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好，隨便寫寫。邱吉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最重要的領袖，但一般比較不曉得的是他還拿過諾貝爾文學奬。他有許多著作其中兩本最有名：兩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英語民族史。所以這個老先生的文采非常好，兩部都是大著作，也都有中文翻譯。

不過，這位被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的老先生，竟然也是毒舌專家，那種英國貴族慣有的損人功力，那可是一點都不含糊。舉兩個例子：

二戰結束前夕，邱吉爾因為保守黨在選舉中失敗，卸任首相。不過後來他仍在下議院擔任議員，當時是工黨執政。有一次下議院在激烈辯論，要不要將幾條鐵路收歸國有？這是工黨的主張，但是保守黨反對。激烈辯論一個上午沒有結果，中場休息時間邱吉爾去上廁所，這時候工黨的首相就在他旁邊一起小便，邱吉爾一看到首相在他旁邊，他就立刻離開換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小便。

這件事情讓首相非常不滿。後來就在走廊上質問他「邱吉爾先生，你知不知道剛才那個動作是非常沒禮貌的？」沒想到邱吉爾立刻回答「親愛的首相先生，並不是我沒禮貌，而是我真的怕您。因為貴黨只要每次一看到任何功能良好、尺寸巨大、又屬於私人所有的東西，就一定要收歸國有，所以我實在不敢在你旁邊尿尿。」首相艾德禮瞬間傻眼，不知道該說什麼？

邱吉爾有兩個女兒，他的二女兒長得非常美麗，後來擔任舞台劇演員，而且嫁給了一位英國的喜劇演員奧利弗。這個人出生平凡，而且因為是喜劇演員，所以專門在螢幕上搞笑。這當然使得這位老派作風的貴族很不喜歡自己的二女婿，每次都不給他好臉色。

有一次邱吉爾過生日，子孫都回來幫他祝壽。奧利弗就想趁機拍一下自己老丈人的馬屁，問道：「父親，您是二戰偉大的領袖，那麼您最欣賞的二戰期間政治人物是誰？」沒想到邱吉爾竟然回答：墨索里尼。這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很驚訝，因為這樣一位軸心國領袖而且表現這麼差勁，老丈人怎麼會說他呢？沒想到邱吉爾卻補充：「因為他敢槍斃自己的女婿！」

補充一下，墨索里尼真的槍斃了自己的女婿，就是長期擔任外長的齊雅諾伯爵，因為他在義大利即將戰敗的時候竟然跟反對份子合作罷黜了自己的老丈人。後來他帶著太太艾達在德國境內被逮捕，然後送交回自己老丈人手上，結果就GG了。

這個人在1930年代還擔任過駐中華民國大使好幾年，期間跟國民黨還關係不錯，向當時的中國空軍推銷義大利飛機，國民政府建立洛陽航校，基本上都聘請義大利教官與顧問，對中國空軍早期的發展有相當的貢獻。所以他被國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勳章，表彰他對兩國關係的努力。

他反對跟德國結盟，除了對納粹的厭惡之外，也很反對義大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他比自己的老丈人頭腦清醒一些，認為義大利外強中乾，根本沒有辦法打這場戰爭。

他自從政之後就堅持寫日記，一直到自己被逮捕槍決為止。這些日記成為研究二戰在義大利方面非常重要的史料，甚至還成為紐倫堡大審期間用來指控德國在義大利境內各種暴行的證據之一。

臺南市北門區南鯤鯓代天府牌樓颱風遭損倒塌，劉杯杯應景的來了篇文白夾雜的感嘆文，說了些因為當道內德不修、施政不力，所以上天才災兆示警的貼文；結果遭老同學打臉，說是劉杯杯｢假鬼神而論時政，士所不為」。

老同學指正，劉杯杯知錯即改，馬上承認是因為見獵而八卦心大起，以致雲裡霧裡的胡說八道一陣。
不過，心裡也不免OS，在天災跟施政之間建立因果關係的，劉杯杯可不是第一個；人家董仲舒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了。

所謂的「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理論是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人間帝王的德行和施政會影響天地運行；反之，天地異變也是對人君德行施政的回應與警示。
而這｢天人感應」還真不是因為古人不懂自然科學而胡說八道的神鬼之說，是有其工具性的。

