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白立院黨團提出賴總統彈劾案，把賴清德比作袁世凱：
藍白提出賴總統彈劾案 轟如袁世凱危害民主憲政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生，在朝鮮屢屢挫折日本的陰謀，在山東剿滅拳匪保護鐵路、洋人以及傳教士，後來建立中國新陸軍，辦了中國第一間真正的陸軍官校，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理工大學，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女子高級學堂，建立第一間中國市議會，建立中國的警察制度，建立中國的軍醫制度，建立中國空軍的雛形，其他如辦外交、平息辛亥革命之後的動亂，而他所培養的文武百官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骨幹。他一生建功立業，只是可惜晚年鬼迷心竅，再加上國內勢力與列強的勾結，最後晚節不保，死於非命，還受到歷史無情的批判。

他的確有九個老婆，其中三個是朝鮮人。但是他這九個老婆中有六個被他送出國留學，三個讀到大學畢業，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逆天的成就。他早早就不許家裡的女人纏足，女孩年齡到了就一律送進學堂讀書，與男孩完全相同。

他在遺囑當中自嘲「為日本除一大敵」。他的確是當時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最大障礙！他的死也預告中國在未來將四分五裂，也讓日本人更容易動手。

其實，他固然開歷史的倒車應該被譴責，但是他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人物。後人能夠客觀給予一個歷史定位，其實是必要的。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不會提上面這些事，弄到好像他這一輩子除了想當皇帝之外都沒有別的事了，簡單說就是沒有人幫他說話，一直到最近這20年左右狀況才有所改善。

看見他到今天竟然被跟一個無能無德的昏君放在一起，也真是替袁宮保感到難受！

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終於看完了這部經典老劇《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部電視劇以兩個家庭為視角，折射出了辛亥革命到1949期間波瀾壯闊的革命史。這裡面沒有強調國共兩黨的對立性，相反，感受到了兩黨不可分割的共融性。

這裡面沒有「反動派」，只有兄弟、戀人、同窗、師生，化解不開的濃郁的情感和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雖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認可不同的主義，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壞人，他們也都能理解對方的選擇。即便是鋼刀對鋼刀地在戰場上相見，依然十分尊重對方的立場，關切對方的安全。共產黨員楊立青，在共產黨打贏了三大戰役後，提起國民黨員的哥哥姐姐，依然在說：「我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立場強加在家人的身上。」我一瞬間有些恍惚：我從小習以為常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這部電視劇裡面有太多讓人流眼淚的場景。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彼此深深相愛，卻迫於現實不能走到一起，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意至死不渝；國民黨員迫於立場槍決了共產黨，但是卻養大了共產黨員的孩子，還把孩子當做嫡系子孫寫入自己的家譜；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員深深敬佩的老師，雖然不得不殺死共產黨員，還是要在行刑之前給予共產黨員黃埔禮遇，聽他最後的教導……

家就是國，國就是家——這句話在這部電視劇裡有了立體而豐富的呈現。一個家族的四個兄弟姐妹，分別歸屬於國共兩黨，這就是那個時代很多家庭的呈現。至此我不再認可「兩頭下注」的說法，就像中國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很多不同的黨派，在一個家族中出現不同的黨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龍生九子各有不同，不同的天賦秉性，就會讓人做出不同的選擇。家族成員如此，國族成員亦如此。哪條道路好，在當時沒人知道，必須通過很多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來探索，不能以某個階段性的結果論單一的是非對錯。

這部劇隱喻了國共兩黨剪不斷、理還亂，深深的骨肉羈絆關係。電視劇在2009年播出，那是兩岸關係的黃金蜜月期，這部電視劇是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當時有很多這樣客觀檢視歷史的電視劇，真的能夠看得出共產黨反思歷史的誠意。人性、情感、客觀的歷史進程高於意識形態，在這部電視劇裡得到比較高的藝術化表達。不愧在網絡平台上廣受讚譽，很多人評價說：「能看到這部電視劇，是一種幸運。」的確如此。

「漢族」和「華夏」常被一起提到，但它們其實不是同一個概念，也不是同一個時代的稱呼。如果用一句話區分：
華夏是古代文明共同體；漢族是後來形成的民族。
所以華夏是源頭，漢族是結果。

一、「華夏」是早期文明與文化共同體（夏商周到秦漢初期）

時代背景：約西元前2000年到漢朝以前。
核心概念：「華夏」不是一個固定民族，而是一種文化認同。
它指的是：說古漢語（多方言）、行禮儀制度、使用青銅器文化、採行宗法制度、遵守「禮」與「周制」、自認為屬於文明中心。

