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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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

第一，孫將軍的身高經常被寫為185公分，但實際上約175公分上下（麥帥考據的身高約180~183公分，因此看兩人合照即可比較孫將軍的實際身高）……

第二，查遍外國戰史紀錄，仁安羌之戰（其規模稱不上戰役）均無特別紀錄，即使連號稱非常喜歡孫立人的史迪威將軍，在他那本對蔣中正充滿酸言酸語的日記中（實際只是一個塗鴉記事本），也只有短短幾句話而已……

第三，仁安羌之戰，是因為英軍失去戰鬥意志～即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一場接觸戰，基本上它破壞了遠征軍在平滿納的戰略佈局，最後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雖然這與孫將軍無關，但沒有必要把這場接觸戰捧上天……

第四，英國人的確頒獎給參戰有功的遠征軍官兵，除了孫將軍外，還有負責指揮的第113團的劉放吾將軍……，但英國人在戰史上並未對仁安羌之戰重新有任何修正作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是英軍不戰而逃（說出來太丟臉），同時英軍在撤離的過程中，並沒有和參戰的遠征軍碰到面，沒有碰到面，自然也不會出現如新38師所稱：英軍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

第五，孫將軍當年被停職後，政府的確停發了孫將軍原本的薪餉，但改發了生活補助費，至於夠不夠是另一個問題，薪餉重新發放是到民國67年才開始，也就是沒有一毛錢都不發的事（請參閱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第六，仁安羌之戰（要稱戰役也無妨），在當時的環境下，政府有不得不屈從孫立人假造戰功的無奈，因為遠征軍當年主要參戰的兩個軍（不算最後入緬、臨時編成的第66軍）是抗戰四年時僅剩的兩支戰術預備隊，其中第5軍還是唯一的裝甲部隊，而緬甸的佈防也關係到國府僅剩的西南領土的存亡大事，因此為避免打擊民心士氣，當年所有大後方的新聞報導就只能跟著孫立人的偽報而偽報了。我們只要看看俄烏戰爭就知道，俄烏戰爭至今才打兩年多，還是整個歐洲一起幫忙打的，就已經讓烏克蘭民心潰散，中華民國當年幾乎是獨立面對日本人的侵略，要是沒有一點刺激，請問這仗要怎麼繼續打下去……

戰爭英雄其實是一大串悲劇的綜合，在戰時隱含了有很多無奈，但戰後就必須褪開這些神話而讓真實歷史說話……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在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