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明太祖的功過 | 徐泓

孤苦伶仃的朱重八,從皇覺寺的小和尚,歷經「身如蓬逐風」的漂泊,成為濠州紅軍統帥郭子興親兵的朱元璋,率其淮西親信向定遠發展成朝氣澎湃的革命隊伍,渡江取集慶,以為革命根據地。

北有大宋小明王龍鳳政府擋住元兵的南下,但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兩面為敵。朱元璋採用「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戰略,低調地發展到浙東。得到浙東儒士的幫助,逐漸將紅巾軍農民政權兌變為傳統的皇朝政府。西敗陳友諒,東平張士誠,進而南征北伐,完成統一大業,創建以《易經》「大明終始」經義為名的「大明」皇朝。

由於他起自農村,親身感受農民生活貧窮之苦,終身為實現「民安田里」而奮鬥。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及促成政策執行成功的政治體制和法律規範,創造保證政經體制能正常運轉的安定環境,鞏固大明的國防和建構和平的天下秩序。

明太祖建國的整套制度,展現其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為歷史上罕見。順治皇帝因此稱贊明太祖說:「歷代賢君莫如洪武」,「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更稱贊「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大明皇朝「治隆唐宋」。

為實現理想,明太祖「憂危積心,日勤不怠」。一個做皇帝的人,不僅「平日無優伶暬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娱」,甚至連睡眠時間都不夠,睡也睡不好。傳說他自作的一首詩說得最真切:「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披被。」

《明史紀事本末》頌明太祖之功業云:
觀其懲宦寺之失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于著律令,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益質文,斟酌美備。

的確明代無藩鎮及武臣干政,亦無母后與外戚干政之事。但明太祖禁宦官預政,卻仍重用宦官,雖然他制得住宦官,但是後代皇帝不如他勤政,事多委之宦寺,遂啟後代宦官之干政亂政。而明太祖為反貪腐及箝制武臣,大興獄案,清洗官僚體系,殺人和族誅數萬,人心惶惶,不樂仕進。由左僉都御史嚴德珉故事,可見一斑。嚴德珉因病辭職,「帝怒,黥其面,謫戍南丹」。宣德年間,嚴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講完還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還有明太祖封建諸子以塞王守邊和分鎮,來屏藩皇室,卻意與願違,加以興藍玉案,使元功宿將皆盡;因此,靖難之變,建文帝遂乏良將,以制燕王之師,釀成「建文遜國」及「壬午殉難」的慘史。

總結一生功過,明太祖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的《遺詔》說得最真誠感人: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我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所改。

尤其值得一提的,歷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如秦皇、漢武,均自誇偉大,不捨人生,並作出許多追求長生不死的蠢事,明太祖卻能自謙「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並且說已悟「得萬物自然之理」,能活到七十一歲高齡,「其奚哀念之有?」

尤其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終能「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更是歷代皇帝罕見的。其治國雖然剛猛,屢興大獄,功臣官僚死者無算,亦為歷代罕有,但其意在掃除實現「民安田里」之障礙。孟森先生認為這是明太祖鑑於元末以來吏治敗壞,官吏欺壓百姓,不得已而用重刑整頓吏治。在「民權不張」 的時代,如果「不能使官吏畏法」,官吏便會「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這是「國家豢千萬虎狼以食人」。所以,除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就「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

明太祖一生辛勤,其目的是使全國人民早日脫離元末戰亂之苦,而安居樂業于田里,但受時代的局限,當然,他也是為鞏固和永續朱家的大明皇朝而努力。於公於私,明太祖的立國宏規與治國方略,套一句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名言,這也可謂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從歷史看台獨騙局 | Friedrich Wang

革命需要拋頭顱灑熱血,台獨有嗎?讓我們稍微看點歷史。

鄒容,這位年輕的革命黨人,同盟會員,當年在上海寫了一本冊子,叫做《革命軍》。他說為了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所有參與其中的黨人都必須做到兩件事。首先是「捨身」,就是拼出自己這一條命,為了實現建立新共和國的理想,就算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而且要以此為榮。其次是「毀家」,就是你犧牲自己都還是不夠的,必須要把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出來,必要的時候你的伴侶、子女、兄弟姐妹,也全部都要為了建國的理想而犧牲,無怨無悔,在所不惜。革命黨經過17年的努力,最終能推翻兩百多年的滿清王朝,建立民國。

