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在新帝國主義於世界範圍擴張之際,次殖民地的中國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於是孫中山先生矢志國民革命以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起初嚮往西方的民主、繁榮、富強,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希望中國能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躋身一流國家之林。(註1)
然而,民主法治一再被軍閥等反革命勢力破壞,列強對國民革命的輕視態度,以及支持軍閥的行徑,歐戰反人類的浩劫,英、法、日列強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讓孫中山先生和其他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性產生懷疑,日本也顯然成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於是決心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俄國革命的發生,使許多中國青年嚮往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為回應時局變化,於是進一步擴充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註2)
民族主義 方面,首先說明民族主義的定義、中華民族的組成,接著說明中國面臨新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以及俄國革命對殖民地、次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在世界民族問題的背景下,中華民族應當打破一盤散沙的狀態、如同水泥般團結起來,以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民族得到振興以後,應當發揮固有的倫理道德,在世界範圍濟弱扶傾、促進世界大同,掃除帝國主義與強權政治,實現國際的和平與繁榮。(註3)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一百年間,先後發生了二戰、冷戰、亞非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今天的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如何以中山思想消弭國際爭端,使渴望和平的世界人民能伸出雙手相扶持,考驗著時人的智慧。
民權主義 方面,說明了西方民主法治的概念及金權政治的問題,必須以傳統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加以矯正,實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同樣反對權貴資產階級操縱的金權政治,但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的政治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從階級論政治;孫中山先生則從能力出發,主張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議會民主是歐美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高度發達後的產物,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軍閥割據、經濟落後,缺乏直接實行議會民主的條件,於是孫中山先生主張以 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訓練民眾參與政治,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註4)
民生主義 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自律性市場的不穩定性(註5)、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註6),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是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所要面對和解決的課題。孫中山先生說過,「只可師馬克思之意,不可師馬克思之法」,以及孫越宣言聲明「共產組織乃至於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這些話代表中國現代化的政策和模式不可套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亦不可取。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扶助農工,實行大政府領導的實業計劃工業化,以建設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現代化國家。(註7)孫中山先生的大政府經濟模式,固然與海耶克學說(註8)相悖,但海耶克沒能看到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此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實業計劃和社會福利保障的主張仍有一定的遠見。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仍有時代的侷限性,有待後人的修正與補充。
例如民族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擔心中國人口成長緩慢,無以在世界上生存。但1930年代地理學家翁文灝(註9)和社會學家吳景超(註10)即指出,中國過剩的人口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導致國家積弱不振;二戰結束後,亞非拉國家人口的爆炸性成長,人口過剩造成農村貧困和假性都市化等問題,這些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現象。
民權主義需要討論的是,「革命民權」究竟是過渡時期的權宜措施,還是長期的政策?
民生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主張大量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從事實業計劃;但二戰後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在美國「爭取進步聯盟」的安排下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經濟發展卻不見起色。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是後發展國家的一大挑戰。(註11)
儘管如此,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理論,具有承先啟後的時代前瞻性,值得後人深入討論和力行實踐,以實現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

註1、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註3、4、7:孫中山《三民主義》
註5:(匈)卡爾・波蘭尼《大轉型》
註6:(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註8:(奧)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註9: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
註10: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註11:(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