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還在中國大陸訪問，他說他等了36年才有機會到大陸去訪問。36年，馬是從1987年底蔣經國開放台灣人到大陸返鄉探親算起，他感覺等了非常久。筆者只比他小幾歲，同樣是所謂的外省人，頗能體會他的心情。對比於馬，我可算是幸福多了，1998年就初次造訪大陸。

馬的訪陸展現了他承襲自父母的中國情，我的中國情也類似，來自於我的父母。父母年輕時正逢抗日戰爭，在戰爭期間結縭。母親在婚前參加了國軍藝工隊（後因結婚而離開），時常演出愛國話劇和幫士兵讀寫家書（當時的士兵多半不識字），以鼓舞官兵士氣。父親曾報名參加「十萬青年十萬軍」，由於他已在鹽務局任職，屬於公務人員，因此被軍方婉拒。抗日戰爭使全民團結，並激發出全民的中國情，尤其我的父母相當程度參與了抗戰。來台後，父母自然把他們的中國情傳給我，譬如母親在我幼稚園時就教我唱岳飛的《滿江紅》！我至今不忘。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1990年代後期經濟狀況已有些改善，於是開始追求學術研究的提升。當時中國政府認為派遣大量學者到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所費不貲，不如在大陸國內舉辦國際學術會議，並廣邀國外學者參加，還能收入一些外滙，因此大陸舉辦了不少國際學術會議，使任職於中研院的我有幸多次參加，並藉機在開會地點附近旅遊。

我第一次登陸是到杭州的浙江大學，參加學術會議，隔年則到南京的南京大學，因此我的登陸初體驗都在杭州、南京、上海三地。我的祖籍是上海，雖然不會說上海話，在上海也無近親可去拜訪，我聽到上海話還是覺得非常親切，因為小時候（在台灣過世的）爺爺奶奶都說上海話。南京大學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南京之前名為「中央大學」，而我畢業於台灣的中央大學，是南京的中央大學的在台復校。兩岸真有太多各式各樣的連繫！

杭州是建立於西湖周圍的美好城市，是我到過最多次的大陸城市。杭州氣候溫和，很熱和很冷的時間很少，因此幾乎全年都適合旅遊。西湖內有山、有堤、有島，各種景觀非常豐富，我曾按圖索驥找到所有的「西湖十景」，不僅風景優美，又有很多歷史人物留下的古蹟、故事，如蘇東坡、白居易、岳飛、于謙、秋瑾、白蛇傳等等。無怪乎自古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美名。對我這種喜歡中國歷史文化的人，杭州是永遠樂於造訪的城市。

我在南京第一次看到長江，真是好寬好長的一條河，台灣不可能有這樣的大河，台灣的河流少有船隻航行，有也是很小的小舟，長江卻有好大的江輪航行其上。難怪民歌《龍的傳人》裡有「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的名句。我想多感受長江的壯觀，一個人從跨江大橋的南端徒步走到其北端，走了半個多小時。跨江大橋上來往的車輛很多，包括公交車（公共汽車），一般人都乘車來往於江南江北，像我這樣徒步過橋的只有少數看來像是農民工的窮人。我徒步過橋，自得其樂，圓了我的長江夢！

古代希臘有所謂的四大悲劇，後來16世紀英國的莎士比亞也有所謂的四大悲劇。很久以前有一個女研究生問：中國有沒有這樣可以拿出來的四大悲劇？其實，中國的戲曲非常多，尤其元朝之後。但是在筆者看來，元明清之後所謂的四大或者五大奇書，所描述的通通都是一場又一場的悲劇。

《三國演義》真正要說的是知識分子的悲劇。像諸葛亮這種大知識分子，擁有絕佳的智慧、健全的知識、清晰的戰略頭腦、忠誠無瑕的人格、奮發不懈的努力，可是最後仍免不了要失敗，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最後出師未捷身先死。另外一個重要的角色曹操，其實一生也是一場悲劇。從年輕到老一生奮鬥，南征北討，幾度面對重大危機，曹操本人也算是文武雙全，並且很有政治頭腦，但是最後仍然無法完成統一天下的心願，辛苦打下的半壁江山在他死後40年左右就遭到司馬家所篡奪，子孫大多不得善終。孔明的兒孫，最後也都為了保衛蜀漢而奮勇陣亡。