所以我們只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革命是否會成功,基本上就不會有誤。美國獨立革命南卡羅來納州的民軍領袖班傑明·馬丁,五個兒子有三個為建立新國家而犧牲,他自己也兩次身負重傷,他的太太跟小姨子全家被英軍放火燒死。他沒有時間悲傷,而是把所有的土地跟房產全部賣掉,購買軍火,招募部隊,反正就是全部都豁出去了,就是要跟你英國人拼到底,就算死了,也在所不惜,只為了建立屬於自己的新國家。最後北美13州經過8年的苦戰,終於逼迫全世界最強大的英國認輸,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又何嘗不是如此?面對長期都有絕對優勢的國民政府軍,中共用盡所有的方法來加以周旋;游擊戰、運動戰、麻雀戰,發動群眾鬥爭地主,沒收財產,一切都是為了來壯大自己的隊伍;前仆後繼,死傷枕藉,父子、兄弟、夫妻各種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其中,經過20多年的努力就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人民共和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其他的例子不勝枚舉,也唯有這樣革命才會成功。

孫中山不會說自己不需要推翻滿清,只要滿清讓他執政就可以,因為這樣說他的建國就是騙人。英國當年也很想要收買美國獨立革命的主要人物,答應可以給土地給爵位,但是華盛頓、傑佛遜等等這些人不會接受,因為如果答應了這個建國就是一場騙局。當年國民黨也想要讓共產黨人來南京做官,一直到重慶會談的時候都還是這樣,但是毛澤東絕對不可能去放棄自己的槍桿子,也唯有如此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如果真的說要建立新國家,選擇妥協那就代表背叛了一切。

所以,這些革命都會成功。那些講了幾十年要建立新國家的人,現在新國家還沒影,就開始搞各種的花樣,壓制言論自由,沒收民間財產,甚至搞各種的特權來讓老百姓蒙受重大的損失,自己的小孩光鮮亮麗,該有的位子都有,該拿的錢一毛沒少,每年坐在那裡就幾個億入袋。一碰到困難就強調「沒有宣告獨立的必要」,「沒有獨立的路徑」。如果說這不是一場騙局,那請問什麼才是騙局?今天很多人過了幾十年還是相信,我們又能怎麼辦呢?這種獨立建國,建國個屁。

中國,自有和文明 | 天人合一

——公天下、民為本、公共和傳承與現實

烈火驗真金,天災考文明,西方不亮東方亮。西方無良政客越來越偏執、突顯、膨脹自利、分爭、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與不容異端伐滅異教的獨神信仰、對決習氣,將人、人類進化中的退化、返祖惡性演繹到極致。

中國、東方,官民同心、舉國齊力、共抗疫災,將人、人類發展的正能量正方向、人性之善良、社會之合力充分展示,慮別人、顧大家、合社會,不獨食、求雙贏、和為貴、夢大同,完美詮釋、滿滿彰顯中式和文明。

人類有共性、民族有特點、時代有特色。人類的共性、個性,無論源於“人猿相揖別”的時候、還是 “上帝吹口靈氣”的動作,人之自然、社會,個體、群體,可知、未知,有限、無限,自利、他利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隨,與人、人類社會始終。性善、性惡,國人爭論兩千年。其實,善惡本在一體。把握二重性鑰匙,雖不至於就有了“古今猶一瞬,芥子納須彌”之如來佛慧眼,卻也或開啟偷窺人類社會紛擾複雜的一扇視窗。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麼“五階段”劃分、地域區別、文明衝突、種族差異的說辭,猶處九曲河套中只曉南邊有個彎、北邊有個灘,不知西水千里來,忘了水性之趨下。

人作為個體、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則,人將不人。人會思想、有欲望,否則就無創新、進步與發展。人又是社會中人,個性集合成共性、促動著共性,共性規範著個性、限制著個性。人與自然(宗教信仰者謂之神)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及其在時空上的座標,分殊出了古往今來、芸芸眾生、大千萬象。有神無神區別,其實有神之神,與無神之必然是那麼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對立,然而否定了對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廢話。 

西人重個體,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強調個性,標新立異、與眾不同、看似那麼“大”個人、“小”社會、“輕”國家。尤其是911後竟然有西方藝術大家說出這是“人類歷史最富想像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時之語,尤其是有古希臘人,城破邦滅種絕好像也沒能從小國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沒能團結起來做大做強、成族成國、保種傳文。你以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個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錯特錯。當你去美國看到相當多私宅長年掛國旗、無論何時何地國歌聲中美人無不撫心肅立的景象,當你感受美國教堂萬人默禱無聲之有聲,當你觀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國人靜候紅綠燈的安然,你會深切體會、強烈感受、真正認識西方人的集體、社會、國家、紀律、習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國人,只從自己的教科書或好萊塢大片想像西方世界是膚淺的、危險的。這次疫情中,美國人整體表現出自私自利、各顧各、反科學、將防疫搞得一團糟,緣由無良政客「特沒譜」們的反引導惡示範瞎搗鼓。這是人性惡在美歐的一次大爆發。