首先，與神權結合之後，皇權可以獲得統治正當性，皇帝從此以後就可以說是｢上天之子」，獲有天命，下個命令就可以說｢奉天承運」，天說的，不是人說的。

其次，可以用來約束限制帝王；只要發生像是日蝕、地震、洪旱、彗星等現象，或災異，或是像這次的牌樓塌了，就可以用天譴來提醒或逼迫帝王反省自身的德行與政策，必須「修德改過」，像是下詔罪己、減免賦稅。

這其實就是一種制衡與民意壓力；朝臣、史官、儒者可藉天災異象彈劾皇帝或官員，形成道德輿論制衡，而百姓也更容易接受以天象災變來批判不義政權的說法。

時至今日，民智已開，科學觀念昌盛，｢天人感應」已經失去了制衡當道失德的功能；不過，在宗教、文化、民間信仰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像是重大天象與世運、人事變動相連的說法，更會影響輿論或民間心理。

這就很大的說明了從李登輝以降，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去南鯤鯓參拜、求籤的原因。
其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有：陳水扁2004年連任時，求的籤詩被解釋為要發生血光之災才可以連任，後來就有了319槍擊案；以及蔡英文也因為｢武則天坐天」的國運籤，早早就被預測會在2016年當選。

總之，「天人感應」是一套結合宇宙觀、政治學與倫理學的古代思想工具，實際功能在於提供一種「道德威懾」，約束統治者，為百姓與臣僚批評失德政權提供依據。在現代社會，雖失其科學性，卻仍在文化記憶中扮演提醒政治權力「天命有常、民意如天」的象徵角色。

畢竟，執政者若無所敬畏就容易濫權腐敗、恣意妄為、無法無天；群眾若失去對法律、道德或他人權益的基本敬畏，就只會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計，社會就會失序；個別人若無所敬畏就會自我膨脹，以自我為中心，心裡只剩自己，沒有別人。
人哪，還是要怕點甚麼才好，天命、災異、鬼神、果報，都好，才不會亂來。

瑞士，號稱中立，其實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爛國家。
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1941年到1942年之間，60%瑞士軍火工廠生產的彈藥，提供納粹戰爭使用。瑞士光學產品有50%，提供納粹軍隊使用，瑞士的機械工業40%是輸出到納粹德國。

納粹都用黃金付錢，這些黃金大部分掠奪自其他國家，部分為德國所有，直到1945年4月，瑞士還在出售槍械給納粹。
瑞士銀行為德國帝國銀行存放16億3800萬瑞士法郎等值的黃金，納粹侵略他國，奪取了許多國家的黃金，尤其許多富裕的猶太人都存有黃金，全被納粹拿走，瑞士就協助納粹洗錢。

戰爭爆發前，瑞士在歐洲不算是富裕國家，更不是什麼強國，但利用幫助納粹洗錢，以及戰後歐洲急需各類食物與物資，瑞士大發利市。
其他國家也知道瑞士在戰爭期間與納粹搞了些什麼見不得人的黑暗勾當，瑞士提出了2500萬瑞士法郎的資金，協助歐洲重建，就算是花錢消災，這只是把瑞士所賺的黑心錢拿出一小部分賑濟大家。

另外一個瑞典，出售大量鐵礦給納粹，支持納粹戰爭，納粹戰時所需鐵礦，40%來自瑞典，瑞典表面中立，實質大賺戰爭財，瑞典的貨輪裝滿鐵砂運往德國，因為瑞典中立，同盟國也沒有辦法攻擊瑞典的船隻。瑞典允許侵略挪威的納粹軍隊休假時，可以經瑞典返回德國。瑞典是個支持法西斯的國家，近年瑞典加入北約，是遮遮掩掩了幾十年之後，乾脆出櫃了。

翻看歷史，真的讓人感到會心一笑。

1944年6月，宋子文以特使身分前往華府，與美方商議中美繼續在擊敗日本的作戰上努力，並且爭取美國給予更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是，此時中美雙方卡在史迪威問題上，因為此時緬北的反攻正在進行，而中國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節節敗退，老史也要求國府將部分國軍指揮權交出來給他。而軍隊指揮權，是老蔣絕對不可能放的，所以與史迪威的關係到了決裂邊緣。

