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天是918。這場事變，可說正式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種點燃，日本人稱：「日本吞下滿洲，等於吞下一顆定時炸彈。」

台灣的李雲漢、蔣永敬等老學者認為918使得國府的結構性弱點畢露，種下了日後失去大陸的惡因。中國大陸自2018年後，將這天列為抗日戰爭的起點，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無爭議。

相關論述很多，筆者只說兩點。918事變的真正起因是滿洲的特殊環境。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滿清政府為了驅趕獨佔東北不還的俄國，而與日本、英美結成隱然的同盟，代價是讓日本可以得到東北部分的特權。後來，1908年後日、俄妥協，以北滿鐵路為分界，日、俄等於是瓜分東北。然而，1929年中東路事變，使得蘇、奉武力相鬥，日本最終得利。

其二，東北軍在1931年時大約有軍力20多萬，飛機300架，軍艦20餘艘，是除了中央軍之外最大的一支兵團。但是，因為國內軍閥的不斷混戰，加上張學良念念不忘他們家稱霸中原的美夢，所以1930年將精銳移駐關內，他自己也常居北平，控制大部華北，但卻導致東北空虛。終於，讓日俄戰爭後取得鐵路與駐軍權力的日本關東軍有了可趁之機，一舉發動事變，輕鬆拿下了整個東北。

所以，918的悲劇，一方面是清末不平等條約的遺禍，二方面是民國以來軍閥混戰下的惡果。這告訴我們，國家的貧弱、分裂、不團結、甚至內戰，那付出的代價必然可觀，甚至有亡國的危機。

字數約八千多字，是我跟KIMI的對話記錄，挺好玩的（太長了，在此省略）。討論的主題是關於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軍鉅款」的利息修繕頤和園的事情。

討論過後我才知道，原來將慈禧釘在恥辱柱的原始材料，僅是三則斷簡殘篇的紀錄，完全沒有任何的完整明細，甚至連完整地檔案記錄都沒有，就是三段殘缺破碎的隻字片語。而現在這麼多言詞激昂，大罵慈禧禍國殃民的歷史博主們，我只能說，你們這群狗東西，連基本的求證都做不到，質疑的精神都沒有，活著還不如去死。

另外，從這一點也可以約略得知，當初大肆宣傳滿清有多腐敗、滿清有多顢頇的革命黨文宣，真實性到底有多少？我簡單說吧，所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現在的揚州市轄下，乃至揚州與泰州之間，都沒有任何當初屠城的亂葬崗或者萬人坑。

《揚州十日記》，是曾任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所著，其中明確指出在揚州市掃垢山上處理了幾十萬罹難者，然而不要說疑似屠殺後處理屍體的遺址，那地方就連一般民間的墳墓都沒有幾個，因為那裡風水極差，所以才被稱做「掃垢山」。如果這裡都沒有任何屠城的罹難者遺跡，那麼這場大屠殺的可信度有多少？同樣的「嘉定三屠」也是一樣。

（掃垢山是江蘇省揚州市歷史地名，原名騷狗山，因清順治二年（1645年）史可法抗清戰役後，清軍遺屍叢葬引發野狗聚集而得名，康熙年間因避諱改稱掃垢山。其地處揚州二道河區域，系疏浚護城河積土堆積形成的人工山體，現對應華懋購物中心與萬象匯商業區範圍。）

這些歷史論述，都僅使用有限的孤證，而且都是間接證據，沒有任何的直接證據，也不考慮邏輯的合理性。如同我與KIMI討論的內容一樣，慈禧本身的內帑可用度資金或許高達2億兩白銀，如果260萬兩白銀的8％年息都有20多萬兩，那麼2億兩白銀的年息有多少？1600萬兩。慈禧是一個帝國的太后，不是一個暴發戶的老闆娘，他每年有1600萬兩白銀的利息收入，還要去貪汙20萬兩白銀的軍費利息？慈禧腦子有問題啊？不管大清帝國的體面了嗎？這種話術顯然都是要欺騙一般庶民百姓的說法，因為只有庶民百姓才會覺得20萬兩白銀好多錢啊！

