些卑微的小國。於是他不敢革命，他也並非希特勒，不敢直接將政敵安上罪名，去逮捕他們，然後將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手上。

可以說，國會山的那一場有氣無力的假政變，導致了菁英立即出手的真政變：還未卸任的總統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力，那不是消音而已，是無形的囚禁，連銀行都對他下手。他被拿下了，關在白宮裡，等待別人對他的特赦！今天，他被移往新的囚居，他離開了白宮，飛往南方的宅邸，但特赦令還未准，因為彈劾案以及各式刑責，都還捏在別人手裡。

群眾失去了主帥，只好成了烏合之眾；菁英將嚴密監視這一個只具有煽動能力卻無膽識的陰謀家，並尋找與斬除更有實踐力的可能繼任者，因為群眾的怒火並未熄滅，革命可能隨時再起！

就訂購數量來看，世界新冠疫苗的最大咖是美國輝瑞(Pfizer)及莫德納(Moderna)製造的疫苗，訂購數量達到十幾億。但是美國的疫苗都被英國、美個、加拿大、德國，…..富裕國家事先訂購一空，歐盟的次等國家、日本、香港、新加坡，…..都在等候訂購，其他國家幾乎沒有希望。

美國的疫苗由於產能的限制，供不應求，加上冷藏的特殊要求，輝瑞(Pfizer)零下70度，及莫德納(Moderna)零下20度，世界上泰半的國家沒有強大的冷藏設備，根本不能訂購施打。即使在美國境內，冷藏的特殊要求已經造成施打的極大不便及浪費，而且美國政府新訂法律，所有不良反應及意外，禁止受害人向輝瑞(Pfizer)及莫德納(Moderna)起訴求償。

美國加洲在施打不到33萬劑Moderna的疫苗後，因為施打疫苗後的過敏反應數量高於正常水平，美國加州衛生官員已經要求暫停接種 Moderna 的疫苗。 Moderna 以及聯邦衛生和藥品官員正在評估這件事。挪威在施打Pfizer 48,000 劑疫苗後，死亡人數高達33人，雖然挪威政府說明，死去的多為安養院老人，因此可能與疫苗無關，但是仍然引起挪威社會對疫苗安全問題的驚恐，因為其他的疫苗也都為安養院老人施打。

即使西方少數幾個富裕國家霸佔了美國的疫苗，為富不仁，不顧其他國家的死活。美國、英國的媒體仍然不依據事實的，不斷的詆毀污蔑中國的疫苗，甚至俄國、印度的疫苗，阻止世界上其他大多數的國家青睞中國疫苗，用心無比的邪惡。

其實無論中國、美國、英國、俄國、印度製造的疫苗都經過嚴格的程序及國家的監控，效果相當，沒有明顯的差異，只是意識型態及偏見歧視，使得歐美國家禁用他國疫苗，台灣寧願沒有疫苗，也不用中國疫苗。

由於美國疫苗對冷藏的苛刻條件、為富不仁及產能有限，已經無法引領世界。目前世界是多頭並競，俄國疫苗分佈在中亞、委內瑞拉、古巴、白俄羅斯。印度疫苗必須滿足印度13億人口，也有外銷緬甸。中國疫苗得到更多其他全球國家的採購。新冠疫苗的競爭，明顯的已經形成多頭競爭，英、美疫苗劃地自封，限於幾個西方國家，無力引領世界，中國終將大獲全勝。

以下是最新的中國新冠疫苗行銷世界的統計圖：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美蘇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和世界主宰，然而不過1/4世紀後，美國的地位就大幅滑落。Michael Mandelbaum的《美國如何丟掉世界？》(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016) 和Stephen M. Walt的《以善意鋪成的地獄》(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2018)，兩書都在回顧這段美國外交失敗的過程，後者更清楚指出美國失敗的原因及改善之道。

冷戰之後，經歷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三任總統，美國的外交政策都可稱為「自由主義霸權」(liberal hegemony)，即企圖將自由主義原則推廣到其他國家，甚至自視為世界警察，不惜動用武力把不民主的國家轉變為民主政體，並且將它們納入一個由美國設計和領導的制度網絡之中。這樣的外交政策大部份都失敗，讓很多民眾不滿，因此2016年川普競選總統時，提出「美國優先」及對外少承諾、少負擔的政策是有選票的。不過川普上任之後，外交政策的改變卻很有限，而其執行更是混亂。

