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

西安事變並非偶然的「逼蔣抗日」道德事件，而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並試圖清算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所引發的政治爆炸。其核心邏輯在於「退路被關閉後的被迫行動」，而蘇聯的干預，則在關鍵時刻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這一歷史教訓深刻揭示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蘊含的高度風險——它不僅無法帶來穩定，反而會不斷累積不確定性，最終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一、西安事變的核心真相：蔣介石的「清算倒數」與張、楊的「生存抉擇」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政治生命與軍事權力即將被剝奪的絕境下，為阻止既定清算程序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根據史料，1936年12月，蔣介石對張、楊已提出「二選一」方案：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被調離西北，蔣已作出如下決定：
人事清算：透過《大公報》密囑發布消息，擬以蔣鼎文取代張學良之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務（1936年12月9日密囑）；
軍事接管：調動中央軍（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全面接管西北，並計畫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往福建、安徽等地，實質上解除其對原有根據地的控制。

上述措施並非「風聲」或「試探」，而是已進入執行倒數的實際決策。對張學良、楊虎城而言，其含義十分清楚：
若服從「剿共」命令，將繼續淪為剿共工具，並逐步失去對部隊的實質控制；
若拒絕「剿共」，則勢必被解除兵權、調離根據地，最終遭到中央軍清算。

正如周恩來所言：「蔣介石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這樣就逼出來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人亦明確表示：「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回答他（蔣介石）。」因此，12月12日的兵諫行動，其本質並非奪權或叛亂，而是張、楊在生存退路被封死的情況下，為阻止清算、保留抗日力量而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二、蘇聯的「踩煞車」：避免全面內戰的關鍵外部因素

西安事變之所以未演變為全面內戰，並非因為國民政府制度成熟，而是源於蘇聯的強力干預。當時蘇聯的核心戰略目標是「聯蔣抗日」，以避免日本與蔣介石結盟，從而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蘇聯對西安事變持明確反對立場：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將西安事變定性為「叛變」，批評其「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史達林親自草擬電報，要求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理由在於「打倒蔣介石將引發內戰，有利於日本」；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孔祥熙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並向中共施壓，要求其停止支持張、楊。

蘇聯的干預，本質上是基於自身戰略利益，強行阻止中國內戰擴大。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的：「若沒有蘇聯的『踩煞車』，西安事變極可能演變為全面內戰，中國的抗日進程亦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三、歷史教訓：拖延聯合抗日的「慢性逼迫」與「失控風險」

西安事變所揭示的核心教訓，在於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構性危險。蔣介石的「拖延聯合抗日」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 政治層面：堅持「剿共優先」，拒絕與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合作，導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持續激化；
2. 軍事層面：試圖透過「調虎離山」之策，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離西北，削弱其抗日實力；
3. 人事層面：以密囑方式解除張、楊兵權，實質上將抗日將領推入「要麼反抗、要麼滅亡」的絕境。

這種「拖延」，並非中性策略，而是將問題懸置、同時累積壓力的過程：
對張、楊而言，「承諾不兌現」（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壓力不消失」（仍被迫進攻紅軍），使其完全看不到可預期的未來；
對抗日力量而言，「動員持續」，卻「退路被關閉」，最終導致「行動提前發生」，即兵諫。
正如材料所指出的：「拖延意味著問題被懸置，但動員持續；承諾不兌現，但壓力不消失；關鍵角色被要求『顧全大局』，卻看不到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是治理，而是慢性逼迫。」

四、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西安事變的歷史邏輯，清楚展現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深遠後果：
對被統治者而言：拖延不斷累積不確定性，迫使其採取極端行動（張、楊的兵諫，本質上是「再等就會被犧牲」的理性選擇）；
對統治者而言：拖延將導致退路被關閉，最終失去對事件節奏與方式的掌控權（蔣介石因此失去選擇時間與手段的主導權，甚至一度命懸一線）；
對國家整體而言：拖延將大幅提高失控風險，極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或更嚴重的災難（若非蘇聯介入，西安事變的走向恐難以收拾）。

