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群

目前臺灣有23,574,274人口（2018年6月官方統計），原住民為562,395人，佔人口比例2.37%，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先祖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因此臺灣是屬於中國人的移民社會，其中大規模政治性移民有兩次，即166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為反清復明率軍民來臺，與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後撤退來臺，兩次政治性移民之外，其他皆為小規模謀生性(逃荒、避難)移民，兩類移民都是為了尋找一條生存之路，而謀生性移民，往往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政治性移民則會隨團體帶來典章制度與大量資產。

鄭成功帶到臺灣的文物與財物，因年代久遠已難考究，國府則帶來了三民主義、故宮國寶、數百萬兩黃金、銀元、外匯等貴重資產，運臺黃金數量迭有爭議，依據周宏濤《蔣公與我》一書記載：「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275餘萬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375萬5540餘兩」，周宏濤說的數量是坊間各種傳聞中，最值得信任的，國府遷臺帶來黃金與國寶，那些跟隨國府從抗戰勝利起至1961年滇緬第二次撤軍止，有一百二十餘萬人口來到臺灣，這些陸陸續續遷到臺灣的唐山人，他們會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嗎？就讓我們從坊間某些軼聞中略窺一、二吧！

龐大移民帶來金銀財寶

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奉命陪閻院長飛台」，閻院長即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他是由總統李宗仁任命，李宗仁本意是要任命居正，因國民黨內鬥，一票之差未通過立法院人事表決，李宗仁才改任命閻錫山，李宗仁也因為居正任命案未過，與其他諸多掣肘之事而心灰意冷，最後飛美一走了之。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閻錫山寧可減少幾名衛士，也堅持金條非帶不可。」回憶錄中提到黃金數量是兩箱，因過重超過飛機負荷，若是勉強起飛，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在閻錫山減少幾名衛士上飛機後，飛機順利飛往臺灣，一名衛士約有七、八十公斤重，以五或六名衛士來計算，那些黃金當有四百公斤左右。

另一位攜帶大量黃金到臺灣，而為我們知曉的人是張群，1949年12月9日也是閻錫山、陳立夫飛臺灣的同一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設計扣押了張群、李彌(第八軍軍長)、余程萬(第26軍軍長)等人，晚10時通電全國率部起義，在五華山升起五星紅旗，諷刺的是張群專程前往雲南，目的就是去「勉勵」盧漢報效黨國的，《異域》一書所述故事就是從此開始，盧漢最後還是念著舊情放了張群，一箱黃金也還給張群，還讓裴存藩(黃埔三期、陸軍中將、立法委員、雲南省黨部主任)陪同張群飛離昆明，李彌、余程萬，隨後也放了，盧漢是要他倆帶著部隊與他一齊起義。

攜帶大量黃金或其他貴重財物來臺灣之事，這是當時許多人都在做的，大家都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但是大量財寶的搬動很難不引人注目，因此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互不嚷嚷的，兩個例子中，張群是因為被盧漢扣留，而國民黨高官被敵方拘留再釋放，張群可能是唯一的例子，大量黃金隨身之事才會曝光；閻錫山以行政院院長之身分，被陳立夫「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其實與押解閻錫山到臺灣是同一意思，還被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這個委屈還算小的，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復行視事」，法理上應代理總統的閻錫山，10日與其內閣總辭，從此永久離開政壇，那兩箱黃金，就隨著歲月逐漸的減輕重量；退到臺灣的高官甚多，大部分與閻錫山一樣，無官可做、無兵可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賣金條度過晚年，其人數甚多，黃金數量也難以估計。相對於這些投閒置散者，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陳立夫，由於人事傾軋並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流放」美國去養雞，直到陳誠過世，方才回到臺灣，「福將」張群則繼續風光終老，這就是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那些「奉命飛台」、「押解到台」的人很多，他們多有特殊身分，「不適宜」留在大陸，怕這些人被共產黨利用，例如昔日的東北少帥…等人，固然他們身不由己，但卻是最有能力持金條、寶物到臺灣的人，少帥帶到臺灣的財物只會比閻錫山多更多，還有許多腰纏萬貫的富豪，自行搭機坐船到臺灣，那年頭不是等閒之輩，還真上不了機船哩，他們的財力可想而知，不然太平輪海難後，也不致因超載而沉沒，其他由政府運送來臺之一般官兵與家眷，帶個幾兩幾十兩黃金來臺灣也是情理之常，以大陳島撤退為例，在美國軍艦掩護下，大陳島撤退是絕不留下一人一物的焦土政策，居民當然是將所有貴重家當能帶就帶走。

