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的規模 | Friedrich Wang

中國與西方古代的城市規模有多大?

考古遺跡固然可以推算,比較明確的紀錄應該是史記關於戰國時期齊國首都臨淄的描述,戶數超過7萬。若以五口之家來估算,人口當在30-40萬之間。這在上古時期是非常可觀的,根據今天羅馬的紀載,羅馬城在2世紀末的全盛時期最多就20幾萬,君士坦丁堡在6世紀中葉達到30萬人,這就已經是歐洲古代之最了。漢代的長安、洛陽、南陽、宛城等等大城,根據史料推算都當在80-100萬左右,三國時期江南的建康,到了吳國末期人口也有30萬之譜。

漢代的長安

而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城市基本上趨於毀滅,幾乎是零。同時期中國唐代的長安、洛陽、成都,宋代的開封、杭州,甚至於廣州、泉州等等,都是輕易達到100萬以上的規模,商業繁盛,各族各國人民在其中生活,是國際性的大都會。

文藝復興時期,也就是馬可波羅的威尼斯大約10萬人,其他如米蘭等都不超過8萬,就已經是當時歐洲之最。西歐更是慘淡,同時期的倫敦、巴黎都不超過5萬,柏林還是狼群出沒的小鎮,東歐只有基輔稍微可觀,大約3-4萬,華沙、莫斯科等等都還只是農村。而這些歐洲大城在當時的中國,頂多只是中小型的城鎮而已。

這就難怪當16世紀傳教士到達中國,看見蘇、杭等江南大城動輒2百萬人以上的規模,都會讚嘆不已,彷彿像是來到天堂。

長安附近的歷代演變

五代十國的吳越和北漢-給台灣的啓示 | Friedrich Wang

秦漢大一統之後,歷經了三次的長期分裂。一次是魏晉南北朝將近400年,第二次是唐朝崩潰後的五代十國,歷經80年。第三次,就是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直到今日的海峽對峙,已經百餘年尚未真正統一。

分裂時期並非完全戰禍不斷,局部的和平繁榮,甚至文化上的輝煌也出現過。五代時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國在今日浙江省為主體的吳越國,由錢鏐在公元907年所建,都城為錢塘(杭州)。強盛時擁有十三州疆域,人口預估不低於800萬,為南方的大國。吳越國採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經濟繁榮,漁鹽桑蠶之利甲於江南;文士薈萃,人才濟濟,文藝也著稱於世。由於吳國阻隔陸路,因此吳越朝貢中原王朝多經登、萊海路,海上交通發達,與後百濟、新羅、日本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頻繁。

吳越國的水利在十國中是最著名的。錢鏐設撩湖軍,開浚錢塘湖,得其遊覽、灌溉兩利,又引湖水為湧金池,與運河相通。此外,在唐末時期,錢塘江口地區因海潮襲擊,「自秦望山東南十八堡,數千萬畝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後梁開平四年/吳越天寶三年(910年),錢鏐動員大批勞力,修築「捍海石塘」。用木樁把裝滿石塊的巨大石籠固定在江邊,形成堅固的海堤,保護了江邊農田不再受潮水侵蝕。並且由於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邊農田得獲灌溉之利。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境內無棄田」,歲熟豐稔,民間五十錢可糴白米一石。

兩浙又為著名桑麻產地,湖州顧渚山出產著名的「紫筍茶」,天福七年(942年)忠獻王錢弘佐一次就向後晉進貢二萬五千斤之多。手工業高度發達,官府生產的各色繡金錦緞綾絹不僅供王宮之需,還大量進貢中原王朝。吳越國的陶瓷業也相當興盛,主要的陶瓷器生產場地是越州餘姚上林湖的越州窯,此外還在處州龍泉、上虞窯前寺等地設立官窯。吳越生產的「秘色瓷」昔日為錢氏內用,大臣非有功不得賜,故名。其工藝細膩,胎骨均勻,底部光潔,為吳越進貢及海外貿易的主要物資之一。

這個國家徹底採取和平建國政策,臣服於北朝,所以至少60年的和平安定,建立上述輝煌的文化,保境安民,社會繁榮,經濟富裕。975年援北宋滅南唐,978年吳越末代國王錢俶為了避免戰亂,所以主動獻土併入北宋。簡單說,這個國家被和平統一了。