中國人重整體,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強調秩序,和光同塵、自律內斂,看似只是大國家、重社會、輕個人。尤其是近百年,戰亂頻頻,左右交錯、外患內禍,民生憂苦,尤其是與西方最高領導形成機制有差異,你或得出中國只是專制統治的盛席,完全沒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間。那你就背離了歷史唯物、陷入了歷史虛無。當我們靜靜地翻翻歷史典籍對“民”的論述、實踐,看看平頭老百姓進入或影響(無論造反、還是科舉、軍功、農事、一技之長)國家、社會公權力的演變與程度,翻翻《舊約》上動輒滅、殺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紀宗教戰爭、迫害異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隸制的頑固,中國人的“民本”或者說“人文”,無論想或做,並不比西方遲與差。

再深點想想,西方國興國滅演進史上多由民族征戰殺戮,而鮮有從民間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見:公權力在中國,有一條從神權、君權神授、經君相分權、科舉選拔向平民大眾渡讓放權、間以平民革命輪流坐莊的線索;文化觀念上則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體,君舟民水,民為邦本,乃至誅“獨夫”等等。這或正是公權力從神有、私有到民有的過程。此過程在西方,明顯緩於中國。中世紀其尚在神權下的“黑暗時代”,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爭鬥,基本沒有平民奪權、成功甚至掌權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權、民主,並非當下一些專家所論為西方文明之特有。至少其不該獨佔話語權。

從中國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闡釋共和(遠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憲政(法制),對建構中國復興、崛起之旗幟、語境,似乎有大意義。

共和,緣由自然

神造亞當、合以夏娃。赤子墜地、不能獨存。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亞馬遜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薩斯龍捲風。福島大地震,溫州人的確真搶鹽。兩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現在馬爾地夫要開水下內閣會。沙斯毒不認貧富,原子彈拉近強弱。地球不過一個村,人類真是共同體。造物主把人與人普遍聯繫在一起。魯賓遜漂流只是個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會嫌棄,各顧各久了就沒得朋友,損人利己、與眾為敵、最終自損自毀。友人、利眾、共和,是一種必然。

共和,緣自人性

聖經說,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氣造人;佛陀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對造人的認識與基督徒小異大同;國人說,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堯舜。翻盡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張,鄉風民俗習慣,幾乎沒有不勸人趨仁向善者,幾乎沒有不痛恨自私為惡者、幾乎沒有不希冀和平共贏者。共和,是人間正道。

共和,見之於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選賢任能、傳賢不傳親的美談充溢著天下為公的理念,歷代聖君豪強訪賢于深山、問計於野老、鄉約里酒、三顧茅盧的記載,透出權力向民間開放的資訊。中國有正規歷史記錄的共和元年即稱為“召周共和”。中國最具活力、最讓人榮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將相和、朝野和的時候。共和,是國人久遠的期盼。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歷史的回聲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但,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党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共和,是治療執政團隊“方向路線病”的良藥

筆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學生時代,有兩個驚心動魄的詞彙: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劉文學的故事,個案或實,但放大了的效應卻是人們相互間普遍懷疑、側目而視,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習慣有點異樣者,成了被時時提防、敲打、管制,隨時拿來“觸及靈魂”的階級另類。
十一次路線鬥爭順口溜的史實或真,然實際的作用是全黨全民把一切雞毛蒜皮都與道路、命運相連,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選邊,總要在正確錯誤上表態,總是在變色復辟警訊裡驚心。其後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單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國度裡只剩下人們鬥爭。

改革開放以後,平反舊案、取消成分、宣佈知識份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遠遠不夠),再到刻意拉私營業主入共產黨、進權力圈(雖然有點怪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會總體趨向平靜祥和(近年貪腐黑惡引發的社會對立危機另論)。但在政治領域也即所謂路線鬥爭問題上,官們似乎有點諱莫如深、思維定式依舊、潛規則利器不變、檯面下暗戰依然。

中國人似乎一直沒有處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的問題。
皇帝時代,權力姓私,政治自然圍繞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綱常運作;自然是朝堂、廟堂、密室、肉食者謀、庶民不得與聞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順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你死我活。

