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時老中青三代國家認同的巨大差異 | 徐百川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

耕者有其田和二二八的假歷史造就了台獨運動 | 徐百川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是台灣發展的起點,使農業生產力大幅提升,也把土地資本轉化為發展工業的資本。不幸地〈耕者有其田〉卻也啟動、促成了台獨運動。

台獨運動會興盛起來,識者指出:實際上是1953年實行〈耕者有其田〉,台灣地主階級喪失了土地之後。地主失去了土地雖然得到補償,但是土地是坐享其成的永久性產業,獲償的金額是會坐吃山空,終究是要自力更生另謀生活,或是辛苦創業來度日。而擁有土地,地租的收入照樣可以用作資金另外創業發財,失去土地與獲得補償兩者不啻天壤之別,因此地主們對國民政府當然恨之入骨。

二二八之後僅有廖文毅略有左翼色彩的台獨組織,人少勢孤,絲毫不成氣候。1960年以後,這些地主的皇民子孫分別遠走日本、美國發動台獨運動,此一台獨運動後來進一步受到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的支持,因為這些中小企業主,有許多也是由過去的地主轉型,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憤恨不滿。

土地改革使得地主階級嚐到了刻骨仇恨的滋味,知道了仇恨力量能夠產生強大的動力、堅強的意志,鼓動仇恨就成了打倒國民黨的方針和策略。在兩蔣的大中國教育下,僅有少數奴性未泯的人還保有皇民情結,大多數的人都認同中國了。是以,必定要使台灣人覺得中國可惡可恨,決心拋棄中國意識,台獨才可能有發展的空間。皇民餘孽要能鼓動一般台灣人對國民黨、對中國的仇恨,唯一能找到的就是二二八,台獨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事實上倒不如說炒作二二八的仇恨才是台獨的起點。

台灣歷史有著曲折的複雜性,加上在國共內戰的亂世動盪光影下,使得歷史真相變得扭曲混淆而難明,台獨很容易對之曲解、隱飾和誇張以竄改事實。尤其是二二八,在蔣介石的言論禁忌下,民間充斥著流言和傳說,二二八成了台獨可以任意用謊言編造的歷史。台獨說國民黨的檔案文獻完全不可信,只用傳言和流語來闡述二二八。其他所有的說法只要違反了台獨的觀點和角度也都不可信,連二七部隊突擊隊長陳明忠、領導攻打嘉義機場的陳正雄,他們所說的二二八死亡人數,台獨都指他們是造謠。

台獨鋪天蓋地竭盡所能炒作二二八,致力使這段「慘絕人寰的血染歷史」成為精神酵素,以「淬鍊台灣意識,進而昇華為矢志建國的精神動力」。無所不用其極地,在全台大小公園必建二二八紀念碑,就只差在各地菜市場也建了。台獨那套誇張至極,顛倒是非,墳頭鬼唱的二二八仇恨史,經年累月,萬眾一詞地宣傳下來,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成果斐然,痛心疾首走上台獨的台灣人於是愈來愈多。

再加上國民黨愈衰愈見鬼,出了個馬英九傻傻地跟著拜墳哭墓,拿香跟拜的執政八年,宣揚仇恨的二二八假歷史就成了綠媒和教科書上的歷史事實。馬英九也不想想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為什麼都只是同樣的那一小撮二二八受難家屬,同一批戲班子在上演哀悼的奠祭儀式?其他的台獨聲稱的逾萬、數萬的死者家屬怎麼都成了隱形人,沒一個人出面弔祭?他們都忘了家族中有人在二二八被殺嗎?不僅二二八的死亡人數,還有許許多多被殺的無辜外省人,這些馬英九不該都加以釐清嗎?

前有〈耕者有其田〉,後有二二八的假歷史,於是造就了「轟轟烈烈」的台獨運動。

分析二二八事變 | 盛嘉麟

二二八事變起於多種原因:

