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法治的理想，然而在法律面前，貧富能平等嗎？在司法實務上，富人好像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兩岸的司法在這方面看來有很大的差異。

台灣的司法對富人是相當有利的。譬如：2013年電子封裝大廠日月光被發現排出廢水，嚴重污染環境，其董事長張虔生和一些相關的員工都受到調查，最後張虔生卻獲得不起訴，而其他涉案的員工都獲輕判和緩刑。2014年爆發眾所囑目的黑心油事件，不少食品廠商都捲入，包括大財團頂新企業。結果一些小廠商的負責人被判刑8年、12年、20年不等，但頂新企業董事長魏應充僅被判2年徒刑(參見《2014年台灣劣質油品事件》)。

法官要把張虔生、魏應充這樣的富人定罪很不容易。司法案件是檢察官和律師的對抗，檢察官要對涉嫌人蒐集犯罪證據，而律師則蒐集對涉嫌人有利的證據，最後法官根據双方提供的證據判決。檢察官是公務員，一般要處理的案件相當多，每一案件能分配到的人力、時間、資源都是有限的；而律師則是受雇為涉嫌的富人辯護，富人可以投入大量資源，雇用多位律師全時為其蒐集有利的證據。在此情況下，檢察官和律師的對抗本質上就不公平對等，資源有限的檢察官多半鬥不過資源充裕的律師，法官如何能重判涉嫌的富人？

除了雇用律師為其辯護，富人還可以捐助政治獻金以經營政商關係，進而影響司法，甚至視需要而賄賂檢察官或法官。無論如何，富人面對司法時，擁有不少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確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

台灣這樣的司法制度，幾乎完全複製自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偏袒富人的，可稱為資本主義法治。

筆者長居台灣，不大清楚對岸的司法制度，但是從一些新聞可以感受到，兩岸的司法對待富人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大陸女星范冰冰曾被突然拘留多日，追繳她高達數億人民幣的逃漏稅。富可敵國的馬雲被主管機關多次傳訊，被要求說明及改善其企業的不合規行為，最後其企業被裁罰鉅款。這些案例顯示，富人面對大陸的司法，不像在台灣那樣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台灣媒體卻批評：「連范冰冰、馬雲都沒有人權。」言下之意，范冰冰、馬雲這樣的富人是高人一等的、碰不得的！)

對岸實行社會主義，其司法制度可稱為社會主義法治，比資本主義法治更重視平等，即在法律面前，貧富是比較平等的。

富人在經濟和自由度方面當然比一般人有優勢。在資本主義社會，富人面對司法時，又比一般人有很大的優勢，因此富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可說是高人一等的。富人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跟一般人一樣受法律的規範，不能像在資本主義社會那麼任性、風光，因此多數的富人喜歡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

曹興誠不僅是富人，更是鉅富。他喜歡資本主義的台灣，而反對社會主義的大陸和中共，因此是意料中事。

記得毛澤東曾在其1927年3月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提及，農村地主惡霸為了試試新到的槍是否好用，竟拿當地叫花子開刀，作為試驗品，完全不把窮人的命當命看。

現代法治社會認為，人的生命並無貧富貴賤之分，只要剝奪了他人生命，除有法律依據者外，一律構成殺人罪。不論被害者性別、年齡、出身、種族、宗教信仰如何，加害者均需承擔法律責任。中國自古就有“人命關天”一說。可見中國人是比較尊重生命的。

至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則是到清末民初才由先進人物，如孫中山先生等，由西方輸入的。此一主張在凡事講究階級鬥爭的文革期間，受到了極大挑戰。據筆者所知，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曾因說過，任何人只要沒觸犯國家法律，就不應受到歧視性待遇，而在文革中遭到了嚴厲批判。文革背景太複雜，筆者知之有限，無意深入討論。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是正確的，若不予堅持，將搞得天下大亂，國無寧日矣。實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關鍵因素，在於立法權是否平等。法律一旦制定後，當然應對人人一律平等適用。

如前所述，中國人是重視生命的，從而也鮮有種族歧視的問題。但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多達56個民族。各個民族間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許多觀念與價值標準也就有差異，因此不能以某個少數民族，曾有過的劣規陋習，將之擴大為對整個中華民族或中華文化的指責。例如早期西藏曾有過“農奴制”，直到1959年後才被剷除。而俄羅斯與美國南方早年也有過農奴制度，分別於1861年及1865年後始禁絕。由此看來，人類的文明不論東西都在朝著文明的方向發展，但有時也會出現反復現象。

