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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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大詩人李清照，亦被尊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女詞人，1084年出生於濟南章丘區明水鎮，較蘇東坡晚出世約50年。

她父親為進士出身，父、祖均曾經在朝廷拜相，夫君則為太學生。因為家世好，生活安定優裕，早期作品多為熱情活潑明快天真，多寫少女生活的無憂無慮以及婚後的離別相思，例如：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一剪梅）。

金兵南侵，她與夫君南渡江寜（南京）。南下3年後夫君去世，她歷經國破家亡，生活陷入困頓。暮年飄零，感情基調轉為悽愴沉鬱，感人至深：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聲聲慢）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民國87年我第一次踏上大陸，正值初秋時分。走在南京、上海街道，兩旁行道樹全都是梧桐樹。秋風起，只見落葉紛紛夾雜小雨。那氣氛，不由想起李清照的（聲聲慢）：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後世評論清照詞在意境方面，在風格方面，均為出類拔萃，堪稱為千古第一。

李清照出生於濟南章丘明水鎮，當地有名泉「百脈泉」，濟南以此為基礎，納入「墨泉」、「龍泉寺」、「李清照紀念館」… 等，修建「明水古城」，佔地面積達20萬平方公尺，半數是水城，成為一頗具特色的文化旅遊區。

臺南市北門區南鯤鯓代天府牌樓颱風遭損倒塌，劉杯杯應景的來了篇文白夾雜的感嘆文，說了些因為當道內德不修、施政不力，所以上天才災兆示警的貼文；結果遭老同學打臉，說是劉杯杯｢假鬼神而論時政，士所不為」。

老同學指正，劉杯杯知錯即改，馬上承認是因為見獵而八卦心大起，以致雲裡霧裡的胡說八道一陣。
不過，心裡也不免OS，在天災跟施政之間建立因果關係的，劉杯杯可不是第一個；人家董仲舒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了。

所謂的「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理論是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人間帝王的德行和施政會影響天地運行；反之，天地異變也是對人君德行施政的回應與警示。
而這｢天人感應」還真不是因為古人不懂自然科學而胡說八道的神鬼之說，是有其工具性的。

首先，與神權結合之後，皇權可以獲得統治正當性，皇帝從此以後就可以說是｢上天之子」，獲有天命，下個命令就可以說｢奉天承運」，天說的，不是人說的。

其次，可以用來約束限制帝王；只要發生像是日蝕、地震、洪旱、彗星等現象，或災異，或是像這次的牌樓塌了，就可以用天譴來提醒或逼迫帝王反省自身的德行與政策，必須「修德改過」，像是下詔罪己、減免賦稅。

這其實就是一種制衡與民意壓力；朝臣、史官、儒者可藉天災異象彈劾皇帝或官員，形成道德輿論制衡，而百姓也更容易接受以天象災變來批判不義政權的說法。

時至今日，民智已開，科學觀念昌盛，｢天人感應」已經失去了制衡當道失德的功能；不過，在宗教、文化、民間信仰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像是重大天象與世運、人事變動相連的說法，更會影響輿論或民間心理。

這就很大的說明了從李登輝以降，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去南鯤鯓參拜、求籤的原因。
其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有：陳水扁2004年連任時，求的籤詩被解釋為要發生血光之災才可以連任，後來就有了319槍擊案；以及蔡英文也因為｢武則天坐天」的國運籤，早早就被預測會在2016年當選。

總之，「天人感應」是一套結合宇宙觀、政治學與倫理學的古代思想工具，實際功能在於提供一種「道德威懾」，約束統治者，為百姓與臣僚批評失德政權提供依據。在現代社會，雖失其科學性，卻仍在文化記憶中扮演提醒政治權力「天命有常、民意如天」的象徵角色。

畢竟，執政者若無所敬畏就容易濫權腐敗、恣意妄為、無法無天；群眾若失去對法律、道德或他人權益的基本敬畏，就只會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計，社會就會失序；個別人若無所敬畏就會自我膨脹，以自我為中心，心裡只剩自己，沒有別人。
人哪，還是要怕點甚麼才好，天命、災異、鬼神、果報，都好，才不會亂來。