*台灣地區人民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不但失去中國意識,而且日本情結和反華意識濃重。
*日本戰敗撤退之際,趁局勢混亂,預留爛攤,包藏禍心。
*二十多萬台籍日軍自南洋撤退返鄉,直接拋入台灣社會,日本毫無安頓計畫,製造社會動亂。
*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如謝雪紅,也參與部份活動。
*台灣地區慘遭美軍轟炸,日軍需索,經濟蕭條,民生凋疲,正是社會動亂的溫床。
*國民政府只顧國共內戰,無暇他顧,對台灣沒有完整的接收計畫,台灣更非國民政府的重點接收地區,接收作業疏忽草率,不得民心。
*陳儀在台灣實施無為而治,缺乏應有的警覺,為了支援國共內戰,後來更調走了當時駐防台灣僅有的兩師兵力(70軍、62軍),使事變發生之初,缺乏治安力量,無法迅速擺平事端,以致曠費時日,釀成嚴重暴亂。
*暴亂開始以後,台灣沒有正規兵力鎮暴,唯有零星地方警力憲兵,和各軍事基地、海港機場的守備軍力,只能緊守自衛,完全無法出動鎮暴,台灣浪人打劫殺害台灣各級政府人員及家屬,毫無制約,形同無法無天,暴亂立刻波及全省。

以上潛在的八大原因,同時存在,待機而發,缺少了任何一項就不會有二二八事變,或者事態就沒有那麼嚴重。至於台北街頭的緝菸傷人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

二二八事變失敗於事後一連串的處理不當

*台灣政府當時一面向大陸告急求援,一面向島內廣播示警,陳誠的部隊已經自上海出發,緊急來台維持治安,請求台灣浪人放下武器停止暴亂。但是台灣浪人一向藐視國軍,根本不相信國民政府有什麼武力足以鎮壓他們,暴亂繼續擴大。數日之後國軍到達基隆、高雄,面對國軍軍艦,港區碼頭仍然繼續暴亂,國軍強行登陸以後,便以粗暴的武力,不問青紅皂白,格殺勿論、強力戒嚴,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以暴制暴,平息二二八事變。

*數年之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局勢飄搖,有如驚弓之鳥,根本無暇對二二八事變迅速展開調查,公佈案由,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浪人,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撫恤所有的受害遇難人員。反而坐失良機,封閉案情,嚴禁討論,強壓民怨達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以後,李登輝政府開始調查二二八事變,強人政權和白色恐怖的時代相繼結束,台灣進入民主開放的時代,雖然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過境遷,但仍然不失為平反案情,還我公道,安撫民心的又一次大好機會。不幸李登輝只是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無意於誠意公正的審理解決一件歷史的遺憾事件。所以李登輝民粹式的解決方案是,只要是台灣人,不分精英、流氓,不論因何喪生,一概捧為精英烈士,統統平反理賠,由國家賠償每人八百萬元。而當時台灣各級政府受害人員及家屬,所有的外省籍受害人,則一概不聞不問。把一件重大的歷史案件的處理,視同兒戲,進而故意加深台灣族群之間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的處理,是一連串的失敗,最初的失敗是以暴制暴的鎮壓手段,這是出於沒有妥善的鎮暴作業計畫。繼之的失敗是封閉案情、嚴禁討論達四十年之久,不聞不問的忽視歷史案件,冀望歷史案件會隨著時間逝去。而最可恥的失敗是李登輝政府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不但加深了二二八事變歷史的創傷,進而故意加深了台灣族群之間當前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處理的歷史檢討

*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隔半個世紀,如果我們基於這是同胞之間的不幸事件,有杯酒泯恩仇的胸襟,消案不提,讓不幸事件隨著時間逝去。未來的歷史至少會尊敬台灣尚有同舟共濟、團結一致的民氣。可惜李登輝要利用調查二二八事變,煽動民粹,選舉獲利。

*如果我們要面對歷史,討回公道,安撫民心,全力公正的調查二二八事變,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流氓,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賠償所有無辜受害的台灣人、外省人。未來的歷史會尊敬台灣勇於面對歷史,賞罰分明,重建公道的決心。可惜李登輝方式的調查二二八事變,台灣人不論精英、流氓,統統平反理賠,外省人所有生命財產的損失,則一概不聞不問,煽動民粹,挑起省籍情結,居心險惡。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台灣的歷史悲情,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發生於1930年的霧社抗日事件,遠比二二八事變慘烈。日本軍隊以現代化武器,配合毒氣,來對付生活尚在半原始狀態的台灣原住民,更在事件平定之後屠殺起義原住民的所有家屬,屠殺整個原住民的村莊,其死傷之慘烈為台灣歷史上所僅見。這樣壯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霧社抗日事件,只比二二八事變早了十六年。如果二二八事變記憶猶新,那麼霧社抗日事件就不可能毫無記憶。可惜我們卻看不到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府對這一段歷史悲情有一絲追究平反、索賠安撫的關注。李登輝及民進黨只追究對中國的悲情,不願追究對日本的悲情,居心險惡,只能激起海峽兩岸的敵對,無助於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

