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8日是雲林草嶺潭崩塌67週年紀念（1951–2018），想起那一次不幸造成74名國軍官兵因公殉職，有的葬身潭底，有的屍骨無存，有的屍首四裂，那更是人間一大悲劇！筆者曾在上海田子坊遇到一位家住徐州的保全人員，提起當年一起被拉夫到台灣的伯伯、叔叔、爺爺大都陸續返鄉探親，唯獨他爺爺始終音訊全無，家人忍不住悲情要問「爺爺為什麼還不回來？！」令人擔心他爺爺會不會是其中一位？

位於南投、雲林、嘉義交界的草嶺潭，因為一次地震形成堰塞湖，當局擬在潭底修築堅固工事，並搭建簡陋工寮，詎料連日的豪大雨，導致於1951年/民國40年5月18日清晨崩塌潰決，１億５千立方公尺之蓄水一時之間喧洩而下，正駐紮潭下的陸軍第七十五軍步兵第十六師工兵營74名清一色外省籍官兵弟兄，一夜之間霎時全數淪為波臣，全營官兵包括連長李柏春等共74人不幸罹難，命喪異鄉（全營僅56人倖免生還），至今仍令人無限悲痛。據當地居民回憶，災後沿著清水溪、濁水溪，水流屍遍佈沿兩岸，而多已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矣。

遭此災變，各界為感懷他們為地方建設及維護民眾生命財產而壯烈犧牲，乃擇嘉義縣梅山鎮梅山公園現址，立碑鐫石，建衣冠塚，以為表彰永誌。1998年/民國87年秋，陸軍總司令湯曜明上將鑑於紀念碑鐫石日久斑剝陳舊，園景荒蕪，特撥款飭駐軍二五七師重修，恢復原貌外，另增列殉難官兵之英名，於鐫石右側，重整花草景觀，使其成為莊嚴肅穆，景色怡然，寓瞻仰追思於休閒遊賞園景，以告慰英靈，永誌不朽。

葬身草嶺潭底的７４名官兵（據筆者探查，清一色全都來自中國大陸浙江、廣東、湖南等省的外省囝，當時政府尚未徵調本省青年入伍當充員兵），他們是：

李柏春上尉、童清心上尉、金霞山中尉、楊萬雲少尉、向舟田少尉、

蕭芝槐准尉、陸  飛准尉、劉宗益准尉、陳定立上士、蔡喜保上士、

吳福根上士、嚴志剛上士、王英俊上士、劉少泉上士、耿心田上士、

段瑞林上士、潘金松上士、張明詩中士、王大成中士、胡登金中士、

黃良得中士、陳根鴻中士、陶  明中士、劉光輝中士、郭長根中士、

張杏松中士、唐成全下士、周炳安下士、沈學明下士、江上喜下士、

陸恆興下士、張冬夢下士、林  忠下士、劉瑞珍上兵、周  宓上兵、

李章全上兵、蔣阿春上兵、陳善慶上兵、黃益民上兵 、戴連珍上兵、

陳  玉上兵、史久和上兵、向德林上兵、盧秀祺上士、彭忠良上士、

李茂生上士、姚炳昌上士、林國珍上士、何清海上士、黃喜生上士、

曾自德中士、張泉發中士、周祖璠中士、方國成中士、戴國英中士、

李金祥中士、張海清下士、沈普生下士、周元福下士、謝瑞盛下士、

呂世榮上兵、朱寶林上兵、李信芳上兵、劉廷功上兵、林阿來一兵、

陳芳信一兵、章阿岳上兵、夏連兆上兵、陳阿富上兵、劉阿日上兵、

龔如根上兵、劉世民上兵、周治平上兵、周裕堂上兵

（抄錄自嘉義梅山公園《草嶺兵工殉難紀念碑英魂名錄》）

由於彼時兩岸關係緊張，音訊隔絕，以致67年來英烈們在大陸的親屬，大都不知自家子弟已命喪黃泉，死於非命，埋骨他鄉甚或屍骨不存，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勝悲痛，不能自已。至盼國防部能公佈74名英烈的軍籍籍貫，透過海基、海協兩會管道，安排大陸親屬前來追悼並招魂，以慰死者在天之靈，可能比入祀忠烈祠更有實質意義。