面對當前世界出自宗教與種族的霸凌，我更感覺孔子值得後人尊敬，其實是他能跨越自己身上的種族，明明身為商朝王室後裔子孫，深知商人常自認是「上帝的選民」，不把商人（含東夷）外的人民當作人，將其當作奴隸，甚至會殺人殉葬，孔子對此完全不認同。

孔子具有高貴的血統，甚至當時商人正流行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面對衰落的春秋諸侯各國政局，如果他願意高舉「復國的義旗」，相信會有大批商朝後人風行景從，跟著他大搞復國主義、恐怖主義，讓整個天下瀰漫著腥風血雨。

他相信自己有天命，卻認為自己的天命是繼承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曾參與滅掉他祖先建立的王朝），傳播與實踐仁政，他放棄只有「商人是選民」這種獨斷論點，拒絕再效法商人的惡習，因此，孔子平日的講話，都會將「上帝」一詞轉化成「上天」。

如果沒有孔子堅持抗拒誘惑，不當「復商的教主」，堅持周朝雖然衰落了，其人文精神絕不可廢，相信後世將會有「商朝復國浪潮」，再度鼓吹某些人獨享上帝給予的特權，其他人都不配做人，可被輕易的傷害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益。

現在的人自我意識都很強烈，瞧不起孔子，並不令我意外。如果有人告訴你：其實你是上帝選中的人，你已被指派要帶領子民來幹一番大事，有大量的資源會提供給你來支配，你是否願意帶領你的子民「撥亂反正」，恢復你祖先的榮耀？

這段藉由復國來恢復榮耀的過程中，你要把全體鄰國都視如仇敵，不只是跟你戰鬥的士兵，更要把他們的老弱婦孺都殺得片甲不留，免得其子孫未來還能報仇。這種事情你幹不幹？孔子會駕車、射箭與劍術，但孔子拒絕戴上能讓他南面稱王的冠冕。

我知道很多人不會拒絕這種誘惑，否則現在就不會有這些恃強凌弱的殘酷戰爭了。我很慶幸有這位「萬世師表」，寧願當老師，不願當教主，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商人，但總是夢見消滅他祖先的周公。他與周公一樣，常把天下人的幸福，都放在自己心上。

漢字的繁簡之爭？其實當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也想推行簡體字來掃除文盲，只是後來被老共推行成功了，現在才在那邊GGYY。

推行簡體字對於提升人民識字率與掃除文盲還是有一定的成效。推廣教育普及率固然是根本解決之道，但是就當年的時空背景，中國大陸數億人口中的文盲大多是成年人，要他們重新回到學校從小學開始接受基礎教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推行簡體字對於讓這些成年人識字的確發揮了成效，要讓這些不識字的文盲先看得懂並且學會寫字，才有辦法推行之後更進一層的表意文字教育。

再來說到繁體字與注音符號，這兩者並非一定得綁在一起不可。注音符號是用來學習普通話發音的拼音符號，這個目的用漢語拼音一樣能達到。其實當年吳稚暉在推行注音符號時，並未考慮到這套注音符號無法完全一體適用於各省方言，但漢語拼音卻可適用於多種中國方言。而漢語拼音的優勢更在於比注音符號適合向全世界推廣中國話。因為漢語拼音是在羅馬拼音為基礎上所設計的拼音方式，讓許多有心想學習中文與漢語的各國人士可以不用另外多學一套注音符號就能入門，自然有其方便性。

台灣想要推廣的台羅拼音，本來就是西方傳教士為了與當時的台灣閩南住民溝通傳教而打下的基礎，但為何卻在台灣卻遲遲無法推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現在推廣台羅拼音的那群人妄想直接用台羅拼音完全取代中文，以表音符號取代表意文字，反而造成台羅拼音窒礙難行。

