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中原離世，我有幸與文學大師的家人成為同學、朋友，故能多些認識，失智老人真的是需要大家的關心。

司馬中原被某些媒體亂扯喪偶後，有段戀情，其實司馬中原當時與這位女子的往來，是女子利用老人意識不清，哄騙老人，子女發現後，把這位住進家中的女子趕了出去。司馬中原在2014年中風後，逐漸有些令家人無法理解的言行，對子女而言，慢慢難以照顧，最後是老二搬回家照顧父親。

讀初中時，每天為了考試暗無天日地煎熬著，但我還是抽空讀了《狂風沙》，這是第一次看司馬中原的小說，裡面的情節不免忠孝節義，江湖氣魄，其中關八這個俠義人物，心嚮往之。

司馬中原有篇文章，收在當年的初中國文課本裡面，無巧不巧，及人中學初二義班時，與司馬中原的孩子成了同學，當時不免羨慕大作家的孩子，長大了知道，這個名人之後，也不好當。

司馬中原屬於那個逝去的時代，那個隨著蔣經國辭世，已經結束的時代，光是「中原」那兩字，就夠你想像了。他的小說當中，多以民初為舞台，鄉野傳奇，江湖義理，後來司馬中原開始講鬼故事，我就沒有那麼喜歡了。

但神鬼之事，無非藉鬼神諷諭現實。司馬中原若是沒有失智，應該會對教育部的爛課綱有很多想法吧，現在是把人當鬼在教了，禮義廉恥都不要了。

司馬中原是台灣仍然是中國文化範圍的時代產物，現在台灣已經不想在中國文化圈當中了，司馬中原的離開，只是把一個已經結束的時代，又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聲，我走了。

以前中學時的國文課和歷史課都會講到儒家，稍微提到曾參，似乎不太重要。最近讀了李碩博士的《孔子大歷史》（[1]），講到孔子身後事，才知道曾參對儒家有重大的影響，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曾參，字子輿，是孔子很晚的學生，因為他的父親曾點也是孔子的學生，曾參應該跟孔子很親近，是孔門的核心弟子。曾參比孔子小46歲，孔子逝世時，他27歲，正進入年富力強的年紀，因此能夠為儒家做很多事。

另一位對孔門很有貢獻的孔子弟子是子貢（端木賜，端木是氏，賜是名，子貢是字），比曾參大15歲。子貢善於經商而致富，又曾擔任魯、衞兩國的高官，主要是外交官，因此與各國的高層都有交往。

孔子逝世後4年，越國（越王勾踐）滅了吳國，成為新興強國。子貢趁機推薦曾參到越國擔任了高官，曾參雖然任職不久就辭職回到魯國，已積存相當財富，足以繼續孔門的授徒教育工作。（子貢和曾參都不是貴族出身，原來沒有什麼家底。）

那個時代還很迷信，子貢大概是要抬高自己的身價，因此一再把老師孔子神化、聖化，講述了不少孔子的神異故事，收錄在《國語/魯語》《左傳》等書中。然而這完全歪曲了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關注人道的精神。

曾參的最大貢獻是，他在晚年和弟子們編輯了《論語》和《禮記》兩部書（史書雖未記載兩書的作者，由書中的稱謂，學界獲得此共識），翔實地記述了孔子的言行和思想，包括與其弟子們的互動。當時子貢已經過世，曾參有了完全的自主權，反轉了子貢對孔子的神化、聖化。

孔子「述而不作」，他雖然編輯了六經，只是收集整理前人的作品。六經的部份內容雖然符合孔子的思想，成為孔門的教材，不像《論語》和《禮記》完整記述了孔子的思想。假使沒有《論語》和《禮記》，孔子的思想有可能失傳。

曾參的敗筆是在《禮記》裡記述了很多過分嚴格的人倫規矩。這些規矩既難以實踐，又缺少人性，到宋朝時卻被儒生們翻出來想要全面實踐，成為所謂的「理學」或「道學」，可說是儒家文化裡最負面的東西，後來被罵「禮教吃人」。

孔子雖然主張要有人倫規矩，但從他的言行可知，他不是不懂變通的人。曾參在《禮記》裡記述很多嚴格的人倫規矩，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這是因為曾參是一個老實但愚蠢的人，他真奉行這些不合情理的人倫規矩，[1] 裡講述了一些曾參愚蠢的事例。

[1] 李碩《孔子大歷史：初民、貴族與寡頭們的早期華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一個外文系的女孩，選修了一門「東坡詞」。基於對東坡的熱愛，她把老師講解過的詞一闋闋都背了下來，心中彷彿略感其意，但畢竟大學時代的生活安然舒適，念過就是念過了，心中也難有太多感觸。