美國外交的重大失敗至少包括：長期陷入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無所不在的反恐行動，而九一一恐攻事件大約是美國介入中東和偏袒以色列所受到的反擊。俄羅斯曾實行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因此相當靠攏美國，但是美國卻違背北約不東擴的承諾，壓縮俄國的安全空間，導致俄國介入烏克蘭、敘利亞，而與美國對抗。西方國家先鼓動後介入的「阿拉伯之春」造成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蘇丹等國的動盪、政權更替，甚至内戰，大多都沒形成穩定的民主國家，人民生活因此更困苦。美國一直企圖制止敵對國家，如北韓、伊朗，發展核武，但是愈敵對愈堅定這些國家發展核武的決心，並且頗有進展。

美國實行自由主義霸權的外交政策多年，失敗遠多於成功，卻少有改變，因為美國內部有一跨黨派的「外交政策共同體」，並不隨總統而更替。外交政策共同體包含相關的政府機構、會員制組織、智庫、利益與游說團體、媒體、學術界等，形成一隱含的社群，共同向全民推銷自由主義霸權。美國實行自由主義霸權，會大量深度介入世界事務，外交政策共同體就能獲得大量的資源支持，使共同體成員都有機會獲利。

Walt教授建議美國放棄自由主義霸權，改為實行「離岸平衡」的總體策略。「離岸」指美國是西半球唯一霸權，遠離歐亞大陸，不需要過多介入歐亞事務；「平衡」指在歐亞大陸的三個重要地區，歐洲、東亞和波斯灣，保持地區內的勢力平衡，即不出現能支配全地區的區域霸權。只有當一地區有可能出現區域霸權時，美國才需要介入削弱之。

「離岸平衡」確實能讓美國減少國外的損耗，而多專注於國內的發展，尤其Walt教授成書後美國遭遇新冠疫情的重創，更需要休養生息。然而如書中所述，「外交政策共同體」長期主張「自由主義霸權」，並有強大的推銷能力，要其轉向並不容易，未來且看美國自求多福吧。

中國大陸已有成為東亞區域霸權之勢，Walt教授主張「離岸平衡」，卻沒提出美國的應對中國之策，有點可惜 (其書的重點在於批評「自由主義霸權」)。Walt教授的「離岸平衡」，與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主張很類似，後者認為台灣難免將被大陸統一(參見《台灣安息？》)，Walt教授大概也有類似的觀點？

語言學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是著名的左派。他在2006年出版《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中譯：失敗的國家)，認為美國正在變成一個失敗的國家，對它的人民和世界都是危險。書中引述幾種資料獲得下列結論：

美國3億人口中，有300萬也就是百分之一左右是金字塔頂端，掌握5成以上的資源或財富。這個階層是世襲的，相當封閉，且彼此關係是錯綜複雜，當然主要是白人與猶太人居多，是真正的統治者，決定美國的基本國策，主導國家的走向。

而大約有8000萬左右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其中士農工商都有，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或者專業，也是美國稅收的主力，生產力的來源。這個階層是上下流動的，各族裔都包括其中，但是仍以城市白人居民為主力。若遭受經濟不景氣，產業結構震動，或者各種社會動盪，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們。少數族裔中的亞裔，大多也在這個階層中，而且幾乎可說是典範，因為最守法，最聽話，乖乖繳稅，少廢話與抱怨，幾乎不在乎政治地位。

那剩下超過２億人呢？很清楚，就是遊走在社會底層，每天渾沌度日，或打打零工，但三不五時要領救濟金的一群。他們有一部分也是從上面中產階級掉落下來的，有些已經幾代都是這樣，不知道怎麼生活。這種人是美國問題的主要來源，而且日趨於龐大。美國的健保、救濟，主要都花在他們身上，他們與前述的中產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在茶黨運動後越演越烈，甚至牽動到種族矛盾上。

以上，就是美國社會粗略的分類概況。我問過幾個常住美國的親友，大多對於杭士基的看法認同。長此以往下來，這就是美國社會危險之所在。美國的經濟與稅負結構已經在這種畸形的結構下危機四伏，而且搖搖欲墜，本世紀的20年動盪不斷就是證明。今日川普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這種危機下的產物，並且讓很多人相信唯有這個路線才能挽救國家，更是挽救自己。