因此，西安事變留給後世的最冷酷教訓在於：
拖延並非謹慎，而是一場將未來主導權主動交付給突發事件的賭博。
歷史沒有義務在下一次重演時再次給出煞車手。
而這樣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總結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的政策，將張學良、楊虎城逼入生存絕境後所引發的極端行動。蘇聯的干預，避免了全面內戰的爆發，但這種「幸運」並非歷史常態。歷史反覆證明：凡是拖延重大政治問題者，最終只會累積不確定性，並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西安事變的核心警示正在於此：
問題若不被正視與及時處理，終將以更劇烈、更失控的方式爆發。

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少年時讀到清末的歷史，對譚嗣同是無比的崇敬。他以世家公子的身份，學兼中西，卻拒絕科舉，又學習武術，有豪俠之風。戊戌政變（1898年9月）前夕，他親訪袁世凱，說皇上希望袁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軟禁慈禧太后。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勸說譚一同出逃但遭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最近重新翻閱一些戊戌變法的記述，其中提到譚嗣同主張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因此被批評為缺少救國的見識，如《早死早好！譚嗣同鼠目寸光 欲“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二萬萬之欠款」是指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對日本的賠款白銀2億兩）

不僅譚嗣同有賣邊疆領土的主張，康有為也類似（因此不是一時的發想而是具體的主張）：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譚、康的賣地主張即使在當時也不實際，俄羅斯在1867年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僅賣了720萬美元，白銀2億兩的《馬關條約》賠款，當時約等於3600萬到7000萬美元（視乎匯率及計算方式），恐怕是遠多於賣地所得。更別提賣地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俄羅斯只在阿拉斯加的一小部份建立殖民地幾十年，很多俄人大約不知有這片殖民地，但清朝擁有新疆、西藏、蒙古已經超過140年，人民心中何能割捨？清朝若出賣大片國土，還有何執政正當性？

要救國必先愛國，但救國比愛國困難多了。譚嗣同無疑是深愛國家的烈士，他主張賣出邊疆領土以籌款實行新政，確是不諳國事的書生之見，遠比不上左宗棠自籌和借貸軍費收復新疆（1876-1877）的救國偉業，但是蓋棺論定，譚選擇殺身成仁以喚醒國魂、號召革命，正是當時很適當的救國方式，此後革命更風起雲湧而終於成事，因此何能說譚缺少救國的見識？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漢文帝劉恆當了皇帝以後，任命陳平為左丞相，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漢文帝問周勃幾個問題：「全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國庫的錢和稻穀一年收入有多少？」周勃都不知道，緊張得汗流浹背。這時陳平解圍說：「有專門管理這些事務的官員。」漢文帝說：「什麼事都有具體的官員負責，那你是負責什麼的？」陳平回答：「我的職責是讓下屬的官員能各自發揮他們的專長。」文帝表示贊同。事後，周勃來責備陳平：「您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問題呢？」陳平笑著說：「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宰相職責是什麼？假如皇上問長安城裡有多少盜賊，你也能回答嗎？」周勃自此知道自己的能力距離陳平很遠。

周勃的反應能夠印證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話：「教的曲兒唱不得」。因為每個人各有其天賦秉性，你強行去教給一個人應對事情的套路，他們自己不知道這些套路背後的原理，那麼他們面對事情根本應付不了。有的孩子要出席一些場合，家長告訴他：如果別人問你一二三，你就回答四五六。可是一旦對方再稍微深究一下一二三的相關問題，這個孩子就完全回答不上來了。

周勃去責怪陳平不教給他回答問題的方法，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陳平應對自如，卻不了解陳平為什麼能應對。周勃或許下次依葫蘆畫瓢，如此回答，但是文帝再換一個問題，他就不行了。