因為僑居地排華或動亂，政府也接受許多僑民遷臺，部分僑民安排住在華僑新村，部分僑民散居各地，也有自成聚落者，如中和華新街的緬甸歸僑，這些歸僑都是攜帶龐大財產遷居臺灣。

精英移民填補傳統文化缺口

日據50年間，臺人並未忘本，初期以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統治，並不遺餘力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例如：

• 日據時期中國醫學是父子相傳的承襲方式，臺灣中醫藥界至今都有標榜「祖傳祕方」的宣傳，臺灣青草藥店特別盛行，這在大陸與世界各地都是罕見的，原因就是日據期間中藥匱乏，先民不願放棄良好的中國醫藥，才以本地盛產不虞匱乏的青草藥補上藥品缺口，時至今日中西藥早已充分供應，草藥治病之風仍然盛行，成為另類療法，這就是先民為傳承中國醫藥形成的遺風。
• 日據時期禁止台灣百姓學習中國武術，國術館以暗館方式傳授武術與治傷，光復後國術館才得以公開活動，國術館傳授武藝與治療跌打損傷，也是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 中國佛教被殖民者禁止，信眾就以帶髮修行方式，繼續傳承中國佛教，因為吃素食就被稱為齋公或齋婆。

國府遷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也跟隨來臺，還有佛教各宗高僧多人來臺，儒、釋、道三教正統齊聚臺灣，還有更多的大陸各界精英來到臺灣，皆是各界翹楚，他們的人文素養、技藝成就豐富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填補了日據時代所造成的中華傳統文化缺口，這些人憑其深厚底子，得以開宗立派或在各界發揮所長，即使是在基層小人物中，也有「現代武訓」之譽的平民教育家王貫英先生。

臺灣經濟飛躍成長軍公教得以調薪

這些人來到臺灣無田無產，初期多是在政府、軍隊或公營事業內任職，雖然如此乍到臺灣的他們，在財力方面並不會比235萬戶，佔臺灣人口三分之二的佃農家庭(註)差，這個論點可以從早年臺灣社會養女(童養媳)數，人口販賣(雛妓)情形，公娼從業人數，貧戶人數等數據資料中窺見端倪，可知日本據臺時期，日本人與那些皇民奉公士紳階級是如何剝削臺灣民眾。

經過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成功施行，政府興修水利，農會組織與農業改良單位的努力等等，臺灣貧下佃農收益增加了，負擔反而減少，農民苦盡甘來，而在政府機構任職者，待遇卻始終微薄，為長久計這些人生活自然是要節衣縮食，顯得相對貧困，直到1970年代臺灣經濟好轉，基礎建設明顯不足，蔣經國毅然推動十大建設，1971年8月14日中山高速公路率先開工，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橋啟用，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在十大建設的推動下經濟更加成長，1976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僅2.4%，因經濟好轉政府有能力逐步調整軍公教待遇，至1980年軍公教待遇拉近至民間一般水準，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此後一段時間臺灣的的確確是處於三民主義治理下的均富社會。

算計政治下的不單純經濟

繼蔣經國之後執政十二年多(1988/1/13-2000/5/20)的李登輝，施政充滿著算計，經濟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一切夾雜其個人狹隘意識形態行事，例如：