現代社會,天下為公。權力天然民有,政治自當開放,爭鬥本應平和,運作應該規範。然而,從蔣時期“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四一二”,到毛時代“輿論一律”、“全面專政”、“不准亂說亂動”。其共同點均為“以極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競、轉化、溶解而是消滅)對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對立面”。

儘管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要把對立面打成敵人,一切美妙、溫柔、溫暖的條款即變為冰冷的桎梏;也產生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願景,然而卻吝于或怯於說出“和諧政治”或“政治和諧”;本意或反腐、反貪、改革、改進,卻總是心繫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絕食、逼宮、打倒、推翻、革命,最終將事情搞成反面;許多領導“核心”,庇貪、容黑、縱腐、忍讓無理上訪、跪拜不良媒體,幾無執政客起碼的作為與威嚴,卻偏偏容不得不同意見,視相異者(許多甚至是潛在的或臆想的)為寇仇,時時提防、千方百計算計收拾對手;十多年來,權力越來越向“班長”集中,“上面”越來越不容“下面”說話,民主生活完全流於形式,政治協商基本成了廢話笑話,各種議會絕少討論、爭論,唯只執行貫徹,執政團隊內部的民主生態越來越差;許多地方,黨和政府變成了一把手個人,維護核心等同于無條件服從班長。

許多時候,服從真理讓位給服從“老大”;不少市縣鄉書記(本應是常委會、全委會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記錄者)早成了無所不管、無所不能、說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遠的土皇帝;銀幕螢幕沒完沒了演繹著宮廷戲,整個官場充斥著“小順子”、李蓮英式的“喳”聲;現代化的社會裡竟然重複、喧囂著“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類百年前的詞彙。

最要命的,是“神經過敏”,動輒上綱上線:班子出現紛爭往往不講是非不行辯論,總是護上責下,硬生生地維護一致;幾個小年輕稍有創意做點事情,總有人驚風火扯、貫之為“模式”,列其為路線,非得把同宗同師、大同小異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對現實中的(腐敗、黑惡、不公、虛偽)有意見,拿同樣是共產黨過去好過的東西做比較本也自然,而該對腐敗加劇負責任、該有則改之、聞者足戒者,卻不尋思這樣熱、那樣熱的深層內因,只是簡單一句“復辟”文革的指控嚇唬老百姓、反制異見者,就像當年罵“清朝餘孽”、“蔣匪殘餘”、“資本主義復辟”一樣,斬釘截鐵、冰冷森嚴、讓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聾、自閉、自欺症。完全無視“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會矛盾,掩飾官場鬥爭,營造一團和氣;否認“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滿心思只有“消滅”而沒有“相處”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處及鬥爭的規則建設,其結果,在清一色、一個調、大吉大順表像下,怯於公爭、勇於私鬥;沒有明爭,只有暗鬥;明規則無用、潛規則方行;想的與說的相反,說的與做的迴異,檯面與台下背離;入黨為私、結黨營私、公器私用,組織往往成了個人“進步”的墊腳石與代人受過挨駡的出氣筒。民主、現代已經百年,人們仍舊唱著“黨同伐異、不問是非,成王敗寇、不擇手段,你死我活、不講寬容”的“春秋無義戰”式的封建老歌。

正確對待不同政治面,正確看待政治鬥爭,構建現代、科學、理性的政治活動規範、實行、實現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實行、實現國號中“人民共和”的本質要求與核心、前提性內容,也是執政團隊現代、成熟、信心、底氣的標誌。

共和,為治腐敗、防異化提供動因與保障

當今,中國執政團隊面臨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勢與考驗,
不是美國重返亞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購買釣魚島軍國主義復活的囂張,
不是菲律賓阿基諾在黃岩島小丑跳樑,
不是達賴在世間孤魂野鬼般流竄,
不是汶川、沙斯天災,不是金融風暴人禍,
而是執政團隊自身的深度腐敗與異化。