女孩畢業之後，負笈英國拿到了碩博士學位（是真的學位），接著就留在倫敦工作，多年來始終沒機會回來臺灣。

有一天，她獨自一人在上班的路途中，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那是一個飛雪漫天的早晨，女孩凝望著對街的號誌，倏忽之間，一闋大學時代背過的東坡詞閃進了她的腦際 ──

「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　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似姮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

這是蘇軾的〈少年遊〉，寫的是孤寂遊子不得歸家的思念之情。女孩透過漫天飛雪，竟和千年前的古人產生了連結，她終於感受到了孤寂的人生，其實並不孤寂 ── 同是天涯離鄉人，蘇軾，懂得我的。

對街的號誌轉綠，女孩卻仍兀自佇立街角，仰望著漫天飛雪從她婆娑的淚眼前飄落。家鄉啊！多少年沒有回去了？可嘆人事羈絆，何年何月才有機會再度踏上家鄉的土地？而女孩的孤獨寂寞，又能說與誰聽？如今也只好透過這闋詞，一紓心中的鬱結之思。

當然，你可以說只要是遊子，就會有思鄉之情，和讀不讀這闋東坡詞毫無關係。況且現在除了少數中文系之外，也沒人在寫宋詞了。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女孩所感受的思鄉，是跨越千年的美感體驗。蘇軾用文字寫實了思鄉的愁緒，其實就是蘇軾自我的美感體驗。而這樣的美感體驗，又在一個千年後遠赴倫敦謀生的女孩心底，播了種，發了芽，並且滋長茁壯。

這是沒讀過這闋詞的人，永遠無法領受的美。
是呀！生活處處是現實。務實主義者一定會質疑 ── 美可以當飯吃嗎？人生何必非有這種美感不可？
我想，生而為人自然就會有一種追尋美的渴望，即便自己對此毫無知覺。君不見每年有那麼多臺灣人奔赴日本旅遊，不就是對日本之美的認同與追尋？差別只在每個人心中求索的美各不相同罷了。

能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古典文學，並可稱之為經典者，大抵皆有一個共通性，就是能賦予讀者以美感體驗。秀麗婉約也好，雄渾悲壯也罷，作品總能在某個機緣之下，觸動讀者的心弦，讓讀者心有所感，也就是「於我心有戚戚焉」的了然徹悟。美固然不能當飯吃，但人的天性自然擁有追尋美的本能，否則人與禽獸何異？
學習古典文學，其最基本的用處與價值，庶幾就在於此。

（附記：女孩的故事不是我編的。她在漫雪的路口踟躕多時，內心感動不已，後來把當時的愁思心緒，寫了一封信給當年教她東坡詞的教授，教授為余道之如是。）

三十多年前在報紙上讀過一篇連載小説，主角是個婚姻不幸福的中年醫師，他向旅伴訴說著他與前妻不睦的經過：

「…一開始，我想用道理和邏輯來說服她，既然她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應該會講道理…可是，不說還好，一拿道理和邏輯出來，她就益發暴怒，仿彿兩眼要噴出火來似的…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她們這種高學歷的人，其實只是在家人的期待和虛榮心之下才去唸了學位，對什麼知識學問或邏輯思考的並不感興趣…或許該說，是極度痛恨吧。

畢竟她們想要的是學位和稱號，對她們來説，知識或道理什麼的，都是多年來在求學過程裡折磨她們的東西，在她們拿到了她們要的學位和虛名之後，只希望這些東西滾得越遠越好，最好永遠消失不要再遇到…所以越是跟她們講道理講邏輯，就越是撩起她們的憤恨…」

這當然是個個案而已，而且這小説放在今天來看還有性別歧視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
不過，看看某些人對於古文教育的恨之入骨的態度，我似乎有點懂了…

以前讀過的歷史書介紹商朝和西周都很簡略，商、周的交替似乎只是統治者的變更而已。讀了李碩博士的《翦商》（[1]）一書才知道，商、周的交替實現了中國文明了不起的躍進。

李碩在《翦商》書中，通過對各種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對比分析古書中的記載，重新構建了夏、商、周的歷史，尤其著重商、周的宗教和文化差異，以及商、周交替的過程。

