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世界大歷史》（[1]）的書名很宏大，2020年出版，今年就出增訂新修版（[2]），又同時出英譯版（[3]）。這本書格外受青睞，多半因為綠營要用它宣傳反共思想，並且從「共產世界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共產世界太廣了，書中主要談的是蘇聯和中國。可以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嗎？

蘇聯從1917年成立到1991年終結，歷時74年。中共政權始於1949年，至今已經76年。反共者總希望中國大陸跟蘇聯差不多，國祚也差不多。但是中國與蘇聯其實大不同：

蘇聯革命的最高領導人列寧早逝，斯大林繼任，掌權29年；毛澤東在建國後掌權27年。毛和斯實行相似的國有制計畫經濟，毛雖然推行不少政治運動，但是不像斯誅殺了大量的革命菁英，使得蘇聯後來要改革卻缺少有魄力的人才。

斯大林死後，蘇聯有改革，但大多只是一些微調，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想要政治大改革，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卻導致東歐盟國脫離蘇聯集團，及隨後的蘇聯解體。毛死後，鄧小平實行大幅度的改革，導入市場經濟，同時並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後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生產力大幅進步，產品賣到全世界，是蘇聯從未做到的，雖然中國經濟的起點比蘇聯低得多。

集體領導是列寧的主張，卻因為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而在蘇聯被廢棄，所以蘇聯可說一直是獨裁統治，導致赫魯雪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布里茲涅夫全面否定赫魯雪夫，最高領導層的鬥爭非常激烈，甚至有政變和流血。中國大陸在毛死後就實行集體領導（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政權的接替很制度化，比蘇聯平穩多了，從未有新任最高領導人全面否定前任。

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而蘇聯沒有（到戈巴契夫才要成立），高官的權力（任免）來自人民代表大會，增加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和合法性。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厲行法治改革，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嚴以治黨、打擊貪腐、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等，成效斐然，也是蘇聯比不上的。

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法治各方面都大幅優於蘇聯，因此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是完全說不通的。

戈巴契夫搞垮蘇聯（他的前任們也都有責任），「從經濟數據看，從1991年到1999年，俄羅斯人均所得竟從美金3440元減半，只剩1750元…」直到普丁上台，經濟才恢復元氣。鄧小平使中國崛起，近年威脅美國的覇權。這本書竟然推崇戈巴契夫而貶低鄧小平，只因為戈採納西方民主而鄧拒絕。作者真是瞎了眼，歷史都白學了。

[1]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2] 呂正理《共產世界大歷史：一個革命理想的形成與破滅》（5週年增訂新修版）遠流，2025。
[3] C.L.  Lu, A Macro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Ideal, Lynx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翻看歷史，真的讓人感到會心一笑。

1944年6月，宋子文以特使身分前往華府，與美方商議中美繼續在擊敗日本的作戰上努力，並且爭取美國給予更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是，此時中美雙方卡在史迪威問題上，因為此時緬北的反攻正在進行，而中國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節節敗退，老史也要求國府將部分國軍指揮權交出來給他。而軍隊指揮權，是老蔣絕對不可能放的，所以與史迪威的關係到了決裂邊緣。

羅斯福見到宋之後就發出靈魂拷問「為何英軍可以接受艾森豪的指揮，澳紐軍可以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而中國軍隊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揮？」這一問，真是讓宋子文傻眼，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堆不關痛癢的場面話來化解尷尬。後來，蔣與史真的完全鬧翻，與美國的關係也陷入最低潮，加上中國戰場大敗，對後來局勢產生重大影響。老蔣在日記中寫過，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他也公開告訴羅斯福與馬歇爾「中國可以當美國的朋友，但是絕不為奴隸！」所以，軍隊指揮權事關國家尊嚴與主權，絕對不可能退讓。

不久之後，歷史又重演。1957年，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因為他認為已經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重工業以及核能裝備。其一在中國境內建立長波雷達站；其二是建立中蘇聯合艦隊進駐旅順，指揮權實質歸蘇。但是他很意外，老毛先生赫然拒絕。而這，造成中蘇產生裂痕，終於在1960年初徹底翻臉。