滿清貴族都是混蛋！可只要稍微去探討裡面的心理與邏輯問題，就不難發現，現在對於清朝的許多所謂「定論」都是一種主觀臆測，甚至是謊言。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薛岳將軍（1896-1998）的「戰苟」哲學，本質是亂世中融合軍事智慧與政治生存的極致務實主義。以下從戰場策略、政治周旋、人生處世三層面剖析其「苟而能勝」的生存邏輯：

 一、戰場之「苟」：以柔克剛的軍事智慧

1. 「天爐戰法」的消耗哲學
薛岳獨創的「天爐戰法」是其「戰苟」思想的軍事結晶：
核心邏輯：以空間換時間，透過梯次防禦、誘敵深入，在預設決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軍，避免硬碰硬的消耗。
經典案例：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1942）中，他主動放棄新牆河、汨羅江前沿陣地，將日軍引入長沙盆地（「爐底」），再以第10軍固守長沙城，外圍第4、20、99軍三面合圍，殲敵5.6萬。此役被羅斯福譽為「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
對比反差：與張靈甫（孟良崮硬拼）、孫立人（緬北強攻）等將領相比，薛岳更注重「保存實力」，甚至被譏為「畏戰」，但長沙三戰殲敵11萬的戰績證明其策略的有效性。

2. 避實擊虛的用兵原則
長征圍堵：四年湘江戰役，薛岳指揮八個師三面夾擊紅軍，殲敵過半卻避免正面強攻，以尾隨消耗為主。
內戰保存實力：1947年萊蕪戰役敗於粟裕後，薛岳私下抱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隨即被蔣介石撤職，實為主動脫離內戰漩渦。

二、政治之「苟」：權謀夾縫中的生存術

1. 依附強權而不盲從
早期站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薛岳冒死護衛宋慶齡突圍，獲孫中山「智勇雙全」評價，奠定政治資本。
左右搖擺：1927年曾建議中共抓捕蔣介石未果，後鎮壓廣州起義；1930年中原大戰支持桂系反蔣失敗，流亡香港兩年，直至蔣介石「不計前嫌」重新起用。

2. 與蔣氏的微妙關係
表面忠誠：抗戰期間憑藉長沙大捷獲青天白日勳章，被蔣稱為「最得意之作」。
實際疏離：1947年萊蕪戰敗後，蔣當面斥責「會不會打仗」，加之地下黨劉斐挑撥，薛岳徹底失寵。
退台後邊緣化：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虛職，1993年因付不起房租被銀行起訴，法庭上怒吼「我曾消滅十萬日軍！」引發輿論聲援。

3. 同僚鬥爭中的自保術
樹敵眾多：與陳誠、白崇禧、胡宗南等多有矛盾，但總能找到靠山（如早期依附張發奎、李濟深）。
晚年反李登輝：1990年反對「修憲」觸怒當權者，被停發補貼，卻因輿論壓力免於流落街頭，體現其對民意的精準利用。

三、人生之「苟」：長壽即勝利的終極邏輯

1. 不殉節、不被俘的「善終」
大陸時期：1949年任廣東省主席時直言「此去是送命」，海南島「伯陵防線」潰敗後及時撤退，未如張靈甫般戰死或被俘。
台灣歲月：拒絕參與權力鬥爭，晚年移居嘉義鄉間破屋，以書法「精忠報國」自勉，活至102歲，成為國民黨將領最長壽者。

2. 歷史評價的辯證性
功過交織：抗戰殲敵數可能為國軍將領之最（三次長沙會戰殲敵11萬），但「剛愎自用」性格致豫湘桂戰役潰敗。
符號化命運：大陸影視將其塑造成「長沙戰神」，台灣青年卻不知其名；臨終遺言「寧用奴才，不用人才」，既控訴體制，亦自嘲一生。

