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仙窟》這篇唐人小說在中國並沒有廣泛流傳，兩唐書（《舊唐書》、《新唐書》）中卻說它在日本和朝鮮新羅國很流行。於是我想看看，什麼樣的文字技巧和內容，竟然會吸引東洋人。看完之後，我並不喜歡它的文字技巧，也覺得公子與美女的豔遇故事無啥稀奇。但是，其中藉熨斗來述衷情的一節卻引起我的興趣。

因為這篇小說是初唐時期創作的，出現「熨斗」兩字，那表示在此篇小說創作之前，熨斗就已經被廣泛運用了。這打破了我之前認為燙衣服用的熨斗是西方人發明的認知，於是我便開始查找資料，原來熨斗在商周時期便出現了，不過當時在中國是拿來當刑具的。

熨斗是到漢代才開始拿來熨平衣服，但每個朝代對熨斗的名稱都不同。譬如唐朝的富貴人家熨斗用鎏金製作，所以叫「金斗」；因為熨斗形狀像一個帶柄的平底盒子，是以木炭加熱，所以在宋代稱為「火斗」；明代則稱為「焦斗」，大概是因為常把衣服燙焦的緣故吧！

這種燒木炭的熨斗，我在小時候還看過，1988年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在家鄉的小裁縫店看到裁縫師傅仍在使用。至於電熨斗是1882年之後才被發明出來。

「飛利浦過後一片平坦」，這是民國六十五、六年間，飛利浦公司的一則熨斗廣告的slogan，廣告詞配上一張熨斗滑動在布面上的相片，很貼切且很具說服力，因此我到現在都還牢記。

熨斗過後一切平坦，是否能燙平社會的不公不義啊？

 

 

看完公視紀錄片《大地之心：一位斷層上的法國人》，心情很沉重又很歡喜。沉重是因為紀錄片裡的主角已經過世了，歡喜是因為許許多多的學者延續了主角的地質研究，解開許多地質學的謎。

這部記錄片介紹了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1947~2010）在臺灣三十年的研究過程。他是在中美斷交後，政府將學術的視角轉向歐洲之後，開始邀請法國的學者來台講學交流，而安教授是在他的老師的推薦下於1981年首次來到臺灣。

繞臺灣一圈之後，他發現臺灣是地質研究的寶地，於是開始他與臺灣三十年的交情。他在池上大坡國小發現了活動斷層而轟動國際。他不但為台灣留下豐富的手繪的地質三維圖，也將臺灣的地質研究推向國際。

他一輩子收了四十位研究生，臺灣就佔了十位，可見他對臺灣的感情與愛。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他在田野調查時親力親為，沒有架子，尊重在地文化，與在地居民打成一片，成為池上的榮譽鄉民。池上尚且設立了以他為名的地牛紀念館。

一位外國人卻鍾情於臺灣，願意用大半輩子的時間研究臺灣地質，願意手把手地指導臺灣的學生並和學者合作，帶出另一批後起的地質學者及民間的喜好者。

這些學者，若不是這部紀錄片讓他們留下影像與研究的心得，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有這麼一群默默地從事地質研究的專家，為我們解開地球之謎。

總是有人在默默地做，向英雄敬禮！

今天跟幾個大陸學者談到已故的旅美華人史學家黃仁宇先生。黃先生出身國軍，畢業於黃埔軍校，參加過抗日戰爭在滇緬作戰。後來到美國打工，然後一路拿下歷史學博士學位。

他這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在60歲之後才完成的，就是明代史中的扛鼎之作《萬曆十五年》。實際上他雖然著作不少，但是只要我們看過這一本並且還能夠精讀，大概就可以領略他的思想。「一個不能從數目上管理的國家」，這個概念讓所有研究近五百年中國史的學者有如醍醐灌頂，完全打中歷史的要害。

是的，他窮盡一生，歷經滄桑，出身於傳統中國，在國難之中接受軍事教育，參加慘烈的戰爭。之後，又目睹了美國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以及學術殿堂。在這一些因素的交雜洗禮之下，終於寫出這一本重要的著作，成為傳世經典。但如果他老人家生在今天，已經沒有這樣的可能了，因為只要兩三年寫不出論文，達不到進度，那等著你的就是被解聘，然後就失業，學術生涯到此結束。