另外說到對岸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是強制推行、強迫使用，這種說法也有點以偏概全。文字固然是文化的載具，同時也是傳遞文化的一種工具。既然是工具，自有優勝劣敗。如果單靠強制推行與強迫使用就能達到目的，那請問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都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而不是使用我們引以為傲的繁體字與注音符號？各國人士若有心學習中文，為何他們選擇的都是簡體字與漢語拼音？就連現在的師大國語文中心也是採用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並行的教學方式在教外國人說中文？

退萬步言，事實上對岸並沒有廢除繁體字，我很多對岸的朋友們都能做到簡繁皆通，不論是書簡識繁或書繁識簡。而注音符號與繁體字依然存在於對岸的字典當中供學習者運用，倒是我們台灣這邊一天到晚在搞「支語警察」，大興文字獄。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其中的「書同文」就是因為當時六國的文字各不相同，按照時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廢除關東六國原有文字，將史籀大篆演化而來的小篆（亦稱秦篆）作為全國通用的字體。這才有了之後的「漢隸」，到後來的「唐楷」。我們能因為推崇唐代的楷書就貶低秦朝的小篆嗎？還是我們應該推行商朝的甲骨文或是周朝的鐘鼎文才算正統？文字是會隨著時代不斷演化的，所謂的繁簡之爭也是。

拿掉你的政治濾鏡來看事情，其實你會發現，在那邊爭論繁體字與簡體字孰優孰劣，或者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那種才是正統，根本就是白費力氣的無謂之爭。

我們的生命太受到西洋哲學有關個人主義的影響，永遠都是從「個體我」的角度出發，認為凡事都要靠自己，不論成就或挫折，都是自家冷暖自家知，否則就沒有「自立自強」，但這從來都是不事實。

然而，如果從中華思想的角度來看，天高於人，人不能老是想要「人定勝天」，我們只能活出「天人合一」的生命，但，過程中，人要知道「天助自助者」，人要傾己所能，來讓生命尋覓出路。

這是來自周朝人文精神的風格，正因相信天，人更要效法天的精神來奮鬥，這是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易經‧象傳》的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還有「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些天，面對臉書被莫名封鎖，我在靜坐中探問天啟，並在研究中探討出路，並把自己的靜坐當作實驗，看看能否對應自己的現實並做出回應，經歷十五天的風雨，終於如願取回臉書。

過程中，我面向著「王陽明先生」與「觀世音菩薩」，這同在浙江東部的餘姚與舟山，有如陰陽兩極的靈性能量，請其存有幫忙我來解決問題。《中庸》說「至誠如神」，最終果真是心誠則靈，誠不我欺。

我不會責怪有人跟我說「毫無辦法」，因為的確有人從此就被封鎖了，或者最起碼被封鎖半年，然而，我不想花精神去責怪社群媒體，我只是很誠懇的跟真人客服說明我面臨的問題，我不認識的她，竟然很快就幫忙我解決了。

如果套用電影《喜馬拉雅》中的對話，當藏人的隊伍終於穿越暴風雪，他們齊聲高喊：「上天勝利——」這的確是上天勝利了，因為我只是順應天的帶領，將內在放空，順著其指引，尋覓到真正能解決問題的管道。

一、從巴黎到劍橋、哈佛：世界頂尖大學的誕生軌跡

1. 巴黎大學的源起（12世紀）
巴黎大學是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以神學為核心，孕育了經院哲學與學術自治的制度基礎。其教育制度與學院架構成為後世大學模仿的典範。

2. 牛津大學的建立（約1167年）
英王亨利二世禁止英國學生前往巴黎就學，促使學者於牛津聚集教學，形成英格蘭本土最高學府。牛津吸收巴黎學風，並發展出獨特的「導師制」（tutorial system）。