老毛說，長波雷達站必然交給蘇聯軍方操作，而聯合艦隊與進駐旅順實際上與當年沙皇強租旅大（旅順和大連）沒有兩樣。而新中國「不允許土地上駐留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而中國海軍必須中國人自己指揮。赫魯雪夫非常生氣「北約國家都允許美國駐軍，我們的軍隊與東歐的兄弟也能合作，而與中國竟然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到？」在他看來，中國接受蘇聯的援助以及技術轉移是必須要配合來牽制美國，否則這些援助沒有意義。

毛與蔣，其實都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史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而復興民族是他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奮鬥目標。羅斯福的抱怨或者赫魯雪夫的惱怒，根本原因都是在於他們難以體會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這些外國領袖當然還是帶著上對下的眼光看待中國，雖然他們可能自認為沒有惡意，是在推動雙方的共同利益。

洋人，到今日能夠理解中國人這種情緒與追求嗎？

蘇聯和中國大陸都曾是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和大幅度的國有化。當兩國逐漸發現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經濟停滯後，都曾朝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改革。蘇聯改革失敗而解體，中國卻改革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威脅美國的霸權。原因何在？

筆者在前文《為何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介紹了一個經濟組織結構的原因：蘇聯「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一百多個部委，分管不同的產業，然後由中央計畫部門來協調蘇聯各產業間活動的聯繫。…中國經濟則是按照地域原則組織起來，中央將經濟和行政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每個省相當於一個小經濟體。」中國的地方分權組織結構，讓各省可以彼此競爭，既符合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原則，也能激發各地方的發展積極性。

不過《基進的世界史》（[1]）讓我更了解蘇聯的歷史，使我相信最關鍵的原因是人，決定了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後來的蘇聯共產黨）革命在1917年成功，但是最高領導人列寧在1921年就病重，到1924年初逝世，由史達林繼任。俄羅斯革命成功後，很多鑽營者加入共產黨。「早在1922年，每40個黨員中只有1個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入黨。」史達林為了獨攬大權，清除了很多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尤其領導同志。「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中，每14名中只有1名到了1939年還是蘇聯共產黨的成員，其他人都死了。」史達林死於1953年，繼任的赫魯雪夫1918年革命成功後才入黨。

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後，也有很多鑽營者加入黨，但是毛澤東很少迫害革命時期的領導同志（最知名的有劉少奇、彭德懷）。因此毛死後，推動改革開放的領導者都是當年革命時期的菁英。參加革命是隨時可能掉腦袋的，因此這些革命菁英必定忠愛國家超過愛惜自己的生命，他們又經歷過革命的磨練而有不凡的能力，所以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對比於中國，蘇聯的領導者赫魯雪夫及其後繼者都想要改革，被稱為「修正主義」，但他們幾乎都是未曾經歷過革命的一般官僚，見識、能力和威望都有限，因此蘇聯改革無法成功。也可說蘇聯早已毀於史達林的清除革命同志之手。

由一事可見中國革命菁英的無私。毛澤東死前聽信四人幫的讒言，再次罷黜鄧小平，但毛死後，一些仍居高位的革命菁英，如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並不追求權位，共同推舉當時無職無權的鄧為最高領導人，而鄧也不負衆望，率領中國走出一條改革開放及民族復興之路。

[1] Neil Faulkner《基進的世界史：無力者如何改變世界？團結、抵抗、革命，翻轉權力結構的七百萬年奮爭史》聯經出版，2024。（A Radical History of the World, 2018）

最下面引用那段話的問題是：毛澤東講的「民主」，跟賴清德講的「民主」，是同一個概念嗎？

賴清德講的「民主」，是「台灣民族」或「中華民國台灣」做主，意即台灣接受了西方和日本殖民現代性與世界接軌，但不幸地被中國政權（中華民國）統治，那是個「獨裁」、「專制」、「黑暗」的時代，是獨派人士爭取才有了台灣的民主。同時再揉合反共的意識形態，聲稱民進黨作為「台灣民族」或「中華民國台灣」抗中的代表，民進黨的一切決定都是「民主」的，誰敢質疑或反對民進黨，誰就是中共同路人。