以前的人十年磨一劍，把把鋒利無比，削鐵如泥。現在的人一年磨十劍，大多濫竽充數，虚有其表。甚至，根本就是變相抄襲。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人文學科有可能進步嗎？結果就是大量的造假，彼此相互掩護，拉幫結派，濫用經費，弄出一大堆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人永遠都不會看的東西。把數量做出來，就告訴你達成卓越，邁向頂尖了。這，是不是一種集體的幽默？還是大家都喜歡演戲？而且還逼著你非演不可。不想演或演不下去的人就等著被淘汰。

筆者從來不怕比數量，大家去兩岸的學術網站檢索一下就知道，而且有幾個人可以在這樣的年紀有三本以上專書的？但是還是很感嘆，現在的學風與制度就是如此，所以已經不可能再出現有如黃仁宇先生這樣的學者。當年大家所尊敬的大師，如果擺在今天大都只能去路邊烤香腸或者炸雞排了。

以前每到了十月，就特別的高興，空氣中流動著歡樂。十月，有很多的假期，有雙十節、光復節、總統華誕等節日，在那個還沒周休二日的年代，真的覺得很幸福！光輝的十月，是個快樂的月份。

學生的時代，對國慶日的感覺，更是特別的深刻，因為家家戶戶都掛著國旗，處處洋溢著喜氣，全國上下都投入最熱烈的慶祝。

有國慶的閱兵，有總統發表的國慶文告，而在學校更有慶祝大會和各種壁報的展示，熱鬧繽紛，人人歡舞，正所謂「國家有慶，兆民賴之」感覺生機勃勃啊！

印象最深的是，我們拿著小旗子遊行，在小鎮上繞行，走徧了大街小巷，說真的，那時才知道我住的小鎮，究竟是個什麼的樣子。

那時的遊行，我們都覺得很無趣，走的又長又累，總找些理由逃避，現在卻很懷念，很想再找回那種氣氛，可是現在的國慶，早已沒有那些活動了。

而國慶的閱兵，一向是全國矚目的焦點，電視現場的直播，透過鏡頭，我們壯盛的軍容和強大的三軍一一展現出來。

那個時候，我們真正感覺到，我們是最強盛的國家，我們的國軍是最強大的軍隊，我們總是帶著驕傲和澎湃的激情，看著閱兵的儀式，我們充滿了自信和希望。

曾幾何時，國慶日平淡了，格局變小了，好像已成了地方的活動，國際來的使節，越來越少，歸國華僑，也不那麽踴躍，激情早已不見，驕傲更是沒有，感覺有點意興闌珊了。

現在再談國慶閱兵，談遊行繞境，真有點「白頭宮女話當年」的味道，現代的年輕人，大概是想像不出那種場面。總統府，還是像從前，矗立在哪，可是總感覺是那麼的孤獨，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了吧。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我是不是有些太濫情了？唉！一大清早，假照放，覺照睡，國慶日的電視，還真沒什麼看頭，我還是想想，如果台灣真的宣告獨立，這個中華民國的雙十節，究竟還要不要慶祝啊？

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嚴之前，凡是生活在大陸的學者、作家、藝術家的書、畫、創作，都被列為「匪書」，既不能販售更不能閱讀。不過，自古禁書，禁者自禁，從未能把書禁盡、禁絕，而讀禁書可是讀書人一項私癖，能將禁書弄到手，心中怦然竊喜，夜深人靜時展帙，則有偷窺之刺激與樂趣。

三十年代的禁書，我讀過不少，比較喜歡的有錢鍾書的《人獸鬼》、沈從文的《長河》和《邊城》、魯迅的《吶喊》、老舍的《月牙兒》和《四世同堂》、丁玲的《桑乾河》，最喜歡的卻是豐子愷（1898-1975）的小品與漫畫。

豐子愷的文字平淡，插畫筆觸拙樸。不過字裡行間與圖畫中卻藏有深刻的平和、悲憫、喜樂、溫馨、童趣、天真。不像其他人都帶著強烈的批判意識或者人生的愁苦。因此，讀他的文字輕鬆有感，看他的畫則祥和莞爾，充滿人間情味。

多年來，我不時讀它一二篇，看它一二頁，他所畫的《護生畫冊》，我本藏有六冊全集，可能是前一陣子將書贈給社區及圖書館時，漏拿了一本，所以手上只有第五冊，現在也不知道送給哪個社區，無法湊成一整套，頗為抱歉。

日前，到台北時，特意到世新學弟沈榮裕開在重慶南路的天龍書局，沒想到看到一整個書架都是豐子愷的作品。一位作家，在過世多年後還有出版社願意花錢，把他的作品全部重印出來，可見豐子愷作品歷久彌新，也證明了豐子愷在文壇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在紛擾且充滿謊言、暴戾之氣的臺灣，讀豐子愷的書，看豐子愷的畫，最療癒。