 薛岳「戰苟」策略的對比與實踐

維度	典型事件	「苟」之體現	結果
軍事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	誘敵深入，避正面決戰	殲敵5.6萬，獲國際讚譽
政治站隊	中原大戰後投蔣（1933）	接受「不計前嫌」招安	重掌兵權，任第五軍軍長
內戰選擇	萊蕪戰役後（1947）	消極避戰，被撤職	脫離內戰前線，保全身家
晚年抗爭	房租訴訟（1993）	利用輿論壓力對抗當局	免於流落，保全最後尊嚴

 結語：亂世生存的悖論性智慧

薛岳的「戰苟」本質是弱者的強勢生存法則：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黨內傾軋的亂世中，他以「不爭一時之勇，務求長久之存」的邏輯，用軍事上的彈性防禦換取戰略空間，用政治上的靈活站隊規避致命風險。其人生軌跡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崩塌的舊秩序中，「活得久」本身即是對時代的無聲勝利。

漢武帝時代，巫蠱之禍導致太子劉據、皇后衛子夫死亡，牽連到了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漢武帝後來醒悟到自己的問題，建立「思子臺」，還對自己的晚年行為反省寫下〈罪己詔〉。這一係列的事件，並不是一句「漢武帝晚年昏聵」可以概括的，細查漢武帝的一生，早早就有跡可循，巫蠱之禍不過是最後臨界點的爆發。

漢武帝此人與秦始皇非常像，愛出遊，愛找神仙。漢武帝一生有太多與鬼神打交道的經驗，甚至把女兒嫁給一個叫欒大的人，只因這人自稱會法術、能幫助他長生不老。後來他發現被騙，把欒大處殺，也沒改變繼續尋找神仙的想法。漢武帝的一生貫穿著尋找神仙—發現被騙—繼續尋找的輪迴。因為他對那個虛幻的神仙世界至死不渝地相信，被騙多少次都不覺得是錯的，於是才會給巫蠱之禍的罪魁禍首江充可乘之機。

江充知道漢武帝深信神魔世界是真實的，所以陷害太子劉據，在劉據的家裡藏了很多的小木偶。不相信神魔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問題，但是相信的人就會十分恐懼。漢武帝就這樣失去了理智，直到把太子逼到反抗、自殺。

不論是帝王還是普通人，都要十分警惕自己心中的魔，尤其是自己最為在意、喜歡的東西。自古以來，腐蝕官員是從這些地方下手，要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也是從這些地方下手，因為喜歡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自己的軟肋，被壞人看出來了，就是漏洞，沒有任何人能免俗，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近幾年有一本史學著作《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裡面的核心觀點大致是：巫蠱之禍導致了朝局的動蕩，官位的空缺，於是儒家士子趁虛而入，成為後來漢朝官員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外在的政治架構解讀。從精神的內在理路來說，這是又一次人文精神的復興。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過度重視神魔世界釀造的悲劇，其實在漢武帝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漢朝也沒有立刻停止這類的行為，巫蠱之風仍然盛行。全國上下的有識之士一定會反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行為到底對不對？人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敬奉上天？」這一系列的反思一定會讓人意識到：只有重視現實世界，踏實生活，從真實的生活中領悟神聖，才是正道。

從後世儒家典範韓愈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待神聖的態度。韓愈說：「假如佛祖能夠降給災禍，不是謹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更何況萬萬沒有這樣的道理。而且，『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行為像君子呢，還是像小人呢？如果是君子，絕對不會盲目降禍給守道的人；如果是小人，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他的魂魄也不會靈驗。天地各路神祇，昭然布列，莊嚴公正，又怎能允許這些鬼魂任意胡為，在天地之間作威作福呢？」