但是吳越國輸了嗎?剛好相反。這個地區長期成為北宋王朝最重要的經濟核心區,人才眾多,教育發達。150年後,北方又發生事變,女真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開封,歷史上的靖康之禍於是發生。在這天崩地裂的浩劫中,殘存的皇子康王趙構在諸將領的奮戰下穩住半壁江山,首都就重建在當年吳越國的杭州城,重新開啟了又一次150年的太平安樂歲月。

歷史上的輸贏,又要怎麼論述呢? 另一個小國的典型,就是立國在今日山西省的北漢。951年,後漢被郭威所篡,改國號周,史稱後周。郭威並廢殺原本將被立為漢帝的後漢高祖劉知遠的養子,也是高祖弟鎮守晉陽的河東節度使劉崇的嫡長子劉贇。劉崇原本以為兒子將被擁立為帝而按兵不動,得知兒子死訊後在太原繼位,繼承後漢,但國家疆域和地位已發生巨大變化,史學家將其定位為新政權或殘餘政權,為別於後漢和南方的南漢,史稱北漢。

北漢國兵役繁重,與後周、北宋進行多次的戰爭,國內人口銳減到只有盛唐時的八分之一。北漢最後在979年宋太宗年間被包圍,楊業歸宋後,太原城內軍心動搖,最終投降,宋太宗在戰事中損兵折將,氣憤之下將太原城平毀再引汾、晉二水灌城,給屢遭戰火的北方百姓又帶來嚴重的損失。

宋太宗深感晉陽自古為帝王龍興之地或割據勢力反抗中央政權的巢穴,傳為「龍脈」,而晉陽城地形險要,城高池深,易守難攻,百姓習於戎馬,人性勁悍,難以掌控。太宗懼怕此地再出割據政權危害北宋,同時憤恨於晉陽城軍民的長期頑強抵抗,稱此地「盛則後服,衰則先叛」,遂以開封太原星宿不合為藉口詔毀晉陽,先遷城中士紳富戶在開封洛陽,又火燒城市,城中老幼被燒死或逃跑被踩踏致死者不計其數,並征伐數萬人削平晉陽北部的繫舟山山頭,曰「拔龍角」,並下令決汾水、晉水沖灌晉陽城廢墟,禁止任何人在當地居住,徹底將晉陽摧毀。這個小國自建國以來窮兵黷武,與中原王朝武力對抗,全國壯丁幾乎死絕,最後還又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兩個同樣是亂世中的小國,最後卻有這樣的天差地別。這其中的政治智慧以及結局,是不是值得台灣今日去思考?

中國失去外蒙的原因及外蒙現況 | 盛嘉麟

外蒙獨立這段歷史既複雜又混亂,沒有定論,我的看法只供參考。

中國國勢蜩螗,雖然二戰後號稱世界五強,其實是被另外三強美、英、俄看不起的,任意宰割,外蒙獨立是雅爾塔密約中的一部份,這是失去外蒙80%的原因。

因為國勢蜩螗,經濟貧困,連外蒙都看不起中國,早在醞釀外蒙獨立,所以後來的公民投票自然不在話下,這是失去外蒙15%的原因。

蔣介石和蘇聯簽和約同意外蒙獨立,是為了和蘇聯交換支持國民黨,不要支持毛澤東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蘇聯後來還是支持毛澤東。我相信主要是史大林的領土野心,想在中蘇之間搞個緩衝國,而且戰後英美也無暇關注外蒙的議題,讓蘇聯放心宰割中國。而且史大林也明白當時的蒙古人寧選蘇聯,也不願意歸屬中國,公投獨立勝券在握,這是失去外蒙5%的原因,其實5%微不足道。即使要伐撻蔣介石賣國,他也只有這5%的責任。何況即使蔣介石屬下的宋子文不簽和約,王世杰還是簽了,外蒙仍然獨立。

