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百年前，中國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於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會的非常形態。
革命與造反，其一切理由、憑據、與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設、是法制、是安定，否則即為喪心病狂。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不是唯一。歷史進步的長程動因、動力在改革、在科學、在理性、在社會生產所有因素的綜合。
幾十年來。人們對“革命”似乎嚴重誤讀。幾乎將其作為100％正確、神聖不可褻瀆、侵犯的東東。

其實，
革命很無奈，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轉瞬異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醞釀更烈的革命；
革命應是長程社會態勢的突變，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
將革命時時掛在嘴上，只革別人，不革自己，不過是把革命當成自己出頭的捷徑。

其實，
最大的悲劇是四九年前革命者與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誤是四九年後勝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時轉身為建設者、改革者、漸進者、守法者、護法者、穩定者；
最大的危險是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將革命當成完全正面、神聖、不可褻瀆的語彙與隨時可辦、輕鬆愜意的化裝舞會。

其實，
人類社會普遍、永遠存在矛盾、鬥爭，執政者（黨）基本或首要的職責應當是減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於引爆革命；
執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物件與革命者錯了位元；
執政者以“革命”對付不同的政治面，是執法者壞法、憲政守護者毀憲。

其實，
革命者被革命，這會是歷史的大悲劇！
革命者終結“革命”，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
從鬥爭、革命黨昇華為建設、共和黨，或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八一南昌起義、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國成立宣告、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決策之後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偉大的提升。

其實，
共和，是歷史前進的方向盤、是規避社會顛覆的刹車噐；
共和主義應當堂而皇之成為共和國最具廣泛性的旗幟與最精髓的指導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與失誤的痛苦凝結與證明。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大陸的電影「援軍明日抵達」的根據就是這一份大溪檔案中蔣介石所下的手諭：「方軍長 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中正 八月七日 三時」。

凌晨三點，老蔣心急如焚，當時方先覺率領所有重要軍官發出絕命電文，強調準備一死以報黨國，實際上各路援軍都已經解圍失敗，這場戰役即將在守軍苦戰47天之後結束。老蔣這樣寫其實有點心虛，或者說無奈，所以他把「務望固守待援」這幾個字刪掉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繼續這樣說，那就等於是騙人。刪掉這幾個字，就是說守軍看著辦吧。但是至少，老蔣不是像希特勒那樣，要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的包拉斯麾下98,000多德軍全部去死，不准投降的那般殘忍。

中國軍人自古以來的無奈：殺身成仁。這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儘管已經傷亡慘重，友軍解圍失敗，彈盡糧絕，只要投降就被認為是千古罪過，不可原諒。

這一次第十軍的方軍長決定與日軍談判，提出三個條件：醫療傷兵，妥善埋葬陣亡將士，不可報復屠殺城內百姓。日軍方面完全答應，主要是基於對他的敬重。日本人後來甚至有意放水，讓軍統的救援行動順利進行，把方等人救出回到重慶。其實這是在整個中日戰爭當中，難得的一次雙方展現出人道精神。關於這一點，卻很少被兩岸的研究者提出，更不要說肯定。最後日軍清理戰場，國軍犧牲17,000多，而他們本身損失45000左右，傷員高達80,000。

後來方先覺在八零年代的台北去世。在他生前，每一年參與過這場戰役的中日老兵都會在台北舉行一次聚會，儘管多年過後日本人還是對他非常敬佩。他去世，這些日本人竟然還延續了很多年都到他的墓前致敬。受到敵人如此的敬重，這個，是所有參加過抗戰的軍人當中從沒有過的一種榮耀吧。

一句「援軍明日必到」，裡面有多少的無奈，也說盡了戰爭的殘酷。這部電影竟然在大陸，因為網路上一片爭議，甚至於許多人向廣電總局抗議「不可以幫蔣介石跟他的部下洗白」，因此無法上映。這，又讓人覺得非常淒涼、悲傷。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歷史課本一般只講述鴉片戰爭和林則徐在虎門銷毀鴉片，而幾乎不提鴉片在清朝約270年間的整個狀況。筆者讀了史景遷所著的《中國縱橫》（[1]）書中的〈鴉片〉一文，才比較了解這段有關鴉片的歷史。

鴉片起初是隨著菸草從南洋傳入中國。明朝晚期的16世紀末，菸草傳入中國，並且很快相當普及，人們不僅抽菸，也在很多地方種植菸草。鴉片大約在清朝初年傳入中國，作為抽菸時菸草裡的添加物。中國最早提到鴉片的文字記錄有1723年的黃叔璥和1724年的藍鼎元（書中提到的明代學者張汝霖實為清代人，晚於黃、藍二人），兩人都是造訪台灣的官員（當時台灣已歸屬清朝），記述台灣的民情狀況時提到鴉片，因此台灣有可能是鴉片進入中國最早的入口。

上述混在菸草裡的鴉片含嗎啡量很低，到1760年代之後，逐漸被含嗎啡量較高的純鴉片所取代，吸食純鴉片有強烈快感而致癮性也高，很快愈趨普偏。很多地方於是大量種植鴉片，但是國内產製的鴉片其質量或產生的快感一般比不上進口貨，因此國產鴉片的價格遠低於進口貨，一般賣給經濟條件較差者，而富裕者則消費進口的鴉片。有多少人吸食鴉片？不同的人估計差很多，較合理的估計，19世紀末約10%的中國人吸食鴉片，國產和進口的鴉片量都非常大，幾乎不受鴉片戰爭的影響。

鴉片雖然不利於吸食者的健康，由於其普偏性和強烈的需求，鴉片頗有經濟效益。「鴉片於中國經濟的三大領域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就19世紀後50年來說是如此：充當金錢的代替品（比金屬貨幣輕，便於攜帶）、助地方官員完成上級規定的收繳稅額、幫忙籌措自強計畫（洋務運動）所需資金。」

早在1729年就出現了第一份禁鴉片令，當時僅懲罰經銷商，而非吸食者。此後清政府又頒布多次禁令，譬如懲罰吸食鴉片的官吏、軍人等，但是不懲罰一般吸食者。這些禁令全都效果不彰，其原因在於當時人心空虛、經濟停滯，而鴉片提供了難得的快感和經濟利益。

文章最後一段：「1906至1915年禁煙運動的成就不凡，點出新興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和社會目標意識的重振，一如1915至1945年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點出民族主義和目標意識早早就受挫。中國共產黨禁煙運動的成功，再度點出這一周期的存在。於是，這些事件似乎表明，在掃除鴉片煙害上，心理因素比生理因素還重要。」民國時期吸食鴉片之風再度大興，有些民國派似乎把民國時期想像得太好了！

[1]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出版 ，2023。（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