毛澤東講的「民主」，是近代中國在外有帝國主義侵略、內有封建主義壓迫之下，一開始有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救亡圖存，但因為缺乏有系統的理論、組織、策略而失敗了。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為傳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共產黨要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讓中國人民這個主體當家作主。最下面原句是源自於《矛盾論》，意思是事物變化最根本的原因來自於內部，掌握內部的矛盾就能推進事物向前發展，當中帶有馬克思、列寧正反合深刻的辨證。

簡白來說，賴清德的「民主」，是肯定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意涵，並扈從於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毛澤東的「民主」，則是懷疑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及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要走出中國自己的革命和現代化道路。而且民進黨政治人物講的話，也沒有什麼深刻的辨證法可言。

最近台灣的事情，其實也就是單純的內政問題，針對民進黨的作為評論即可。一牽扯到毛澤東，綠營反而會繼續質問說「你能在台灣發這篇文，代表民進黨和共產黨不一樣」、「你們當初是怎麼被毛澤東打敗來台灣的？」結果沒完沒了，反而讓國民黨陷入更尷尬的處境。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近日網上看到茅于軾先生《把毛澤東還原成人》與《對毛澤東的再認識》兩篇文章，對茅式罵毛頗不以為然，倒很有點驚醒。

“把毛澤東還原成人”。未嘗不可。
近幾十年，中國與世界都在如此做。
問題是，茅於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的文章不像一個字斟句酌、言必有據經濟學家、而似文革滿嘴噴沫、張牙舞爪的大字報作者。不像一個年熟、功成、名遂的大家，卻像靠出位、出格、出醜拼出名的剛出道時的芙蓉與鳳姐。

故作驚人之語、專挑辛辣之詞、總用揣測之意，不吝妄加之事。以一個極端反對另一個極端，一個片面否定另一個片面。哪裡有其在《對毛澤東的再認識》中所標榜的“理性的思考、冷靜的思考、客觀的判斷”。

披頭散髮、脫掉褲子的潑婦駡街過後，才想起自己應淑女（經濟學家），於是褲腰帶沒拴好，就忙不迭地在《再認識》文中喊“斯文”、“矜持”、“文明”。如果其真不是有心“謊言和虛假”，其真該反省其在《還原》一文中的偏頗、極端、信口開河與胡言亂語。　

毛澤東，豈僅是毛澤東。
他是一個時代的標誌、概括。
無論功與過，都有著歷史的背景、時勢的使然、整體的共業。
只從救星、亦或獨裁者個人角度解讀，都是歷史唯心主義。
老從私人動機、性格、甚至年老昏憒、“流口水”上猜測、挖掘歷史根源，有點兒小人之心、管窺蠡測。

毛澤東，哪能是今日的毛澤東。
時者，勢也。任何人，都只能在哪個山唱哪個歌，有啥樣粉和啥樣面。
以現今的勞資關係、土地關係否定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以現在的國際政治罵過去的輸出革命，有意義嗎？
茅先生是不是該罵自己出生得太晚大清時，至少可比李蓮英？

今日之毛澤東、又豈是當日之毛澤東。
儘管主流權勢非毛、抑毛、冷毛若干年。吃飽了、穿暖了，家有閒錢了，旅遊到了北京的中國人，還是要到紀念堂。
他們是去重溫、是想回到大饑荒、大鬥爭、大管制的日子？
只有張嘴閉嘴罵“毛左”的人才想得到、編得出。　

“憶毛”之風起，在於貪腐黑惡不公不義之風熾。
笨蛋的精蠅，知道否？
儘管毛的經濟道路（一大二公）已經改變，毛的政治方法（階級鬥爭）已被拋棄，毛式幹部（不跑、不要、不賄、不色相交易者）早已吃不開，甚至毛的後人、遺族也靠邊、遠離政治經濟權勢主流，似乎永世也難翻身，但罵毛者不斷、且愈罵愈惡。　