外蒙算是蘇聯的附庸國,政治文化教育語言…..全盤俄化,生活改進,沾沾自喜,傲視中國。但表面上算是獨立國,只差一步,還沒有加盟蘇聯。

世事多變,沒想到1991蘇聯帝國瓦解,外蒙摔落地上,自謀生活,經濟困頓,反觀他們在中國境內的內蒙古同胞開始吃香喝辣,高樓大廈。過去幾年還有外蒙議員提出加入中國,當然國會不會通過。

最近十年外蒙的煤碳礦產,大量銷售中國,基礎建設依賴中國,經濟大有改善。這時外蒙的民族主義漸漸興起,去俄化非常普遍,成吉思汗從蘇聯時期的侵略者恐怖份子形象,變成蒙古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銅像取代了列寧、史大林的銅像,蒙文蒙語及藏傳佛教再起。

外蒙是沒有志氣的國家,而且崇拜白人,尤其是AngloSaxon的國家,接壤中國千百年,中文不通,附庸蘇聯卅年俄語變成國語。即使經濟嚴重依賴中國,心裡想的還是蘇聯,扒不成就攀附美國,甚至攀附二毛子日本韓國。外蒙依賴中國賺到許多的錢,但日常生活的食物用品卻以俄國貨、日本貨和韓國貨為主體,鮮少進口中國貨。軍事上還想勾搭美國日本來抗衡中國,幸好外蒙地處中國內陸,人口300萬,是屬於必要時一巴掌就打死的國家,無足為患。

蘇聯和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的失敗 | 盛嘉麟

1917年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以工農階級為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當時世界的大事,不久社會主義的浪濤席捲全世界。

吸引了世界各地知名人物及留學生,前來蘇聯觀摩取經,像蕭伯納這樣的大人物也崇拜蘇聯,並不讓人意外。

蕭伯納拜訪蘇聯是1931年,正當革命初期,氣象宏偉,讓人尊敬。

蕭伯納死於1950年,沒有看到後來蘇聯的墮落、殘酷及經濟失敗。

更沒看到1990年蘇聯知識份子集體崇拜AngloSaxon,寧願搞垮自己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醜態。

1992年俄國領袖還異想天開要加入北約,崇洋幼稚,心理強度不如中國的領袖及知識份子。如果不是雄才大略的普京力挽狂瀾,俄國今天恐怕還是個癱瘓的國家。

我的岳父年輕時留學蘇聯,同樣的崇拜蘇聯,1980年代他和一位留蘇的同學來美國旅遊,一起在我家住了兩三星期。

兩人看到美國街上的嬉皮Hippie,還恥笑美國年青人的墮落,誇讚蘇聯青年人的蓬勃(那是他留蘇的30年代)。

我當時提醒他們蘇聯農業失敗,糧食欠缺,莫斯科人排隊搶購馬鈴薯土司麵包的慘狀,國事蜩螗,他們老人家根本斥為無稽的謠言,聽不進去。

兩人讚嘆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中國要跟隨蘇聯的步伐努力以赴。

我的岳父及同學二老都在蘇聯瓦解前,帶著美好的蘇聯印象去世,算是他們的幸運,至少帶著社會主義的美夢走的。

雖然蘇聯帶領的第一波社會主義建國失敗,我仍然尊敬蘇聯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夢想。

我相信1920~40年代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不足以處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它強大的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顛峰時期,使得社會主義失去風采,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次要原因。

今天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國家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足以提供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強大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破綻百出、政客醜陋、造謠欺騙、民粹橫行以及貧富不均,使得社會主義風光起來。這都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大放異彩,即將贏得成功的原因。

好領導者與好人 | Friedrich Wang

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宋朝的輝煌-各時代有不同評價 | Friedrich Wang

陳寅恪先生說,東方的古代文明到了宋代達到鼎盛。這不單單指的是物質文明,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層次。

太祖趙匡胤創建北宋,相傳有三大遺訓:善待柴家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永不加農民稅賦。雖然太祖出身行伍,由這三樣遺訓就可以理解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洞察。善待柴家可以扭轉五代殺伐血腥的氣息,農民吃得飽就基本不會造反,尊敬與禮遇文臣,讓他們得到暢所欲言就可以使朝廷時時刻刻保持警醒。光是這三點就可以得知這位開國帝王的睿智,而他的子孫也大致上能夠奉行,很少例外。