3. 劍橋大學的創立（1209年）
部分牛津學者因衝突離校，轉往劍橋創建新學院。劍橋延續牛津體制，並在數理與邏輯研究上逐步獨樹一幟，奠定英國學術雙核心地位。

4. 哈佛大學的誕生（1636年）
清教徒移民北美後，為培育牧師與知識分子，在麻薩諸塞灣建立哈佛學院。創校理念深受劍橋大學影響，其首位主要捐資者 John Harvard 即為劍橋校友。哈佛象徵歐洲學術文化在北美的首次移植，並成為日後「長春藤聯盟」的先鋒。

二、哈佛事件：學術聲望的轉捩點

近年來，哈佛大學深陷爭議，包括種族平權政策引發訴訟、校園言論自由受限、政治立場失衡、以及部分捐資者撤資等問題。這些風波不僅動搖了哈佛的象徵地位，也反映出整個西方學術體制正面臨信任危機與創新疲乏。

三、學術重心正向亞洲轉移

與此同時，亞洲大學正迅速崛起。各國政府大力投入資源，學術機構積極與產業、國際社會接軌，不僅提升研究成果，也吸引全球優秀人才。無論在學術影響力、科技研發、教育國際化等方面，亞洲都展現出取代歐美的潛力。

四、亞洲頂尖大學聯盟（Asian Ivy League）

為因應全球知識中心的東移，應啟動「亞洲頂尖大學聯盟」，串聯亞洲最具潛力的大學，仿效美國「長春藤」模式，建立學術網絡與世界級品牌聲望。
預想成員（初步八校）：
• 新加坡國立大學（NUS）
• 香港大學（HKU）
• 北京大學（PKU）
• 清華大學（THU）
• 上海交通大學（SJTU）
• 東京大學（UTokyo）
• 首爾大學（SNU）
• 台灣大學（NTU）
台灣大學入選原因：綜合實力強，具民主社會與自由思辨基礎。
這些大學在不同領域具備全球領先的實力，且擁有國際化課程與合作經驗，是構建新一代「亞洲長春藤」的堅實基礎。

五、結語

歷史上，世界學術中心曾從巴黎轉向牛津，再傳至劍橋，由劍橋移植至哈佛，形成美國主導的長春藤時代。如今，這條接力棒正傳向亞洲。亞洲頂尖大學將結成聯盟，在承繼現代學術之下，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知名作家龍應台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剛上任臺北市文化局長時，期望臺北能彰顯豐富的本土文化，來躍上國際舞臺，而對外表示：「媽祖的慶生祭典與羅馬教堂的盛宴一樣美麗而崇高，朱熹誕辰八百年比歌德兩百五十週年還重要。」供奉媽祖的萬華龍山寺，朱子神像就位於正殿後的文昌帝君殿中，顯見閩南族群對朱子的高度推崇。但，不只被閩南人虔誠祭祀，同樣在臺北大龍峒孔廟，朱子則在正殿與至聖先師孔子同享太牢，成為不屬於先秦時期的唯一一人。

好些人常不假思索指出：經過戰後快八十年，臺灣各族群已經高度融合，不要再刻意區別「你是什麼人」，畢竟「我們都是臺灣人」。這種乍看「沒有族群區別意識」的臺灣認同，其寬大的胸懷的確很讓人心馳神往，常能讓弱勢族群中的年輕人產生被接納的認同感，但任何觀點都有其背後指向的態度，目前常見這種語言的潛臺詞意謂著「我們不是中國人」，真正的企圖則是構築出新的國族認同，來激發出跟「中國」這一概念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這點我們不能沒有警覺。

如果我們只是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順著認同戀殖閩南文化在島內的推波助瀾而發展成「臺獨認同」（卻說這就是臺灣認同），意即我們聲稱臺灣經過殖民者政治或經濟的統治，加上平埔族人早已融入到漢人的血液中，我們不再是純正的「漢人」，而是「南島語族人」，我們認同的精神泉源不再是中華文化，而來自殖民我們的「宗主國」，包括曾經殖民我們的日本或刻正殖民我們的美國，這種臺灣認同終究不會培養我們變成「正港的臺灣人」，而是靈魂不知所終的精神奴隸。