羅斯福見到宋之後就發出靈魂拷問「為何英軍可以接受艾森豪的指揮，澳紐軍可以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而中國軍隊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揮？」這一問，真是讓宋子文傻眼，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堆不關痛癢的場面話來化解尷尬。後來，蔣與史真的完全鬧翻，與美國的關係也陷入最低潮，加上中國戰場大敗，對後來局勢產生重大影響。老蔣在日記中寫過，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他也公開告訴羅斯福與馬歇爾「中國可以當美國的朋友，但是絕不為奴隸！」所以，軍隊指揮權事關國家尊嚴與主權，絕對不可能退讓。

不久之後，歷史又重演。1957年，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因為他認為已經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重工業以及核能裝備。其一在中國境內建立長波雷達站；其二是建立中蘇聯合艦隊進駐旅順，指揮權實質歸蘇。但是他很意外，老毛先生赫然拒絕。而這，造成中蘇產生裂痕，終於在1960年初徹底翻臉。

老毛說，長波雷達站必然交給蘇聯軍方操作，而聯合艦隊與進駐旅順實際上與當年沙皇強租旅大（旅順和大連）沒有兩樣。而新中國「不允許土地上駐留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而中國海軍必須中國人自己指揮。赫魯雪夫非常生氣「北約國家都允許美國駐軍，我們的軍隊與東歐的兄弟也能合作，而與中國竟然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到？」在他看來，中國接受蘇聯的援助以及技術轉移是必須要配合來牽制美國，否則這些援助沒有意義。

毛與蔣，其實都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史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而復興民族是他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奮鬥目標。羅斯福的抱怨或者赫魯雪夫的惱怒，根本原因都是在於他們難以體會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這些外國領袖當然還是帶著上對下的眼光看待中國，雖然他們可能自認為沒有惡意，是在推動雙方的共同利益。

洋人，到今日能夠理解中國人這種情緒與追求嗎？

昨天與幾個老師閒聊納粹的種族歧視。納粹就是種族主義政權，這個沒有疑問，所以對黑人沒有好話，甚至仇視，不但認為黑人文化低俗下流，而且生殖力強的特點會汙染歐洲白色血統，必須要加以清除。

戰爭期間，德軍只要俘虜黑人士兵，包括英、法、美等盟軍在內，幾乎是立即給予處決，比對待猶太人更狠毒。在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中，也很清楚描述自己對法國的不屑，認為法國讓非洲殖民地人輕易移民本土是巨大的墮落，甚至未來毀滅歐洲。1920年代，法軍佔領萊茵蘭10年，後來納粹當家後就強制法軍佔領期間黑人士兵與當地女人生的混血兒絕育，不予許黑人血脈留在德國境內。

但是，有趣的是希特勒在1936年柏林奧運，面對超強的美國黑人運動員，傑西歐文斯–這個在一天內拿下四面田徑金牌，力挫幾個德國世界紀錄保持人，雖然他臉色慘變，但是最後還是秉持主辦國的原則，與這個黑人握手合照，保持了風度。你可以說他當時還不敢過於囂張，為了製造德國的形象，但他是終究妥協了，所以留下了歷史鏡頭。

但是，歐文斯回國後，羅斯福總統竟然拒絕與歐文斯在內的黑人運動員見面。所以，歐文斯說「希特勒沒有歧視我，但我的總統有」。簡單說，當時對黑人的歧視是普遍的，除了法國比較沒有外，美國許多州同樣種族隔離，甚至此時還默許私刑處決。

可笑的是，今天歐文斯變成美國人宣傳如何羞辱與打擊希特勒的故事，所以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今天來看，納粹黑暗邪惡，希特勒偏執殘酷，但是其實也都是時代的產物，不是偶然。

面對當前世界出自宗教與種族的霸凌，我更感覺孔子值得後人尊敬，其實是他能跨越自己身上的種族，明明身為商朝王室後裔子孫，深知商人常自認是「上帝的選民」，不把商人（含東夷）外的人民當作人，將其當作奴隸，甚至會殺人殉葬，孔子對此完全不認同。

孔子具有高貴的血統，甚至當時商人正流行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面對衰落的春秋諸侯各國政局，如果他願意高舉「復國的義旗」，相信會有大批商朝後人風行景從，跟著他大搞復國主義、恐怖主義，讓整個天下瀰漫著腥風血雨。