茅式罵毛，罵真毛？
非也！
醜化、惡化之毛，為罵而罵之毛也。

茅式罵毛，真罵毛？
更非也！
反共、太明顯，於是反毛；
批當前，不敢、於是批三十年前；
罵官，或在罵自己，於是罵百姓（毛左）。
打著“反毛”、“護今”旗號，“反共”、“反當局”也！

非毛，不是不應該。
毛澤東有功之外，確實有錯、甚至有過。如階級鬥爭神聖化、持久化、擴大化；政治鬥爭非法制化；經濟、社會建設政治化、軍事化。
罵毛，不是不准許。
罵，在當今與今後也都是一種公民的權利。　

問題是，
罵、就為了解氣、立異、揚名？
非毛、就要搞己是人非、一非全非？
茅式“全非”後，中共還剩下什麼？
中國這八、九十年還剩下什麼？
就一個茅式“全對”、茅式“獨醒”、 茅式罵毛？
茅先生，“家”號顯赫，“科學”卻不見也！　

毛澤東早已逝去，生活仍要繼續。
每個人心中或都有一個毛澤東，不過或許其實就是其自己。
生活、社會、歷史，政治現實還會不斷修正、演繹、塑造毛澤東。
茅式罵毛，既無補於修正、補救毛的失誤，也無損于毛應有的歷史光輝，只會引發社會另一面的反彈。

遺憾的是這種反彈又往往以更放大的非理性出現。
 “烏有之鄉”中反彈出大量極端文字、極端行為就是明證。
茅先生罵毛“無原則鬥爭”。自己卻點火、成功挑起了一場“風暴”。

當今中國是不缺乾柴烈油的，玩火者真不怕“蝴蝶效應”。
中國人，還真願讓這些似是而非、嘩眾取寵、驚世駭俗，一家出名萬骨枯的“磚”家們重新鼓搗到“急風暴雨”的時代？

茅式罵毛，倒是驚醒人們：
不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科學對待近代中國歷史出現的各種社會潮流；
不深入探究近些年“憶毛”現象的深層次社會內因；
不冷靜、理性尋找強盛後中國不同的的情緒如何渲泄、不同的意見如何表達、不同的利益如何調鼎、不同的政見如何鬥爭；
不拋棄只以己是、總以人非的固執，非白即黑、你死我活的極端，黨同伐異、不問是非的愚昧，成王敗寇、不擇手段的狂妄；斬草除根、不留餘地的偏狹；
不緊急建塑理解、尊重、寬容、協商、互嬴、也即政治共和的社會思潮；
不認真、嚴肅制定、磨合建設環境下不同政治觀、不同利益體共存、共和、理性、法制的政治鬥爭遊戲規則；
只是罵、騙、哄、嚇，以一種偏狹替換另一種偏狹、以一種極端反對另一種極端。
中國，則人禍未消，風暴將起，大難或再！！！　　

有些話憋在心裏，實在不舒服。成王敗寇，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理由千頭萬緒，不是一言两語能說清楚的。敗了就是敗了，多說無益。

但是大陸與台灣的年輕朋友，必須有個共識，大家都是炎黃子孫，國共的鬥爭，是一山不容二虎，毛、蔣之爭是建國路線之爭，不是個人權位、利益之爭，都是為了完成革命，建立新中國，為了中國的富強，為了免於飽受列強的欺壓，為了揚眉吐氣！

國民黨要負起抗日的全部責任，共產黨只需在淪陷區打遊擊戰，不能說沒有功勞，到底是局部戰鬥，且利用喘息的空檔發展勢力，犠牲慘烈的大會戰，卻是國軍全面擔負。

其次就是日本投跭，國軍接收的地區廣大，已兵疲民困，無力再戰，而陳誠的富將窮兵政策，引起士官兵之不滿，尤其是下令各部隊就地集中繳械解散歸鄉，讓這些抗日遠離家鄉的軍士，頓失倚靠，且在逃難的人潮中，到處都是從戰場退下來的傷兵，成了社會的亂源。