• 強推「南向政策」，目的是要對大陸「戒急用忍」，結果是以台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告終。
• 高速鐵路BOT案招標時，「台灣高鐵團隊」以政府「零出資」為特點而得標，結局卻是政府投資加政府擔保貸款，佔台灣高鐵投資總額61%；台灣高鐵原採德國西門子系統，硬是被李登輝插進日本機電系統，歐洲高鐵聯盟為此提出國際商務仲裁，台灣高鐵被判賠七千三百零四萬美元，失了商譽賠了金錢，還增加施工難度與運作上的不穩定，台灣第一件BOT公共建設就是這麼幹了。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於李登輝任內起建並完工，結果是屋外下大雨室內就淹大水，至今不能解決漏水問題。

1993年實施「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號稱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實際上只是BOT、委外經營及公營事業民營化那一套，結果就是政府開始使用派遣人員，業務外包，引進外勞，之前十大建設完全僱用本地勞工，到了李登輝任內政府各項工程就開始大量僱用外勞；李登輝諸多財經措施，直接間接導致勞工薪資停滯不前，但是許多勞工卻奉其為民主導師，精神領袖。

離譜的意識形態鬥爭

蔡氏政權一上任即推出「前瞻計畫」，計畫是否前瞻？僅從預算分配偏重綠色執政城市就知，前瞻變錢沾綁樁之心毫不掩飾；蔡氏政權向對手施以趕盡殺絕手段，雖嫌小人作風亦屬該輩所為必然之事，但是357年前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在臺灣有四百五十多座廟宇奉祀，「轉型正義」的鬥爭矛頭怎麼會指向備受尊崇之古人？可見其行事作風較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臺灣居民無論先來後到早已融合在一起了，無法以語言、職業、婚姻、宗教信仰、政治取向(或統獨傾向)、居住地等等去硬性分類了，如軍警公教從業人員，就是「番薯」多過「芋頭」，近年來臺灣也移入主要為婚姻而來之移民，在在顯示臺灣就是一個需要移民來彌補自身不足之社會，新的移民帶來家鄉風俗與異地美食，也填補了基層工作職缺，對社會有很大地穩定作用，還是讓我們感謝並歡迎新住民的到來吧！

註：抗戰勝利日本人遣返後，臺灣本地人口不足600萬，佃農有235萬人，再加上家屬，其人口應超過臺灣人口三分之二，佃農人數參考
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604.pdf

被稱為「民主戰艦」的朱高正如何？看一看朱高正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然後再來評斷朱委員也不遲。某一天，我便帶了國研社和法律系的同學至立院旁聽，三個小時下來，返回學校，深覺此行不虛，且對朱高正有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原來朱高正是那麼的溫文儒雅，而當朱委員揮動拐杖時，是高高舉起，卻是輕輕放下，但媒體報導卻是斷章取義，刻意誇張，以抓住賣點，滿足觀眾及讀者的好奇心，當朱高正扶著老委員，並向他們道歉的鏡頭，怎麼在媒體上看不見呢？

當朱高正與趙少康、李勝峰在台上大打出手，趙少康的領帶被拉扯下來，朱高正的眼鏡跌落地面，我們在電視上不是目睹這幅畫面嗎？可是當你們都在為他們的不當舉動生氣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把趙少康恨得牙癢癢的，而國民黨的支持者便大罵朱高正無恥，可是你們那裡知道，當會議結束，在立院餐廳用餐時，他們卻若無其事的在共進午餐呢。

