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國家，尤其大國，都實行聯邦制，屬於地方分權；中國大陸則實行獨特的中央集權制度，整個官僚體系如一條鞭似地從上到下層層管理節制。中國的中央集權有下列優勢：

穩定的中央集權的第一個好處，是施政方向企劃的連貫性，譬如中短期的施政方向是提出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計劃，中國每擬定一個五年計畫都是十分慎重的，各級政府分析過去和現在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以及國際發展動態，了解新一輪五年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分析國內國際情勢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從開始制定到定案，一般過程需持續兩到三年。

在此同時，國家也設訂長期發展的目標，例如2017年十九大提出，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整個國家的施政發展，不論短期、中期、長期，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

第二個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目前中國以舉國之力對抗美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科技上、文宣上、軍事上全方位的打壓；再譬如，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如青藏鐵路、三峽大壩、南水北調、八橫八縱的全國高鐵系統、建構全國的5G系統，以及最近完工的白鶴灘水電站、拉林鐵路等等。

第三個優點是國家有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可以傾全國之力，迅速反應，正是一方有難，八方馳援，例如2008年四川的汶山大地震、這兩年的對抗疫情等。

2020年1月23日農曆新年的前夕，湖北武漢因新冠肺炎爆發而封城，幾乎同時，全國支援的資源和醫護人員，火速集結，緊急奔赴武漢，向武漢集中，立即興建武漢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兩院同為高標準的傳染病專門醫院共2400餘病床，十日內完工交付使用，至3月8日，全國共調集346支國家醫療隊，4.26 萬名醫護人員，同年3月20日本土病例階段性消失，疫情獲得有效控制。

在此次對抗新冠疫情中，中國再次顯示出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國家體制的優勢。2021年7月7日日媒“日經亞洲，Nikki Asia” 發表的全球新冠疫情復甦指數，中國居榜首。

最近讀了两本書，張宏杰的《世界史座標下的中國》與陳方正的《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主題雖然不同，两書都做了中、西歷史的對比，因此頗能突顯中國的獨特性和歷史上中國的興衰關鍵。

根據考古證據，中國文明始於約4000年前，晚於5500年前出現的中東兩河文明、5000年前的埃及文明和4500年前的印度文明，但是中國文明是古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中國文明起始時受到兩河文明的相當影響，例如最初的青銅和馴化的小麥、牛、羊等都來自中東，但是此後則幾乎自成體系，因為中國大陸距離其他文明遙遠而交通不便。

夏朝的歷史比較不清楚，中國至少從商朝就開始了封建制度，而到周朝，分封制度已經很完備，剛好和宗族制度相配合。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就實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對比之下，歐洲的封建制度始於羅馬帝國的滅亡(5世紀)，到中世紀後期(14、15世紀)才逐漸形成國王的中央集權制(各國先後不同)，兩者都比中國晚了1000多年。因此中國的政治發展可說是非常早熟的。

中國自秦、漢到明、清，一直重複類似的治亂循環。在王朝前期，國家社會蒸蒸日上，然後逐漸走下坡，最後農民起義、天下大亂，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後，新王朝取代舊王朝，開始下一輪的治亂循環。如下圖，治亂循環造成中國人口相對於西方的大起大落，社會、經濟等自然也有類似的起落。

治亂循環的最主要原因是王朝前期都輕徭薄賦，然後賦稅會逐漸加重，最後超過人民所能負荷，因此是官逼民反。賦稅逐漸加重的主要原因在於財政供養的人員逐漸膨脹、越來越多，加上逐漸加劇的貪瀆腐敗。

現代以前，中國文明的頂峰在宋朝，隨後的元、明、清比宋朝有大幅的倒退。例如，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奴隸制，販賣人口被處以重罪；但是到元、明期間，奴隸制再度盛行。宋朝皇帝很能接受大臣的制衡、約束，幾乎從不殺戮士大夫；元、明的皇帝卻視大臣如奴僕，不時加之以刑戮；清朝則承襲明朝制度而稍寬大，但文字獄嚴厲壓制言論和思想自由。

《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是一部西方科學發展史，結論是西方從畢達哥拉斯(公元前5、6世紀)、柏拉圖(公元前4、5世紀)開始，就對宇宙奧祕懷有興趣和熱情，並與宗教熱情結合，因此終於發展出現代科學；而中國自古就對自然科學較少關注，因此發展不出現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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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在古代是很難治理的，理論上中央對地方可以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實際上當時交通、通訊都不發達，中央對地方的指揮、監督必然缺乏效率。此外，當時的印刷技術還很初步，更沒有現代的複印技術和各種票證，因此財務的管理和監督必定頗難執行。這些都容易導致人員膨脹和貪瀆腐敗，最後造成王朝的覆滅。

如上述，中國的治亂循環總有大起大落，起和落都較西方的發展急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崛起、趕超西方，頗符合這樣的「大起」。現代中國能避免治亂循環的「大落」嗎？應該可以。現代的交通、通訊、印刷、複印等各種技術都極為高效，使中央對地方的指揮、(財政)監督沒有障礙，對大一統中央集權是大利多。中國反腐打貪的成功印證了這觀點，但後續當然仍需努力。

中國自古對自然科學較少關注，因此發展不出現代科學。這算不上什麼缺失，國家社會沒道理必要投資在2000年後才有用的研發上(古代的科研成果大多錯誤及無法驗證)。中國犯的錯是明、清時代的閉關自守和封閉心態；若明、清時能開放地大量吸收西方科學，中國必能很快地追上西方的現代化。