南北宋相加起來共計300多年,沒有發生過一次全國性的農民叛變,柴家子孫直到最後時刻的厓山戰役都與趙家子孫一起奮戰殉國,除了一個岳飛之外,皇帝基本沒殺過大臣,即使賈似道這種誤國巨奸也只是被免職流放。300多年大致的和平安定使中國人口一舉突破1.2億,根據各種資料估算,光是半壁江山的南宋其GDP就佔了世界的45%左右。

這樣溫和愛民,並且在學術、經濟、教育、甚至和平處理邊疆關係等方面不遺餘力的朝代,並且實行世界最早的軍隊國家化政策與發行紙幣,到了近代卻被打上了積弱不振的黑暗印記。其實,北宋的貿易以及經濟優勢,基本上已經控制了契丹、西夏等國的財政,所以才能和平120年左右,南宋對女真的情況也類似。

近代中國的內憂外患,戰敗後簽訂不平等條約,使得宋朝不再得到肯定。反而古代被看得甚低,窮兵黷武的帝王,如漢武帝等,因此翻轉了歷史評價,變成民族英雄般地被歌頌。直到1930年代,才又有學者發現到宋代的偉大。在宋朝之後,蒙古人短暫統治全中國,實際上是文明的一次倒退,而趕走蒙古人的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專制帝國,對士大夫血腥屠戮,滿清王朝有樣學樣,更之後的白色恐怖、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中國讀書人到今天也只能苟延殘喘罷了。宋代的開明在中國成了絕響。

克羅奇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由宋代地位百年來的消長,可以得到完美的詮釋。

閒話南島語族 | 賈忠偉

考古學家以──距今約7,000年至4,700年之間位於今臺灣新北市八里區埤頭里公田聚落南方的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分析,在1,000年內大坌坑文化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之內。學者認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福建、廣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賈德.戴蒙因此直言──臺灣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故鄉,目前世界所有其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南島語,東到復活島上的,都是由臺灣出發的祖先群帶出去的。

《民族語》基於白樂思(Robert Blust,1940~,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語言學博士)1999年的新分類,將1,256種南島語言,分為10大分支(分群),是民族語有列出語系中,語言數目第二多的語系。而臺灣原住民說的26種南島語構成其中。

就因為南島語內部,包含上千種語言;因此一部分學界參照區分生物地理區域的華萊士線(Wallace Line),將南島語分別為東、西兩大支,即大洋洲語(Oceanic,含大洋洲波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三大群島語言,以及新幾內亞東部語言)與非大洋洲語(Hesperonesian,含馬來西亞語、印度尼西亞語、爪哇語、菲律賓語等)。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在語區上被歸屬為西支,但部分語言學家在與數百種南島語進行同源字鑑定與百分比計算、探求各語言之間的親疏關係後,有學者認為臺灣在南島語的源頭與擴散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獨立為福爾摩沙支,與東西兩支鼎立的說法。

(Ⅰ)賈德.戴蒙(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文化),p373~377。

(Ⅱ)維基《中文百科》之【南島語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E8%AA%9E%E7%B3%BB)。

(Ⅲ)《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Ⅳ) 詹素娟:《典藏臺灣史(二)臺灣原住民史》(玉山社),p16~17。

◆另根據《維基百科》與《百度百科》的解釋: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s)是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總稱,他們使用玻利尼西亞諸語言,屬於南島語系的一個分支,並居住在玻利尼西亞。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包括毛利人、薩摩亞人、東加人、吐瓦魯人、夏威夷人、塔希提人、托克勞人、庫克島人、瓦利斯人、紐埃人、復活節島人等10多個支系。以1978年的統計顯示,波利尼西亞人口總數約有90多萬人。

◆除了依據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判斷南島民族是如何移入臺灣的之外,也可以從山地陸稻(即旱稻)的移入路線來追蹤和推演臺灣原住民是從何移入的。目前已知,稻起源自長江流域,後來與山東起源的黍、稷一起往南方傳播,之後再隨移民進入臺灣,這個路線也許透露南島語族遷徙的線索……而從生物分類學來分析,陸稻和水稻其實是同一種(species),都屬亞洲栽培稻(Oryza sativa)。稻子既能生長在水田也能適應旱地,栽種在水田的叫水稻,種植在旱地的就是陸稻了。