又悉當年開發橫貫公路 ，不幸因公殉難的退除役官兵，亦絕大多數隸屬大陸人士（太魯閣長春祠即祭祀這些英靈），還有當年八二三炮戰時不幸犧牲的國軍弟兄，外省子弟所佔比例甚高，他們多是來台的外省人士（金門太武山軍人公墓墓碑上的籍貫欄可以佐證），這許許多多的外省同胞，將畢生青春年華、寶貴生命，奉獻給寶島台灣，希望今後有情有義的本省人士（筆者為土生土長的本省子弟），不要再糟蹋僅有的人性尊嚴。吾人每年追悼二二八事件不幸遇難志士，秋祭以外省人佔多數的白色恐怖殉難人士，誠不應再撥弄省籍意識，更不應遺忘這一大群曾為台灣付出寶貴鮮血、離鄉背井的外省同胞！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曾在聯合報、蘋果日報接連為文， 質疑領兩萬元以下退休金的軍公教還是弱勢嗎？在此我要提醒梁議員，這些每月領兩萬元以下的大多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退伍外省老兵，他們大多鰥寡孤獨、侷促榮民之家，過著風燭殘年，極盡卑微，維持尚存的一息口氣，請不要再撥弄他們。想當年他們個個年輕力壯、英挺瀟灑，為保衛台澎金馬避免淪入共產黨之手 ，他們付出了寶貴青春，犧牲了終身大事，如今年老孤獨鰥寡，靠著點滴尿袋維生，僅有的人性尊嚴， 還要被踐踏，被嘲弄，真是情何以堪？

補註：2015年3月，時值草嶺潭崩蹋64週年前2個月，我特地修函給多年好友雲林縣政府縣長蘇治芬，希望蘇縣長能在事故發生地－該縣古坑鄉草嶺村舉行草嶺潭罹難74名官兵追思會，還透過好友蘇縣長乃兄治灝說項，竟接獲官式十足的覆函，此事遂不了了之。

十一月的選舉還沒正式登記，不過幾可確定又是參選爆炸。參選人越多，則選舉花費越多，而參選人越難回收選舉投入的花費。選舉一般需要花多少錢？若無法回收，眾多候選人幹嘛要參選？

政治人物的選舉花費很少充分公開，而即使公開也多有隱藏，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和金主多不希望揭露彼此的關係，而台灣法律也未嚴格要求。公開的選舉花費雖然多半少於真正的選舉花費，已經足以讓我們了解選舉花費的巨大。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公佈的全部選舉支出是1億4千萬。以這個數字推估一般競選立委的花費要幾千萬，而競選縣市議員要花費上千萬。

選舉的立即回收是政府提供的得票補助款，若候選人的得票超過規定的門檻，每一得票可以獲得30元的補助。仍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得票約85萬，因此獲得約2550萬的補助。得票補助款之外，選舉獲勝者得以擔任公職，可以獲得擔任公職的薪資，也是一種回收(以機會成本角度看，這不該算做選舉的回收，因為候選人若不參選，擔任其他工作也能獲得薪資)。仍以柯為例，他擔任台北市長的年薪約230萬，四年市長的薪資共約920萬。柯的總回收共約3470萬，遠不及他公佈的選舉支出1億4千萬。以上是對當選者的估算，落選者的回收當然更遠低於其選舉的投入。