《傳習錄》記載，陸澄問陽明先生：「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预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沒有什麼事是預設好了，答案也準備好了，就等著你拿了答案去應對的，聖人只是修煉好了自己的心，自然可以對事情應變無窮。你看到別人很聰明，什麼情況都應付得了，就以為人家那裡有一套「萬能指南」，只要自己把這本書借來，便也能一樣厲害了，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有的人就是執著於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和維度，只想找個簡便的方法讓自己脫困，卻不肯花費精神去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不肯去琢磨事情背後的原理。比如有的人去請教人家如何做蛋糕，別人教給他：「首先，你要先選好麵粉，麵粉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這個人聽到立馬說：「我不要記這麼難的東西，你只教給我怎麼做蛋糕就行！」想要做好事情，卻只要結果不要過程，這種懶惰的思維會導致他們永遠無法做好事情。思維維度的提升，首要的前提是不能怕麻煩，不能怕痛苦，要把問題不斷往心性的深處去對照、發掘，勇於承擔和磨練，不然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維度階段，吃不完這個層面的苦。

美國陳兵委內瑞拉外海，幾乎封鎖委國的海空域達4個月，然後突襲抓捕了委國總統馬杜洛夫妻。在封鎖下，委國的經濟已近於崩潰，此時副總統雖就任臨時/代理總統，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猶未可知，委國的前途真是非常晦暗。長期來看，委國可說是整個拉丁美洲（拉美）的縮影，雖有豐富資源，卻常受制於美國，而始終發展遲緩不順。

拉美各國的經濟水準差異很大，整體而言，該地區的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上下，還不到台灣的1/3。目前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是智利、烏拉圭、巴拿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勉強可算高所得國家，但其人均GDP大約只有台灣的1/2。拉美國家的經濟很依靠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因此各國的GDP也波動較大。各國的GDP波動大也因為其國內政治有時候不穩定。

拉美國家過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在19世紀已完成獨立建國，又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相對於二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亞洲4小龍（虎），應有較長的發展時間和較佳的發展機遇，但結果卻是大幅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自1823年起實行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其主旨在於讓拉美剛獨立的殖民地免受歐洲的干預，避免新世界淪為歐洲列強的角逐場，進而使美國能夠不受干擾的對拉美國家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操控。

拉美的眾多國家幾乎可說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驗場，包括軍人獨裁、威權統治、選舉民主（右派、左派）、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一個國家可能實行一種政治制度若干年後，由於施政的績效不佳，就改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這些國家時常施政績效不佳，主要有下列两個原因（可能發生在同一國的不同時間）：
美國的資本家控制該國的重要資源，取走太多利益。
國家抑制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得罪美國，於是受到美國的杯葛甚至制裁。

委內瑞拉可算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美國家，它在1830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軍人獨裁、威權統治和5年內戰，到1958年才開始實行較正常的選舉民主制度。馬杜洛總統的前任查維茲（1999-2013）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將美國大量投資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以提供社會福利，並公然反美，追求拉美團結及擺脫美國干預。馬杜洛大致繼承了查維茲的政策，他們都成為美國必欲去之的眼中釘。

僅舉幾件委國的大事：2002年發生一場企圖推翻查維茲的失敗政變，美國疑似介入這起政變；2017年起美國對委國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委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銳減、經濟嚴重受損；2019年馬杜洛再任總統，川普總統不予承認，並宣布承認反對派支持的國會議長瓜伊多為委國總統，馬杜洛於是與美國斷交。所以川普突襲抓捕馬杜洛，不過是美國一再制裁委國的升級版。

美國為了利益長期介入拉美國家的內政，是拉美的不幸，川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說是新門羅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川普或許能贏得短期的利益，但使美國淪為令人不齒的海盜/侵略者，長期未必有利。

有知名學者覺得美國入侵委內瑞拉，綁架其總統馬杜洛實屬不得已，因為美國正在拯救委內瑞拉的人民，更何況馬杜洛正在犯罪。然而，馬杜洛做的任何事情，都只有美國單向的聲稱，是否屬實或是否犯罪，本來就需要自己國內法院認定。