聯合國憲章在多處，並多次提及對人權的尊重，反對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並強調尊重各國內政、主權、獨立不容侵犯。但把民主自由人權喊得響徹雲霄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霸權主義者，做到了多少呢？美國把自身的利益凌駕於聯合國憲章之上，有時甚至為了便宜行事，還悍然拒絕聯合國憲章的約束，或以國內法代替國際法，以及拒絕簽署某些國際法或國際條約，例如《海洋法》就是明顯的例子，但美國卻厚顏無恥地動輒拿《海洋法》指責中國。美國霸權主義者無法無天，已破壞了國際秩序，逼迫人類重回叢林法則主導的蒙昧社會。

俄烏戰爭令人警覺，必須重新認識和評價周邊的人物與事件。生活在臺灣的人，由於長期受親美和反共教育影響，把美國當成了效法學習的楷模，而把蘇聯或俄羅斯的一切視為歪門邪道，在此情況下鮮能對俄烏戰爭做出公平正確的評判。

烏克蘭人民是值得同情的，因為他們既單純又無辜，甚至對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都弄不清楚，更甭說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了。一般情況下，被募集到軍中當兵的，絕大部分都是窮苦人家的子弟，他們何其不幸被投入了戰火。“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不錯，烏克蘭的上層人物，以及與之配合的美國軍工複合體、大資本家、金融巨鱷等固然賺得盆滿缽滿，但這是用單純無辜，在軍中服役的窮人子弟鮮血換來的，甚至還是為了外國政客個人的選舉利益。

這個世界還有公平正義嗎？我們不禁要大聲呐喊，別忘了，窮人的命也是命！

三年前，大法官釋憲，認為法律未允許同性婚屬於違憲，法務部應在兩年內修法，保障同性婚姻。類似地，前天大法官又公佈釋憲結果，認為通姦入刑法屬於違憲，即接受所謂的「通姦除罪化」，通姦不再受刑法的懲罰(如坐牢)，而只受民法的懲罰(如賠償金錢)。同性婚、通姦該如何處理，各人多有不同意見，筆者不在此討論，而僅質疑：現在的大法官與過去的大法官對於憲法的解釋明顯不同，而釋憲導致修法，可以這樣嗎？

大法官改變對於憲法的解釋，他們的說法或根據是婚姻觀念改變。婚姻觀念改變意指人民改變了其婚姻觀念，即民意的改變。是的，經過相當時間後，民意是可能頗有改變，使得根據舊民意所制定的法律不符合新民意。然而，民意是否改變？法律是否不符合新民意？都應該取決於立法院或全民公投，只有立法院和公投代表民意，能決定法律是否不符合現在的民意。若立法院認定法律不符合現在的民意，就應該由立法院來修法或立新法。這正是立法院的職責，而不是大法官的職權。大眾對於同婚、通姦的意見顯然相當分歧，大法官聲稱基於婚姻觀念改變要修改法律，好像他們就代表民意，其實大法官不能代表民意，他們根本是憑其個人觀念來修改法律，這樣完全違反了法律須符合民意的民主要求。

現代國家法治非常重要，人民和政府都必須受到法律的規範，而法律由人民或其代表核定通過(即公投或立法院通過)，以保證法律符合民意。人民能決定法律，因此是民主，由人民作主。法官根據法律斷案，必須有一致性，不能隨意解釋法律，否則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了。民意不易捉摸，法官不能代表民意，不能根據民意斷案，也不能根據民意解釋法律；若法官都根據民意斷案、解釋法律，何需有法官？所有案件都由人民公審或由立法院審判即可！

獨裁國家也有法律，但不是法治。獨裁國家的法律由獨裁者所委派的少數法律專家制定，人民只能接受而無法反對，因此不是民主。而法官也很可能隨意解釋法律，造成斷案不公。獨裁者能制定想要的法律，法官會秉承上意，解釋法律及審理案件，獨裁者於是能「依法」為所欲為，而可憐的老百姓就只能任由擺佈、逆來順受了。