選舉的回收一般遠低於選舉的投入，所幸(或不幸)選舉的投入不僅是候選人個人財產的投入，也包括候選人所獲得的小額捐款和較大額的政治獻金。一般只有像柯文哲這樣的「網紅」才能募到大量小額捐款，多數政治人物要靠政治獻金，然而政治人物收了政治獻金，等於欠了「政治債」，未來是要還的，政治人物以其政治權力，怎麼還政治債是合法？怎麼還政治債是不合法？是民主政治很模糊吊詭的地方，也是政治人物常爆發貪瀆案件的根源。

選舉花錢難回收，還要背政治債，人幹嘛要參選？蔣月惠參選是希望獲得選舉補助款支撐她「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開銷，這無疑是極少有的特例。一般政治人物參選說好聽是為了服務國家社會，不過各行各業都是服務國家社會，投身政治也沒更重要或更崇高吧。比較總統與張忠謀、郭台銘，張和郭讓幾萬員工過好日子，又繳很多稅(公司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給國家，其實質貢獻看來高於同時期的總統吧！

投身政治沒有特別重要或崇高，卻需要花錢選舉，既難回收又背政治債。為何還參選爆炸？選舉大概就像賭博，勝選時萬人擁戴的感覺比得上賭徒大贏時的得意自滿。雖然選舉和賭博一樣，都是輸的人遠比贏的人多，很多人仍願意賭那少數的贏的機會，因此參選爆炸就像不少人愛賭成痴吧！真是不健康。哪天台灣很少人願意參選，而選舉花費大減，才是民主政治的正途，不知道是否會有那一天？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嘉南大圳完工後(1925年)，當地每甲土地的稻米產量增加了2.1倍。可是台灣人的稻米消費量又是什麼情況呢？

1910年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是130公斤。
1930年代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減少到只剩100公斤。

另外一項數字顯示：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農民的食米量減少，但甘薯消費量增加了46.5%。
原來台灣的稻米增產，大部份被殖民政府低價收購，供給日本人吃了。

資料來源
1. 1966年日本銀行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
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

 

台中正在籌辦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已經投注了大量工作與心力，昨天在北京召開的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EAOC)臨時理事會卻因「有政治勢力在島內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公然挑戰奧會模式，對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風險」，決議停辦台中東亞青運。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讓台灣喪失了主辦東亞青運的難得機會，加上台灣已經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台灣真是越來越孤立，尤其這次是自找的，台灣要自我孤立嗎？

綠營當然又會說，台中東亞青運被停辦是大陸的蠻橫打壓及政治干預體育。然而綠營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不是先以政治干預體育嗎？國際奧會前已發函中華奧會表達不允許改名，綠營卻仍一意孤行，而且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的發起人紀政正是台中東亞青運的榮譽總顧問，東亞奧委會(EAOC)都看在眼裡，難免感覺台中東亞青運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及干擾，於是政治對上政治，而台灣輸慘了。臨時理事會最後採取投票決，結果七票贊成取消台中東亞青運，一票反對(中華奥會)，一票棄權(日本)，通過了取消的議案。投票的結果如此懸殊，顯示綠營的作為是不自量力、無自知之明。

主辦國際體育比賽，對國家的發展很有效益，既能提升國家的體育水準，又能行銷國家，對觀光、經濟和國際地位等都有幫助，例如不久前俄羅斯主辦世界杯足球賽，收穫就極其豐碩。東亞青運雖然不能比擬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參與的都是台灣周邊國家，不正是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想要推展的地區嗎？停辦台中東亞青運，台灣不僅損失已投入的6.76億經費，又喪失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會。

比較台中東亞青運與去年台北舉行的世大運，兩項比賽分別由前台中市長胡自強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辛苦爭取得到主辦權，結果卻大不相同。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風光地成功舉辦世大運，而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卻丟失了東亞青運的主辦權。結論是：藍營市長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一級；白色市長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至少能蕭歸曹隨，完成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二級；而綠營市長不僅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還把前人辛苦種的樹拔掉，是第三級！

