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勸郭董 | 郭譽申

郭董您好。您放棄參選總統之後,仍率領「郭家軍」參與政治,主張跳脫藍、綠,與親民黨和民眾黨形成某種結盟關係,例如親民黨和民眾黨都吸納一些郭家軍列入其不分區立委名單。您既然仍希望對國家政治有所貢獻,筆者愛國家也惜郭董之才,冒昧在此進言。

藍、綠兩大黨都有很多缺點,您跳出來建立第三勢力,可說理由充分,也是政黨政治的常態。然而看現實面,藍、綠兩黨都根基深厚,國民黨有創建中華民國和反共保台的歷史功績及15縣市地方執政優勢,而民進黨有抗拒國民黨威權政權的歷史功績及中央執政優勢,加以已有的選舉制度很不利於小黨,第三勢力在兩大黨挾殺之下要想有成,絕不是四、五年可以成功的,十年八年都未必能成事啊!您現在69歲,您能等十年八年,甚至更久嗎?宋楚瑜先生就是前車之鑑,宋先生的才幹有目共睹,然而宋先生創立及經營親民黨近二十年,親民黨身為小黨,很難對國家有多少實質貢獻,而宋先生已垂垂老矣(77歲)。台灣迫切需要人才,筆者不忍您這樣人才的有限生命消耗在難有建樹的小黨上啊!(建立新政黨應該是比較年輕的人,如柯文哲(60歲)和黃國昌(46歲),才適合幹的。)

您是中華民國派,理念接近國民黨。為國家計,也為您打算,我建議您在此大選的緊要關頭公開大力支持韓國瑜,並在選後回歸國民黨。這樣若韓勝選,您無疑是勝選的大功臣,未來您定會被委以重任而能大展長才,對國家大有貢獻;而即使韓敗選,韓粉和藍營支持者也必會對您心存深切感激。無論那種狀況,四年或八年後,您都將很有機會代表藍營參選總統,這樣不是比建立第三勢力更能貢獻國家及發揮您的才幹嗎?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讓您受到委屈,使您對國民黨和韓國瑜頗有不滿,甚至對韓有瑜亮情結。其實您與韓各有所長、不分軒輊,藍營支持者更偏愛韓,只因為他去年率領藍營打贏艱難選戰,有大功於藍營而己。您事業纏身,起步已遲,因而失了先機,這是天命,您何必一直耿耿於懷?無論如何,您與韓有共通點,都非傳統國民黨,都有志於改革老朽的國民黨,郭家軍與韓家軍一起進入國民黨、改革國民黨,不是美事一樁嗎?也頗有益於國家啊!

選舉民主的政黨競爭常把人才消耗在競爭之中,台灣的政治和經濟已經接近停滯很多年,實在經不起繼續消耗人才。筆者並不特別愛惜國民黨,更不反對第三勢力起而與藍、綠兩大黨競爭。然而以郭董的才幹、資歷和年紀,您投入第三勢力,真是人才的浪費和國家的損失,請您千萬要三思啊!以您的聲望和財力,第三勢力當然極力拉攏您加入,但他們是為您還是為己,您更需要三思啊!

選舉獲勝便如黑幫奪得地盤坐地分贓的民進黨 | 盛嘉麟

台灣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苯,是台灣的上市企業,成立於1979年,總部位於台北市。

2013年,爆發台苯掏空案,檢方懷疑前台苯董事長張鐘潛與後任天籟集團董事長孫鐵漢在任內涉及掏空台苯的資產,台苯股價大跌。經民主進步黨新潮流系大老吳乃仁介紹,由林文淵接任台苯董事長。

2016年,4月11日,台苯召開董事會,驅逐了林文淵,改為明確歸屬於吳乃仁的地盤,由他的女兒吳怡青擔任董事長兼總執行長,吳清典仍任總經理。吳乃仁的子女分別擔任董事長與董事,而吳妻也擔任顧問,上市企業台苯從此成為吳乃仁霸佔的家族企業,每年的家族薪資所得超過數千萬元。

民進黨的政治理念仍然停留在只要選舉獲勝,便如黑幫奪得地盤,坐地分贓,無論政府機關、大中小學、國營事業、上市企業、中央研究院、陸海空軍,所有國家的、社會的組織都變成民進黨的地盤,大家坐地分贓,毫無現代政府的產權、服務及責任觀念。