*馬英九原來有機會進一步澄清二二八事變真相,為外省受害者討回公道,進一步揭發霧社抗日事件,為原住民受害者討回公道,可惜馬英九懦弱屈膝,年年隨民進黨跪拜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反而助長了民進黨歪曲歷史、假造悲情的氣焰,造成島內更多的對立與不平。

 

日本與李登輝 | 杜敏君

日本這個海盜國家,是地球上的雜碎,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就像強盜流氓,對付他們,只有武力比他們強,就喊你爺爺、奶奶,不知羞恥,毫無人格,請你饒了他,一旦來日他再度比你強了,又忘了過去的教訓,故技重施,以殘忍的手段來欺負你。

日原爆倖存者促認錯? 美原子彈製造者即拒絕: 不可能!該道歉的是你!

看看今天台灣的日裔倭奴的島國民族性,真是倭寇的真傳,要辨明誰是泱泱大國遷移寶島的中國血統,誰是東洋鬼子的倭奴,很簡單,就看是否有島國民族的性格便判定了。

以李登輝做例子吧,在經國先生身邊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腰幹撐不直,說話總是「是!是!是!」也就是日軍的「咳!咳!咳!」
未得勢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說了260多次的「他不是台獨」。
但是等他黨政軍權力掌控到手後,那付深藏不露、不可一世的嘴臉曝露無疑,我就是台獨,釣魚台是日本的,台灣與八年抗戰無關,台灣的祖國是日本,不然你要怎樣?這就是政治流氓。

暴徒先殺了外省人,想圍攻南部彭孟緝的軍事要塞,可以裝備3個師的裝備,如果讓他們得逞,國軍還能順利接收嗎?
國軍來台壓制是平亂,恢復社會安定,維持國家安全,竟然成了國軍的暴行,變成二二八事變。先屠殺外省人的暴行就不提了。
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首要做的大事竟然是交待邱創煥內政部長完成二二八真相調查的歷史文件。
真相報告粗糙而不公正,當初的施暴者成了受害者,對接收人員及眷屬甚至連小孩都不放過,其兇殘的程度與日本兵如出一轍。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完結篇)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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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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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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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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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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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謝雪紅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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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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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只能分裂嗎?| 郭譽申

剛過完「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但台灣似乎一點也不和平。二十七日清晨,反對軍人年金改革團體「八百壯士」突襲闖入立法院院區,其中的退役上校繆德生攀爬建築物不慎摔落地面,重傷命危,至今昏迷搶救中;二十八日上午,十多名獨派民眾帶著紅漆闖入桃園慈湖蔣公陵寢,並朝停在裡面的蔣介石棺柩盡情潑灑紅漆,造成靈柩及紅地毯上留有大量觸目驚心的紅漆痕跡。两起事件造成藍營群眾群情激憤及社會普遍不安。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是希望台灣弭平「二二八」的歷史傷痕,長保社會和平和諧,但是多年來,台灣社會似乎越來越分裂,藍綠對立始終嚴重,台灣只能這樣嗎?

前年起,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全面執政,可以說是一種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許多改朝換代,後朝一般如何對待前朝?在後朝挑戰前朝時,後朝當然會指責前朝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強調自己是正義的一方,因此是弔民伐罪、革命有理。但是等到後朝打敗前朝之後,後朝除了殺害極少數前朝親貴及堅決的反抗份子,一定善待前朝遺老、遺民,以消除怨恨、增加社會和諧、增進統治正當性。例如民國建立後,善待清朝遜帝溥儀;清初的幾位皇帝多次祭拜明孝陵(明太祖的陵墓);周武王滅商朝後,把商朝遺老、遺民封為宋國和衛國。現代的民進黨竟然比不上古代的皇帝會收攏民心、治理國家!

也可能不是民進黨愚蠢、不懂收攏民心,而是民主制度使然。過去的改朝換代之後,前朝幾乎不可能捲土重來,後朝因此可以安心收攏民心、治理國家。現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卻是經常選舉,隔不了幾年,前朝就有可能捲土重來,因此改朝換代的競爭永遠持續,後朝,如民進黨,於是寧願持續打擊前朝國民黨,而不顧收攏民心、治理國家。過去的馬英九政府恰提供了反面教訓,馬政府儘量善待在野黨,極力避免在野黨的反對和抗爭,造成自己支持者的灰心失望(當然還有其他原因),終於失去國民黨的執政江山。蔡政府或許是記取馬政府的反面教訓,因此極力追殺國民黨,才不管社會分裂、不分裂!