可見無知的民眾都被耍啦，因為今天的媒體，都是為當權派所掌控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秒計費，價格相當高昂，有誰能支出大筆廣告費為自己宣傳而打知名度，而爭取人民的選票呢？為何不在國會問政的時候，利用媒體為自己作自我推銷呢？今天社會之暴亂風氣，可說絕大部份均是立院肢體行為的效應，可是大家可瞭解立委本身的內心深處，是充滿了多少無奈與痛苦嗎？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若是所有選民均具備起碼的水準，以立委論政之良窳作為投票之指標，打架作秀的民代，鐵定失去選民支持而落選，請問有誰還敢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而作肢體秀呢？今天我們來客觀的思考一下，朱高正委員當時在立院的肢體衝突表現，個人亦不以為然，但是我一向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所以我便親自到立院去了解朱高正，可是我從未與朱高正私下見過面，我不去為任何人歌功頌德。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我要求學聯會把朱高正請到學校來演講，結果他到學校時，軍訓室緊張了，許多行政部門，如臨大敵，國民黨的學會更形緊張，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到大學校園來，到底會講些什麼？受好奇心的驅使，教授、行政人員、學生，把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教授均坐在第一排，結果朱高正大談康德哲學，內容生動、客觀，連哲學系教授都聽得興致勃勃，學生們更是如獲珍寶，我記得學生欲罷不能，此後繼續邀請他來演講了三次，學聯會也請了盧修一教授、林育体教授、葉菊蘭委員前來演講，當然為了公平性，也請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前來演講，以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不會受某個人偏激的言論，而影響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

在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園，輔仁大學算是頗為民主開放的，而平時在立法院表現惡形惡狀的委員，一到了校園，每個人都是溫文儒雅，都流露出令人仰慕的氣質，所演講的內容均是他們的學術專長，在立法院中下流無恥的表現，一掃而光。由此可知，欲提升立院的問政品質，改善立院的文化，改良社會的選風，提高選民的素質，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讓國人培養勤於思考的思維力，才不會淪為英雄似的崇拜主義，民代們自然不敢譁眾取寵，以肢體秀來取悅選民了。

筆者以為，擔任大學教官並不如一般政客所蓄意醜化的，是國民黨的黑手，是校園思想的控制者，只要本著教育良心去與學生進行理性探討，沒有不受歡迎的。如果對大學生尚要以愚民政策來施教，國家必將淪為不堪收拾的後果。

當然在當時的環境是冒著非常大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竟受到總教官的迫害，某主任教官(已故)告知，總教官在安全資料上記上一筆，說我思想有問題，並密報軍訓處將我調至東南工專，在當時簡直是一項白色恐怖的行為，只是教育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有這麼大的罪過嗎？更令人氣忿的是將仗義執言的胡教官亦調往中華工專，幸好仍有明理的好長官，經一再的申訴，一年半後，終於得以平反，胡教官調回大學任教，且受新到任之軍訓處長重用，至軍訓處建立全國軍訓教官人事電腦檔案資料。我亦被新處長招見慰勉，並任由我選擇欲服務之學校，至此獲得遲來的正義，總算個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且證明我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當年視為禁忌的課程，今天已編為正式的教材，之後並蒙處長數次召見，聽取對軍訓制度的興革意見，至此軍訓界總算脫離了過去刻板官僚的窠臼。

因為思想教育是要讓學生有知的權利，且能明辨是非，而不是隱瞞真象，所以真正的愛國教育不是唱高調，真正的愛國不是醜化敵人，過去一再醜化中共，說共匪殘無人道，說中共一無可取，說人民解放軍不堪一擊，可是別忘了，國軍正是被這支破敗的解放軍擊垮的，六十萬大軍也是由於共軍的追擊而被迫撤離大陸的，大學生不是白痴，如此昧於事實的教育又具有多少說服力呢？而對於國民黨的認知卻一再吹捧，國民黨的好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執政黨的表現自然逃不過人民的驗證，不需要自我吹噓。

當我唸高中時便很疑惑，當初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垮的？既然是這麼好的國民黨，為什麼會敗退到台灣來？共產黨既然是一無是處，為什麼會掌握了整個大陸？許多同學都存有這個疑問，因此我與幾位關心國家前途的同學帶筆從戎，投考了政戰學校。研究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制度與黨性以後，我在三年級才正式加入國民黨，而絕大部份同學都是在一二年級即加入國民黨。我是在充分認識國民黨以後才申請加入，且認為既然成為國民黨同志，便應終身為國民黨奮鬥，但是我的立場是超然的。