他相信自己有天命，卻認為自己的天命是繼承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曾參與滅掉他祖先建立的王朝），傳播與實踐仁政，他放棄只有「商人是選民」這種獨斷論點，拒絕再效法商人的惡習，因此，孔子平日的講話，都會將「上帝」一詞轉化成「上天」。

如果沒有孔子堅持抗拒誘惑，不當「復商的教主」，堅持周朝雖然衰落了，其人文精神絕不可廢，相信後世將會有「商朝復國浪潮」，再度鼓吹某些人獨享上帝給予的特權，其他人都不配做人，可被輕易的傷害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益。

現在的人自我意識都很強烈，瞧不起孔子，並不令我意外。如果有人告訴你：其實你是上帝選中的人，你已被指派要帶領子民來幹一番大事，有大量的資源會提供給你來支配，你是否願意帶領你的子民「撥亂反正」，恢復你祖先的榮耀？

這段藉由復國來恢復榮耀的過程中，你要把全體鄰國都視如仇敵，不只是跟你戰鬥的士兵，更要把他們的老弱婦孺都殺得片甲不留，免得其子孫未來還能報仇。這種事情你幹不幹？孔子會駕車、射箭與劍術，但孔子拒絕戴上能讓他南面稱王的冠冕。

我知道很多人不會拒絕這種誘惑，否則現在就不會有這些恃強凌弱的殘酷戰爭了。我很慶幸有這位「萬世師表」，寧願當老師，不願當教主，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商人，但總是夢見消滅他祖先的周公。他與周公一樣，常把天下人的幸福，都放在自己心上。

日本每年到了8月就會哀哀叫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炸死20萬人，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近3年，3百萬人死了1百萬人，這當中大多是老人與婦孺，這哪裡是廣島與長崎能夠比擬。
納粹打不下列寧格勒，就圍住他們，餓死他們。

一般人不明白，以為希特勒這樣的極右派納粹魔頭，是因為反共才要與蘇聯打仗，意識形態的歧異，只是表面看來如此，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右派人士的種族優越感，將俄國人視為是低於人類的存在，所以納粹侵略蘇聯過程中，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是假，滅絕斯拉夫人是真。
納粹在撤退過程中，曾經將某些俄羅斯古城給毀了，把許多中世紀留下來的古老石造建築全給炸了，整個古城成了廢墟，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存在。

納粹的作為，其實在台灣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國民黨過去反共，那是真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國民黨不反中，因為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中國人嘛。但民進黨口口聲聲的反共，其實與希特勒一樣，是帶著種族優越的一種批判，是用反共包裝反中，反中為真，反共是假。
所以要去除一切與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符號，一如納粹對付猶太人與斯拉夫人一般。

西方國家對於二戰只有諾曼第的最長的一日，只有突出部戰役的坦克大決戰，只有渡過萊茵河的雷瑪根大橋，但是最後攻入柏林，徹底毀滅納粹反抗的，卻是蘇聯軍隊。
人們在過去的八十年間，只有西方的歷史觀，因為冷戰的政治因素，完全無視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蘇聯的軍事反攻，才是真正摧毀納粹的力量。

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主要是對於西方侵略的恐懼心理使然，與蘇聯本身的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他把東歐都搞成衛星國、附庸國，用來保護自己；從這個面向上面看，華府還不是幹一樣的事情，把西歐囊括成他的國防前沿。
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經常扭曲了歷史。

美國空襲伊朗，形成美國、以色列聯手打擊伊朗，造成伊朗的重大損失。美、以的說法是要銷毀伊朗即將開發完成的核武器，但是以色列早已擁有核武器。以色列可以幹的，伊朗就不行。伊朗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地步？未來將如何？

伊朗現在的政權始於1979年巴勒維國王被伊斯蘭革命所推翻。Friedrich Wang教授認為，巴勒維失敗是因為他的西化改革，「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參見《伊朗巴勒維國王改革對比滿清末年》）。這當然沒錯，但他是第二代的獨裁者，缺少第一代獨裁者的才幹，筆者相信是更重要的原因。1941年巴勒維接下父親的王位，1951到1953年間他竟被首相摩薩台軟禁在王宮內，在美國中情局的運作下才奪回政權。後來他的西化改革太迎合美國（被反對者指責為美國的傀儡），又敵視伊斯蘭宗教勢力，因此得不到國人的支持。（西化派現在已失勢，卻可能賣情報給美、以）