所以，相信天地鬼神莊嚴公正，做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沒什麼好怕的，也沒什麼好求的，因為孟子還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要你踏實活出生命的意義，即便肉身死亡，精神都會永存，何必去求肉身的長生不老。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國民黨的史觀，總是過分簡化許多問題。抗戰期間中共在延安，你說他不抗日，壯大自己實力。好的，沒問題，但他無論如何壯大，整體兵力與火力，都不敵國民黨全部的軍隊。有生力量相對比之下，中共比國民黨要弱小的太多太多了。

重慶抗戰時，軍隊區分美械師、國械師，有人可以用美國裝備，有人用本國裝備，性能方面當然有差別，這種區別是怎麼出現的呢？如果不能一次供給所有人，就會有所選擇，選擇標準又是什麼？大家不難理解，這樣的差別待遇，部隊自然不能齊心。

你有幾百萬人，打不過人家最初的幾十萬人，這是人家很壞，還是你很笨？你越打人越少，人家越打人越多，這樣的問題，只是中共不抗戰坐大嗎？中共在東北打完後，才算是勉強讓自己的兵力，接近國民黨的兵力，有生力量的對比產生了變化，但是武器還是不如國民黨。

國民黨總是怪蘇聯霸占東北，把日軍武器交給共軍，即便是如此，東北林彪率領的軍隊，總數還是不如國軍吧，為何關內出來的國軍就是過不了塔山，救不了錦州之圍？國民黨軍隊又為何都只龜縮在長春、瀋陽城內，不敢集中力量，與對方決一死戰？無非自私使然。海空軍轟擊塔山，共軍毫無反擊能力，卻也消滅不了，關內的優勢兵力就是過不去，豈不怪哉？中共不抗日，真是坐大的原因嗎？

那麼多的軍隊在山東圍攻共軍，獨獨張靈甫被包圍了，其他同袍都在幹嘛呢？趕來救援，怎麼就突破不了包圍圈，搶救張靈甫呢？這樣的事情，在東北，在中國各地，乃至最後的徐蚌會戰，屢屢出現，優勢的火力與人力，打不過裝備比你差，你口中的匪軍，國民黨來台後，說是缺乏革命精神，真的只是這樣嗎？

不要老是說延安不抗日，所以後來能打贏內戰，中共再大，在1945年當時也沒多大，就如同台灣的黨外一樣，剛開始也沒多大，卻能越來越壯大，對方再壞，你如果沒有更笨，怎會鬥不過對方，從來不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怪別人，這就是國民黨史觀的最大問題，自己的腐敗貪婪，從來不肯認真面對。

人心才是勝負關鍵啦，連年征戰下的中國，民生凋敝，物價飛騰，打日本人，那是異族，打自己同胞，當然很多人不願意，你又沒有辦法提出個說理，有識之士當然轉向，你可以嘲笑他們在反右與文革時倒了大楣，但是你被打到一個小島上，這樣有比較好嗎？

蘇聯在東部戰線，最初被納粹打得落花流水，德國占領很多土地，可是這些地方有不少蘇聯游擊隊，起初只是隨便打打，但後來蘇聯與各個地區游擊隊取得聯繫，組織起來，當蘇軍準備反擊前，游擊隊會配合在納粹戰線後方，展開襲擾，破壞納粹的補給線與交通線，使其部隊不能正常運作。

重慶與延安就是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沒有一天少過，雙方雖然為了抗日，表面上合作，其實都是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重慶與延安早無合作的可能。美國天真的要以援華軍事物資補給延安，重慶就不同意，美國想在延安設聯絡處，重慶更反對，美方只是為了自己打算，延安畢竟在敵後，可以協助搶救美軍飛行員，重慶沒想透就反對，自然會讓美國人反感。

紀念抗戰，不要陷入國民黨史觀的窠臼當中，把一切中國內戰的失敗，都歸咎中共不抗日，這太簡化問題了。中央政府無能解決財政金融問題，台灣光復後，所出現的某些矛盾，其實在大陸淪陷區是一樣的，重慶出來的人，到了淪陷區，許多誇張的事情就出現了，自然影響到人心歸向，中共的宣傳能夠影響人心，無非政府太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