美國政府四年一換，早都是一群政客操弄，兩黨都受華爾街指揮，沒有哪個比較好。簡言之，選舉救不了美國。美國今後會不斷被種族、階級對立所纏繞，並且可能每況愈下，只是下墜速度有別而已吧？

川普馬上就要卸任總統，國務卿蓬佩奧也將同時下台，在這任期最後的一兩週，他們還是「抗中」不遺餘力，執行一些抗中政策。包括取消美台交往的限制，助理國務卿會晤駐美代表蕭美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訪台等。最後一項雖然在臨行前取消，這些行動多少影響美、中、台的三邊關係，令人關心。

上述抗中政策中，取消美台交往的限制與另兩項不同，後者是個案，沒有延續問題；而前者是通案，會延續到新任的拜登政府。美國過去的多任政府對美、台之間官員的交往設定了一些複雜的限制，例如台灣官員不被允許進入美國國務院；台灣的正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不得訪問華府等等。川普在卸任前十天取消這些美台交往的限制，等於逼迫拜登政府繼承，拜登一定心中不快，但是大概不得不繼承，至少短期內得繼承；若拜登政府很快重新制定美台交往的限制，他會被視為對中國軟弱，是他不願承擔的。

美台交往限制的取消有何影響？其實影響多半不大。這些只是交往的原則，即使沒有美台交往的限制，拜登政府仍然可以拒絕台灣官員進入國務院，拒絕台灣的正副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訪問華府等等。拜登政府上任後多半就是這個態度，其施政重點是疫情、內政等，而不會是尖銳抗中。

聯合國是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因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是重量級的大使。克拉夫特大使訪台的行程已經公開，卻在最後一刻取消行程，讓蔡政府白忙一場，也空歡喜一場。重量級大使的出訪應該是國之大事，卻出爾反爾，如同兒戲，可見川普政府的落漆混亂。此外，根據《維基百科/ Kelly Craft》，克拉夫特不是專業外交官，在外交界並無資歷與影響力，是靠著捐款給共和黨才獲得大使的職務。勝選者需要酬庸助選有功的捐款大戶，很常見；但是以駐聯合國大使這樣重要的職位酬庸捐款大戶，實在兒戲，難怪美國近年在聯合國愈來愈競爭不過中國大陸。

川普、蓬佩奧的最後抗中行動看來功效不大，不過是讓中國有些不高興而無實質影響，就好像小孩鬥氣，做些動作讓對方不高興而已。川、蓬的行動主要是為了大內宣。美國現在的氛圍很反中，他們在最後一刻把自己塑造成抗中英雄，希望在下台後仍能維持自己的群眾支持度，因此有望開展未來的政治前途，例如參選下屆總統。

把川、蓬的最後抗中行動和美國不久前的許多友台動作(如軍售和通過友台法案)合起來看，美國大約很擔心大陸會對台灣實行武力統一。大陸愈來愈有能力實行武統，因此美國故意做出許多友台動作，暗示美國會出兵對抗大陸的武統軍事行動，以阻嚇大陸實行武統。其實美國極不願意兩岸動武，若出兵助台，損傷必大而未必能勝；若不出兵助台，則覇權的顏面盡失。換言之，美國近來對台灣極力示好，部份原因是擔心及阻嚇大陸對台灣動武。

美國其實多慮了，大陸目前並無意實行武統，機艦巡弋台海只是阻嚇台獨、宣示主權而已。美國在衰落，大陸在崛起，時間對大陸有利，大陸推遲統一將使統一更容易、更和緩。

一、很清楚，所謂民主，必須建立在「大同小異」的前提之下。「大同」之下，小異可以投票解決，不會你死我活。如果「大」的部分不同，則必定爭吵不休，社會無法和諧，國家不能發展，沒有例外。美國在世界各處推銷民主，調唆抗議，從不管別人有沒有「大同」的前提。民主被提升到普世價值，是一定要搞的，搞不好是你們文化不好、人民品質不好，沒信仰、沒道德，活該。現在，總算是現世報了。也難怪第三世界人民要好好的出一口氣。

二、是抗議失控，還是暴亂？甚或是叛國？事實只有一個，（而且並不複雜），但解釋就大不相同了。尤其知識分子的嘴，就是有本事把它變得超級複雜。別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就眼前的事，都毫無顧忌的大肆打扮起來。說你是，你就是了。就看誰能說。說不清就封了你，不讓你說。你妖言惑眾，沒資格說。這局面，從有史以來，到文革，到今天的美國，全一樣。坦白說，這也許是無奈，但既然如此，你唱什麼言論自由是普世人權的高調？整天用這套去噁心別人，今天自己不噁心嗎？