現代以前，中國文明的頂峰在宋朝。文明落後的蒙古人、女真人先後征服及統治中國，使多數中國人從唐、宋的開放、自由心態，轉為元、明、清的封閉、被奴役心態，是中國近代積弱落後的重要原因，就像五胡亂華/南北朝和日耳曼蠻族傾覆西羅馬帝國，都需要幾百年才能夠文明復興。

梁馨月：
杜先生，您的年齡完全就是我的長輩。我關注您的主頁已經很久了，你的每一個政見發表我都有仔細的看，也都會點贊表示我的認同，能夠明白您對台灣現政局哀其不爭氣的悲憤。
關於「西式民主」，不用看台灣，即使在美國以及最為成熟的英國，現在都走入了無解的困境。以後會如何發展，能否自我糾錯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坦白說全世界的政治家們都還沒什麼好的解決之道，我等小輩就更無什麼見地發表了，只能保持客觀的靜觀其變。畢竟旁觀者清，關注時局的變化還是可以做到的。

對於大陸的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式的管理模式，說實話，我還挺有信心能夠繼續一邊改革一邊保持著走下去的。
因為信任共產黨？並不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共產黨的產物，也不是從所謂俄國共產學來的，而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留下的產物。因為曾經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所以就是落後並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的？我私以為不能這樣來看。西方民主制度最長的也無非英國實施了百多年，而中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管理卻歷經改朝換代行使了幾千年。
那麼在這幾千年裡，除了拒絕進行工業革命的晚清以外，歷史事實證明，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其實這是個可以被探討的很大的話題。
無非現在就是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古代的皇帝，現在的領導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而非過去皇室貴族優先，再次才是人民和國家。

這些無需去過多表述，其實我覺得終將統一的兩岸人民都應該去好好思考的反而是將來，我們如何在實現民族、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更好的去追求和完善「民權」。
現在的兩岸，台胞把民權限定在了選舉權裡是非常狹義的，而在我眼裡，從國家如何更好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是最虛無的權利。而大陸呢？說實話，在長久的集權統治下老百姓對民權是麻木的，很少人會思索民權到底是什麼？也很少有人會想我擁有什麼民權了，我又缺失什麼民權了……
只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民權上越來越有覺醒有追求，並且努力去行動，我們才會迎來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不是黨爭，而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啊。

最基本的民權：不受威脅的生存權、吃飽喝暖的權利、取得和維護個人利益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太多太多了，可能很多台胞覺得我說的這些追求都太低了吧，大陸這都滿足不了？

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生命不受威脅的生存權放在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的年代就是天大的民權，放在現在炮火紛飛的國家裡也是他們奢求的。國家提供給你的這一切不要覺得理所應當，換句話說，萬一在美國的故意操控下，在蔡的錯誤引導下，將來在台灣爆發了戰爭，到那時再去談這些基本民權就為時已晚了。
要珍惜，不要狹隘的把民權等同選舉，這非常不智。

杜敏君：
梁馨月 ，妳好棒的敘述，足見妳是作了功課的，身在共黨的教育下，對三民主義有這樣的認知，很不簡單，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們已不懂何為三民主義了。
妳提到的最精彩的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制已行之有年，就是秦始皇首創，中國廣土眾民，若不實施中央集權、選賢任能，根本無法號令一致，如何統一？如何發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這個。
給妳100分。

 

一般都說中國自秦始皇起就中央集權，現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中央集權嗎？首先要釐清中央集權的意思，當我們說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意在區別於貴族、諸侯分封的制度，中國自古由中央派遣官員治理地方，官員不像貴族、諸侯能世襲、自主，因此被稱為中央集權，以此角度看，現代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地方的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派任。

現代已少有貴族、諸侯，中央集權的意思變得比較模糊，大家在乎的不是由官員治理地方，而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現代中國的中央有高度掌控地方的施政嗎？中央集權讓人們容易以為省級和地方政府都會完全遵守中央的政策和決定，其實不然。當北京中央宣佈新政策或決定時，各省政府一般都會和中央協商政策的調整，以適應各省不同的情況，及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而各省的領導人，省級的黨委書記，具有部長級的位階，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換句話說，中國實質上有充分的地方分權，這符合中國傳統所謂的「天高皇帝遠」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省級和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對中央施政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另外一些省分則較多仰賴國營企業。例如浙江溫州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其他地方還實行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鼓勵支持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溫州如今的私人企業佔比高達75%，對比之下，東北遼寧省的國營企業則佔比75%，私人部門只佔比25%。

地方政府不只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時甚至在對外國的關係上也與中央政府不同調，雲南省和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雲南和緬甸之間已開通由雲南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和天然氣管道，雲南企業界大筆投資緬甸，並與緬甸少數民族和對抗政府的叛軍有個人、種族和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北京中央則希望與緬甸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緬甸政府希望北京強迫雲南停止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是雲南仍相當程度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是動態的，双方隨時在拉鋸調整之中。1980年代主要實行「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年之後，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一些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徵稅納為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國家政體的分類一般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表面上看中國屬於單一制，即中央集權制，但實際上地方卻有很大自主性，即所謂的地方分權，中國極為龐大，各地的差異也大，地方分權是必需的。中國能既中央集權又地方分權，是因為中國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屬共產黨，因而易於動態協商合作。這在多黨體制是難以做到的，中央和地方可能屬不同政黨，其關係和權限必須在憲法中明定以免爭執，就成了聯邦制。

中國屬於單一制，卻有許多聯邦制的分權特徵，顯示單一制和聯邦制的二分法是不充分、過分簡化的。有些人認為中國龐大，應該改實行聯邦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中國地方分權之實，而只拘泥於聯邦制之名，實在沒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