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兩岸統一的趨勢很難阻擋。台灣若想延遲統一或在統一談判時獲得較好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台灣自己要發展好，然而蔡政府執政以來，親美、日以抗中，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壞，而台灣越來越孤立，孤立的台灣怎可能發展得好？發展不好的台灣有何能力抗中？綠營或許能靠大陸打壓、取消台中東亞青運激發11月的投票熱情而勝選，然而台灣越來越孤立，發展越來越差，綠營即使勝選，又有何用？

過去以為屏東應該是台灣的南部樂土，沒想到從1990年流氓鄭太吉當到屏東議長，開啟了屏東縣黑道主持政治，高喊「過高屏溪殺人無罪」的黑暗時代，一直延伸到今天，屏東的狀況並無改善。

1980年當選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的屏東出身的政治人物伍澤元，曾任屏東縣縣長、立法委員等職。與當時任副總統的連戰有瓜葛不清的不法借款關係，高達新臺幣3,628萬元，連戰因此被裁定罰款30萬元，2001年伍澤元因涉「四汴頭弊案」與「八里污水廠弊案」棄保潛逃至中國大陸，2003年被行政院列為十大通緝要犯，2008病死上海。

2014年經過老農夫五次揭發告密頂新屏東廠的地下餿油事件，屏東縣政府、屏東縣長曹啟鴻、屏東縣議會….一概不理。最後老農夫遠赴台中警方告發，透過台中市長胡志強的努力，才引起台灣全島輿論的關注。屏東地下餿油廠遍布各鄉，矗立廿多年的進威是無牌油廠，頂新屏東廠也在屏東縣轄下。

2013年總統大選的副總統候選人的屏東人蘇嘉全，曾經擔任兩屆屏東縣縣長，在縣長任內放任自己經營的商店違章建築和自己的祖墳侵佔公地，並在自己的農地藉口農舍蓋建了豪華歐式別墅，嚴重破壞農業用地。如今蘇嘉全是立法院長，台灣立法院正在禍害台灣，大家有目共睹。

這次議員蔣月惠事件，明明是為民喉舌、揭發皮革廠污水，揭發凌晨強拆民屋的警察暴力，屏東縣縣長潘孟安刻意製造了一件縣議員蔣月惠失去理性咬傷警察的事件，引起全島輿論指責議員蔣月惠。幸而有一位鳴人堂專欄作家溫朗東，深入硏究，揭發了可怕可恥的事實真像。

「蔣月惠以無黨籍身分出來參選屏東縣議員，是為了她長期服務的肢體殘障服務協會「羅騰園」。為了幫助快20個身心障礙的孩子就醫、就學、學得才藝、重拾自信，她需要籌措經費，想到了出來參選，或許可以領取選票補助款。」

一直到今天，受到全島民意唾棄的蔡英文總統也是屏東人，正在禍害台灣，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說了。

屏東到今天還是流氓議員、流氓政府統治的落後地區，環境污染、非法抽取地下水、司法正義不敢伸張、媒體受到威脅等繼續禍害屏東，無人管理。屏東出身的政治人物盤據整個台灣政府，可以說個個傷害台灣，沒有一個好人，這個地方禍害台灣的風水真是奇葩。

 

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因抵擋縣政府拆除民宅，在過程中咬傷執勤女警，事後她捧著鮮花到警局道歉並爆哭，引起大量關注。起初網民指責蔣仗著縣議員身份欺侮女警，後來卻發現蔣確實長期關心身心障礙兒童與社會弱勢，反而是屏東縣政府凌晨四、五點強拆民宅，似有不當，於是輿論立刻轉為極力支持蔣，而蔣突然暴紅。昨天蔣北上，被安排與台北市長柯文哲碰面，但是見面時，柯隨興簡短發言後，即迅速閃人，讓蔣不滿柯的發言，並表示不爽被網民叫「女柯P」。蔣月惠和柯文哲都是2014年以素人之姿從政，而現在都是當紅炸子雞，難免被拿來比較一番。