蔡英文總統提名任命了大部份的大法官，大法官聲稱基於婚姻觀念改變，而認定同性婚、通姦的相關法律違憲，因而實現相關法律的修改，我們人民只能接受而無法反對。這與上述的獨裁國家不是很相似嗎？大法官看來很好用，還可以運用在其他的爭議法律上，蔡總統於是能「依法」為所欲為，而可憐的老百姓就只能任由擺佈、逆來順受了！

網友在我有關大陸的文章留言：「大陸沒人權」。可能不少台灣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本文因此探討，大陸到底有沒有人權？大陸的人權狀況如何？

雖然人們對人權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是對其基本內容還是有大致的共識。根據《維基百科》，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而自由權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基本內容，人權還有進階內容，包括發展權和民族自決權。上述各項權利除了民族自決權，望文生義就能大致了解；民族自決權是集體人權，強調民族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的干涉(美國常批評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明顯侵犯中國的民族自決權)。

很多人似乎會把人權扯上民主或政治，然而仔細檢視上述的各項人權，它們其實與民主或政治幾乎沒有關聯，與人權密切相關的是法治。憲法和各種法律的制定都是為了保障各項人權，即上述的人權基本內容。任何人，包括執法者，都不能逾越法律的規定，否則就是違法犯罪，人權因此獲得保障。換言之，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取決於其法治水準，跟民主或政治少有關聯。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典型的例子，香港從未實行西方民主，但是在最近發生「反送中」事件之前，其法治和人權一向受到推崇；新加坡實行西方民主，其民主制度明顯偏袒執政黨而常受到批評，然而其法治和人權都被公認達到很高水準。

人權狀況既取決於法治水準，大陸的法治狀況如何？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無法無天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劇烈改變，才逐漸重新建立其司法制度，此後的法治建設卻進展非常迅速。今年6月底，《世界經濟論壇》發佈2017至2018年關於「司法獨立」的調查報告，大陸與台灣同樣獲得4.5分。(詳見《從最近新聞比較兩岸的司法》) 根據這項國際性的調查報告，大陸與台灣的法治水準差不多，則它們的人權狀況也是差不多的。

另一項指標「監禁率」也顯示大陸的人權狀況不遜於台灣。監禁率是每10萬人中被監禁的人數，根據倫敦國王學院法學院國際監獄研究中心的《世界監獄簡報》，大陸的監禁率是119，而台灣的監禁率是277。若大陸經常侵犯人權，會把無辜的人逮捕收監，則其監禁率會很高；然而大陸的監禁率卻不到台灣的一半，顯示大陸的人權狀況應該不遜於台灣。另外，美國的監禁率達760，世界最高，其人權狀況令人質疑，而歐洲國家的監禁率多半與大陸接近 (詳見《美國的監禁率世界第一》)。

幾十年前的大陸確實沒有人權和法治，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已經迅速改善，以前大陸是以黨領政、黨比法大，現在則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其實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與人權、法治脫不了關係，若沒有人權和法治，社會必定紊亂，大陸的市場經濟怎可能長期高速發展？這些都顯示大陸的人權和法治已達相當不錯的水準。

儘管已經相當不錯，大陸的人權和法治當然仍不完美。大陸龐大，難免仍有些地方偶而會發生侵犯人權、破壞法治的事件，就像台灣偶而仍會發生冤獄和冤案。大陸與台灣的人權和法治水準接近，然而很多台灣人在長期的反共洗腦之下，至今還以為「大陸沒人權」，是該醒醒了。

6月底，《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佈2017至2018年關於「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調查報告，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樣獲得4.5分，而大陸在全球排名第46名，台灣的全球排名還落後兩名，只有48名。可能是不相信或不接受，台灣的主流媒體對這條新聞很少報導而更少討論。

筆者對這項調查報告起初也是半信半疑，因為台灣自從中央政府遷來，已有70年穩定的司法制度，而大陸真正實行法治，只有20多年的經歷。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無法無天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劇烈改變，才逐漸重新建立司法制度，1993年大陸才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而1999年才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大陸20多年的法治竟然就能追上台灣70年的法治？

最近台灣的一些法治敗壞新聞讓我逐漸相信，台灣的法治恐怕比不上大陸的法治。蔡總統的親信、當紅的立委陳明文不合常理地在高鐵上遺失3百萬現金，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竟然第一時間出面替陳立委護航，說很多人都類似地多次提領現金以規避通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被查出在擔任最高法院庭長、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有違反法官倫理及不當接受招待等行為，他在司法院將召開人事審議委員會討論他的案件前，自行請辭公懲會委員長一職。(石木欽的相關不當行為，早在4年前就已立案調查，蔡總統竟然在2017年底還是任命他為公懲會委員長！)

