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吳石案之後，接著就來了李友邦案，李友邦當時並未如吳石一般，有任何提供軍事情報的具體犯行，卻被槍斃了，很懸疑的案件。

李友邦曾經在大陸加入共產黨，這一點，在保密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所記載，李友邦很早就受到懷疑，尤其他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當中成分複雜。李友邦抗日，後來到台灣，其實與中共的往來很少。

但，李友邦的秘書潘華，本名潘淑華，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李友邦將潘華帶在身邊為秘書，潘華在大陸被捕，也是李友邦保出來。

李友邦出事，還是與蔡孝乾案有關，蔡孝乾供出了季澐，季澐來台後與嚴秀峰展開聯繫，嚴秀峰為李友邦妻，嚴秀峰自供由潘華介紹加入共產黨。

嚴秀峰經常把李友邦告訴她的許多政壇耳語，或者是所見所聞，向季澐透露，結果這些被保密局與軍法單位，認為是李友邦洩漏機密。嚴秀峰提供重要軍情，非常可笑的標準，不過，近年來民進黨也是用這種混淆的訊息，整了不少退伍軍官，根本無關機密的事情，都當成軍事機密了。

嚴秀峰的行為，其實比李友邦嚴重，但李友邦槍斃了，嚴秀峰15年。馬英九為嚴秀峰平反，這就跟很多人批評民進黨轉型正義一樣，把一位共產黨員給高舉了，但這無非是人情溫暖。

李友邦罪不至死，卻被槍斃。按照政府解密檔案，是海軍政治部沈中民檢控，稱李友邦沒有自新，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分。這個非常奇怪，因為國民黨似乎早就知道李友邦的共產黨員身分，卻拖了好幾年才透過一個檢控，把李友邦搞死了。嚴秀峰熬了15年出獄，即使後來想出國，都被情治單位盯上，還要向蔣經國報告。

國民黨本來要查扣李友邦的財產，發現他根本沒有財產，只有李家老宅，那還是許多家族成員共同持分，要扣也很難扣。

李友邦案，反映出當年軍法單位與保密局的濫訴，譬如把陳誠對某件事情發脾氣告訴了季澐，這就成了李友邦與嚴秀峰向共諜洩密，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年代，對照後來國民黨受到的報應，想想，也不過剛好罷了。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被帶到中正橋下，檢察官問李友邦，現在要執行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李友邦答曰，沒有。這是李友邦最後的紀錄。

李友邦死前，因為高血壓的問題，從牢裡住在醫院，由憲兵負責監視與照顧，每天血壓高達200，槍決，或許對李友邦亦是解脫。李友邦高血壓，軍方也很緊張，上文請示是否停止審判，老蔣總統不僅不允許停止審判，還下令加速判決。老蔣在4月15日要求速判，17日就判了死刑，但李友邦身體健康惡化，醫生在18日診斷後，認為李友邦活不過3天了，22日行刑，結束了李友邦的一生。

無論軍法處怎麼問，李友邦都否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知道妻子嚴秀峰是共產黨員，對於秘書潘華的言行，也一概不清楚，早年在大陸與共產黨往來，也多以忘記了交代。

軍方片面認定嚴秀峰會加入共黨，向季澐傳遞情報，多是李友邦的關係使然，當年的審判，其實真正的證據不多，用這樣的認定，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定李友邦的罪。李友邦因親友與部屬而亡，但李友邦也算是蔣經國的同僚部屬，李友邦唯一的錯，就是信了國民黨。

李友邦只因兩個人的檢控涉案，這兩人的指控，又有誰去查核過真偽，李友邦就被關入大牢，判了死刑。兩人指控的都是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時期與中共接觸，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抗日啊！

僅有兩人的證詞，兩人還是朋友，並無第三者佐證，這要在今天審判，恐怕大家都會對這兩人的證詞存疑。我懷疑檢控李友邦的那兩人，可能是國民黨內為了搞李友邦，設計出來的圈套，其中一人是軍統出身，到台灣基隆當警察，另一人曾加入新四軍，後來回到國民黨，加入海軍。從這兩人身分，隱約可以感受到是國民黨裡面有人要栽贓李友邦。

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