(此序寫於2003年，副題為新加) 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灣，近年來頻頻受到外來台獨勢力和本土台獨份子之干擾，使政局淪於漂搖不定之危險處境，甚至連國家定位亦產生問題，此乃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大笑話，堪稱台灣的又一奇蹟。

一個國家的元首，依照國家的憲法，繼承了統帥的位置，卻稱自己的政府是外來政權，急切的欲透過修憲、廢省各種手段來推翻這個國家，並痛恨自己所屬的種族，而不承認自己是原來的民族，而對曾經侵略、奴役過他同胞的國家心存愛慕，更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政治奇人。

一個政黨的黨魁，以他所屬政黨的經費，去支援反對黨的發展，而日思夜想的是如何將執政權讓給反對黨，竭盡所能的排擠黨內忠貞同志，卻頻頻對反對黨示好，並執行反對黨的政策，在民主政黨政治史上亦堪稱一絕。

一個身為國家領導者，竟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即興發言，毫無誠信，應諾的事不認帳，卻臉不紅心不跳，竟對自己的背信強辭奪理，振振有詞，食言而肥，毫不害羞，就算是曹操再世亦難望其項背也。

新聞報導他參加某某之友會時，有人問他「當國民黨主席，為何還要欺騙國民黨？」他答覆「一直想把國民黨的外來政權轉移給正港的台灣人，看不出來的人『傻啦』！」說得很對，佔絕對多數的國民黨死忠黨員都被他騙了，對這樣一個不講誠信的人效忠，最後被賣了還不知道，當然是「傻啦！」

幸好國民黨內不全部是傻瓜，所以才有新黨的出走，一時蔚為風氣，可惜的是絕大部分的同志仍迷夢難醒，以至國民黨被他搞得烏煙瘴氣，淪為在野黨，但政黨輪替乃民主政治之常態，問題是國民黨內成員是否能省悟？而將列寧獨裁屬性改成民主政黨的屬性？澈底貫徹黨內民主，重視基層黨員同志的聲音？才不會重蹈覆轍，因個人崇拜而誤黨誤國。

許多政治學者早於民國七十九年，李主席將國民黨主張的委任直選總統改為公民直選，便看出了他的台獨傾向，但他一再否認，並一再向國人保證，如今以在野之身，沒有任何顧忌了，便赤裸裸的大放「台獨」厥詞，其台獨的意念較民進黨更強烈。

作者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至八十七年底，先後於小眾媒體「快樂桃園電台」、「正義心聲聯播網」主持政論性節目，以辯證法理論分析兩岸政情，立場超然客觀，廣獲聽眾支持及喜愛，最初時有不同政治理念的聽眾Call in 進來批判漫罵，個人均持理性的態度與之探討，到後來大家都成為空中好朋友，因而在我節目的聽眾群中，各個黨派的朋友都有，語氣亦相當平和。

可見選民的激情及無理性的現象是可以透過教育改善的，受到許多朋友、教授，尤其是政大李緒武老師的鼓勵，順利將廣播稿整理付梓，在此謹致衷心感謝，掛一漏萬之處，尚祈指正。

 

蔡英文總統連任有難度。

理由一：蔡總統主政兩年多，兩岸關係緊張，內政乏善可陳，低薪問題無解，軍公教年金改革傷了很多人，卻沒讓任何人實質獲益，民調支持度當然走低，而民進黨在十一月的地方選舉必然敗選。

理由二：現蔡總統的聲望明顯低於柯文哲、朱立倫、馬英九、賴清德等，是2020年的總統可能參選人裡民調最低的。

理由三：無論柯文哲是否成功連任台北市長，他都極可能直取2020年的總統大位，形成白、綠、藍三足鼎立的競爭。這對民進黨甚為不利。

理由四：民進黨不是一個順服的政黨，當黨內菁英和支持者發現蔡總統的聲望低於其他的可能參選人，他們很可能極力推舉聲望較高的賴清德取代蔡，以增加勝選的機會。若賴清德被推舉出來與蔡競爭，即使蔡能爭取到黨內提名，也將頗傷元氣。

