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長期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一直深信共產制度的『共產』，就是共享他人的財產。我以前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2017年經過前輩解惑和翻閱《共產黨宣言》等書籍，我才改變認知。其實共產的『產』是指生產資料，即用於生產所需要的工具、土地、機器、資源等，所以共產主義照字面上的意思應該翻譯為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為土地，故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就是廢除過去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掌控大量土地的土地制度，這也跟孫文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一致。

有人會說，地主繼承祖先的家產或是因努力賺錢而發家致富，不應該剝奪個人的私有財產。首先，我當然支持靠個人努力發家致富的財產不該剝奪，但是若是私人壟斷某種資源，利用供需失衡賺取高額利差，例如大地主掌握大片土地不事生產依靠租金就能致富，而向地主租地的佃農辛苦勞動一整年，至少一半收穫得繳給地主，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我們該反對的。所以，共產制度應該是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由國家分配生產工具給有需要的人使用，此即『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孫文是很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在1905年訪問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當時記載的人民報，曾報導他贊成中國土地公有，並且由公社按章程租給農民，與今天中共在農村實施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致的。此外，土地公有制是農村將土地租給農民，那自然是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處分權。那自然是限制個人對土地的使用，防止農地非農用，即農地零碎化的問題，今天台灣有很多農地建工廠的問題，就是個人對土地的濫用。

此外，孫文在1912年在上海與中國社會黨的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和方法』，也對中華民國成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孫文在此篇的演講，也提到孫文對資本的定義：『凡物產或金錢以（倚）之生產者，皆可謂之資本。』，資本即『非倚仗人工，倚仗著物產或金錢而生利』，由人以人工創造的財產當然需要保護，但是由物產或金錢生利的財產（及資本）則必須要管控，資本並不等同財產。所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個人壟斷資本即壟斷資源，對社會有極大的危害。

既然共產的定義即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在那時指的即是土地公有化，因此即需要土地改革。這自然是觸犯到以地主鄉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他們造謠共產是財產共有，並阻擾國共合作。而孫文後來在1923年面對鄧澤如上書和1924年馮自由等人反對國民黨改組，堅決的表達贊成國共合作，甚至揚言若國民黨不贊成改組，他就要退出國民黨，參加共產黨。在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對北伐將士『反對反共』的演講，間接也證實孫文有這樣的表態。由此可知，孫文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是積極的，絕不是右派所說的對『聯俄容共』的態度是消極的。

經由上述發掘的歷史及思維，我們就可得知當初中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絕對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只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國民黨違背孫文遺志，不顧中國多數工農的利益，不想進行土地改革，為了維護少數鄉紳地主的利益，捕殺農會成員共產黨員，而有所謂的四一二事件。在事件之後，共產黨為了實現工農的理想即土地改革，轉入地下進行武裝鬥爭，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進行革命。在我看來，不是共產黨要分裂中國，而是國民黨違背人民意志，背叛總理革命遺志，是國民黨逼共產黨上梁山的，國民黨的民國，是只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封建地主之國，而共產黨的蘇維埃才是考慮到多數工農的人民之國。

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擁有軍隊人數優勢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會敗於共產黨，為何共諜如此之多？也能夠解釋如錢壯飛、沈安娜、郭汝瑰等那些人在國民黨內擁有高官厚祿，也要背叛國民黨，因為他們心中的信仰和理想是中國必須要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由少數大地主轉移到多數人民使用，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這些人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也要實現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這是用錢、權、色也買不到、誘惑不了的。國共內戰發生的原因就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武裝割據，而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要收回解放區是對土地改革的反對，也是對自己政策和人民的否定。內戰的本質就是將封建地主土地下放給人民，解放土地所有權的一場戰爭，而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共產黨要武裝割據，也不是民主與獨裁的較量。

幾年前，高金素梅在2019年的視頻《POR LA PAZ！為了和平！》介紹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掌控中南美洲龐大的土地資源，為了能繼續掌控140萬公頃的土地資源，美國不惜發動政變，推翻瓜地馬拉的民選總統阿本斯，因為阿本斯總統在瓜地馬拉進行共產黨式的土地改革。為了給干涉他國內政一個理由，美國常給的理由是民主自由推翻共產獨裁。因此，列寧曾說『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一國去侵略掠奪他國的資源。美國就是一群資本家聯合掌控的國家，去掠奪他國資源的帝國主義者。所以，當時的人們會喊出『反帝、反封建』這樣的口號。如果我們今天只相信國民黨給的資料，不去思考不去查找資料，那自然我們就不會發現國民黨想隱藏、想扭曲的歷史。