根據南科文化遺址(臺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各個考古遺址的統稱)挖掘到的稻米化石,大約5,000年前,臺灣史前的原住民即以旱作的方式種稻,以作為日常食用的糧食。這個農耕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福建沿海一帶的漢人移民來臺,才引進「秈稻」和水田的耕種技術。

而這些經過千年環境演化,早已適應臺灣日照長度與溫度的山地陸稻,之後意外與日本的稻米品種--龜治和神力的基因混合,就孕育出適合臺灣氣候的「臺中65號」稉稻--即今日蓬萊米的祖先。

參見--《山地陸稻很有事!破解臺灣蓬萊米身世,發現南島語族遷徙線索》(https://research.sinica.edu.tw/hsing-yue-le-rice-gene-austronesian/)。

◆在追蹤山地陸稻之後,也可以從──雞、豬、狗、太平洋鼠(又稱玻里尼西亞鼠、緬甸小鼠、緬鼠,是世界上分布第三廣泛的鼠類,僅次於褐鼠,黑鼠)……麵包樹、芋頭、香蕉、構樹等70多種植物所構成的「農業包裹」來追蹤探討南島語族的遷移路徑與過程。這其中又以原生於東亞與中南半島的構樹最具代表性。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鍾國芳,透過分析──臺灣、大陸、中南半島、日本、菲律賓、印尼蘇拉威、新幾內亞及大洋洲島嶼,共計604個構樹樣本,在母系遺傳的葉綠體基因組ndhF與rpl32兩個基因間的DNA序列中,偵測到48個單倍型。其中分布在太平洋島嶼的構樹都帶有南臺灣構樹特有的單倍型cp-17,這可以證實太平洋構樹的起源地就是臺灣。而分布於北臺灣構樹的單倍型多樣性則較低,但幾乎都攜帶cp-1或cp-1衍生型的單倍型,cp-1是福建至華中一帶最常見的單倍型…由此可以推斷北臺灣帶有單倍型cp-1的構樹可能是南島語族「先祖」由福建從北臺灣登陸的證據。這樣的推論與臺北盆地五股13號鑽井中的桑科植物地質花粉出現年代,以及八里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有溝槽石拍打棒的年的相當一致,顯示構樹單倍型cp-1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先祖」、「出南中國」、「入北臺灣」的遺傳印記,而這樣的推論與近年來馬祖「亮島人」遺骸粒線體DNA分析結果也頗為一致。

此外,根據英國自然史博物館以及美國國家標本館於1959年和1964年採集自新幾內亞山區部落栽種的構樹標本,其中偵測到一株帶有cp-17、兩株帶有cp-34的構樹。由於cp-34是廣東至中南半島一代最常見的基因單倍型,最有可能源自於中南半島,暗示了「多元擴散路徑假說」的可能性。而同時發現cp-17與cp-34似乎又顯示,來自臺灣與中南半島兩股元素交會「入侵」了美拉尼西亞的新幾內亞海岸後,巴布亞人把此南島文化元素「整合」帶入新幾內亞山區,與「航海廊道整合說」不謀而合。

所謂的「基因單倍型」指的是,染色體上的DNA序列在複製的過程中偶爾會發生突變,造成了不同染色體間DNA序列的差異,這些位於同一染色體區位但序列不盡相同的DNA序列就稱為:「基因單倍型(又稱:單元型/haplotype)」。經過分析,單倍型之間的關係及演化途徑可藉由「單倍型網狀圖」呈現。染色體的某些區域中DNA中有較高的突變率,會產生較高單倍型多樣性,這些不同的單倍型隨著物種族群的消長而散布各處.而藉由分析單倍型地理分佈來檢視物種族群歷經傳播、擴張、隔離等歷史的研究領域,稱為親緣地理學。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1~125。

◆人類首次運用語言來解決民族起源問題,其實是從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研究開始的。早在十六世紀,人們就已察覺歐洲所使用的義大利語、凱爾特語、日耳曼語以及波羅的語、斯拉夫語,與遠在印度所使用的所謂「雅利安語」存在著相似性。英國的威廉•瓊斯 (William Jones)爵士在1786年第一個提出這些語言可能有共同的祖先,這就是所謂「印歐語系假說」……