理由五：民進黨裡一向派系林立，蔡總統的派系形成得晚，而且並不強大。蔡的崛起是碰巧掌握了陳水扁失政下台而民進黨潰不成軍的時機，她在黨內並無堅強的實力。

理由六：民進黨與柯文哲合作的破局，顯示出蔡總統與民進黨菁英的矛盾。若柯、綠合作，如柯媽媽所說，柯欠了民進黨人情，使他幾乎不可能2020年參選，柯甚至很可能支持蔡總統連任，因此對蔡總統將是大利多。

然而對於民進黨菁英是另一回事，柯、綠合作勢必把柯越養越大，柯不參選2020，等到2024年參選總統，民進黨菁英將誰也贏不了柯，因此民進黨菁英寧願早點與柯切割決戰，以免養虎為患。蔡總統拗不過黨內菁英不挺柯的要求，顯示了蔡總統在黨內力量的有限。

蔡總統面臨島內和對岸的內外夾攻，又面臨黨內和黨外的內外夾攻，因此她要連任必須克服許多問題。當然，蔡總統若在那項最影響現狀的政策上有大幅改變，或可能有點機會，但這還是會面臨得失兩難之局，所以還是難被看好。

 

發表日期：2018.8.6

關鍵詞：林宅血案

▲ 　1980年3月，偵辦林宅血案的專案小組和「祕密證人」會談後，在林宅大門口查證，看證人是否可以看清大門內男子手中的凶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震驚台灣和國際社會的林宅血案，發生在我國中三年級時。林宅血案中，時任省議員的林義雄先生，其家中老母及雙胞胎女兒慘遭滅門殺害，長女林奐均被刺重傷，但倖存下來。我每天看報紙，緊盯新聞報導事件的發展，一心祈求性命垂危的林奐均小妹妹能早日康復。

今年5月18日是雲林草嶺潭崩塌67週年紀念（1951–2018），想起那一次不幸造成74名國軍官兵因公殉職，有的葬身潭底，有的屍骨無存，有的屍首四裂，那更是人間一大悲劇！筆者曾在上海田子坊遇到一位家住徐州的保全人員，提起當年一起被拉夫到台灣的伯伯、叔叔、爺爺大都陸續返鄉探親，唯獨他爺爺始終音訊全無，家人忍不住悲情要問「爺爺為什麼還不回來？！」令人擔心他爺爺會不會是其中一位？

位於南投、雲林、嘉義交界的草嶺潭，因為一次地震形成堰塞湖，當局擬在潭底修築堅固工事，並搭建簡陋工寮，詎料連日的豪大雨，導致於1951年/民國40年5月18日清晨崩塌潰決，１億５千立方公尺之蓄水一時之間喧洩而下，正駐紮潭下的陸軍第七十五軍步兵第十六師工兵營74名清一色外省籍官兵弟兄，一夜之間霎時全數淪為波臣，全營官兵包括連長李柏春等共74人不幸罹難，命喪異鄉（全營僅56人倖免生還），至今仍令人無限悲痛。據當地居民回憶，災後沿著清水溪、濁水溪，水流屍遍佈沿兩岸，而多已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矣。

遭此災變，各界為感懷他們為地方建設及維護民眾生命財產而壯烈犧牲，乃擇嘉義縣梅山鎮梅山公園現址，立碑鐫石，建衣冠塚，以為表彰永誌。1998年/民國87年秋，陸軍總司令湯曜明上將鑑於紀念碑鐫石日久斑剝陳舊，園景荒蕪，特撥款飭駐軍二五七師重修，恢復原貌外，另增列殉難官兵之英名，於鐫石右側，重整花草景觀，使其成為莊嚴肅穆，景色怡然，寓瞻仰追思於休閒遊賞園景，以告慰英靈，永誌不朽。