因此，我不只關注外省文化在臺灣的保存與發展，我更意識到戰後快八十年，閩南人作為在臺灣的主流族群，其族群背後依據的古典閩南文化不只沒有獲得深度的保存與發展，甚至正面臨著扭曲與異化的現象。本來閩南族群自身在清朝中葉有著「漳泉械鬥」，後來伴隨著客家人來臺拓墾，而接著發展成「閩客械鬥」，戰後則因外省人移民來臺，就變成「閩外衝突」，意即雖然不再有武裝械鬥，卻有著到思想械鬥，但在解嚴後，閩南族群卻反而發生嚴重的自我異化。

在臺灣，閩南人與外省人都有自己的「族群神話源頭」，其神話源頭都與各自族群經歷的政治事件有關。如同影響外省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民國政府遷臺；影響閩南人會集體移民來臺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明鄭政權渡臺，鄭成功會被視作「開臺聖王」，當作神明來奉祀，關鍵在於其係首度帶領閩南人來臺拓墾經營的領袖，因此，認識鄭成功、兒子鄭經暨孫子鄭克塽治臺二十三年帶來的影響，這對於我們認識古典閩南文化型塑出的樣貌極其重要。

但，不可諱言者：早期受制於政府希望消弭臺灣社會的族群隔閡，提倡大家統一說國語，禁止鄉土語言的傳播（不只禁止閩南語與客家話，還包括外省的鄉土語言），使得族群文化受到相當壓抑，但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古典閩南文化，同樣存在於其他各大族群中，這包括外省族群除匯聚於眷村產生自身特有的生活經驗外，同樣因鄉土語言的失落，沒有辦法完整傳承來自於每個人家鄉的生活經驗，這是任何政策在落實過程中總會帶來優點與缺點兩面並存的現象。

當中華民國政府當年倡導立基於古典文獻並落實於生活常規的中華文化（意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使得臺灣社會只有倡導士人文化，各族群的庶民文化則受到相當的壓抑。只是因閩南人係島內主流族群，經由這種被壓抑產生的反彈心理，使得解除戒嚴後，卻沒有大舉回歸古典閩南文化，反而產生全面反中國化浪潮，連帶影響到古典閩南文化的保存與發展，這使得當前閩南人講閩南語都不再學正統的雅言，而喜歡夾雜日文或英文的俚語來說「自認正港的臺語」。

古典閩南文化源自於宋明儒學，其最關鍵的思想人物莫過於朱子。朱子一生在閩南前後待八年，同安則是他任官時間最長的地點。期間他因公務或論學，來到晉江、南安、安溪、永春、德化、龍溪甚至金門，不只深刻認識閩南文化，並且著手影響閩南文化，舉凡閩南文化有關祠堂祭祖、婚姻禮儀與墓葬形制，都受其彙整與撰寫的《文公家禮》影響，根據乾隆《泉州府志‧風俗》的記載，泉州因朱子的影響而變成「海濱鄒魯」，這是士人文化向庶人文化擴散發展的典範。

為什麼明鄭政權來臺，帶來最古典的閩南文化呢？因明鄭政權並不單純是個窮兵黷武的軍事集團，其經營台灣，其背後有著理學發展的思想脈絡，不只鄭成功本人是明末東林黨與復社文壇領袖錢謙益的弟子，在南京國子監讀書，深受理學影響，被譽為「鄭氏諸葛」的軍師陳永華在臺灣興辦文教，設立全臺首學的台南孔廟，更創辦太學來培養政府所需要的人才。連橫在《臺灣通史》中說：「士大夫之東渡者蓋八百餘人。」雖然或許有點誇大，但可看見理學對臺灣的影響。