大選出現轉捩點 | 郭譽申

總統大選只剩一個月多一點,在這之前綠營幾乎掌控全局,以香港「反送中」渲染出的「芒果乾」(亡國感)恐嚇民衆,以大撤幣的短期政策收買民衆,並以國家機器挖掘韓國瑜家庭多年前的資料來抹黑韓。不過這幾天出現的三個事件讓綠營逐漸失控,讓藍營奪回了議題主導權,恐怕成為大選的轉捩點。

事件一:韓國瑜呼籲他的支持者,在接到民調電話時,「拒答民調」或回答「唯一支持蔡英文」。綠營掌握國家機器和大部份媒體,媒體公佈的民調自然被人懷疑其正確性,有人甚至質疑所有民調的共用母體已被操控(參見《媒體應求證民調母體是否被操控》),故意製造韓大幅落後蔡的假象,以使韓的支持者灰心喪志。韓國瑜的呼籲有效地摧毀了民調的作用,韓、蔡之戰幾乎從「日戰」變成「夜戰」;沒有有效的民調,双方都看不清選情,蔡的執政和媒體優勢將被削弱,而韓陣營的堅強凝聚力更能發揮相對優勢。

事件二:環保署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放寬生煤使用量可以有10%的容許誤差。台中市長盧秀燕邀集中部7縣市首長舉行空汙治理緊急會報,強調台中火力發電廠(中火)每年生煤使用量應符合《台中市管制生煤自治條例》的1104萬公噸上限,絕不容許存在環保署放寬的10%誤差。盧市長隨後針對中火燃煤使用量超過容許量,開罰300萬元,並強調,若中火不改善,將按次處罰,甚至撤除燃煤許可證。中部地區近年空汙非常嚴重,呼吸道疾病,包括肺癌,的統計數字節節攀升,都是拜蔡政府廢核而無法以再生能源補足缺口所致。空汙是中部民眾的切身之痛,勢必影響總統大選的選情。

事件三:北檢以侮辱公署罪起訴「卡神」楊蕙如,認定在2018年颱風造成日本關西國際機場關閉時,楊指揮受她供養的「網軍」以假資訊帶風向,聲稱駐日代表謝長廷根本管不了大阪辦事處,還批評大阪辦事處黨國餘孽、爛到該死,整起事件應由大阪辦事處負責,這樣的無理指控間接造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啟誠之死。楊蕙如與綠營,尤其謝長廷系,關係密切,她與綠營政客的很多合照照片都已曝光,而她的公司在綠營執政後竟然標得近億的政府標案。侮辱公署罪雖然不是重罪,楊蕙如案幾乎坐實了綠營豢養網軍,以歪曲事實及覇凌政治對手的惡狀,勢必大傷綠營的選情。尤其年輕人,還要相信綠營在網路上的洗腦嗎?

選舉投票只在一念之間,投票之前都可能有變數。綠營原來看似穩定領先,上述三事件卻未預期地發生,而一個月的時間剛好足以讓事件逐漸發酵及產生重大影響。在沒有有效的民調之下,自動動員力超強的「韓流」庶民將會讓執政的綠營越來越驚慌失措而中間選民很可能歸向韓營,這幾天因此正是此次大選的關鍵轉捩點。

媒體應求證民調母體是否被操控 | 馬自恆

台灣的媒體酷愛民調,每當有新民調出爐,總會引來大批電視名嘴的熱情分析。吊詭的是,台灣的民調向來不準,大家也都知道。根據歷史的經驗,主持民調的機構的政治傾向往往是決定民調數據的最大因素。但是今年出爐的各種民調結果,更是令人有霧裡看花的感覺。

首先是一再更改遊戲規則,推遲民調日期的民進黨總統初選,最終以出奇一致的數據,讓蔡英文以大幅度的優勢贏得黨內提名。但是許多賴清德的支持者對這樣的結果表示難以置信。而在2018年以超高人氣當選高雄市長的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在政治環境沒有重大變化下,短短一兩個月中,和蔡英文對比的民調支持度由領先降到落後,落差高達20%左右。而且不論藍綠背景的機構得到的數據都大致相似。不由得令人懷疑是不是賴清德事件的翻版。

最近也有一些學者專家對當下令人意外的民調結果提出解釋,但都像隔靴搔癢。盲點在於大家都想保持中古世紀的騎士風度,不願意質疑皇后的貞操。其實對民調大逆轉的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操控了民調的抽樣母體。支持這個大膽指控的依據是我們在皇后寢宮前,看到太多光屁股的漢子進進出出。如果這時還是無動於衷,那就不是貴族騎士,而是用手矇住自己眼睛、耳朵和嘴巴的傻猴仔了。