林毅夫 | 七十感言：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民族复兴时代

我一直認為，林毅夫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傳奇。太多的巧合和幸運發生在他身上了。

第一、他從台大轉學到陸官，就是破天荒，而且是道地的本省人，哄動一時，獲蔣經國接見。

第二、他在陸官勤練游泳，但那時中共尚未改革開放，他不可能「心懷異志」，所以純粹是練身，絕沒想到以後可以派上用場。

第三、他在政大念書時，陳菊是圖書館館員，知道他的特殊，又是宜蘭同鄉，想吸收他，但不果。

第四、他到金門服役，被派到馬山，這是離大陸最近的據點。

第五、他游到大陸，是絕大的冒險，居然成功了。

第六，他要求中共低調不公開，中共也居然同意了。（因此台灣順水推舟，假裝不知，讓家屬領了多年的烈士撫恤金。）

第七、他要念書，中共也同意了，讓他進了北大。

第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玆到北大演講，無人英文好到可當翻譯，所以他自告奮勇。而事後，舒玆覺得他翻得很好（怎麼知道︰因為舒玆說，我講笑話，聽眾聽了翻譯也會笑），回美後，寫信給北大，願意收林為弟子。（不知林是否在北京就向他提出這個要求？這沒有人會知道了。）

第九、中共願意他去留學。（台灣的「反共義士」，一般不會再放出國。）

第十、他學成之後，居然願意再回到大陸。

之後的事情，就算是順風順水，憑個人才能了。但前面這十項，錯過一個或選錯一項，都不會有今天的林毅夫。

在台獨眼裡，林毅夫就是誤信國民黨宣傳，背棄了台灣人的苦難，忘記了台灣人的身份，而走上錯誤的道路。但在林自己看來，他走的路才是一個真正心態健康的台灣人所該走的路。以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之眼光看，林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蔣萬安在競選台北市長，他和其父孝嚴是否蔣經國的子孫，又成為議論的話題。多年來有關蔣經國和章亞若的緋聞已經挖掘極多，但是豐富的資訊有些支持肯定的答案，有些支持否定的答案，使疑團似乎仍然未解。筆者的專業是數學和資訊科技，也可說是邏輯思考。我就憑藉邏輯思考來判定一些資訊的真偽，從而推測萬安、孝嚴是否蔣經國的子孫。

首先要了解關鍵人物章亞若。有關章亞若的龐雜資訊會讓一般人覺得，她似乎是個不守婦道、人盡可夫的不堪女人。然而考慮她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的舊社會遭遇西方新思想巨大衝擊的時代，她其實更像是舊社會和新思想衝突下的無辜犧牲者。

章亞若1913年春生於南昌，1919年上小學，她成績優異，能歌善舞，還在學校辦壁報。1925年章考入南昌葆靈女校（初中），她擅長書法、女紅，自學平劇，畢業前後，還常以章蘋為筆名寫文章、吟詩作聯繪畫。以現在的觀點，優秀的章亞若當然應該繼續念高中、大學，未來很可能有不錯的發展前途。然而她卻在初中畢業後還不到16歲時（1928年冬天），就嫁給時年17歲的唐英江，並且在4年內生了兩個兒子。

由於章亞若想走出家庭，出外謀生，施展才能，並且在外有一些社交活動，而擔任低階公務人員的唐英江完全無法接受，兩人的感情於是破裂而婚姻走到了盡頭。1935年底當兩人在談判離婚時，痛苦的唐突然自殺身亡，並留下遺書指控章外遇和諸多不是。唐的自殺身亡和遺書成了當地的大新聞，而唐家則上法院控告章不守婦道、謀殺親夫，使章受到拘留。雖然章不久就無罪獲釋，她在當地的名聲是完全毀了，並出現不少不堪的傳言。

有新思想的章亞若與舊社會的唐英江和唐家無法相容，在那個時代例子不少，兩人離婚，各自重新開始就是了，唐卻走上絕路，使章背負滔天大罪，幾乎註定了她的一生悲劇。離婚無好話，而且世人喜歡獵巫，筆者傾向不相信唐家的指控和那些不堪的傳言，即使有些是實，人有些七情六慾也非大錯。