根據筆者的觀察，台灣的法治水準很快被大陸追上的原因至少有二(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首先，台灣實行政黨政治，司法是多黨競爭的「裁判」，因為政黨競爭激烈，執政黨有強烈動機介入司法，使裁判偏向自己，以獲得政黨競爭的優勢。蔡總統任用蔡碧仲、石木欽這類的自己人，都是只管顏色，不管司法是否公正的明顯例子。對比之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者比較沒有動機介入司法，因此讓司法比較獨立公正。

台灣法治敗壞的另一原因是檢察系統不獨立。台灣的各級檢察署都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法務部的高官因此對各級檢察署的檢察官有相當大影響力。然而法務部的高官是政務官，會隨政黨輪替而改變，當綠營執政，綠營的法務部高官就很可能指揮檢察官(或者檢察官體察上意)「辦藍不辦綠」；而當藍營執政，藍營的法務部高官就很可能指揮檢察官(或者檢察官體察上意)「辦綠不辦藍」。馬英九總統卸任之後，多案被檢察官提起公訴，是明顯的例子。對比之下，大陸的國家政法機構包括「一府一委兩院」，行使檢察權的人民檢察院是兩院之一(另一院是人民法院)，獨立於一府(在中央是國務院，在地方稱為人民政府)之外，檢察官因此比較不會被政府高官操控。

台灣人常自詡法治優於對岸，《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報告和最近的一些新聞都顯示事實並非如此。蔡總統競選時承諾司法改革，她進用蔡碧仲、石木欽等，卻更傷害司法。台灣人真需要認清事實，好好思考如何才能改善司法啊！

就記憶所及，香港和台灣都曾發生不少群眾示威抗議事件，然而這次香港的「反送中」卻相當獨特，已經持續街頭抗爭快三個月，而仍無解決跡象；對比之下，台灣鬧得最兇的「太陽花學運」只持續了24天就「圓滿」落幕。這當然因為香港和台灣處理群眾抗爭有很大的差異。

簡單說，處理抗爭事件常有法治和政治的衝突，香港傾向遵守法治、忽略政治，而台灣多採取政治解決、忽略法治。群眾集結示威抗議時通常很激動而容易有違法行為，例如未依法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未獲得主管機關核准、示威抗議超出被核准的集會或遊行範圍、示威抗議阻擋正常交通、群眾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等等。台灣的處理方式是，只要示威抗議未造成嚴重破壞，警方多半對上述違法行為視而不見，最多只是現場攝影蒐證，以備事後提出控訴(法庭事後多半輕判，因此群眾不怕警方的現場攝影蒐證)。對比之下，香港的處理方式是警方依法在現場阻止示威抗議者的違法行為，包括攝影蒐證(法庭事後可能重判，因此部份群眾蒙面)和驅散違法的群眾。香港的作法雖然符合法治，卻造成大量警民衝突，使示威抗議長期持續不退散。

比較太陽花學運和反送中，可見台灣和香港處理抗爭的大不同。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多日，又攻入行政院，其違法情節遠比反送中嚴重，台灣政府不僅未進行現場驅散，事後更幾乎對所有違法群眾不提告或提告後撤告。台灣的作法完全視法治為無物，難怪民衆對司法非常不信任，卻能快速解決群眾的示威抗議。

反送中群眾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項訴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收回「暴動」評論、撤銷所有對示威者的告訴、對警方暴力展開獨立調查、以及全面普選。其中最後一項「全面普選」不屬於香港政府職權，不在此議論。第一項的訴求相當奇怪， 顯示群眾對港府毫無信任。香港特首林鄭已經宣示《逃犯條例》壽終正寢，不是比「撤回」更明確？撤回反而可以重提，不是嗎？另外三項訴求都有關司法，簡單說，就是要求正常司法不適用於此次反送中事件。如上述，台灣常視法治為無物，台灣的一些名嘴和政治人物因此都呼籲，香港政府應該接受這些訴求，以解決此次長時間的示威抗議。可是有長期法治傳統的香港很難接受這樣放棄法治的「和稀泥」啊。