葬身草嶺潭底的７４名官兵（據筆者探查，清一色全都來自中國大陸浙江、廣東、湖南等省的外省囝，當時政府尚未徵調本省青年入伍當充員兵），他們是：

李柏春上尉、童清心上尉、金霞山中尉、楊萬雲少尉、向舟田少尉、

蕭芝槐准尉、陸  飛准尉、劉宗益准尉、陳定立上士、蔡喜保上士、

吳福根上士、嚴志剛上士、王英俊上士、劉少泉上士、耿心田上士、

段瑞林上士、潘金松上士、張明詩中士、王大成中士、胡登金中士、

黃良得中士、陳根鴻中士、陶  明中士、劉光輝中士、郭長根中士、

張杏松中士、唐成全下士、周炳安下士、沈學明下士、江上喜下士、

陸恆興下士、張冬夢下士、林  忠下士、劉瑞珍上兵、周  宓上兵、

李章全上兵、蔣阿春上兵、陳善慶上兵、黃益民上兵 、戴連珍上兵、

陳  玉上兵、史久和上兵、向德林上兵、盧秀祺上士、彭忠良上士、

李茂生上士、姚炳昌上士、林國珍上士、何清海上士、黃喜生上士、

曾自德中士、張泉發中士、周祖璠中士、方國成中士、戴國英中士、

李金祥中士、張海清下士、沈普生下士、周元福下士、謝瑞盛下士、

呂世榮上兵、朱寶林上兵、李信芳上兵、劉廷功上兵、林阿來一兵、

陳芳信一兵、章阿岳上兵、夏連兆上兵、陳阿富上兵、劉阿日上兵、

龔如根上兵、劉世民上兵、周治平上兵、周裕堂上兵

（抄錄自嘉義梅山公園《草嶺兵工殉難紀念碑英魂名錄》）

由於彼時兩岸關係緊張，音訊隔絕，以致67年來英烈們在大陸的親屬，大都不知自家子弟已命喪黃泉，死於非命，埋骨他鄉甚或屍骨不存，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勝悲痛，不能自已。至盼國防部能公佈74名英烈的軍籍籍貫，透過海基、海協兩會管道，安排大陸親屬前來追悼並招魂，以慰死者在天之靈，可能比入祀忠烈祠更有實質意義。

又悉當年開發橫貫公路 ，不幸因公殉難的退除役官兵，亦絕大多數隸屬大陸人士（太魯閣長春祠即祭祀這些英靈），還有當年八二三炮戰時不幸犧牲的國軍弟兄，外省子弟所佔比例甚高，他們多是來台的外省人士（金門太武山軍人公墓墓碑上的籍貫欄可以佐證），這許許多多的外省同胞，將畢生青春年華、寶貴生命，奉獻給寶島台灣，希望今後有情有義的本省人士（筆者為土生土長的本省子弟），不要再糟蹋僅有的人性尊嚴。吾人每年追悼二二八事件不幸遇難志士，秋祭以外省人佔多數的白色恐怖殉難人士，誠不應再撥弄省籍意識，更不應遺忘這一大群曾為台灣付出寶貴鮮血、離鄉背井的外省同胞！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曾在聯合報、蘋果日報接連為文， 質疑領兩萬元以下退休金的軍公教還是弱勢嗎？在此我要提醒梁議員，這些每月領兩萬元以下的大多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退伍外省老兵，他們大多鰥寡孤獨、侷促榮民之家，過著風燭殘年，極盡卑微，維持尚存的一息口氣，請不要再撥弄他們。想當年他們個個年輕力壯、英挺瀟灑，為保衛台澎金馬避免淪入共產黨之手 ，他們付出了寶貴青春，犧牲了終身大事，如今年老孤獨鰥寡，靠著點滴尿袋維生，僅有的人性尊嚴， 還要被踐踏，被嘲弄，真是情何以堪？