台灣社會的分裂或許因為蔡政府愚蠢、不懂收攏民心,或許因為民主制度使然,或許兩者皆是。有解方嗎?看不出來。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競爭永遠持續,政治人物和群眾都不是聖人,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教人要更努力鬥爭才能贏得勝利,政治鬥爭於是越來越激烈,不想惡鬥的人根本不會、也不適合涉足政治。在此狀況之下,如二二八的歷史事件永遠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和平紀念」只是口頭說說而己,藍、綠真在乎的無非是從「二二八」得分或失分。

《 多  桑 》 | 丁念慈

發佈日期:20160808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吳念真 二二八

多桑1

今天是父親節,想起多年前一部叫《多桑》的電影。

「多桑」是日語「父親」之意。《多桑》這部電影由鄉土文學作家吳念真先生編劇兼導演,劇情大抵是以他父親一生的縮影為腳本。由於行銷得宜,1994年在台灣上映時,可說未演先轟動。

《多桑》上映時,我已經結婚。當時在清華大學念研究所,經班上多位同學走告,極力推薦,我也興沖沖跑去觀賞。看完之後,大家把這部電影當作一個學術議題,熱烈地討論著……

坦白說,我對這部電影的觀感,百般不是滋味。

吳念真有其才華,那時的他,在鄉土文學領域已算小有名氣。因緣際會,再逢李登輝「本土化、去中國化」運動風起雲湧之盛,憑其對時代氛圍敏銳的嗅覺,吳念真靈機一動,有了創作《多桑》這部電影的靈感。他不落人後,以公知、名流角色加入韃伐「國民政府」的「酸民」行列,並讓「國民政府」成為《多桑》這部電影和「多桑」一角批判、歸咎的對象。

於是,吳念真起心動念,將浪蕩一生的父親寄託於電影中的「多桑」角色。他透過電影藝術和文學手法的渲染、烘托,將「多桑」浸泡在滿是時代悲情的大酒罈裡醇化。令觀眾產生一種錯覺——誤以為他父親之所以一事無成、久處貧賤,全是「國民政府」害的;甚至,他們小時候對父親的輕衊,也都來自「國民政府」治下學校教育的洗腦……吳念真編導終於成功重塑了他父親的形象,也讓自己小時候曾經那樣看不起父親,且生前羞於啟齒的內咎,如釋重負。

為人子者,透過文藝作品追思亡父,昇華父子間一生揮之不去的矛盾與糾結,原本是值得肯定,且有正面意義的事。只是——吳念真利用其編導身分和社會地位,掌控了話語權,再藉演員「多桑」此一角色「以假亂真」,隱隱然將好賭成性,致終生困頓的父親之運勢,嫁禍給所處的那個時代與政權。這種做法和心態,就大有商榷餘地了。

多桑6

吳念真過去羞於向外界提及不甚光彩的父親,直到其父亡故之後,才從時代氛圍中找到替父親「除垢」的靈感,也讓自己從罪惡感中解脫出來。創作《多桑》這部電影,無異於讓一道榮光照進自己心靈和家庭的陰暗角落。不僅博得「孝子」美名,更創造了票房長紅,真可謂面面俱到、名利多收啊!

對於《多桑》這部電影,我的觀感確實百般不是滋味。但是我的不痛快並非來自政治立場的歧異,而是從為人妻的角度看待此事。吳父終其一生,分明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匪類」男人,做兒子的竟然捏造時代悲歌,硬是把父親咎由自取的困頓,與「二二八事件」牽扯在一起,似乎以為只要沾上一點邊,就能鍍上一層金。十足投機!

我對吳念真最大的質疑是,吳所處的時代環境,適逢台灣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日趨繁榮之際。儘管吳父年少時,或許曾因替「二二八」死難者燒紙錢,被迫離開了中藥行。但這件事的嚴重性,是否足以毀掉他一生?毀掉他一生的,難道不是好賭成性、枉顧家庭生計的習性嗎?!但凡一個女人,尤其是結了婚的女人,想必都無法容忍這種丈夫、接受這種因果極其牽強的說法。

我大學讀的是大眾傳播學系,修過電影相關課程。坦白說,影評我也能寫。因為影劇編導在藝術背後呈現的思維邏輯,在我眼裡是藏不住的。其實,換種說法也行——我看穿了吳念真在編導這部電影時所做的「手腳」。