中研院院士楊儒賓教授在《中國現代性的黎明》書中第七章〈反抗原型：明鄭亡後無中國〉表示：「明鄭抗爭的意義是接著方孝孺、王陽明、高攀龍的系列而來的，更貼近的脈絡，是接著十七世紀的東林黨、復社的運動而來的。」他觀察當鄭成功面臨國破家亡，決志舉兵抗清時，先到文廟焚燒自己的儒服，向孔子的神位發誓宣告，表現自己九死不悔的決心，其留存於世有一幅草書周敦頤〈太極圖說〉，反映出鄭成功有著「以道養身」與「以身殉道」的行事風格。

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這篇文章中表示：「我們試想程子、朱子是曾被禁錮的，方孝孺是滅族的，王陽明是廷杖後貶逐的，高攀龍是自殺的，——就可以知道理學家在爭自由的奮鬥史上占的重要地位了。」胡適並表示：「學者提倡理性，以為人人可以體會天理，理附著於比較多人性之中，雖然貧富貴賤不同，而同為理性的人，即是平等。這種學說深入人心之後，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抬高，使個人覺得只要有理可說，富貴利碌都不足羨慕，威武刑戮都不足畏懼。」

胡適藉此指出，八百年裡宋明儒學的知識階級無一不是抬著「理」字的大旗來和政府的威權鬥爭。由此可知，鄭成功率領軍民來臺，對明朝的宗室與文臣而言，這不是單純在爭政權誰主浮沉如此簡單而已，這群人在跟清朝爭問「天理」，誰體現華夏的衣冠與教化，給予人間更大的自由，誰就能體現自己是「真正的中國」。理學作為型塑古典閩南文化的源頭，當閩南族群跟著明鄭政權來到臺灣拓墾，大家匯聚並自成一乾坤，其實就是來斯土展開「天問」，求得生命的答案。

我覺得，即使當前古典閩南文化正若絕若續，甚至面臨異化，被戀殖閩南文化偷渡與替換，其始終對閩南族群的生命價值系統影響甚大，今天台南的婚禮依舊保存極其複雜的三書六禮，按著程序來完成人生大事，這種對於「禮」的重視正就是朱子的教育。我曾來到嘉義朱子公廟、彰化道東書院、鹿港文開書院、臺北學海書院與宜蘭仰山書院，從南到北都看見朱子祠，至今依然香火鼎盛，祭祀者絡繹不絕，可見復興古典閩南文化對於臺灣社會的精神維繫極其重要。

當然，明鄭政權不只把士人生活中的理學思想帶來臺灣，更把庶人生活中的宮廟信仰帶來臺灣，使得臺灣社會常信仰道教系統的各種神祇（尤其是媽祖）。這就像是外省族群有著濃郁的民國信仰，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民國有著強烈的政治信念，我們實可謂眷村文化就是民國文化。然而，這同樣只是屬於庶人生活的面向，如果要問外省族群在士人生活中的精神皈依，就不能不認識蔣中正對心學終其一生的體認與實踐，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就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動能。

我曾在陽明山腳的「士林官邸」（蔣中正長年居住的地點），看見蔣中正書房內的書櫃最醒目的位置放著數冊《王文成公全書》線裝書，裡面攤開的版本有紅筆眉批，可見其對陽明學的重視並不是虛言。當年在臺灣社會，執政黨內有蔣中正對陽明學的支持，在野則有唐君毅與牟宗三這些新儒家學者對陽明學的闡釋，外有未來臺的張君勱長年倡導陽明學並早已落實在《中華民國憲法》，甚至方東美與程兆熊這些不屬於典型新儒家的大儒，都深受陽明學不同程度的影響。

相關詳細內容，可見敝人新著《王道干城：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這裡重點在指出：從士人精神來檢視，閩南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理學，外省文化其精神的源頭在心學，兩種族群各有其精神的皈依，而且兩種思想本無衝突，甚至可謂相反而相成，都是屬於宋明儒學探問「天理」與「人心」的思想內涵。我們應該胸懷「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角度來整合理學與心學，通過「朱王會通」來增進閩南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深層和解共生，使得雙璧輝映，共同來振興中華文化。

正港臺灣人，置身亂世，何不靜下心來，風簷展書讀，認識閩南文化的源頭呢？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