由於郭禮伯將軍幫助她脫罪獲釋，處於四面楚歌的章亞若很快（1936年）成為郭的情婦和秘書，後來進入郭家為妾（或許並無妾的名分），但章與郭妻頗多衝突，生活很不愉快（郭並不站在章這邊）。此時章的父親已過世，家道中落，而日軍迫近南昌，章的十幾口娘家人投奔她，都倚靠郭的照顧和接濟。受不了妻妾的爭鬧，1939年郭托人把章亞若介紹給蔣經國，章於是在6月跟隨蔣到贛州工作，而郭隨後帶著家眷赴重慶任新職。

在贛州的章亞若一邊工作，一邊參加了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同學包括後來在台灣曾權力很大的王昇），又得到蔣經國的寵愛。1941年秋，章已懷孕幾個月，於是到桂林待產並避人耳目。1942年3月，章在桂林產下雙胞胎，孝嚴和孝慈（與蔣的其他兒子同樣排「孝」字輩）。然而章卻在8月15日突然死亡，有可能是被謀殺。章死後，雙胞胎被交給章的母親撫養。

質疑孝嚴和孝慈不是蔣經國的兒子，有兩種說法。其一，蔣至死不曾公開承認這父子關係，甚至在1954年的日記上寫出，他的已故好友王繼春與章姓女子未婚生雙胞胎，章女病故以後，他是幫忙亡友照顧孩子。

王繼春1943年就去世了，完全死無對證。蔣經國和章亞若的親密關係，蔣身邊的一些部屬都知道，後來並留下證詞，因此蔣把章推給王是根本說不通的。蔣幾乎一輩子沒安穩過，而台灣的偏安狀況更令他戒慎恐懼，因此他隱藏任何會破壞他形象之事是可想而知的。譬如1954年時，蔣介石內有宋美齡，外有陳誠，蔣經國的接班態勢八字沒還一撇呢。

章亞若最知道雙胞胎的父親是誰，雖然她沒留下什麼證據，她必定告訴了她的母親。1949年大陸易旘，在兵荒馬亂的危局下，只有極少數與國民黨或國軍關係密切者才會逃到台灣。章母和一子一媳，帶著雙胞胎，排除萬難逃到台灣，就表示章母心中認定雙胞胎的父親是蔣經國（其他章家人多留在大陸）。若雙胞胎的父親是已死的王繼春，章母沒有理由帶著雙胞胎逃到台灣。

另一質疑孝嚴和孝慈身世的說法是，郭禮伯1941年5月初曾回到贛州，待了約兩個月，與章亞若有私下重續舊緣，正是雙胞胎受孕之時，因此雙胞胎有可能是郭之子。這是郭禮伯之子記述其父的說詞（[1]）。

郭禮伯的說詞很不合邏輯。以她的不幸經歷，章亞若得到蔣經國的寵愛和幹訓班學習上進的環境，加上蔣的地位和能耐，她必定對蔣心存感激和愛慕，而全心全意對蔣，怎可能與郭重續舊緣？而且郭兩年前帶著家眷赴任新職而獨留下章，顯然是要離棄她（即使未言明）。章怎會不知不怨？因此章面對郭，最多就是虛與委蛇、應付應付吧。

另一方面，郭禮伯知道，章亞若是蔣經國的心愛之人（[1] 中述及蔣告訴郭，蔣喜歡章），他怎敢勾搭章？郭雖然是將軍，但部隊不在身邊，而蔣是「太子」和「贛州王」，又有情報專長，因此郭若勾搭章，肯定會被蔣發現而祕密處死。換言之，章與郭絕沒有重續舊緣，而雙胞胎不可能是郭之子。

郭禮伯為何有那樣的說詞？有兩種可能。其一，即使有離棄章亞若之心，章被蔣經國奪走，郭難免心有不甘並且覺得沒面子，他聲稱與章私下重續舊緣，無非是在口頭爭回自己的顏面而已。其二，郭妻仍記恨當年與章亞若的衝突，即使章已死，仍要毀其名節，因此郭的說詞其實是郭妻的說詞。不論哪種可能，也或許兩者加在一起，不明內情的郭之子隨意把父母的無稽之談寫在書中散佈於眾，損害章的名節，莫此為甚！實在都很惡質。

根據筆者的邏輯推理，孝嚴和孝慈確是蔣經國的兒子，沒有疑問。此外，章亞若是舊社會和新思想衝突下的無辜犧牲者，受到很多無端的詆毀，令人低迴和同情，我願以此文為她打抱不平。

[1] 郭貽熹《我的父親郭禮伯》白象文化，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