吳念真與小野在中影公司寫劇本的那段期間,或許受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政策考量的一些壓力,或是黨工「外行領導內行」的為難。但是大家別忘了,中影公司當時屬於黨營事業,國民黨文工會當然負督導權責。任何一個團體在成長、壯大的歷程,發展出不同價值取向和行事風格的次團或流派,其互相競爭也是自然而合理的。吳與小野在中影公司為劇本奮鬥的過程,不也正是他俩與同一家中影公司、同一個國民黨中的開明、新銳派人馬合作,力求突破時空環境的一些限制嗎?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貧苦的礦工之子,能夠一躍而上,成為名利雙收的影視編導,除了自身的才華與努力之外,不也是國家社會整體發展所開創的機會和舞台嗎?再說,受到大團體中不同流派人馬的掣肘,能把帳算到整個大團體上,說是中影、國民黨和國家對不起他嗎?而且,「只挑剔外界對他不周到之處,卻無視自己從國家、社會或其他人手中得到的許多幫助」!這恰恰就是打著「本土化」大旗的這群人,其人格特質與群體縮影。

多桑7

多年之後,我從報章得知「與吳念真同為台灣新電影黃金組合的女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終因國族認同等因素,與吳割袍斷義,分道揚鑣了。」之後,我又得知,朱天心與謝材俊生了女兒盟盟後,為了能專心讀書、創作,不為五斗米折腰,每個月僅花費五、六千元,過起清貧的極簡生活……

古人說「大孝顯親」。吳念真利用時代氛圍炒作悲情,把浪蕩一生的「亡父」追捧成生不逢時的悲劇英雄,藉此名利雙收。而與吳分道揚鑣的朱氏姊妹,卻捨得名利,甘願恬淡度日。父親朱西甯先生的志節風骨對姊妹倆的影響,以及天心對其子女的教養,在此不言可喻。其誰更能「顯親」?還需多言嗎?!

在父親節的這一天,想起父親,想起電影《多桑》,也想起朱天心這位嬌小的山東女子……真覺得她一點兒也不嬌小。

 

後記:讀者迴響——

大作於我心有慼慼焉!這些所謂台灣本土電影的先行者,當年享受了國民政府以威權體制維繫社會安定所帶來的好處,再利用國民黨的自省,為異議分子舖設了一條顛覆政府的通路,與3、40年代以揭發社會黑暗面為主軸的「人民文學」,最終幫助共產黨成功奪權的過程,有著某種程度的雷同。

所不同的是,當年的作家在大陸的中共政權建政後,絕大多數遭到整肅而下場悲慘。但台灣的這批本土電影的新銳,卻在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下,個個名成利就,甚至與綠營掛鈎而飛黃騰達。

這不禁讓我想起,當年小野親口對我說:「我一定要在30歲以前成名」的往事。是的,他們都做到了!可是台灣電影也正因為被「本土化」這個意識型態所框限,而淪為世界電影潮流中一個小門小戶的附庸,國際化自然談不上,連華人都不耐煩眷顧。泡沫化大概就是它的終極命運了!  ~Jade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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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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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你哭什麼 裴在美 作家、編導 中時電子報 2018.11.10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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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事件爆發地點——天馬茶房(左圖)門口,原建築物現已拆除改建如右圖。

一、 前 言

  近幾十年來,隨著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崛起,「二二八」也變成一個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以及無限膨脹的歷史謊言。

  打著「正義」的旗號,高喊「揭發真相」、「加害者的後代應該永遠不停地道歉」…的這群人,真的願意坦然面對、釐清真相嗎?真的願意弭平仇恨、促進和解嗎?當然不會!他們正是藉由不斷扭曲歷史、加碼謊言、擴大族群鬥爭的手段,才能如願攫取各種政治利益和社會資源,並成功洗腦下一代。將好好一個寶島台灣以及兩群歷史機遇雖未盡相同、命運卻同樣坎坷的同胞,硬生生撕裂為對立的兩群人——一群是自青春年少就為國族存亡九死一生奮戰,再從唐山天南地北過海來台灣,枕戈待旦的大時代難民及其後代;另一群則是剛被前面那群人從異族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台民同胞,其中一部分台民轉眼就成為製造謊言、煽動暴亂者,惡意加害那群解放他們的大陸同胞,並蒙騙、鼓動眾多台民參與暴動。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71周年。為什麼說它是「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呢?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本是查緝販賣私菸引發的警民衝突,之後演變成大規模民變,台共謝雪紅再趁亂於台中起事,意圖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顛覆國民政府。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蔓延全台,各地暴民四出獵殺「外省人」,風聲鶴唳。這整起事件的處理過程有哪些違失?本是值得詳加檢討,做為後事之師的。但幾十年下來,經有心人持續炒作,仇恨並未因政府一一落實發放賠償金、建紀念館、官方道歉……等弭平傷痕的施政作為,而有任何緩解跡象,對立反而不斷遭激化、擴大。這不是政治操作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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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南榕基金會副會長李勝雄