《水滸傳》說的是傳統忠義思想下的一場悲劇。108條好漢，幾乎每個都有過人的身手，甚至文武雙全，忠肝義膽。他們本來都想好好做人，甚至很願意為皇帝做事，奈何腐敗的政治把他們逼上梁山。宋江成為梁山的領袖之後，一心一意就想要再回朝廷做事，給大多數的兄弟們找到一條出路。所以他們雖然有一些出手兇狠，甚至於殘忍，但是本質上大部分不算壞人，都想要重新做人。奈何，一旦回到朝廷，就等於又回到了過去自己的對立面，皇帝以及那些貪官集團不可能容得下這一群人，所以就叫他們不斷南征北討，最後除了少數幾個之外，都不得好死。

《金瓶梅》說的是男歡女愛的悲劇，裡面所有的角色最後幾乎都不得好死。西門慶事業成功，與官府的關係良好，但卻貪戀美色，在性慾上永不滿足，終於把自己活活弄死。潘金蓮是壞女人嗎？其實不盡然，她看到路邊磨鏡的老頭孤苦無依，會給他幾罈酸菜，她只是想幫西門慶生一個兒子，找到在這個三妻四妾的大家庭中的安全感。武大郎就更可憐，他不過是想要一個家庭、一個女人，他付出所有，寵愛潘金蓮，辛苦賣燒餅每個月賺2000文，在古代來講已經不簡單，結果卻被自己心愛的女人給毒死。其他的李瓶兒、龐春梅、吳月娘、陳經濟…，每一個都是很真實的人，每一個都只有很卑微的一點願望，但最後都只能死不瞑目，每一個人都是巨大的悲劇收場。

《西遊記》講的是人終究必須拋棄自我的悲劇。孫悟空有天大的本領，天地之間幾乎沒有對手，但是卻只能被佛祖反手壓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受苦。他固然大鬧天宮，可是在天宮期間沒人看得起他，甚至還戲弄他。那些神仙都這麼無能，又憑什麼不能讓這隻猴子出頭？但最後他必須要拋下所有的個性，完全消滅自我，變成像一個僕人一樣跟隨平庸的唐三藏，一路上受盡委屈，面對一個又一個強敵，幾次差點丟掉性命，成全了師父西天取經的願望。其他路途上所碰到的那一些所謂的妖怪，實際上跟孫悟空的狀況差不多，都是為了成全唐僧的任務而犧牲了。那最後孫悟空得到什麼？沒錯好像成佛了，但是只能從此絕塵於五界之外。

《紅樓夢》所要說的，一個大家族窮途末路的悲劇。賈府在開場時的金碧輝煌，卻在小說前言當中作者藉著幾個人的對話而透露早就已經外強中乾。這個大家族的男丁幾乎都不成材，淫亂放蕩，一擲千金。男主角賈寶玉早就已經知道整個家族在走下坡，本該承擔發憤圖強的責任，但是卻每天只知道與那些女孩們廝混，甚至於淫樂。他或許真心愛林黛玉，可是其他為他已經獻身的女孩怎麼辦？薛寶釵機關算盡，花襲人陰險狡猾，元、迎、探、昔四個賈寶玉的姊妹，其實就是「原應嘆息」，不是含恨而走，就是看破紅塵。其他的那些聰明絕頂的女孩，在賈家被抄家之後，有的淪落風塵，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年紀輕輕就病死。能夠有好下場的，實在沒幾個。那些青年男女的情愛，就只能成為一場紅樓夢。

其實這五本小說在探討的都是人性：我們面對各種的因緣、七情六慾、爾虞我詐，要如何安定我們自己的心，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平靜生活的方法？因為所有的榮華富貴都是過眼雲煙，所有的恩情關愛往往瞬間失去，甚至於反目成仇。智慧高超的如諸葛亮，能力強大的如孫悟空，慾望強大的如西門慶，武藝高強的如武松，家世富貴的如賈寶玉，最終這些人都跟一般人是一樣的，同樣要面對上面這些問題。

一個民族如何看待人生的悲劇，就代表這個民族的文化如何對每個人的生存價值來加以定義，可以看出這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深度。看懂了這五本書，其實也就看懂了傳統中國人對於生命與生存價值的看法。