台灣的法治虛有其表，例如空有勞基法，但是多數中小企業卻時常違反勞基法，企業員工既很少敢對企業提出違法告訴，而主管單位更傾向息事寧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此背景下，台灣處理群眾抗爭事件更是忽略法治，而採取政治解決，卻能快速解決示威抗議。香港在英國殖民之下，雖無民主，卻有堅實的法治傳統，在此背景下，香港政府很難接受反送中群眾所提出的五項訴求，也就很難解決這次的長期示威抗議。可嘆香港的法治優點反而成了政治缺點！

香港反送中至今，已經大幅度破壞了民眾對政府和司法的信任，美好法治的香港是回不去了。香港恐怕終須學習台灣的枉法及和稀泥！既然多數香港人要求枉法及和稀泥，香港政府就勉強接受其要求吧，民主本來就不管好壞，只管遵從民意，香港的法治無可避免將走向崩壞，破壞法治的責任在於多數香港人，而不在於港府啊。

很多人在網路上把蔡英文總統罵得很難聽，或者給她取一個諧音而侮辱性的名字。而過去馬英九擔任總統時，也常受到類似的侮辱，當然開罵的是另一批人。很多台灣人認為我們可以公開辱罵總統，而大陸人不可以公開辱罵他們的國家元首，因此我們有自由、人權，而大陸沒自由、人權，並且顯示我們的政治和法治勝過大陸。是這樣嗎？

首先須釐清，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所推出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意指沒有合理的理由，就進行人身攻擊和侮辱，而後者則針對特定的政策，並且提出明確的、不滿政策的理由。

無端侮辱(即誹謗)一般人是有罪的，然而罰則通常很輕。台灣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若控告辱罵他/她的人，因為罰則輕，沒有多少阻嚇作用，反而可能招致以大壓小的惡名，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因此沒有意願以法止謗，導致很多台灣人肆無忌憚地公開辱罵總統，並習以為常。造成這種現象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分歧，藍營支持者不認同民進黨籍的台獨總統，而綠營支持者不認同國民黨籍的中華民國總統。

侮辱國家元首不是好事。國家元首總有不少支持者，他們把國家元首當偶像來崇拜，當國家元首被反對者侮辱時，他們感同身受、非常痛恨，這必然激化國家元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的對立。多年來台灣已經嚐到這樣的苦果。

有些國家不把國家元首比照一般人，國家元首就像國旗、國歌，被視為國家的象徵或代表，受到特別的尊重，於是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中國大陸沒有特定的「侮辱國家元首罪」，但是在一般誹謗罪裡規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由人民檢察院提起訴訟，不像侮辱一般人是告訴乃論的(即受辱人必須主動提出控告才有可能成立誹謗罪)，因此對侮辱國家元首者多了實質阻嚇作用。當然侮辱國家元首與質疑、批評國家元首的政策是不同的，前者有罪而後者是無罪的。

台灣人可以侮辱國家元首，大陸人不可以。哪邊的制度較優良？筆者以為對岸的制度較優良。每個國民都應該有愛國心，尊重國家元首和國旗、國歌，都是國民愛國的表現，也能團結所有的國民，而國民團結，國家才能進步。這是大陸迅速崛起的部份原因。台灣人常肆無忌憚地辱罵總統，既顯示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也擴大藍、綠國家認同的分歧，增加國家內部的裂痕。侮辱國家元首，這點口頭上的自由，所得者極少，而所失者頗多，實在不值得擁有啊。

台灣的司法一直頗受詬病，讓人民不滿，也不為人民所信任，因此司法需要改革，幾乎是朝野少有的共識(雖然朝野司法改革的方向可能不同)。民主(在此指選舉民主或西方民主)一般被認為有益於法治，而法治應奠基於民主。然而台灣民主化已二十多年，法治似乎沒有多少長進，為什麼？

早年國民黨長期執政時，反對黨總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即使藍、綠兩黨輪流執政之後，政治人物被起訴或判罪時，仍常說是政治迫害。不論這些說法對或不對，總是各有支持者和反對者，缺少司法最需要的共識或信任。選舉民主看來並不有益於法治，甚至損害法治。