  這套政治炒作模式,先是每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主辦策劃的團體會邀請所謂的「受難者家屬」出來,對著媒體和攝影機哭訴一次;在見證、評論這起歷史事件的相關論述方面,逐年增加不實情節,受害人數也不斷膨脹;2017年2月11日,鄭南榕基金會舉辦「破除言論禁忌-鄭南榕X二二八」特展開幕式上,副會長李勝雄呼籲228事件的加害者趕快出來道歉,甚至說:「台灣比較寬厚,沒有報復活動,但加害者的下一代如果知道他的父執輩是加害者,要出來說明情況,最少要道歉。…」(註一)而另一位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致詞時,則說:「一個人的歷史如果被改變,就會敵我不分,就會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的人,他的身邊就會永遠充滿敵人,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敵人,他的身邊都是敵人,民主一定被消滅,他就一定會被殲滅。」(同註一)這段話話的弦外之音為何?!

鄭南榕基金會特展開幕式,林宗正牧師致詞

 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

  在這個扭曲歷史的論述過程,蔣公先遭汙衊為「二二八元凶」,再因國民黨懦弱、無遠見和睿智的領導階層,只想以模糊是非來息事寧人,甚至有意無意地附和「二二八事件」炒作者的部分說法,為其謬誤背書來懷柔示好(註二)。因此,蔣公為「二二八元凶」的罪名,在完全沒有史實證據之下,於焉成立。

  接著,幾位台獨極端分子開始逞英雄,冒險破壞蔣公銅像,當政的國民黨和地方行政主官(管)一味體察上意,予以姑息縱容。禁忌打破又創下「政治正確,犯法無罪」的惡例之後,類此行徑無疑受到鼓勵而形成「破窗效應」,誘使人們爭相仿效,變本加厲。蔣公不僅成了國民黨懦弱、無能的領導者之代罪羔羊,更因此坐實了「二二八元凶」的罪名。

  等到民進黨完全執政、大權在握之後,更藉「轉型正義」之名,欲強行拆除中正紀念堂。…事情發展到這裡,還沒完結呢!「二二八事件」當時,因殺人害命遭懲治的暴徒,其後代也領到了「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賠償金!整個「二二八事件」無限上綱,成了台獨集團的提款機。

  不過,民進黨與台獨集團還是不放心。因為揭示真相的歷史文獻始終存在,只要有心,想拆穿謊言並非難事。於是,民進黨使出殺手鐧——綠委陳其邁以「正義」之名,擬提案修法,凡扭曲或粉飾二二八歷史真相或「羞辱受難者人性尊嚴」之人,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註三)。所幸臺灣的中道良心力量尚未完全崩潰,如此大開民主倒車的「文字獄」條款,終究未能通過。

  因此,本人將善用這最後一丁點的言論自由,深入解析「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因素。一則,透過各種史料的比對研究,重建那個時空環境真實的社會現況和一般民眾的處境,對「二二八事件」或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二則,以史為鑑,深切反省如何避免重蹈歷史悲劇之道。

  唯有從各種角度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才能還原客觀的史實,讓無恥政客無從炒作。而共同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族群,才能從仇恨中解脫出來,走上療傷止痛的路途。

( 未完待續 )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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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詳請參見

1. 2017.2.11 風傳媒 / 陳耀宗 二二八將滿70年 鄭南榕基金會呼籲加害者下一代勇敢站出來

2. 2017.2.21 新頭殼newtalk | 林朝億 長老教會發表228呼籲函 掃除全國蔣介石銅像

註 二:相關新聞參見

1. 2017.2.28 聯合報 / 記者王寓中 綠喊去蔣…馬談228「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2. 2017.2.27 關鍵評論網 The News Lens 馬英九:二二八事件,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註 三:相關新聞參見 2016.2.25  中時電子報 綠擬修法228有不同見解要罰 廖元豪:醜化與清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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