今天懷著愉悅的心情回到母校世新大學，參加世新社會服務團50週年團慶。

民國六十一年寒假，我以一個人之力四處奔走，獲得先嚴支持800元，崇友電梯創辦人唐松章先生捐助1,200元，湯蘭花捐款1,200元，當時新竹縣長機要秘書周清治學長，設法從縣政府以統籌分配款撥給我們6.6萬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錢啊！），籌辦了全國第一支大學山地服務隊，團員有32名，在新竹尖石鄉的新樂及尖石國小進行了半個月的服務。期間中央日報駐新竹記者陳玉真學姊，為我們安排了兩次電視的採訪及多篇的新聞報導。返校後，課外活動組組長簽報我兩個小功，成舍我校長改披為記大功兩次，所以我畢業的時候共記了四個大功。

服務隊結束，回到學校後，我用結餘款2.6萬元創辦了世新社會服務團，沒想到一晃眼，50年過去了。50年裡，有許許多多充滿服務熱忱的世新學弟妹投入這個社團，所以這個社團才能傳承五十年而仍能依然存在且活躍。這個社團還培養了許許多多在各行各業的傑出人才。目前分布在全臺灣和國外，今天出席的人多達400多人，且有多位特別從國外趕回來參加團慶的團友，心意感人啊！

餐會後，參觀剛於去年底完工的LED智能影視基地。這個影視基地的設備，全世界的大學只有南加大和世新有，在亞洲影視界也排名前二、三名。這不但可供學生實習，由於設備與國外同步，所以有許多電影、電視、廣告都來商借，且在外界借用時可以在旁邊觀看，可擴大視野與觀察不同導演、製作的手法，相信畢業學生可以在影視界獲得重用。看到學校不斷地進步，身為校友，與有榮焉！

臨別，大家相期60週年要再聚！

《悲情城市》修復重映，但已換了人間。

昨夜第一次看了。當年上映時我何以未看？很長時間裡我都忘了原因。如今找出來了，原因是：我在服役中。那年甚至因為發生天安門運動及「風波」，整個部隊一度提升到三級戰備。

現在看，由於政治禁忌早已打破，觀者恐覺毫不稀奇。但若察看當年上映時空，解嚴不過兩年多，國民黨仍黨政軍特一把抓，即可想見它打破了許多政治與言論的尺度與界限。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一切公開探討，都是蔣經國已然故去之後。而悲情城市算是衝破藩籬的先驅與前鋒。

然而片中仍可看出許多當年圍獵、拘捕異議者的荒誕，以及它所透露的時代悲劇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隔閡，其實是台灣這座島嶼被冷戰撕裂的特殊情境下的產物。

二二八事變是二戰戰後的世界格局分配、與國共內戰的一個支系與細流；由於冷戰爆發，而國民黨在內戰中頻仍失利，台灣的物資與經濟亦成供輸內戰的支援系統，導致了官民的矛盾與仇恨，並在仇恨上憑藉一樁查緝私煙的社會性案件，迅即擴大為全島的「叛亂」。

這一當時國民政府所謂的民變中，共產黨扮演了一定份量的角色。蔣介石派軍隊抵台所要清剿的，其實就是以共產黨支持的左翼民兵為主要對象，特別是在埔里頑抗的二七部隊。

侯孝賢在這部片中所透露的，就是上映當年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左翼思潮，對白中不經意流露的馬克思主義、國民黨及其附庸的腐化，諸多異議者對於所謂的「祖國」的嚮往，尤其是女主角寬美的哥哥寬榮所要向民眾啟蒙的思想，其實都是紅色的。

但這部片因此也必不受如今已在朝上的民進黨的待見。因為他們早已解構了真實的歷史，用自己的片面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以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為核心要旨的版本。甚至連李登輝時期的行政院二二八官方報告，都要稱當時死亡達兩萬人之譜；但最終請領國家補償金的人數，累數十年之久，都不到千人，即可見出此一人數之荒謬。

侯孝賢以其獨特的鏡頭運用，為那個時代框定了一種懷舊的氛圍，縱使那一氛圍畢竟是肅殺的，但畫面裡的人物，彷彿是真地回到了當時，卻又恍然是對於當時情境的不確定的描摹，因為資料、敘事者的闕如與依然高壓的空氣，這一整條故事線都是充滿了類意識流的追憶色調。

但最終給人留下的，就是一種悲愴感。不僅被捕殺的受難者與家庭，又或是倉皇地抓捕人民的統治者，都在這一封閉的島嶼上被時代所窒息，並最終以相互的仇殺，作為它們無端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