如果不談馬杜洛犯什麼罪，只因委內瑞拉民不聊生（美國對它經濟制裁至少是部份原因），美國就能拿「拯救人民」當理由來綁架該國總統，那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同樣不就在拯救烏東地區俄羅斯裔人民嗎？憑什麼北約各國只譴責俄羅斯，卻不譴責美利堅呢？正義不能雙標。

美國向來都覺得自己在拯救阿富汗人民免於塔利班組織迫害，還有拯救伊拉克人民免於海珊政權的迫害，美國政府相信自己全部行為都是基於正義。但，為什麼曾被「美國拯救」的國家，至今沒有任何一國獲得因被拯救而從此長治久安呢？

檢視歷史，任何帝國主義者殖民他國人民，都是使用「還給人民的幸福」當作不二理由，不會有殖民者說自己來他國殖民只是圖著這裡的石油、礦產、木材或甘蔗，因此，壓榨者總會想辦法編織出「幸福的敘事」，來讓被壓者相信。

如果你當真相信這套說法，八國聯軍侵華，甚至甲午戰爭日本打敗清朝，從而殖民台灣，只要清朝很腐敗，侵略就完全合理。甚至日本想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都是在為東亞人民著想，當我們相信這套「幸福的敘事」，這世上就沒有侵略可言了。

川普正準備將自己下一個目標指向格陵蘭，請問丹麥政府或格陵蘭人民會覺得格陵蘭島被美國佔領很幸福嗎？如果不論美國做什麼事情，美國盟邦各國都跟著搖旗吶喊說「這就是正義」，那格陵蘭人民就要開始催眠自己，準備接受美國編織一套「被侵略其實很幸福」的說法了。

請從幾個關鍵問題思考：

1. 中國當時有4億多人口，年均糧食總產量已達到3000億斤，在沒有工業化生產糧食與化肥增加產能的基礎上，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奇蹟，工業生產對當時歐洲最大的誘因是能夠補足歐洲不斷相互征戰後，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中國不僅沒有勞動力不足的憂患，相反地中國有過剩勞動人口的隱憂，所以工業技術對中國來說是毒藥，不是解藥，這問題明朝就存在了，不光是清朝。

2. 中國不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文化，即便清朝與元朝呈現出向外擴張的企圖心，但相比於元朝，清朝的對外擴張僅止於將可能的外部勢力，以天然的地理優勢屏蔽在外，而不是元朝無限制地拓展領土範圍，所以在中國人口嚴重過剩，但政治上又沒有拓展領土企圖的前提下，無法擴大內需市場，貿然引進工業技術，提高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在紡織業與相關可以由手工業替代的輕工業上，工業取代輕工業，會造成1億的非農就業人口立即出現失業的危機，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將太平天國的問題，提前在嘉慶年間發生，工業革命不是為清朝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而是提前發生滅國的危機。

3. 當時中國純粹以手工業所生產出來的茶葉、紡織、瓷器與各種奢侈品，可以高價賣給歐洲人以穩定白銀輸入，倘若接受西方的工業生產，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拱手讓給西方工業技術，並在採購工業技術的時候，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崩潰，那麼即便清政府可以壓制提前發生的太平天國，也會因為穩定經濟的白銀大量損失，造成各地擁兵自重，民國的軍閥割據也會提前在道光年間就出現。

如果能好好思考這幾個經濟問題，就不會單純以滿清皇帝故步自封，昧於世事變化，保守顢頇譴責大清政府，因為大清與廿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全世界掠奪累積資本，成為高消費市場，大清即便只有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的佔有率依然是世界第一，生產總值依然超越整個歐洲。直到中國經歷民國的軍閥混戰，抗日時期的戰火將中國經濟徹底搞到崩潰，中國才有可能因為落後的工業生產條件，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生產商品，以低廉的人工換取外匯，才能解決清代外部外銷市場不夠大，無法承擔中國工業生產後的銷售問題，讓中國有了從手工業進入輕工業轉向重工業的發展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