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間看到陳文茜對二十大（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批評，她的意思大概是說，那些黨代表就只是投票機器，沒有自己的自主意識，不會獨立思考，因此很少反對票。

我認為陳文茜和很多人根本不懂什麼是民主集中制。在大陸，針對黨代表大會要討論的內容，早在會議開始前很久就在各階層的黨組織內討論了。然後再將這些內容上報到黨中央，在黨中央的各組織內相互協商討論。這些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相互批判，針鋒相對，但取得一個共識後，大家就所形成的共識達成一致的決議，最後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形式表決通過。

這是為什麼整個黨代表大會都是同意票，沒有反對的原因。不是說這些過程沒有人反對，而是反對的意見在協商的過程中已經求同存異了，所以在大會上沒有什麼需要反對。就全黨貫徹執行。執行的過程中若碰到什麼問題，會在每次定期的黨代表會中再進行討論，然後修正。

在大陸，常常會針對某些問題進行排查、摸底。這個名詞感覺起來不是很好聽，但實際上就是各黨組織在針對某些問題收集民意資料，將這些意見、建議等數據，從基層逐級上報，於是在市、省等黨部彙整，經過市、省黨部的討論，調研之後，再往中央提交，在中央進行最終的討論。現在還可以透過大數據作為各黨組織討論的依據。

所謂的民主，只要是能貼近民意就是民主政治，黨代表也是從基層選舉出來的，並不全是領導拍腦門決定的。不去好好了解共產黨的制度，只是靠著在台灣惡搞的經驗胡謅，不是笨就是壞。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李建堂：
哈哈，對岸就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嘛，中共做到啦！

杜敏君：
不對，差別很大，中共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權利機關是黨的全代會。民意透過基層的黨組織，逐步向上層黨委會反映，到了中常會作成決議，再頒布下去由黨部基層黨員討論學習，然後動員民衆全力推行。
所以黨的領導不是個人專制，而是中常委的委員共治。如果未能貫徹黨的決策，仍然會受到檢討而被拉下馬來。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下情可以上達。若有違民意，人民可以上訪。我說的是制度如此，但是執行的是人，若是因為人的因素而有所偏差，共黨是有檢討機制的，會遭受批判，甚至在組織會議中，由被檢討者先行自我批判，如未能虛心檢討，將會被黨紀處分。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集中起來，作成決議後貫徹下去。共產黨員是經過組織層層考驗，合格通關後，再加以組訓和思想教育，期間要研讀多少黨的理論著作，要完成多少讀後心得報告，及格後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因此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代表人民的意見，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不瞭解共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台灣以個人主體意識的偏差民主觀念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有誤解的。
所以對年前人大決議習近平任期的延長，是恢復了帝制，認為是皇帝，完全錯誤。

習近平上任後，全力改革，並一日千里的快馬加鞭以科技為基礎，發展國防、經濟並注重民生的提升及兩岸關係的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亞太經濟區域的共榮，並要面對美、日兩霸的蓄意挑戰，其壓力千百倍於彈丸之地的台灣，看看台灣，搞成什麼樣子，想想大陸崛起的盛況，如果半途而廢，所有建設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習近平的延長任期是中共全代會公意的推進，不是習近平的戀棧權位。

而蔡英文兩年來的吃香喝辣，酬庸親密，掏空國庫民財，中飽私囊，如過街老鼠，以帶刀拒馬、鐵網高牆拒絕民意，地方選舉大敗，民調至個位數，仍執意連任。
台灣海峽兩岸誰獨裁？誰民主？能相提並論嗎？只有天淵之別可以形容。

 

大陸的國家政法機構包括「一府一委兩院」，一府是國務院，在地方稱為人民政府，一委是監察委員會，兩院則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一般政法機構之外，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大陸國家機構的功能和台灣大同小異，它的國務院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人民代表大會相當於立法院和縣市議會，人民法院相當於司法院，而監察委員會相當於監察院。不同部份在於，大陸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相當於台灣的國防部，但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大陸的人民檢察院相當於台灣的各地檢察署，但人民檢察院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檢察署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台灣的司法院有大法官解釋法律，大陸則由人民代表大會解釋法律；大陸的「一府一委兩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都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投票任免。

大陸的國家元首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的首長是國務院總理，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首長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三軍的統帥。國家主席類似於台灣的總統，但總統自然是三軍統帥，國家主席則未必是三軍統帥。近年大陸的國家主席都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過去則曾經由兩人分任這兩職務。

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共產黨是執政黨，可以被視為國家機構的延伸和補充。共產黨在中央和各地方都有委員會，例如在中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地方有省委員會、市委員會、縣委員會等等，委員會的主席稱為書記，因此有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等等，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主席是總書記，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各委員會的功能在於協調統合「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各獨立機構，其委員多半由「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者組成，因此各地的書記成為各地方的實質領導人，而總書記成為大陸的實質最高領導人(總書記一般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中央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由黨代表選舉產生，而黨代表則是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這些選舉體現了黨內民主。這些選舉的候選名單則由上級長官或相關的主席團提出，體現了黨內權力的集中。換言之，黨員/官員的升遷取決於兩方面，長官的賞識和相關黨員的選舉支持，缺一不可。

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的選舉也類似黨內選舉，是規畫下的選舉，缺點是不夠自由開放，優點是各領域的優異人士，如勞動模範、教師模範等等，多能入選，而財力不是選舉的要件。

「民主集中制」自然導致「集體領導」。共產黨的權力在各委員會的委員集體，委員都由選舉產生，書記雖然是委員會的領導者，無權撤換委員，書記因此受到相當制衡。類似地，「一府一委兩院」的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國家主席無權撤換，國家主席也受到相當制衡。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和多數國家的多黨選舉體制很不同，後者的政黨的主要工作是選舉，而前者的執政者總是共產黨，其主要工作是施政治國，術業有專攻，共產黨因此有很好的施政績效。此外，在多黨選舉體制，執政者總會受到在野黨的干擾和杯葛，影響施政的效率；也可能經常更換政府，使政策無法貫徹或連貫。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沒有這些弱點，黨政合一體制的弱點在於，執政黨的權力缺少在野黨的制衡，若大陸能實現依法治國、嚴以治黨，以法治限制黨的權力，則「中國模式」是很可能勝過多黨選舉體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