商人（建立商朝的族群）相當崇尚暴力，在他們的眼裡，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他們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自然認為他們篤信的鬼神也沒有善惡觀念（鬼主要指祖先）。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時、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禍，也可說任何災禍背後都有鬼神在操縱，因此他們極力想要獲得鬼神的恩寵，而一直向鬼神奉獻大量的祭品。祭品包括各種牲畜和活人，活人祭品主要來自他族的俘虜，但也包括犯錯的本族人甚至貴族。牲畜和活人祭品在祭祀完後一般會被吃掉。

除了人祭，還有人奠基和人殉：
人奠基：把人夯築在建築物的地基內，奉獻給土地之神，以獲得神對建築物的護佑。
人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

那個時代的人普遍迷信鬼神，因此周武王攻滅商紂王後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祭祀，包含很多人祭。不過武王不到兩年就過世了，由年幼的兒子繼位，此後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輔政/主政多年，完全扭轉了當時的宗教和文化。

商人最崇拜的神是「帝」，也有人性，卻是任性而難以捉摸的，到商朝末期，「帝」和商王的身份甚至是重疊的。周公以「天」取代「帝」，「天」無形無像，無言無行，並無擬人化的個性；「帝」會通過商王（如占卜）發佈命令處理世間之事，「天命」卻是抽象的，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就能得到「天命」的青睞而長保其國，如果王者殘暴對待庶民，「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周公強調「天命」和道德，自然要禁絕人祭、人奠基和人殉（人殉無法禁絕，繼續存在很久），他銷毀了這方面的大部份文字記錄，以免死灰復燃（也使後人不通過考古的發現無法知道商人的人祭歷史）。

周武王繼位僅四年就攻滅商紂王，因此周人的翦商大業其實主要成於武王的父親文王。周族由文王的祖父率領遷居到周原（今陝西省渭河平原西部），成為忠於商朝的一個小諸侯。然而文王的父親和長子都死於商王之手，大約是他決心滅商的主要原因。諸侯和貴族有類似文王的遭遇者不少，使得武力強大的商朝衆叛親離而終於滅亡。

周公終結了商朝的暴力文化和人祭宗教，而以道德和「天」取代之。這無疑是中國文明的一次大躍進，使中國有了民本思想，並且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脫離神權時代。周公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

[1]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

所謂的「和制漢語」完全是台獨日奴編造的謠言。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詞彙，引進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幾何原本》也列入在康熙帝的《古今圖書集成》中。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佐治芻言》也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像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

事實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寇的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前天下午到臺灣客家文化館聽市政顧問丘尚英博士的演講。主題是「你所不知的打魚客家人」，討論的是桃園新屋區生活在海邊，以捕魚為生的客家人，這題材打破了客家人是靠山群聚，以山林、農耕為業的刻版印象。

吳志揚當縣長時，成立了客家事務局，首任局長賴俊宏歷任過客委會四個處的處長，對客家政策與客家文化的傳承亦多有建樹，找來丘博士擔任主任秘書，丘博士曾當記者跑新聞多年，熟諳地方人、事、物，正可以補賴局長之不足。

四年之間，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課程，為桃園客家事務局培養了一批能上山下海的公務員，也奠定了客家事務局業務推動的基礎。海邊客家人之受到重視，便是在賴局長任內發生的。若不是先有「海唇客家文化」的探索及推廣，恐怕客委會不會挹注龐大的經費興建海螺文化館(可惜內容空泛貧乏)及永安魚市場的形象整理。

海邊出現客家人，並不是桃園新屋獨有的現象，南部屏東縣佳冬鄉也靠海，也住了許多客家人，遠在婆羅洲西加里曼丹海邊的山口洋市，住了將近20萬的客家移民，現在已成為亞洲前五大都市的深圳，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就是一個客家小漁村。

人類的遷徙與停止，始終是受到歷史因素與自然環境影響的。但客家人並不會因為靠海維生而捨棄了族群的文化特色，但是隨著外來人口不斷增加或者人口的頻繁流動，會沖淡主流文化的色彩，而逐漸揉合，出現「文化合成」現象。

我在我的博士論文《從「客人」到「客家」：臺灣客家形成之研究》中做了這樣的結論：
「臺灣客家仍在形成中，它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下，卻偶然奠定的基礎下，逐步建構中的工程。它是在歷史上不同的階段，不同的背景下，由客家知識菁英所推動建構起來的，且其仍在變異調整中。換句話說，客家的建構從來就未曾停止過，在不同的階段與背景中，客家以其特有的包容性，繼續吸納不同的構成元素，呈現不同的風貌，繼續茁壯與穩健地前進中，臺灣客家的本土化，事實上就是客家形成的新起點。」。
這便是我看到的臺灣客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