伊斯蘭革命後不到1年就發生伊朗人質危機，反美的伊朗學生衝入占領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扣留了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長達444天才釋放。伊朗政府應該沒有發動這事件，但卻有縱容和拖延之責，導致與美國的關係完全破裂。

鄰國常有歷史恩怨，如邊境糾紛，伊朗和伊拉克就是如此。趁著伊朗革命政權初建立，並與美歐國家關係不佳，伊拉克向伊朗發起了两伊戰爭，從1980年打到1988年，双方都受到嚴重損失。伊拉克的國力稍弱於伊朗，但獲得美歐國家較多的支持，因此双方大致戰成平手。

伊朗盛產石油，若能韜光養晦，及早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國家發展必定遠優於目前狀況；但是伊朗自始就挑戰美國霸權，因此長期受到美歐國家的經濟制裁，限制了它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伊朗的反制方式是支助各國的反美、反以武裝力量，如真主黨、哈瑪斯、葉門胡塞組織等，使它與美、以的仇恨越結越深，伊朗於是企圖發展核武器。

伊朗的政治制度很特殊，將民主選舉和宗教統治相結合。總統和議會像一般民主國家由選民直接選出，但其權力受到最高領袖和伊斯蘭宗教勢力的制約，最高領袖由宗教法學家推舉產生，而宗教法學家由選民投票選出。雖然宗教統治可能阻礙國家的現代化，伊朗的政治制度符合其國情。伊朗為多民族國家，其主體民族波斯人僅占總人口的61%，其餘有亞塞拜然人、庫德人等等，不容易團結。但全國人口中98%信奉伊斯蘭教（89%信奉什葉派，9%信奉遜尼派），宗教統治有助於國家的團結。

伊朗雖然蒙受重大損失，但它是領土達164萬平方公里的大國，擁有大致團結的近9千萬人口（以色列只有約1千萬人口）和還不錯的傳統武力及飛彈、無人機能力，使美、以幾乎不敢派出地面部隊攻打伊朗。即使最高領袖被突襲斬首，伊朗政治大致穩定，就會推舉出新的最高領袖，影響也不大。看來美、以與伊朗的對抗將成為消耗戰，包含空襲、恐攻等等，對誰都沒有好處，而中、俄、伊斯蘭國家將會聲援被侵略的伊朗。但中、俄千萬別出兵參戰，以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最近看到有人在鼓吹後藤新平的「開明專制」，說如果當年漢人和原住民抗日成功，只會讓台灣淪為非洲原始部落社會或被共產黨統治，內文實在怵目驚心。

我之前有提到民國初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主張「開明專制」，他是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略危機下提出救國主張。丁文江作為一個理工人，從工具主義的思維出發，希望國民政府能成為一個效能政府，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沒有惡意。然而，他對「開明專制」背後的歷史和思想脈絡缺乏理解，「開明專制」在特定環境下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曲解和濫用。

「開明專制」起始於18世紀部份歐洲君主運用啟蒙思想家的觀念，合理化其專制統治的過程；意即具有啟蒙思想的君主和官僚，要由上而下教化「愚昧的」人民。在新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後，「開明專制」也被用來合理化殖民統治：這種思維認為，正是因為西方人和日本人具有「啟蒙思想」，非西方人處於不認識「啟蒙思想」的「愚昧」狀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殖民統治，不從就要遭受嚴厲的刑罰。

這樣的觀念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因為在近代亞洲當中，日本最接近西方中心論眼中的啟蒙狀態，「未啟蒙」的中國大陸、台灣、朝鮮都應當接受其「開明專制」的「文明開化」。若要最徹底的「開明專制」，抗戰也不必打了，直接像汪精衛一樣投降日本最快，全亞洲都在日本的「開明專制」下走向現代化。「開明專制」本質上是幌子，在啟蒙思想包裝下仍然是血淋淋的暴力壓制和經濟掠奪，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才是現代政治的正途。

有論者說中共和新加坡政府也是「開明專制」，但「開明專制」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壓制，中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人民由下而上建立政權，若只是以「開明專制」控制社會，今天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各族、各界人民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一直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與「開明專制」的歐洲君主國及後來的殖民地統治有本質上的不同。

任何政治體制若只是一味的壓制和征服，而沒有融合與協調，勢必會遭到人民的反撲，再怎麼強大，不過就是招致秦朝速亡的後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