最近綠營連環爆出共諜案，竟然包括總統府總統辦公室諮議、前立法院院長游錫堃辦公室助理、民進黨民主學院前副主任等共四人，已被收押或交保。綠營過去總影射甚至指控紅統為共諜，如王炳忠案（新黨共諜案），現在真相大白，綠營內才潛伏許多共諜。其實紅統與共諜雖然都涉及對岸，卻是非常不同的。

最大的差異在於，紅統不涉及情報而共諜會刺探台灣的各種情報。共諜是受到對岸中共吸收和指揮的間諜，會刺探台灣的軍事、政治等對岸認為有價值的情報，傳送給對岸的情報部門。為了能夠蒐集情報，共諜一般都任職及潛伏在軍事或政府機關或相關的單位裡，就像這次共諜案的四人。共諜的行為損害台灣的安全，因此是法令所禁止的，一旦被揭發，會受到司法的制裁。

紅統是一意識形態，也代表贊同這意識形態的人。紅統主張兩岸統一及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優於台灣的政治體制（或許也優於美歐的政治體制，在此不論）。

兩岸是暫時分裂的中國的兩個政權，兩岸的法律都是基於同一個統一的中國，因此主張兩岸統一在兩岸都是合法的。兩岸的政治體制，誰比較優良？每個人的認知可能不同，這屬於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範疇，是必須開放的。因此主張紅統是合法的，也是光明正大的，隨著大陸變得愈來愈富強文明，顯示其政治體制的優良，主張紅統也是理直氣壯的，雖然多數台灣人仍不認同。台灣政府也允許主張紅統的政黨，如統一聯盟黨、中華統一促進黨。

紅統與共諜的另一區別在於，紅統或紅統政黨不會接受對岸的金錢支助，而一般的共諜會收受對岸情報部門的金錢酬勞或其他好處。雖然共諜也可能因為其意識形態認同大陸而不需酬勞的提供台灣情報給大陸，這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共諜都是被對岸情報部門用金錢收買的，因此共諜的人品一般完全比不上紅統。

主張紅統完全合法，但卻是綠營執政者的眼中釘，隨時想在雞蛋裡挑骨頭。雖然紅統與共諜很不同，不涉及交付情報給對岸，紅統或紅統政黨只要接受對岸或來源不明的金錢支助，就很可能被綠營執政者指控為「為對岸發展組織」，而這是很模糊籠統的國安罪名，並不容易辯駁。因此，紅統或紅統政黨的上策是絕不接受對岸或來源不明的金錢支助。（綠營如沈伯洋接受美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金錢支助卻沒事，當然是司法的双重標準。）

紅統與共諜大不同，紅統不涉及情報，而共諜會刺探台灣的情報交付對岸，是不合法的；紅統主張兩岸統一及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優於台灣的政治體制，是合法而理直氣壯的意識形態；紅統不會接受對岸的金錢支助，而共諜大多是被對岸情報部門用金錢收買的，因此紅統的人品比共諜高得多，綠營別再胡亂影射指控紅統為共諜吧。

綠藍惡鬥，向下沉淪，這是30年來台灣社會的寫照，尤以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為烈。也正是這30年，大陸卻齊心一致，以飛躍之姿陸續超越法、英、俄、德、日列強，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科技、軍事強國。

或許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受到兩岸強烈反差對比的刺激，台灣社會在「太陽花事件」之後，悄然出現一些認同大陸政府，追求兩岸統一的青年。他們自稱「紅統」，想必這是「紅色統一力量」或「紅色統派」的簡稱吧！在台灣這片自由主義彌漫，美、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強烈壟斷的社會土壤中，忽然長出一朵朵紅色的花蕊，寧非怪事？其實不然，這正是社會發展，物極必反的正常現象。

新一代的台灣青年，大多數都帶有淡淡的「自然紅」，他們誕生在資本壟斷形成、社會階層固化的時代，面對既有的政治社會體制，很容易產生相對被剝奪的無助感。權貴、黑金、特權是剝奪他們的天敵；平等、公平、正義是他們渴望獲得的社會環境。於是，代表這些價值的社會主義，在同儕的口耳相傳中，成為多數人朦朧的憧憬。

可悲的是，這樣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卻在精算政客的誤導下，成為綠藍鬥爭的工具，更在既得利益政黨的設計下，充當起「反共反中」的急先鋒。

然而，事物總是在辨證中發展，隨著台灣的沉淪、大陸的奮起，在「自然紅」的台灣新世代當中，終於有一些青年率先從謊言與閉鎖中掙脫出來，當他們血液裡的中國文化基因一旦被喚醒，他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變得比一般人更加堅定。在迎向中國復興浪潮的時刻，他們對大陸的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有著自己的看法與崇敬。

「紅色統一青年」的出現絕不是孤立的個案，因為台灣從南到北，從西部到花東，都有他們三三兩兩的身影。正視這股自發性紅色新生力量吧，或許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又將面臨一場重大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