八路軍與新四軍，卻是紀律嚴明，深受人民的歡迎，共軍又善於收買人心，相形之下，國軍士氣渙散，焉有不敗之理？

最重要的一點，大家都在議論，老蔣搜括大陸人民的財寶，變成黃金，帶到台灣來。謊話說一百遍，即成真。疑惑的是，怎麼沒有政府財經單位出來還原真相？

事實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黃金是中央銀行國庫的，抗戰期間，人民能吃两餐稀粥就不錯了，哪來的黃金給你搜括？

我母親在軍統局工作，根本領不到多少薪水，常常燒開水涮包心菜（高麗菜），蘸醬油辣椒就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滿頭大汗，我才四歲不到啊。

在共軍快打到南京時，爸爸帶我們兄弟俩去舘子吃餃子，要用大包包裝滿滿一袋的金圓券，通膨每刻都在漲，伙計不停的在嚒吆喝水餃一個漲200啦！爸爸一大包的錢不夠付，幸好老闆很熟，先賒帳。

那時我已小一，記得很清楚，後來鈔票已經失去信用，民眾直接用銀元（袁大頭）交換，用口吹一下，會嗡嗡響，以資辨識。

爸爸與父執輩同事聊到這一段，都搖頭歎息，說老毛比老蔣高明多了，大量印鈔票，擾亂金融，老蔣又下野，國民黨大勢已去。而且還談到，是要留在大陸，還是跟著老蔣到台灣？

兩岸的年輕人可知道這一段黃金的故事嗎？

中華民國與蘇聯於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一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前之友好同盟條約自然失效。4年半內中蘇兩次簽訂友好同盟條約，蘇聯領袖始終是斯大林，中國領袖則分別是國民黨蔣介石與共產黨毛澤東，新條約的簽訂見證新中國的誕生，確實擺脫了不平等條約之屈辱。

前約：美國力促蔣委員長簽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受制於《雅爾塔密約》與在美國誘導下，中華民國對外國所簽的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雅爾塔密約》是美國、英國和蘇聯三國首領於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蘇聯雅爾塔舉行首腦會議所簽密約，三個國家協議劃分戰後勢力範圍，構建出雅爾塔框架，依約蘇聯在擊敗德國後三個月內，加入對日本作戰，戰勝日本後，將可收復庫頁島南部、獲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並保障其在大連港、中東鐵路、南滿鐵路的利益，以及蘇聯海軍在旅順口的租賃作為報酬。以上種種「利益」蘇聯在1943年德黑蘭會議中略有提及。

《雅爾塔密約》的簽訂，顯露出英、美領袖比蔣介石委員長急於盡早結束戰爭，1944年盟軍在多個戰場上節節勝利，唯獨中國戰場上能夠威脅日本本土的盟軍戰略轟炸機場卻盡數喪失，這一年急於求成的史迪威將軍因為提出某些要求，包括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更高的軍事指揮權，而被蔣委員長擯出中國，接任的魏德邁將軍顯得謹慎的多，蘇軍出擊中國東北，成為英、美領袖的渴望，正中下懷的斯大林元帥卻表現得異常珍重蘇聯士兵的性命，英、美領袖顯然上當了，或者是本來就毫不在乎中國感受，斯大林輕易取得外蒙古與在東北的利益。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清楚地提到：「…美國參戰後，國民黨顯然認定日本最後必將戰敗，以為可以有機會來改進他的地位，和中共做最後的決鬥。…戰爭後期中國抵抗力的部分衰弱，主要就是這種心理造成的。」實例就是胡宗南部隊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及監視延安，而不是開赴抗日前線。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89個師150萬軍隊衝入東北進攻日本關東軍，9日美國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瑞典、瑞士向盟國轉達有條件投降意願，在未獲答覆的情況下，8月15日天皇透過廣播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前一日，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蘇聯收穫滿滿，那麼中國獲得什麼？應該說蔣委員長獲得什麼？這可以從「斯大林對華政策聲明」中看出大概，主要內容是：