四一二後的共產黨人是弱小孤危的,因為理想正義而星火燎原;
抗戰時期的延安是貧瘠荒涼的,因為清新活力而成為國人尋夢的時尚;
四六年解放軍小米加步槍是低劣的,因為蔣團隊的腐敗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難時期大饑餓是難過的,百姓因幹部也有“浮腫”而忍耐;
計劃時代的短缺,砸宗祠靈牌的荒唐,下鄉下崗失業的無奈,平墳掘墓刮宮引產的背性,運動嚴打平亂時的嚴苛,因為情勢所然、因為官民同樣、因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執行、不情願仍犧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經歷大躍進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復,國人可能歸罪執政團隊的個別人、個別階段,對領導力量整體仍然崇敬愛戴,絕未離棄,對公權力體系信任服從、絕少罵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來,異化,似乎讓一切好的東東變了味道,腐敗,讓“偉大光榮正確”為鼠竊狗偸之徒背盡了駡名。公權的公信度降低得嚇人,人們對官們的懷疑、蔑視、對立、憤懣達到了前所未有、驚人的程度,廟堂、坊間甚至出現“不反腐亡國、反腐敗亡黨”的斷言。(關於亡黨說我是不苟同的,這或許可以反映出當前腐敗的普遍性與深重度,但腐敗的只是當今執政團隊,豈是黨的整體、豈能代表黨。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產黨的回歸)

在反腐上有兩個危險極端

一是縱容,認為腐敗“天然”、“都有”、“無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惡化環境、影響發展,於是要求人們“容忍適度腐敗”。更有甚者,將反腐與發展對立、反腐與改革對立,將社會上因痛惡腐敗而出現“憶毛”風潮簡單指稱為“復辟文革”,胡攪蠻纏式的問“要改革還是要文革”?反腐無方、不力或者根本就無意,反異己(怕還不能算政治異己)、對付不同觀點者倒是駕輕就熟、驚風火扯!

二是激進,認為官們全部敗完了,所有衙門腐透了,體制是腐敗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來;認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該不擇手段;這種情緒隨著“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絕望而加劇,會將社會引向逾法、對抗、甚至革命。

這兩個極端都不是中國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國是共和國度,少數官員腐敗異化、長期侵犯大多數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獨佔,必然引發多數人鬥爭、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後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願望、任何神聖的事業,不以社會穩定、人們共和為目的、作考慮,行檢驗,都會事與願違、適得其反、甚至禍國殃民。

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待腐敗的“急”與“緩”,或將是中國政治的重頭戲,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構建共和政治規則,讓“對立”的兩造可以坐下來、慢慢說,行文鬥、棄武鬥、遵守遊戲規則玩,是避免這兩種極端惡爭死鬥、再釀鬧劇、悲劇、人禍的急要。

回歸國號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賢們,是誠心誠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國的旗幟,精髓。四九年後,國人最大的歷史誤區,是從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專政。一詞之差,成為幾十年極左政治的源頭,至今仍在影響中國政治的進步。

專政,儘管以人民的名義,都不及共和(哪怕沒以人民做定語)更能表述建國先賢的思路,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業。

任何專政,無論個人、一黨、還是所謂人民,都背離了歷史的主潮流。

沒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專政,會因對人民定義的偏差走向極端政治、如文革,也會因為掌權者異化而蛻變為少數權貴對大多數人民專政。而後者,正是人民對當今貪腐日盛,公義日削,政譽日差,風氣日劣強烈不滿、不安、擔心、憤懣之所在。

世人都說民主好,就是鬥爭停不了, 鬥到白刃見紅時,誰停誰就死呱了
世人都曉自由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則為王敗為寇,鬥輸一切都沒了。
世人都誇憲政好,就是行動忘掉了,真理裝在電筒裡,臨到自己特殊了。

沒有共和的理念(出發點、目的地、硬約束、試金石、檢驗標準),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奪取最高權力為目標,一切漂亮口號都是虛假,都是哄人。其結果還是惡鬥。最後,民主、憲政、革命、改革,都可能異化為無良政客的樂園、普羅大眾的屠場。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群,在憲法架構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當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國中的共和二字,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會迎刃而解。
共和,一國兩制的思想原點與最佳詮釋,是兩岸均可仰望的共同旗幟。(此節專章論述)

「芭比奧本海默」和日本人的罪孽 | 盛嘉麟

2023年暑假在全世界上映的熱門電影《芭比》(Barbie)和《奧本海默》(Oppenheimer)兩部電影的票房都很火紅。但在日本卻出現「芭本海默」的抵制風潮,日本的進口片商還為此致歉。

《芭比》講述小時候的玩具芭比,在夢幻世界過著完美人生,後來和肯尼進入真實世界,找尋世界的真相。《奧本海默》是講述研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主要領軍科學家奧本海默的故事。這原是兩部獨立的電影,壞就壞在有網友製作梗圖,將芭比的髮型和核爆的蕈菇雲做結合,稱為充滿愛心的笑臉;而美國片商華納公司則在梗圖下加上:「這是一位造型師的髪型」;也有網友製成芭比和奧本海默攜手觀看核爆的美麗景像。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彈攻擊的國家,造成了20萬人的死亡,自然引起日本人的傷痛。