華夏族群的形成主要在黃河流域，「華」與「夏」本來是不同的古族群與文化，後來逐漸融合。
和周邊的分界，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夏 vs 夷、狄、戎、蠻。
其實不是族群血緣的劃分，而是「是否遵從華夏禮樂文明」的文化標準。

重點：
華夏不是單一民族，而是文明的共同體。
它包含很多不同部族、氏族的融合（姬、姜、嬴、妘、姞……）。

二、「漢族」作為民族，是從漢朝開始被命名，再經過多族融合而成型（漢→唐→宋→元→清）

時代背景：漢代以後（西元前206年起），在宋元明清逐漸定型為民族。
核心概念：「漢族」是一個 政治＋文化的共同體，後來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ethnic group）。
其形成來源包括：華夏族群的直系文化傳承與周邊族群大量融合，如：戎、狄、羌、越、百越、鮮卑、汪古、契丹部分族群、吐蕃、羌系部分、南方苗瑤、侗泰部分……等等。

為什麼叫「漢族」？因為：
1. 漢帝國強盛，文化输出強大
2. 周邊民族開始稱漢朝人為「漢人」
3. 這個稱呼逐漸取代「華夏」成為主流

三、兩者最核心的 7 個差異（最容易理解的整理）

觀點：華夏 VS 漢族
1. 性質：文明共同體 VS 民族（ethnic group）
2. 概念形成時代：夏商周、春秋戰國 VS 漢代命名，元明清定型
3. 來源：黃河流域多氏族文化 VS 華夏＋多族融合
4. 身份認同：以文化（禮、語言）為準 VS 以文化＋族群認同為準
5. 外部對稱：夷狄蠻戎（文化對立）VS 滿、蒙、回、藏（清代分類）
6. 是否單一民族？否（文化圈）VS 是（在現代國家民族分類中屬“地球最大單一民族”）
7. 是否延續到現代？不作為族稱使用 VS 是現代56民族之一

四、兩者的關係（最重要的一句話）

漢族 = 華夏文化為主體 + 多民族融合後形成的歷史結果。
華夏是基礎，漢族是整合後的總和。

五、用簡單比喻理解

若把中國古代文明比喻成一棵樹：
根與樹幹是華夏（文化、制度、語言），
樹冠與果實是漢族（成熟的民族共同體）。

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1. 台灣公共衛生建設歷史沿革的一個重要概括，特別強調了戰後國民政府建立專業衛生體系所帶來的顯著成果，例如根除瘧疾。

這段文字總結了幾個關鍵歷史事實：
日據時代的體制：公共衛生業務當時由警察體系兼管，被認為效率不高。
戰後體制的建立：1949年後，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化、專業化的「一條龍」衛生行政體系，包括省衛生處、縣市衛生院/局、鄉鎮衛生所。
重大成就：光復後二十年內成功根除瘧疾，並獲得聯合國認證。

2. 日據時代下水道並沒普及

日據時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為了改善環境衛生和預防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由英籍技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等人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水道，包含自來水與部分排水設施。然而，這些建設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都市，如台北、基隆、高雄等，且普及率相對較低。到1930年左右，下水道（含雨水與污水）的普及率才接近百分之十。

兩蔣時期及其後：戰後，尤其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都市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才逐漸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內政部營建署（現為國土管理署）自民國81年（1992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這時期的建設規模和普及速度遠超過日據時代，儘管過程緩慢且需投入龐大經費，但至近年普及率已顯著提升。

總結來說，日據時代奠定了現代水道建設的基礎，但下水道真正開始大規模普及則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人口增加，以及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的兩蔣時代後期及解嚴後時期。

3. 大陸地區基本上並不落後，同時有中醫跟西醫

西醫的傳入：西方醫學傳教士在中國設立醫院和醫學堂，培養了一批本地醫護人員，並逐漸展示了西醫在手術和治療傳染病方面的優勢。

檢疫制度的建立：瘟疫流行（如 1873 年的霍亂和 1894 年的鼠疫）促使清政府在海關和口岸開始引入檢疫、隔離、清潔和消毒等現代防疫措施。

官方醫療和公衛體系的建立：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立北洋海軍時，開始配套建設西醫學堂和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出現。

標誌性事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並成功控制疫情，這不僅展示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也推動了公共衛生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