臺灣的原住民在語言上是屬於南島語族,南島語系是西元1,500年之前世界上分佈最廣的語系,現在世界上講南島語的人口超過兩億,散佈在北到臺灣,西至馬達加斯加島,南至紐西蘭,東達復活節島之間的廣大地域。1600年,荷蘭商船在馬達加斯加島進行補給之後,一路航行至印尼,他們發現馬達加斯加島民所說的話與馬來語極為相似。後來學者又進一步發現西玻里尼西亞語也同馬來語類似。到了1838年,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了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一詞,來統括分佈於島嶼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語言。1906年,奧地利學者Wilhelm Schmidt提議以Austronesian(意為南方島嶼)一詞取代原先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

有關南島語系的起源問題,臺灣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有不少學者主張臺灣及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是南島語系的早期起源地,特別是澳洲的考古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1943~)。其他的語言學家也多有贊同此說者,如Robert Blust(白樂思)認為在大約西元前4,500年的時候,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臺灣和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澳洲語言學者Darrell Tryon則推測最早的南島語起源於華南,在5,000~6,000年前遷移到臺灣,再由臺灣東南部的阿美語族群遷徙至菲律賓,並進一步擴展至馬來半島、印尼及大洋洲。其他如Stanley Starosta(帥德樂)和Lawrennce Reid等語言學家也持近似的看法……

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系起源地的說法,在語言學研究中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優勢的見解,但是最近遺傳學家所做的基因研究中,卻提出不同的觀點。像中國大陸的──宿兵與金力等學者就南島族群男性的Y染色體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東南亞才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不過,看似較為「科學」的DNA分析也有歧異的研究結論,Terry Melton的基因研究就支持「臺灣南島原鄉論」的觀點,他推測臺灣為遺傳獨立區域,環太平洋地區的南島族群極可能自臺灣擴散出去。也有學者的DNA分析結論是認為:東印尼才是南島族群的原鄉,可能的地區為婆羅洲東南部及印尼東部的摩鹿加。另外更有學者指出從DNA分析來看,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不是只限於最近的6,000年,而是更久遠,甚至早於12,000年。

針對語言學與遺傳學研究結果的歧異,大家都寄望於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已故的張光直院士曾提出臺灣北部的大坌坑文化(距今約7,000~4,700年前,為臺灣新石器時代)很可能是南島民族早期所遺留的考古文化,最近焦天龍先生在張光直先生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東南史前文化在特徵上表現出很強的共性,其發源地是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臧振華以考古證據提出一種綜合性的假說──《多元擴散路徑假說》,他認為南島民族是原居於大陸福建、廣東沿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約在5~6,000年前開始向臺灣移民,而這批抵達臺灣的南島居民主要是在臺灣獨立發展,並透過海上活動與大陸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的人群有所接觸,而可能受到若干影響,其間也有可能偶爾有來自華南及東南亞的少數新人群移入,結果才造成了現代臺灣南島語言和文化的高度複雜性。

參見--陳健文:《語言與民族起源及遷徙的關係~以印歐語言和南島語族為例》。

澳洲學者貝爾伍德提出的《南島語族出臺灣說》,則是整合了考古學、語言學、遺傳學等資料,貝爾伍德認為南島語族的「先祖」是新石器時代活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民,在人口增加與土地需求的壓力下,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向外擴張,並於公元前4,000~3,500年間來到臺灣,距今5,000年前一部分南島語族人「出臺灣」向南擴散到菲律賓北部,到了公元前2,500~2,000年間,他們迅速擴張,取代了東印尼群島以狩獵和採集維生的原住民。距今3,400年前,南島語族進入近大洋洲,而到了公元1,000年前後,南島語族已拓殖大洋洲多數島嶼。紐西蘭考古學家葛林(Robert Curtis Green)強調南島民族的複雜性,以《航海廊道整合說》闡述南島語族由島嶼東南亞「入侵」近大洋洲後,「整合」了美拉尼西亞住民(美拉尼西亞人來自非洲,在遷移的過程中,曾先後和已經滅絕的──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混血過)在地的物質與技術,「創新」形成拉匹達文化(Lapita Culture),奠定了南島語族成功拓殖大洋洲的關鍵。拉匹達文化是在西元前1600~1500年的大洋洲新石器文化。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宿兵(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博士、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所研究員)與金力(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生物醫學/遺傳學博士、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分析了東南亞、臺灣、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波里尼西亞地區的36個族群,共計551位男性的19個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所組成的單倍體基因型(haplotype),發現臺灣南島民族(即通稱的臺灣原住民)普遍出現的Y染色體單倍體基因型,和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普遍出現的基因型差異極大:臺灣原住民的主要型態為H6至H12(但不同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各有不同的基因型態),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為H1、H5、H6等,而美拉尼西亞則為H1、H5、H17。但在島嶼東南亞族群中,前述兩個地區的單倍體基因型都有出現,顯示島嶼東南亞可能是這兩個地區南島族群共同的起源地……