蔣月惠和柯文哲雖然都以素人之姿從政，從政的過程卻是大為不同。蔣月惠自1987年就擔任「羅騰園肢體殘障護理之家」的義工，後來「羅騰園」經營不下去而解散，蔣於是扛起經營「羅騰園」的重擔。蔣希望靠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填補「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龐大開銷，而投入屏東縣議員選舉，2005、2009年兩度敗選，到2014年第三度參選才當選。當選後，她不僅將選舉補助金全額捐給「羅騰園」，還將每個月六萬多元的縣議員所得捐贈給「羅騰園」，只留四千元作為個人生活開銷，平常生活都跟身心障礙兒童共同吃住。

從政之前，柯文哲算得上是台大醫院的名醫，卻一向對政治頗有興趣。他雖然不是民進黨黨員，早在陳水扁參選台北市長和競選總統時，柯就是扁的醫界後援會重要成員。柯曾自承「墨綠、深綠」，又有與陳水扁的關係，因此在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獲得民進黨全力支持而一舉當選。除了民進黨的支持，柯文哲常發言「無厘頭」，能博得年輕人和中間選民的青睞，也是柯崛起的重要因素。

蔣月惠的從政是為了獲得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以支撐「羅騰園」照顧身障兒所需的龐大開銷，她經歷三度參選才終於當選縣議員，而就任之後又把大部份縣議員所得捐贈「羅騰園」。蔣的從政理念和多年堅持令人敬佩不已。對比之下，柯文哲就會耍嘴皮，口頭上和弱勢者站一起，卻沒做什麼；先前自承「墨綠、深綠」，後又說「两岸一家親」，柯毫無中心思想，就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處騙取選票而已。蔣月惠的從政理念和多年堅持正凸顯出柯文哲的沒有中心思想和就會耍嘴皮，難怪柯不願與蔣同台而迅即閃人躲開。

蔣月惠和柯文哲的另一個明顯不同在於，蔣只有成大空專的學歷，而柯是智商157的台大醫學院頂尖畢業生和台大醫院名醫。以蔣的學歷，她大約不懂太多國家的大政方向，但是她有關懷社會弱勢者的熱血，能替弱勢者爭取公道，完全勝任民意代表的角色。對比之下，柯頂著高智商、高學歷的光環，理應在國家大方向和首都建設上有所建樹，但是柯的建樹不過是沒有建設、減少市債，這樣的首都市長也太好當了吧！

台灣的司法一直頗受詬病，讓人民不滿，也不為人民所信任，因此司法需要改革，幾乎是朝野少有的共識(雖然朝野司法改革的方向可能不同)。民主(在此指選舉民主或西方民主)一般被認為有益於法治，而法治應奠基於民主。然而台灣民主化已二十多年，法治似乎沒有多少長進，為什麼？

早年國民黨長期執政時，反對黨總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即使藍、綠兩黨輪流執政之後，政治人物被起訴或判罪時，仍常說是政治迫害。不論這些說法對或不對，總是各有支持者和反對者，缺少司法最需要的共識或信任。選舉民主看來並不有益於法治，甚至損害法治。

選舉民主是政黨通過選舉彼此競爭，政黨競爭如何才能公平？只能依靠司法保障政黨競爭的公平性。政治人物需要大筆錢支應選舉，他/她們處理錢是否合法，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時，政治人物是否使用非法競選手段，如賄選、誹謗、造假等，也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之外，執政黨是否利用其執政優勢，如立院席次過半，制定法律或發佈行政命令，而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這只能依靠大法官判定執政者的作為是否違背憲法。無論如何，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對於民主極為重要。

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有點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而執政，內心裡都希望司法站在自己這邊，於是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在台灣，執政者至少有三種方式可以干預影響司法：其一，負責釋憲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及立院投票通過，執政黨自然傾向任命自己人為大法官。其二，檢察體系，包括所有檢察官，不屬於司法院，而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檢察體系因此不像法院獨立，容易受執政者掌控。其三，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向檢察官、法官私下關說，只要不涉及金錢回饋，不算是犯罪行為(只是觀感不佳，無法律可管)。