選舉民主是政黨通過選舉彼此競爭，政黨競爭如何才能公平？只能依靠司法保障政黨競爭的公平性。政治人物需要大筆錢支應選舉，他/她們處理錢是否合法，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時，政治人物是否使用非法競選手段，如賄選、誹謗、造假等，也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之外，執政黨是否利用其執政優勢，如立院席次過半，制定法律或發佈行政命令，而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這只能依靠大法官判定執政者的作為是否違背憲法。無論如何，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對於民主極為重要。

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有點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而執政，內心裡都希望司法站在自己這邊，於是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在台灣，執政者至少有三種方式可以干預影響司法：其一，負責釋憲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及立院投票通過，執政黨自然傾向任命自己人為大法官。其二，檢察體系，包括所有檢察官，不屬於司法院，而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檢察體系因此不像法院獨立，容易受執政者掌控。其三，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向檢察官、法官私下關說，只要不涉及金錢回饋，不算是犯罪行為(只是觀感不佳，無法律可管)。

執政者有權力和能力去干預影響司法，蔡政府幾乎不遺餘力地這樣做。蔡政府任命許多公開「挺獨」的大法官，正是讓司法站在自己這邊的寫照，而大法官們找盡各種理由，把許多釋憲案擋在門外，等於是閉起眼睛支持執政者，完全報答了蔡政府的任命。北檢(台北地檢署)翻箱倒櫃，把許多前已偵結的馬英九舊案重啟調查，找盡理由起訴馬。若說北檢沒有受到執政者的指示而行動，誰會相信？2013年馬、王政爭時，王金平和柯建銘進行司法關說，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譴責，而王、柯至今仍為重量級立委，讓人感覺司法關說是藍、綠共業，別聲張就好。

選舉民主有益於法治，是一個迷思。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很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過去藍營執政時，難免有些干預影響司法，而今綠營執政，干預影響司法更是不遺餘力。台灣法治不佳，何來公平正義？愧為已發展國家。不過，法治不佳不僅是台灣的問題，選舉民主使政黨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難以避免，因此法治糟糕的民主國家比比皆是，如菲律賓、墨西哥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每當發生濫殺無辜的殺人案，尤其殺警案，要求執行死刑和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就會高漲。然而政府和司法單位總是裝聾作啞，或表面遵循民意，等殺人案逐漸脫離媒體和民眾的關注，司法單位就繼續不執行死刑和盡量不判處死刑。

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執行死刑也是殺人，本身是否不人道？殺人犯的行為多少受社會環境影響，因此社會是否也有部份責任？

對於這個爭議，每個人的認知和意見可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一致的共識。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自然應以民主法治方式，解決沒有普遍共識的死刑爭議。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和執法。多年來，台灣的民調支持死刑的都達七、八成以上，顯然多數民意支持死刑，而且在法律裡也明訂有死刑。因此，台灣若是民主國家，就該遵從民意，該執行死刑就要執行死刑。若法務部長硬不執行死刑，按民主原則就該下台走路。相反地，台灣政府卻不遵從民意，時常該執行死刑而不執行死刑，實在算不上是民主國家！執政者不遵從民意，而自行其是，就是獨裁！

民主國家尊重不同意見，因此支持廢死者儘可大力宣揚其廢死理念，但在大部份民眾仍支持死刑的現在及未改變其民意的未來，政府就該遵從主流民意執行死刑，而支持廢死者應該少數服從多數，這才是民主的真諦。支持廢死者常舉歐洲「先進」國家的廢死為範例，但是國人需知，每個國家的民意不同，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按照本國，而不是他國，的民意施政和執法。

法治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法。台灣法律裡既明訂有死刑，法務部就該依法執行死刑，而法官就該依法判案，該判死刑就要判死刑。法務部不執行死刑，不僅是不民主，也是沒有法治。而很多法官找盡各種無端理由，幫被告脫罪，避免判處被告死刑。這不是法官慈悲，而是損害法治。蔡英文聲稱要司法改革，連最基本的依法執法都做不到，談什麼司法改革？

法官避免判處被告死刑，是台灣法官普遍傾向於輕判犯罪者的現象之一。難怪國際詐騙犯都樂於被遣送台灣，接受台灣司法的管轄。基本上，台灣的司法一向是保護壞人，多於保護好人。這樣能算是法治嗎？

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筆者也希望是，但是請從「執行死刑」和「該判死就判死」做起，否則號稱民主法治，不汗顏嗎？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