但是日本人只記得自己廣島、長崎廿萬人死亡的傷痛,完全忘了南京大屠殺的30萬人,馬尼拉大屠殺的10萬人,琉球大屠殺的27萬人,新加坡加馬來西亞大屠殺的11萬人。在中國戰場上,中國軍民死亡2500萬人以上,其中軍隊死亡280餘萬人,平民被屠殺2220萬人。統計起來日本皇軍在亞洲屠殺的平民超過2300萬人。比起廣島、長崎20萬人的死亡,日本人的傷痛小到無法相比。

廣島、長崎廿萬人是一瞬間的死亡,而亞洲戰場的2300萬平民,是日本皇軍在戰爭期間一個一個用刺刀槍彈、姦淫糟蹋,個別殺戮的,其悽慘恐怖的畫面是無法比擬,無法想像的。日本人的罪孽不是兩顆原子彈可以清償的。

現在日本早已忘了二戰種下的罪孽,正在抱著美國的大腿,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冀望修改憲法,成為正常國家。可以擴充軍隊、發展最新武器,赴海外發動戰爭;喊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意圖干預中國內政、軍事糾纏中國。希望日本認清楚,中國已經不是二戰時期的中國,而是世界強國,希望日本不要忘了廣島、長崎,再成招核國家。

共軍簡史 | Friedrich Wang

今天是共產黨的建軍節,紀念1927年8月1日的建軍。

為什麼工農紅軍會建立?簡單說,是因為蔣介石總司令武力清黨,然後發生了寧漢分裂,但是到了7月下旬,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國民黨也翻臉。共產黨被大量殺掉,一部分在國民革命軍當中的共產黨軍人,在南昌開始武裝反抗,但是仍然失敗,不過宣稱從此建立中國工農紅軍。8月7日,中共中央發表八七宣言,從此之後就開始進行武裝革命。

其實工農紅軍的創辦者,是朱德元帥。所以早期台灣的反共口號叫做「殺朱拔毛」,朱在毛之前,也顯示當年在蔣介石心目中的份量的不同。工農紅軍挺過五次圍剿的巨大壓力,兩萬五千里長征損失慘重,但還是到達了陝北,人數最少的時候不超過8000人。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1937年6月工農紅軍正式接受國軍的改編,名義上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之後就是第18集團軍)以及陸軍新編第四軍,總數大約30,000人。第18集團軍屬於第二戰區指揮,朱德還名義上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新四軍屬於第三戰區,指揮官是葉挺、項英等人。

其實所謂的工農紅軍,到這裡就已經壽終正寢了,從現在開始是新的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整個抗戰八年,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帶著青天白日國徽的軍帽,嚴格來說共產黨部隊在正規作戰上打得不多,不過八路軍在華北的游擊戰還是發揮了牽制日軍的作用,也逼迫日軍進行所謂的華北掃蕩,讓日軍蒙受到一定的損失。新四軍的話,嘿嘿嘿,跟日本人的關係還不壞,跟國軍的關係很不好。不過諷刺的是,因為勇敢對抗過日軍,跟毛澤東的政策相左,後來還變成朱、彭被鬥爭的理由。在抗戰期間,中共的正規軍力由3萬多,到1944年底超過140萬,民兵200多萬,統治人口超過9000萬,奠定了日後擊敗國府的基礎。

人民解放軍這個名詞,其實在1944年中共內部就已經出現。1947年3月,國共談判完全破裂,毛澤東的中央軍委正式稱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部隊為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革命軍再度分道揚鑣。這個名詞,就一直用到今天。在全面內戰之中,人民解放軍利用精準的情報、靈活的戰術、正確的指揮、軍隊內部強大的黨組織,以及士兵的奮勇作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完全勝利。當然,在這些的背後,毛澤東的大戰略觀也是非常關鍵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名詞很妙,或許是因為要解放被國民黨反動政府,以及美國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但是,如果等到未來台灣也「解放」了,那麼還要去解放誰呢?嘿嘿嘿,解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嗎?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1954年介入越南獨立戰爭,1960年代的中印戰爭,然後又等於直接參加在越南對抗美國的戰爭,1968年的珍寶島,1979年的中越戰爭,其實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之後還不斷的在戰爭中鍛鍊,面對美、法、蘇、印等等軍事強權,累積了豐厚的作戰經驗。