斯大林總書記盡全力促進由蔣主席領導的中國統一。
戰事結束後，中國應由蔣主席繼續領導。
斯大林總書記期待中國達成統一、安定，希望滿洲為統一的中國的一部分（註：蘇聯承認偽滿州國）。
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為了對日軍作戰而進入中國領土的蘇聯軍隊，尊重中國主權。
為使中國便於在滿洲組織行政組織，歡迎蔣主席的代表和蘇聯軍隊同行進入滿洲。
斯大林總書記同意美國對於中國所提倡的門戶開放主義。
斯大林總書記同意朝鮮由中、美、英、蘇四國託管。

美國方面依據斯大林聲明，認為是斯大林對於中國沒有絲毫領土野心的「保證」。

《雅爾塔密約》因為中國並未參與，有關中方的部分，只要中國不同意，那就是廢紙，蔣委員長一開始並未同意，為何最後還是與蘇聯簽了約？

蘇聯150萬大軍摧枯拉朽般的痛擊日軍，蘇聯已盡《雅爾塔密約》中的同盟國義務。日本早晚要投降，蔣委員長新的煩惱是，國軍遠在西南內陸，如何將軍隊盡速地派往華東近海省市與東北進行接收，而不至於讓日偽軍隊近旁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就近接收，尤其是東北環境更加複雜與遙遠。

美國在雅爾塔向蘇方承諾必將促成中蘇和約的簽訂，美國必然要力勸蔣委員長並「曉以厲害」，與蘇聯簽訂同盟條約，將對蘇聯產生約束力，似乎是唯一遏止八路軍搶先佔據東北的「唯一」辦法，也是促使蘇軍戰後盡早撤出東北的「唯一」辦法。由於蔣委員長依賴美國甚深，聽從美國「建議」，也就成為「必然」，況且美國空軍已經在協助運兵。蔣委員長命令八路軍與新四軍原地待命禁止受降之不合理命令，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也應蔣委員長之請，同樣宣布禁止八路軍與新四軍受降，美國這麼配合，肯定是「值得信賴」的真心朋友，於是條約就簽了。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美國先出賣後誘逼蔣委員長所簽，讓蘇聯佔得各種好處，美國損華利蘇就只是單純為人作嫁，而沒有分一杯羹嗎？事實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一簽，蘇聯在中國之利益，也就被條約侷限在東北，蘇聯甚至於為此放棄在新疆扶植傀儡，所以實際情形是除東北之外，其他地區的「利益」都是美國的禁臠。美國飛機、運輸艦艇幫蔣委員長運送54萬軍隊豈能白幹？只有收穫更豐。

於是《中美商約》、《美國在華空中攝影協議》、《成渝鐵路修建協定》、《中美航空協定草案》、《中美三十年船塢祕密協定》、《中美憲警聯合勤務議定書》、《粵漢鐵路借款協定》、《中美航空協定》、《青島海軍基地祕密協定》、《滇越鐵路管理與川滇鐵路修築協定》、《美軍駐華祕密協定》、《中美海軍協定》、《中美農業協定》…，一個接一個的簽訂，貪婪遠勝蘇聯，尤其是美軍進駐青島，與蘇軍進駐旅順，中國的咽喉(渤海灣)就被美、蘇掐住了。戰後美軍在華殺姦之事並不少，最為人知的是沈崇事件，該事件揭露駐華美軍無法無天還享有治外法權。若非國共第二次內戰，美國勢力退出中國，二戰勝利後的中國就不是新的中國。

後約：新中國成立與毛澤東向斯大林祝壽

隨著抗戰勝利，國共矛盾與軍事衝突益發緊張，美國除了為蘇聯牽線之外，也在促成國共談判，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從延安飛至重慶，與中國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談判，達成《雙十協議》。但是一切都是為了給美國人面子，國軍運補到位之後，第二次國共戰爭還是無可避免地爆發。