宿兵等人在這一篇論文發表之前一年,已經檢測東南亞地區34個族群925位男性的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發現中國大陸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較少,且都被大陸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所包含,因而推測現代人在最後冰河期進入東亞後由南向北遷移(Su et al. 1999)。

而金力與宿兵甫於2000年11月份在Nature Reviews發表的一篇回顧論文中,更進一步確認現代智人種(homo sapiens)「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理論(Jin and Su 2000),他們認為:現代智人種於六萬至一萬八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最後一個冰河期間進入中南半島,其中一波由南往北遷移,形成現今東北亞的族群(日本、朝鮮、蒙古),另有一波則往南遷移,經過馬來西亞與印尼,並往東遷移至大洋洲。上述研究所包含的阿美、排灣、泰雅、雅美等四群臺灣原住民的血液檢體,係由1992至1996年中研院主題計畫「臺灣與東南亞南島民族的生物與文化類緣關係之研究」所提供。

這一些震撼臺灣原鄉論的資料主要來自遺傳基因的分析;但是並非所有遺傳基因的分析都指向這個結論。至目前為止,被用來探討南島族群起源地的基因資料,除了Y染色體之外,還包括紅血球血型、人類白血球抗原(HLA)、微衛星體 (microsatellite)、粒線體DNA(mtDNA)等。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不同的指標所得到的結論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

參見--陳叔倬、許木柱:《臺灣原鄉論的震撼~族群遺傳基因資料的評析》。

黃花崗八十六烈士與台灣 | 鄭可漢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辛亥年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

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3月29日,革命黨人黃興率領革命志士數百人進攻廣州總督府,點燃了由孫中山所領導的第十次國民革命。但是由於準備仍有疏漏,而且革命黨各支隊間的協調欠佳,所以這次的行動再度失敗。指揮行動的黃興負傷但倖免於難,然而卻有五十餘人戰死、二十餘人被捕後就義,共八十六人死難,後合葬於廣州市東北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之役」、「辛亥廣州起義」或「三二九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七十二烈士屍骨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著暴露身份的危險收葬,改原地紅花崗為黃花崗,最初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烈士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

回首望去,八十六位黃花崗烈士都非常年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到三十來歲的青年。他們目睹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懷抱救國救民的理念,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在風華正茂的年紀慷慨捐軀,改造社會。作為後人的我們,在展讀史頁之餘,不由得對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懷生出深切的敬意。

中山先生的革命與台灣頗有關聯。早在興中會成立的1894年的3年之後,孫中山就派人到台灣吸收會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後,加入的人更多,包括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人,而在孫中山籌備惠州之役的時候,特別請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祖密籌措費用。

三二九黃花崗之役,不但有台灣人捐錢,還有台灣人冒死參與,出錢的是板橋的林家,捐了3千日圓,幫助19位留日學生,從日本回到廣州,參加三二九之役,其中一位就是寫《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烈士。另外,包括苗栗人羅福星和台南人許贊元都參與起義。

在民國成立沒有多久,羅福星(下右圖)因為在台灣參加抗日行動,被日本人逮捕遭到處決,當時他寫了絕筆書:「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死於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耳!」,把對家人之愛,轉化為對國家民族之愛,感人不已。

由疫情思考中西的歷史文化 | 郭譽申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