三、美國高知還有得辯︰他們說，言論自由，是政府不能限制人民。但人民與人民之間，則是契約。現在是平台封你的嘴，不是政府。而你與平台，是有契約的。典型的知識份子，巧舌如簧。原來政府只要換個馬甲，就不叫政府了。哈！好吧！不是政府限制你的言論，是一個菁英階級來限制政府。活脫脫坐實了階級壓迫，階級獨裁。原來你們不是政府的馬甲，政府才是資本家的馬甲。難怪「深層政府」之說甚囂塵上，愚夫愚婦分辨無力，但感覺還是有的。

四、想利用彈劾，繞過法律，迫使川普不得選2024。這真是倒果為因啊。死了一個川王，還有千千萬萬個川兵。菁英難道不知，七千多萬票，不全是喜歡川普，而是有一大部分是討厭你們菁英啊！以為填平了火山口，火山就不會爆發了？幼稚了吧。

五、川普是美國非理性的代表。他代表問題，不代表解方。美國菁英該做的，是面對川普的問題，找出對的解方，而非封殺川普，卻繼續用川普錯的解方。非理性的反中、蔑視其他國家，就是川普錯的解方，而看來菁英並不想改。真為美國悲。

六、美國的解方到底在那兒？玆事體大。個人學淺，只看得個大概︰就是，正視美國國內的種族問題，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階級分化）問題，不要再當世界資源的掠奪者，而趁美元仍是世界貨幣的便利，好好的與他國為善，對內限制私人資本，搞好國內的重分配；對外戰略收縮，不再窮兵黷武。大白話，就是放老實一點，認認真真反省，老老實實做人，別再得了便宜還賣乖。

在美國國會執行正式程序確認拜登當選總統時，川普鼓動他的支持者衝入國會，與國會的駐警激烈衝突，雖然衝入國會的群眾不久就被驅離或逮捕，已造成至少5人的死亡(包括1名駐警)。國會是民主制度的聖殿，美國的民主連國會都不保，讓人懷疑，美國民主還有希望嗎？美國是世界的領導霸權，又是民主國家的帶頭大哥，美國民主搞成這樣，讓人懷疑更普遍的論述：民主還有希望嗎？

台灣人對美國發生的並不陌生，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也是學生和群眾衝入台灣的國會立法院。雖然台、美兩事件的起因不同，我們可以比較兩事件的處理和各界反應，並且也問：台灣民主還有希望嗎？

美國對群眾衝入國會的處理是依法逮捕和驅離，因此釀成較大的暴力和衝突；台灣(王金平院長)的處理則是放棄執法，任由群眾佔領立法院，因此暴力和衝突較小。美國事件的後續顯然會控訴群眾的暴力不法行為；台灣的法院則已判定衝入佔領國會的群眾無罪。群眾衝撞國會當然是對民主的嚴重傷害，法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和守護者，在民主崩壞之際，美國至少保住了其法治，台灣則連法治也丟了，台灣遠比不上美國啊！

群眾衝撞美國國會之後，美國各界和國際社會都一致嚴厲譴責群眾的暴力不法行為，逼得始作俑者川普也不得不譴責群眾暴力。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很不同。綠營起初假作中立，不久後就擺明支持群眾的衝入佔領國會；而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也普遍聲援太陽花群眾及施壓馬英九政府；最後馬政府只好全面接受群眾的「反服貿」訴求，以解決持續23天的抗爭。

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為何對美、台的群眾衝撞國會事件有不同意見、兩套標準？美國的群眾暴力單純損害民主，自然要加以譴責。然而台灣的太陽花暴力不僅損害民主，也損害兩岸關係及減損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美歐國家於是要權衡何者為重。美歐國家顯然視後者重於前者，因為後者有關中國崛起之勢與美歐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因此美歐聲援太陽花群眾。美歐民主國家視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民主自然要走下坡了。還說什麼民主是普世價值！