補註：2015年3月，時值草嶺潭崩蹋64週年前2個月，我特地修函給多年好友雲林縣政府縣長蘇治芬，希望蘇縣長能在事故發生地－該縣古坑鄉草嶺村舉行草嶺潭罹難74名官兵追思會，還透過好友蘇縣長乃兄治灝說項，竟接獲官式十足的覆函，此事遂不了了之。

十一月的選舉還沒正式登記，不過幾可確定又是參選爆炸。參選人越多，則選舉花費越多，而參選人越難回收選舉投入的花費。選舉一般需要花多少錢？若無法回收，眾多候選人幹嘛要參選？

政治人物的選舉花費很少充分公開，而即使公開也多有隱藏，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和金主多不希望揭露彼此的關係，而台灣法律也未嚴格要求。公開的選舉花費雖然多半少於真正的選舉花費，已經足以讓我們了解選舉花費的巨大。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公佈的全部選舉支出是1億4千萬。以這個數字推估一般競選立委的花費要幾千萬，而競選縣市議員要花費上千萬。

選舉的立即回收是政府提供的得票補助款，若候選人的得票超過規定的門檻，每一得票可以獲得30元的補助。仍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得票約85萬，因此獲得約2550萬的補助。得票補助款之外，選舉獲勝者得以擔任公職，可以獲得擔任公職的薪資，也是一種回收(以機會成本角度看，這不該算做選舉的回收，因為候選人若不參選，擔任其他工作也能獲得薪資)。仍以柯為例，他擔任台北市長的年薪約230萬，四年市長的薪資共約920萬。柯的總回收共約3470萬，遠不及他公佈的選舉支出1億4千萬。以上是對當選者的估算，落選者的回收當然更遠低於其選舉的投入。

選舉的回收一般遠低於選舉的投入，所幸(或不幸)選舉的投入不僅是候選人個人財產的投入，也包括候選人所獲得的小額捐款和較大額的政治獻金。一般只有像柯文哲這樣的「網紅」才能募到大量小額捐款，多數政治人物要靠政治獻金，然而政治人物收了政治獻金，等於欠了「政治債」，未來是要還的，政治人物以其政治權力，怎麼還政治債是合法？怎麼還政治債是不合法？是民主政治很模糊吊詭的地方，也是政治人物常爆發貪瀆案件的根源。

選舉花錢難回收，還要背政治債，人幹嘛要參選？蔣月惠參選是希望獲得選舉補助款支撐她「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開銷，這無疑是極少有的特例。一般政治人物參選說好聽是為了服務國家社會，不過各行各業都是服務國家社會，投身政治也沒更重要或更崇高吧。比較總統與張忠謀、郭台銘，張和郭讓幾萬員工過好日子，又繳很多稅(公司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給國家，其實質貢獻看來高於同時期的總統吧！

投身政治沒有特別重要或崇高，卻需要花錢選舉，既難回收又背政治債。為何還參選爆炸？選舉大概就像賭博，勝選時萬人擁戴的感覺比得上賭徒大贏時的得意自滿。雖然選舉和賭博一樣，都是輸的人遠比贏的人多，很多人仍願意賭那少數的贏的機會，因此參選爆炸就像不少人愛賭成痴吧！真是不健康。哪天台灣很少人願意參選，而選舉花費大減，才是民主政治的正途，不知道是否會有那一天？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嘉南大圳完工後(1925年)，當地每甲土地的稻米產量增加了2.1倍。可是台灣人的稻米消費量又是什麼情況呢？

1910年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是130公斤。
1930年代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減少到只剩100公斤。

另外一項數字顯示：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農民的食米量減少，但甘薯消費量增加了46.5%。
原來台灣的稻米增產，大部份被殖民政府低價收購，供給日本人吃了。

資料來源
1. 1966年日本銀行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
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