國民黨認為共產黨在抗戰時不抗日，只想著擴大根據地進行武裝割據。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共產黨就公開發表過抗日宣言，並且選派幹部例如楊靖宇、周保中、趙尚志等到東北組織軍隊進行抗日，當然也試著發展根據地。此時的國民黨還在與日軍妥協，與日軍簽訂塘沽、秦土、何梅協定，出賣華北主權。曾佔領部份察哈爾的吉鴻昌，被蔣介石以軍令不統一為由，『國軍』同日軍共同圍剿吉的軍隊，逼其交出部隊和軍權，吉後遭逮捕和殺害。

日軍在進攻中國的同時，在對已佔的領地實施管理時，深感兵力不足，於是有賴於已投降日軍的地方軍隊或土匪來管理，稱為偽軍。在華北，因為蔣介石對日軍的妥協，冀東防共政府因而成立，由殷汝耕任偽政府的主席，企圖剿滅抗日武裝力量。於是，在日軍佔領的華北、東北地區，人民急需一種抗日組織來反抗日本統治。

然而，抗日不是只有嘴巴說說，需要具體行動，這些具體行動需要出人、出槍、出錢等物資，那就需要組織。這種抗日組織不會是親日的偽軍，也不會是同日軍妥協的國民黨，也只有共產黨最能符合人民的需要。而且抗日也不是只打一次二次就能結束，需要長時間的抗日，那就不能僅僅是靠募集的，還需要生產來增加收益，來獲得稅收，那就需要在當地建立政府。

所以，中共才會在日本佔領的區域，建立敵後根據地，同時也成立政府來管理組織各個項目，舉凡徵兵、徵糧、徵財，皆需要政府這個機關才能運作，這些敵後根據地不只要對抗日軍，同時還需要對抗偽軍、偽政府。如果共產黨抗日不力、消極抗戰，甚至是支持日軍、偽軍，那就直接成為偽軍就好了，那也不會發生像華北治安戰、百團大戰這樣的戰役，因為這些需要組織人民，成為軍隊來對抗日軍。

至於抗日根據地的發展，那自然是發展得不錯，抗戰後期共有十八塊抗日根據地，僅晉察冀根據地人口就有2500萬，統治這樣的人口，對日軍形成巨大的壓力，有效牽制住日軍的兵力。如不然，『國軍』的處境還會更糟。

那麼中共在根據地的統治不得人心？如果人民不支持共產黨，那籌錢、籌餉、徵兵必然不順利，即便是勉強徵集，內戰爆發時，人民見『國軍』如見到王師，自是不戰而降，不然也是消極抵抗，對空鳴槍後投降『國軍』。但是，事實正好相反，反而是成批的『國軍』投降共軍。與此同時，中共在當地建立的根據地，因為實施土地改革，除去地主的盤剝，農民的負擔自然減輕，根據地的政府也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在1949年間，相較於國民政府，稅收多出十二倍，以至於後來能夠贏得內戰。

所以，中共在抗日根據地成立政府，並非要從人民身上獲得好處，這與土匪成立的偽軍目的不同，不是為了私慾斂財而成立政府。至於根據地的由來，亦非直接從國民政府搶來，多由與日軍、偽軍的爭奪而來，或是國軍棄守直接佔據而來，因為當時的『國軍』軍力已在湖北、湖南、四川這樣的大後方了。根據地當然是視當地群眾的需要進行武裝抗日來發展的，並非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客觀環境的抗日需要，成立政府。

當年諾曼人是怎麼把整個英格蘭變成屠場、強姦場、種族侮辱中心，一直征服到今天的？

整個盎撒精英層被毀滅了，諾曼人從1066年一直殺到1075年最後一個英國伯爵人頭落地。全英格蘭本來有1000名一級領主，征服後只剩13人；8000名二級領主，只剩10%倖存，其餘都被殺戮成性的征服者取代，連大部分修道院的院長也換成了諾曼人。對於反抗區，毀滅異常恐怖，人煙稠密的北方第一大郡約克，肥沃的良田和富庶的農莊市鎮不見了，成了狐狸和野兔的樂園，這個郡被完全從地球上鏟去，人煙稠密之區被殺到50年甚至延綿到英法百年戰爭爆發時，仍不能耕種。等到約克郡恢復到諾曼人之前的繁榮水平時，已是18世紀了。

全英格蘭有50多萬人被殺，而全英總人口還不到200萬，甚至有的諾曼騎士為自己太多的殺戮心生厭倦煩膩，返回家鄉，他的隊友們對盎撒人殺光還不算，還把一切燒光。而約克森林各旖旎青蔥的山谷裡，卻遍布著逃亡者的餓殍與屍體，想活命只好賣身給征服者為奴。