民主在國內解決不了政黨惡鬥、族群對立；在國際上，民主國家多半視國家利益重於民主原則，因此對待民主常有兩套標準，這些都讓民主難行和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美國的民主雖然崩壞，至少保住其法治底線，因此民主仍很有機會復興。遠比不上美國，台灣的民主和法治皆已丟失，有獨裁之實，卻仍掛著民主的招牌(參見《進口萊豬與關中天新聞 哪個較嚴重？》)，是最沒希望的。

新自由主義在這個世紀已經發生了三次的重創。

第一次是2001年的911事件，剛好在蘇聯崩潰的十年後。自由主義所宣揚的個人權利、財產、隱私、以及小政府的概念，都在這次之後逐漸瓦解。政府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逐步侵吞了個人自由，甚至包括了私人財產、宗教信仰、以及遷徙旅行。喬姆斯基、皮凱提等人都在這之後不斷提出這種危機最後的結果，西方文明不會佔有甚麼便宜或者優勢，只會讓自己的國家走向失敗，最後各文明間相互衝撞，世界秩序走向瓦解。

第二次則是2007-9年的國際金融海嘯。過去新自由主義主張放鬆對於富人的管制、課稅，甚至寄望由這些頂端的百分之一來帶領底下的百分之九九共同致富的幻夢，走向了破滅。事實則是這百分之一不但窮凶惡極，還不斷擴張、吞併百分之九九僅剩下的一點財富。政府與百分之一實際上融合一體，不斷給他們在法律與稅負上的優惠，讓他們可以轉移財富，獲取更大的利益。

也有一些較有遠見的富豪看到了這其中的危險，最有名的就是2009年連巴菲特都呼籲有錢人要多繳稅，不要逃避社會責任，而政府不要繼續寵愛有錢人，否則政治與社會秩序終有崩盤的時候，百分之一自己也難以生存。台灣的張忠謀也有類似的呼籲，2010年他呼籲年收入300萬台幣以上的人，應該要多繳稅，否則台灣現在的財富結構終究難以長久支持下去，受害的將是自己。

但是以上的呼籲有效嗎？實際上沒有。貧富差距繼續惡化，中產階級逐漸被消滅。工業革命以來，歐美的政治與社會的進步以及制度的革新，靠的就是廣大而且堅強的中產階級的帶領。這些人的沒落，實際上也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殞落。這終究會讓整個社會失去最大的安定力量，失去改革的可能與動力，走向動盪不安。

美國的川普主義挾著白人至上的優越主政四年，終於讓過去被列為典範的美國政治也開始動搖。種族主義的痼疾固然是美國的頑症，川普玩弄民粹，操弄媒體並且打斷全球化的進程，更使得原本由美國所一手主導的國際秩序竟然會走向解體。儼然，美國政治社會的質變，已經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三次重創。

新自由主義在蘇聯解體後的30年，已經奄奄一息。但是，新威權主義的火苗，卻又慢慢燃起，並且越燒越旺。實際上，網路的管制、沒收言論自由，甚至對特定的宗教、族群進行歧視甚至於打壓，已經是歐美的常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洲近年來對穆斯林的態度。而號稱90年代新興民主典範的台灣，在這四、五年對於網路言論同樣大幅緊縮，政府甚至公開監控或者用法律給予處罰。執政黨用臨時委員會的方式沒收人民團體的財產，跳過法院的審理，這已經好幾年都如此了。台灣的民選獨裁，在民進黨手上已經接近大功告成。

新自由主義未來在歷史上的定位如何？在新冠疫情後，隨著各國以防疫第一為要務，會繼續加強各種管制，更不可能走回頭路。前天新加坡政府已經承認，防疫資料將永續化，政府也會持續利用，台灣應該也不出所料。所以，90年代那種個人自由、財產、隱私….等等為骨幹的生活方式，是回不去了，我們恐怕未來也只剩下了緬懷。

新威權主義是不是可以應付這場災難與未來的變局？這也難說。畢竟，威權主義欠缺該有的彈性以及內部協調機制，這是結構上的先天性問題。幾個威權主義的國家，包括近年來的印度、土耳其等，實際上在這場瘟疫中的表現也不好，國家同樣動盪。

或許，中國模式的逐漸確立，可以給我們一個不同的視野。中國大陸今日的統治模式，當然不是新自由主義，但是與朝鮮、伊朗等等不同形式的威權主義也不相同。這是一個數千年文明大國的統治經驗，以及應付百年來變局下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制度。只是時間尚短，能否在未來形成一種典範，還需要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