其實軍隊叫什麼名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須是現代化、有思想、有信仰的一支部隊,後面兩者尤其重要,因為可以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改革開放之後,其實中共的軍隊等於是第三次重生,逐漸跳脫毛澤東人民戰爭的框架,引進西方現代化的各種作戰觀念,一步步發展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現代化軍隊。尤其是有思想、有信仰,這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的軍隊,才永遠不會沒落。

禍中殃國的三個美國歷史學者與作家~費正清、白修德與巴巴拉•塔奇曼 | 賈忠偉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美國的興衰歷程 | Friedrich Wang

今天是美國國慶,這個國家應該是這三百年人類歷史當中最特殊的案例。美國擁有地球上得天獨厚的條件:東西有大洋,南北無強敵,進可以透過海軍爭霸世界,退可以獨自享用肥美的北美大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獨一的工業強國,美元也在1923年正式取代英鎊,成為國際最強勢的貨幣,所有重要物資的計價單位。美國,甚至可以說是西方文明之中,繼羅馬帝國以來最為強盛的政治實體。1946年,美國的GDP占全世界的45%;到1960年代初期,可說是美國全盛時期,在全世界擁有的永久性軍事基地超過500處,總共的駐外軍隊超過65萬,控制全世界所有重要的海洋,把握全世界1/2以上的石油,收購全世界60%以上的黃金。這個帝國的強盛,已經遠遠超過19世紀中葉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

而美國這個國家奇特之處,還有其非常特別的政治制度。這是一個相對鬆散的聯邦國家,各州的法律並不統一,憲法也只有16條,不過揭櫫了一些大的原則與精神而已,甚至連聯邦政府的制度都沒有詳細的規劃。連國家的貨幣甚至都沒有,聯準會實際上是一個私人機構,由三個家族,洛克菲勒、摩根、羅斯柴爾德,以及德州的石油與重工業集團所共同把持。實際上,枱面上的兩個主要政黨,不過是上述這些人的小弟,幫他們跑腿辦事,搞各種利益而已。

美國有50個州,其中27個州人口沒有超過5百萬,而這27個州所選出的參眾議員卻要負責決定有關全球事務的重大問題。這些人基本上別說是出國了,就連自己的州都很少出去,他們又怎麼能夠理解整個國際局勢,進而做出最合理的判斷?

過去美國有非常強大的技術官僚背景,而且這些技術官僚群體是超越黨派。最有名的莫過於季辛吉老爺子,他縱橫美國外交與國家安全事務長達60多年,今年已經滿100歲依然德高望重,無論哪一個黨派都要買他的帳。原本這多少可以彌補上面所說的制度上的一些缺點,但是自從小布希政府以來,整個國家機器完全與財團以及各種利益團體掛勾,基本上這種優良的技術官僚傳統受到很大的侵害。美國政府變成完全為了財團服務的一部機器,從聯邦到各州都一樣。我們從最近這30年美國的重要部會的主管,包括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聯準會主席等等的人選,以及他們上台之後的作為,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這樣的國家,當失去了立國精神:拓荒者的開放與無畏,對於新事物的學習以及包容力。那麼這樣的國家,就很難不走向衰敗。但是請注意:美國走下坡是一個事實,但是並不代表在未來至少一代人的時間內,美國會被其他國家所取代。歷史上,任何一個強權大致上的路徑都一樣。美國依然累積了非常多的資產,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當然還有無以倫比的軍事力量,這些條件都使得短期之內不會有什麼國家來取代。沒錯,包括中國,在未來一代人的時間(至少16年)還是不要想著要完全取代美國,因為實力與條件還不夠。

筆者仍然對美國有一些期許:美國應該要了解到自己這40年來所留下的軌跡,進而去思考如何調整自己國家的政策與地位。美國本身擁有上面所說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只要經過適度的調整,比如說減少軍事支出,更拿出誠意來形成全球性的合作,與其他的大國(例如中國、俄國、甚至於一定程度上的歐盟)不要一味地搞對抗。美國只要做這一些收縮,應該可以遏止衰弱的速度,在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內仍然是地球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中美合,天下和。中美兩國,任重道遠,至少眼前是誰也取代不了誰。

談談中外史料中的平滿納會戰|賈忠偉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a)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b)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民國時期中共對外蒙古的態度 | 殷正淯

承認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責任在蔣中正還是毛澤東?簡單的史實是:1924年在蘇聯的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即蒙古的共產黨)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那時代的中國完全無力收復外蒙古,到1945年蔣承認外蒙古獨立,1949年毛承認外蒙古獨立。反共者主張中共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承認外蒙古獨立的責任在毛和中共。