反抗殺，不反抗一樣殺，為了向投降的倫敦人展示諾曼人的威風，征服者威廉直接將倫敦的食品來源地薩瑟克徹底夷為平地。更離譜的是，當威廉王在倫敦舉行加冕儀式時，因英格蘭貴族的討好獻媚過於離譜，聲音驚動了殿外的諾曼武士，諾曼人以為英國人造反，竟先下手為強，當場砍殺了大批倫敦貴族和市民。而倫敦活下來的精英到平民，竟然繼續向征服者獻媚，直到子子孫孫。

諾曼王威廉圈占英格蘭人農田、森林做獵場，一個獵場就有307平方公里的面積，獵場中不允許存在任何人類建築的痕跡，而2000多原本在此生活的英國人被趕出去，成批的餓死荒山。只要英格蘭人敢誤入諾曼人的獵場，一律剜目、閹割或活體截肢。威廉王一個人就沒收了1422座英國人的莊園，他還向全國宣佈，只要是英格蘭人，不論是誰，都欠他一筆錢。威廉的弟弟奧多一個人掠奪的英國財富，相當於今天550億英鎊。

而且，諾曼人對英國的歧視政策一直持續，強迫英國人說法語，直到英法百年戰爭前。“諾曼侵略者的法國方言成為英格蘭的官方語言，英格蘭國王及所有統治階級未來300年左右的時間裡都以此為日常用語 ………英格蘭的盎格魯-諾曼國王們仍然視自己為諾曼底公爵，將倫敦視為第二個故鄉，幾乎所有人都將英格蘭和英格蘭農民視為維持自身興趣愛好的資金來來源”（（英）斯蒂芬‧克拉克《英法爭鬥史》）

直到13世紀，隨著愛德華一世的長大成人，英國才出現了第一位使用英文名字的國王。1066年的征服，直到1350年代，英法百年戰爭都快開戰了，英國議會才第一次使用改造過的英語宣讀文件。直到1451年，為了慶祝百年戰爭中的阿金庫爾大捷，英國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的學校，才允許學生們使用他們祖國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今天的英語是被諾曼征服者用法語改造過的“胡語”，包含法語單詞至少一萬多個，而且集中在政府、宗教、法律、軍事等控制性領域，比如“政府”、“帝國”、“王室”、“王冠”、“國會”、“議會”等等，征服色彩深入英語文化的骨髓。英國國徽上還銘刻著法語格言。

直到今天，英國《衛報》還刊載了一篇本國學人Paul Kingsnorth的話，此人指出：在某種程度上，今天英國依然被諾曼人統治著，意思是諾曼征服階級的後裔們仍把持著今天英國社會的精英層。他還抱怨英國房價太高，土地分配嚴重不公，社會嚴重不平等，這種種問題可以追溯到諾曼征服。

吳石案之後，接著就來了李友邦案，李友邦當時並未如吳石一般，有任何提供軍事情報的具體犯行，卻被槍斃了，很懸疑的案件。

李友邦曾經在大陸加入共產黨，這一點，在保密局的解密檔案當中，有所記載，李友邦很早就受到懷疑，尤其他領導的台灣義勇隊當中成分複雜。李友邦抗日，後來到台灣，其實與中共的往來很少。

但，李友邦的秘書潘華，本名潘淑華，是不折不扣的共產黨員，李友邦將潘華帶在身邊為秘書，潘華在大陸被捕，也是李友邦保出來。

李友邦出事，還是與蔡孝乾案有關，蔡孝乾供出了季澐，季澐來台後與嚴秀峰展開聯繫，嚴秀峰為李友邦妻，嚴秀峰自供由潘華介紹加入共產黨。

嚴秀峰經常把李友邦告訴她的許多政壇耳語，或者是所見所聞，向季澐透露，結果這些被保密局與軍法單位，認為是李友邦洩漏機密。嚴秀峰提供重要軍情，非常可笑的標準，不過，近年來民進黨也是用這種混淆的訊息，整了不少退伍軍官，根本無關機密的事情，都當成軍事機密了。

嚴秀峰的行為，其實比李友邦嚴重，但李友邦槍斃了，嚴秀峰15年。馬英九為嚴秀峰平反，這就跟很多人批評民進黨轉型正義一樣，把一位共產黨員給高舉了，但這無非是人情溫暖。

李友邦罪不至死，卻被槍斃。按照政府解密檔案，是海軍政治部沈中民檢控，稱李友邦沒有自新，公開自己共產黨員的身分。這個非常奇怪，因為國民黨似乎早就知道李友邦的共產黨員身分，卻拖了好幾年才透過一個檢控，把李友邦搞死了。嚴秀峰熬了15年出獄，即使後來想出國，都被情治單位盯上，還要向蔣經國報告。