執政者有權力和能力去干預影響司法，蔡政府幾乎不遺餘力地這樣做。蔡政府任命許多公開「挺獨」的大法官，正是讓司法站在自己這邊的寫照，而大法官們找盡各種理由，把許多釋憲案擋在門外，等於是閉起眼睛支持執政者，完全報答了蔡政府的任命。北檢(台北地檢署)翻箱倒櫃，把許多前已偵結的馬英九舊案重啟調查，找盡理由起訴馬。若說北檢沒有受到執政者的指示而行動，誰會相信？2013年馬、王政爭時，王金平和柯建銘進行司法關說，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譴責，而王、柯至今仍為重量級立委，讓人感覺司法關說是藍、綠共業，別聲張就好。

選舉民主有益於法治，是一個迷思。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很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過去藍營執政時，難免有些干預影響司法，而今綠營執政，干預影響司法更是不遺餘力。台灣法治不佳，何來公平正義？愧為已發展國家。不過，法治不佳不僅是台灣的問題，選舉民主使政黨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難以避免，因此法治糟糕的民主國家比比皆是，如菲律賓、墨西哥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昨天連戰與習近平再次在北京會面，媒體普遍報導了双方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的發言，被認為老調重彈，並無新義。筆者卻注意到媒體較忽略的部份，習提出：「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習的發言雖然和緩，等於以大陸制度挑戰台灣的制度，兩岸終將是制度的競賽。

兩岸的制度競賽早已始於1949年的两岸分隔，檢視過去，大陸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近年是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詳細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趨緩，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而政黨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近年的一些政策為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民進黨鼓動年輕人反對，造成「太陽花學運」及協定一直被擱置；「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因政黨競開支票、騙取勞工選票，因此很不務實，使社會爭議近兩年，而法案一修再修，最後勞方、資方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大學太多的退場問題是多年沉疴，卻長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最明顯的特徵是一直在改變，從最初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沒有私營商業活動，逐漸開放個體戶、小商家、私有公司等，然後引入外資企業，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體系。「開放」是歡迎國外的資金、制度和技術進入中國，以便中國學習外國的優點，「改革」是不怕改變中國的原有制度，若對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就在少數地區先試行，確定有效可行之後，再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大陸一直在改變，改變解決了舊問題，有時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如貪腐、環境破壞等，就再改變以解決新問題，現在的大陸與四十年前比，是脫胎換骨，完全不一樣了。

比較兩岸當前的發展狀況，台灣的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大陸的人均只有八千多美元，很多人因此覺得台灣仍領先很多，這其實是一種迷思，比較兩岸應該要考慮幅員的差異，大陸龐大，有很多遍遠地區，拉低了它的人均所得，台灣地小，幅員只相當於大陸某一大都市的鄰近區域，因此台灣應該和大北京市、大上海市、大廣州市或大重慶市相比，而不是和全中國比，以此角度看，台灣和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很接近的。

以「改革開放」劃分，大陸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在「改革開放」以後，則加速追近台灣。雖然兩岸的幅員差距大，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容易直接比較其發展成績，但是觀察最近的十五年，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何以至此呢？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財經制度變得與台灣或歐美都很類似，而兩岸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背景都相近，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主要顯然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所造成，大陸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而台灣實行選舉式民主。(「改革開放」以前，大陸輸給台灣是因為實行僵固的共產主義。)

兩岸終將是政治制度的競賽。政治制度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讓國家和人民進步和發展。然而台灣卻把政治制度視為目的，有了民主政治體制(其實恐怕只是選舉和民粹)的最高價值，其他的經濟、科技、教育、法治等各方面原地踏步都無所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台灣人別再自以為是吧，至少該接受「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