維基百科:外蒙古獨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蒙古的態度

共產黨為什麼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為外蒙古獨立之後,是納入共產國際的蘇維埃體系,這一個特殊的政治體系,各加盟國雖然以獨立國家的方式加入這個邦聯,但是實際上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盟主是俄羅斯的共產黨,全世界的共產黨也都奉俄羅斯共產黨為盟主,所以外蒙古獨立進入蘇聯體系,就是在增加中國境內共產黨的力量,並且中國共產黨本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怎麼會反對外蒙古加入共產國際呢?

如果新疆能獨立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態度也是支持的,因為都是在增加中國這片區域共產黨的力量,其關鍵因素就在於共產黨的特殊性,加入共產國際並不是分裂成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集合成一個跨民族、文化、宗教、政府的政治聯盟,這種感覺就像周建立起的天下諸侯分封的感覺,只是共產國際內沒有過往的貴族與庶民的階級制度。

為什麼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曾希望蘇聯讓外蒙併入中國呢?因為P.R.C.成立之後,在共產國際中,能與俄羅斯叫板的除了中國還有誰?中國進入到這個共產國際之後,當然不會甘心成為附庸,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權力較量,中、蘇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爭奪共產國際的主導地位,所以這時候如果能拉攏外蒙古加入中國陣營的共產勢力,對於未來爭取整個共產世界的話語權有極大的好處。

況且蘇聯一直處心積慮地要分裂中國各民族,新清史史觀背後的兩大支持者,一為日本,另一即蘇聯。現在當然還有美國。所以共產黨也知道蘇聯不可能讓中國維持一個完整的統一狀態,能趁機讓外蒙合併,就能削弱蘇聯一直推動的阿爾泰民族自覺的陰謀。

不論是在49年以前支持外蒙獨立或者是49年之後希望能合併內外蒙古,這在邏輯上都是一貫的,支持外蒙的獨立就是在支持共產國際的擴大,共產國際擴大當然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外蒙在這種狀態下的獨立,既是成為獨立政權但又不是真正的獨立政權,如果要以主權國家的概念去理解外蒙獨立的性質,要不是故意裝傻,就是真的傻。而認為P.R.C.尋求內外蒙古合併是前後矛盾,就是不懂政治中的權力運作,同樣不是真傻,就是在裝傻。

談談平滿納會戰的英軍撤離右翼,可能導致會戰失敗的問題 | 賈忠偉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平滿納(Pyinmana)三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同古(現譯為:東吁)後,平滿納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平滿納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日軍主力──第55師團吸引至平滿納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平滿納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同古、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大陸網友金米團在《東敦枝沒有羅生門,平滿納會戰英軍沒有暴露遠征軍的右翼》一文中寫道--在平滿納會戰前,英軍並未如國軍戰史紀錄所寫,擅自撤離東敦枝而導致會戰失敗……

我不知道金米團有沒有當年英軍在緬甸佈防的完整資料,所以才會下出那種似是而非的標題與結論,因為當時計畫「平滿納會戰」時的右翼英軍,除了佈防於東敦枝的(英緬印)第17師外,還包括佈防在馬圭的(英緬印)第1師,這兩地均位於緬甸馬圭省內,最重要的是──兩地需結成一線,才有能力防衛平滿納戰場的右翼……當然就距離來看,東敦枝的戰略位置的確是高於馬圭的,但兩地互為依託,缺一不可……

實際上在會戰準備前,兩地英軍早就被日軍攻擊而陷入完全隔離的狀態,最糟糕的是──英緬印第1師在遭日軍襲擊後就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之後日軍主力便繞過孤立的東敦枝,除了繼續追擊移往仁安羌的英緬印第1師外,也將英緬印第17師隔離在東敦枝周邊。這等於讓在平滿納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而這就是國軍戰史中所寫的──「失去右翼英軍的將可能導致平滿納會戰的失敗。」的原因!

當然整個會戰的失敗也不完全是英軍撤離的責任,當時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因防線過長──以營、連為單位分散配置在毛奇、保拉克、南帕、羅衣考、棠吉、他希、黑河等地──而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再加上唯一剩下的預備隊,駐防於曼德勒的新38師主力(113與112團)被調往仁安羌參與解救英軍的任務,如此一來,在中路平滿納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的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那會戰而往被北撤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不同於英軍的自述,在日軍的紀錄中:

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