國民黨本來要查扣李友邦的財產，發現他根本沒有財產，只有李家老宅，那還是許多家族成員共同持分，要扣也很難扣。

李友邦案，反映出當年軍法單位與保密局的濫訴，譬如把陳誠對某件事情發脾氣告訴了季澐，這就成了李友邦與嚴秀峰向共諜洩密，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年代，對照後來國民黨受到的報應，想想，也不過剛好罷了。

1952年4月22日凌晨，李友邦被帶到中正橋下，檢察官問李友邦，現在要執行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李友邦答曰，沒有。這是李友邦最後的紀錄。

李友邦死前，因為高血壓的問題，從牢裡住在醫院，由憲兵負責監視與照顧，每天血壓高達200，槍決，或許對李友邦亦是解脫。李友邦高血壓，軍方也很緊張，上文請示是否停止審判，老蔣總統不僅不允許停止審判，還下令加速判決。老蔣在4月15日要求速判，17日就判了死刑，但李友邦身體健康惡化，醫生在18日診斷後，認為李友邦活不過3天了，22日行刑，結束了李友邦的一生。

無論軍法處怎麼問，李友邦都否認自己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知道妻子嚴秀峰是共產黨員，對於秘書潘華的言行，也一概不清楚，早年在大陸與共產黨往來，也多以忘記了交代。

軍方片面認定嚴秀峰會加入共黨，向季澐傳遞情報，多是李友邦的關係使然，當年的審判，其實真正的證據不多，用這樣的認定，就是無論如何都要定李友邦的罪。李友邦因親友與部屬而亡，但李友邦也算是蔣經國的同僚部屬，李友邦唯一的錯，就是信了國民黨。

李友邦只因兩個人的檢控涉案，這兩人的指控，又有誰去查核過真偽，李友邦就被關入大牢，判了死刑。兩人指控的都是李友邦在大陸抗戰時期與中共接觸，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抗日啊！

僅有兩人的證詞，兩人還是朋友，並無第三者佐證，這要在今天審判，恐怕大家都會對這兩人的證詞存疑。我懷疑檢控李友邦的那兩人，可能是國民黨內為了搞李友邦，設計出來的圈套，其中一人是軍統出身，到台灣基隆當警察，另一人曾加入新四軍，後來回到國民黨，加入海軍。從這兩人身分，隱約可以感受到是國民黨裡面有人要栽贓李友邦。

大陸準備要推出澎湖海戰的電影，在網路上引起激烈的討論。施琅在當時漢人眼中，不過就是異族朝廷的鷹犬。歷史上跨台灣海峽作戰成功有兩個案例，施琅和鄭成功。

真正的民族英雄是鄭成功，因為他跨海打敗的是如日中天的海上馬車夫，荷蘭聯合王國。而他在台灣的勝利，也是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當中最大的一次失敗，把自己經營了39年的殖民地丟得乾乾淨淨。所以，鄭成功不但是民族英雄，也是千年來閩南人中的曠世奇才。

歷史常常就是命運的抉擇。鄭家到台灣之後，最後卻仍然是失敗的結局，關鍵在於這個家族始終無法忘懷所肩負的使命―反清復明。很多人在鬼扯什麼「東寧王國」，其實沒有這個東西，鄭家的政治號召非常清楚，使用南明永暦正朔，而且始終保持延平王招討大將軍名號，前者是爵位，後者是軍階。雖然確實事實獨立於大陸之外，但是在大義上始終都是大明朝的忠臣。最後鄭經為了推翻滿清王朝，而冒險參加三藩之亂，3萬老兵幾乎全軍覆沒，海軍損失70%以上，等於宣告大勢已去。

如果鄭家不在大陸上冒險，而是把他強大的艦隊用來征服東南亞，那歷史可能會改寫。當時西班牙已經沒落，荷蘭又是手下敗將，英國還沒有真正崛起，東南亞地區還有大量的華人會支持鄭家。所以，這個家族是很有機會在東南亞建立一個海上帝國。如果這個成真，那麼當英國人在30年後想要進入東南亞殖民，就會碰上一個非常強大的對手，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番面貌。

但是鄭家終究為了反清復明而燃燒了自己，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筆者在2014年去台南祭拜延平王，特別寫下：

孽子孤臣鄭延平
啟沃洪荒建東寧
豐功不是延漢祚
偉業亦非保殘明
香火綿延三百載
千萬台民享太平
英雄不以成敗論
皓月長留照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