《雙十協議》簽訂之後，國共之間仍然爆發大小軍事衝突，1946年4月15日，共軍在蘇聯紅軍撤離長春一個小時內突襲長春機場並佔領長春，國共兩軍在四平、長春等地爆發激戰，5月下旬國軍收復四平和長春，然也僅此曇花一現，東北戰局由陳誠接手之後，這位聲稱三個月內可以蕩平「匪患」的一級上將，在屢吃敗仗之下，被調往台灣任省主席，爾後成為國府在台灣的第二把手，而奪回四平、長春的孫立人反倒成為階下囚。

1946年6月26日國軍大舉向各解放區全面進兵，國共第二次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雖然曾經達成一定效果，但是美、蘇之間各懷鬼胎，國、共之間各有心思，馬歇爾最後還是白忙一場，美國也只有發布白皮書，罵罵國民黨為自己遮羞，等待著塵埃落定。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月2日，蘇聯承認新中國，並決定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再次萌生訪蘇念頭，希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誕辰之際前往莫斯科祝壽。

蘇聯當然歡迎毛澤東前往祝壽，但也知道毛澤東要重訂友好同盟條約，拖字訣是一定要用了，然而祝壽活動結束後，各國賀壽人員陸續返回，毛澤東依然待在莫斯科，數日無公開活動。國際上出現種種猜測，英國的通訊社甚至散佈謠言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了，針對英國的通訊社散佈的謠言，1950年1月2日，《真理報》在頭版刊登塔斯社記者對毛澤東的訪問。其中特意披露，毛澤東訪問蘇聯的目的是：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及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等。

至此峰迴路轉，斯大林很快決定與中國簽訂双方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取代《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新約很簡短，只有6條，請參閱《維基百科/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為何改變心意？這與毛澤東顯示出的決心有一定的關連。新中國能向蘇聯爭回國家利益，也讓世界各國知道與新中國交往應有之態度。

首先，蔣毛若共和，中國會怎樣：

第一，他們都是同一文化基因孕育出的壯苗。蔣先軍先政後文，其守文中規中距；毛由文而政而軍，灑脫、奔放、不拘一格。他們個性、風格雖異，血液裡卻都充溢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救民於水火、扶國至上邦的英雄情懷、聖賢情懷、救世情懷，都寫下了無盡的風騷，都屬一代之豪傑，為民族、國家、世界、歷史做出了功績。他們可以和。

第二，他們本是一條戰壕的隊友。於中華民族最屈辱、最黑暗的時期爆發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開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國共黨人是這偉大歷程的引領者，在實現民族獨立、自由、富強、復興上具有相同的抱負和主張。他們不該分。

第三，國共兩次合作，取得了北伐和抗日的勝利。他們和則民族利、國家興。

但是，他們沒能和。因為他們承接了太多的過去。中國千年專制，意志的施行、利益的取守、政權的更迭、聲名的毀譽，無不遵循實力(主要是槍桿子)原則，採取鬥爭形式。而鬥爭的絕對性、排他性、暴烈性、非理性，往往使人，哪怕是善良的人直至聖賢，也變成了利器，喪失良知和理性，表現得“春秋無義戰”：

黨同伐異，不問是非；
成王敗寇，不擇手段；
睚眥必報，不講寬容；
斬草除根，不留餘地；
唯我正確，不知反省；
你死我活，不死不休。

遺憾的是，當年同以反對封建專制為根本任務的國共黨人，不自覺踐行著舊的潛規則，將分歧擴大化、鬥爭絕對化、自我神聖化、對手妖魔化，都以“東風壓倒西風”為能勢，以致兄弟成仇、戰友反目，走上極端對立的道路。

好在歷史在前進、人會變聰明。
人們開始反省他們當年是否鬥得太凶、分得太急，也許還有另一種選擇。
現實業已證明，台港能出經驗，大陸也能出奇跡，兩岸四地的黑貓白貓在各自主義的集合下可以生存在同一片藍天。

歷史還啟迪我們：人類正進入地球村的時代。
人口、資源、環境、氣候、疾病、災害，對未知世界的無盡探索、對可持續增長的無量追求，正在將人類結成不可分割的生命、利益共同體；
保持人群個性、競爭和活力，防範人類自我耗損、戕害和毀滅，是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
人類的共同價值需要維護，其主要途徑是民主，民主有多樣實現形式；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全體人價值的有機融合，不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制”，在採納主流意見的同時，要尊重、保護少數人的意見甚至反對意見；
人類共同價值在歷史中形成、完善，接受歷史的核對總和揚棄，是與非不應由一家說了算，不宜匆忙下結論，不必要一次就弄明白；
不同的路線、主義、模式、觀點、應該允許共存、試驗、比較、競爭甚至碰撞；

解決社會矛盾，鬥爭不是唯一形式，戰爭只是無奈的手段，協商、容忍、寬恕、尊重、和解、等待甚或退讓亦是基本選擇；
人們的政治活動，不應該以任何理由，那怕是崇高的理由顛倒是非、欺騙民眾、撕裂族群、煽動民粹、挑動戰爭、分裂國土。

蔣毛若泉下有知，也應當和，或許已經和。
逝者已已矣，來者猶可追。蔣毛雖未共和，然心有千千一中結而未再戰。
我們呢，還要置幾十年來國裂家破人離的愁殤於不顧，置台海火藥庫隨時爆炸的危機於不顧，置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痛失千載良機於不顧，非要分出個是非高低！非要排出個老大老二！非要把對方搞倒搞臭！非要在今天就弄個明明白白！

我們應當拋棄封建主義黨爭舊習、拋棄冷戰思維、反對極端主義、擱置歷史糾纏，以天下為公為宗旨，從萬世和平作打算，平等協商、共和統一、憲政息爭。國共共和、兩岸共和、中華共和，直至世界共和。
切不可想：沒有大陸人，臺灣會怎樣；沒有臺灣人，大陸會怎樣。

今天是毛澤東128歲冥誕。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不缺乏像他這樣的怪傑，或者說梟雄。他能夠推翻一個舊時代，創建新的國家，並且在不斷的鬥爭當中，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毅力，當然還免不了許多的殘酷，不斷地勝出，說明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已經爐火純青，展現出非凡的天分，甚至是所向無敵。

毛極度聰明而且邏輯清晰，總是能在不同的時間做出許多正確的決斷，而且能夠做到徹底的無情，這是他能夠勝利的主要原因。他熟讀中國歷史，對歷代中國政治的得失，以及各種宮廷鬥爭的狀況都有深刻的體會。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基層農民的性格非常清楚，早在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已經有非常露骨的刻畫。這些認知，都造就了他未來能夠革命成功的基礎。

他在1950年代與蘇聯的合作當中，成功地為中國建立了完整的重工業體系，讓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明顯的提升，並且使得中國在一百多年的分崩離析後達成了真正的統一，這些都是他在整個數千年的歷史當中突出的成就。

在1949年之前，毛澤東關於革命、戰爭，以及對國民黨的鬥爭的判斷絕大部分都是正確的，所以他能夠在不利的情況下最後獲得勝利。1949到1956年之間，他決定參加日後讓他後悔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發動反右運動，讓許多無辜的人以及知識份子受到極大的傷害。1956年之後所進行的農村集體化更是造成一場又一場的大饑荒，最支持他的農民因此死了幾千萬。他最後10年所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官方依然定調為一場浩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以及對中國社會人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直到今天仍然隱隱作痛。

毛生前說過，不在乎別人怎麼評斷他，他也給自己定過七三開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我們客觀的說，他是在一個激進大革命的年代中的產物，是中國這一百多年激進革命下最終的一個結果。他留下的遺產很多，但是造成的傷害也很大，這在未來非常長一段時間都會受到許多人的討論，就跟後世到今天還在討論秦始皇、漢武帝一樣，永無止息的一天。

中國歷史發展到20世紀中葉，必然會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但是我們希望就這一個就好，永遠不要再出現第二個，或許也很難再出現第二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