這些光屁股漢子都是什麼長像?就拿最近的記錄來說:南澳斷橋事件發生後,民意代表要求調閱橋樑檢測報告,政府竟宣稱橋梁檢測資料涉著作權保護無法提供。蔡英文的學歷被懷疑是偽造的,而能夠幫助釐清真相的政大升等資料和相關公文,一夕間都被當成國家最高機密封存。而最近監察院公布了對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開票過程的糾正報告指出:台北市選委會對於為什麼需要好幾個小時才將眾多投開票所的數據輸入電腦的異象提不出任何解釋,也悍然拒絕提供監察院要求提供的非機密文件。這些動作都明白地告訴我們,當今的政府為了保有政權,是不惜非法操控國家機器的。

胡適教導我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要想求證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動用了國家機器操控民調母體非常容易。只要找一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請他們取一份樣本依慣例做民調。然後就同一份樣本,將其中每一個電話號碼隨機更改一個數字,產生一組新樣本,再進行一次民調。當然,被更改過的那組電話樣本可能會偏離原來的抽樣準則,但不會造成統計上太大差異,因為更改每一個電話號碼,對一方有利或不利的機率是相同的。如果發現兩次民調產生巨大差異(例如10%),我們就可以判定政府提供的抽樣母體是被操控了。

面對當下公然違法亂紀的政權,想要撥亂反正,不能寄望媒體和政治人物的智慧和品格,而要靠那一點點不甘做寒蟬的勇氣。

台灣學者的悲劇 | Friedrich Wang

本世紀以前台灣社會迷信學者,好像只要學者講的都對。後來慢慢一些學者不自愛,曲學阿世,把這個群體的名聲搞壞,現在變成只要是學者,群眾就投以不屑以及藐視,好像要這樣做才會抬高自己的身價,形成一種很大的反智氛圍。

Friedrich認為,其實這兩個極端都是很荒謬的。

學者有其專業,也有其局限,他們的發言或主張的可靠度,端看是否符合其專業。學者有一部分因為長期不在社會的中低階層,也會使得其立論和眼光有所偏頗,造成一些盲點和誤判。但是學者有一般人所沒有的長處。因為專業知識的足夠,一個正常、不帶太多主觀意識的學者,可以有一般人沒有的視野和眼光,可以看到問題的深處,並且能發掘出其中可信度不足而必須要加以質疑的部分。

所以學者的意見只是整個社會意見中的一部分,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很可惜這30多年來台灣的學者自愛程度每況愈下,甘心為政治勢力或財團的打手走狗的不勝枚舉。幫忙這些勢力欺騙民眾的結果,最後就是把自己的信用也玩壞了。而這也是台灣社會很大的一個悲劇。

這也是一種無奈。自從那一位中研院院長帶頭出來攪和整個社會之後,台灣學者的形象就已經弄壞了。本來應該是藍綠政治勢力後的一種超然的制衡力量,也被徹底的弄死。現在的學者即使想要扮演上述的角色也已經不太可能。

所以學者只能笑罵由人?也不至於。就由自己做起吧,開大門走大路,言所當言,不逃避,不故作清高。我們就由自己做起,不必指望政黨或團體。

從香港選舉看政治的難處 | 郭譽申

經歷了近半年的反送中動盪之後,香港剛完成了區議會選舉(共452個民選議席),如預期地傾向反中的泛民主派獲得大勝,而親中的建制派輸掉了大部份的議員席位。區議會議員大致類似台灣的縣市議員,是地方的民意代表,一般管不到香港的中央政治事務。然而選舉香港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1200人)包含區議會選出的議員代表(共117人),因此區議會也有相當的中央影響力。

香港動盪的根源,其實不是反送中條例,而是大陸與西方政治制度的衝突。香港的特區選舉制度採取了許多大陸的選舉制度,而多數香港人要求實行完整的西方選舉制度。我們台灣人很了解西方的選舉制度,在此簡單說明大陸選舉制度的差異。

大陸的選舉制度強調功能別的選舉,即各行各業都有代表,而沒有面對一般大眾的普選。以各級人大代表(類似台灣的立委和縣市議員)為例,各行各業事先分配了代表的人數,然後勞工界選出勞工代表,教育界選出教育界代表等等。因為沒有普選,各級領導人由各級人大代表選舉產生,是間接選舉。

功能別的選舉與普選,何者較佳?理論上,功能別的選舉較佳,其優點包括弱勢群眾,如低階勞工,也能有代表;各行各業的選民比較了解各自領域的候選人,較能選出優秀的當選人;選民比較了解候選人,候選人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做宣傳,而選舉比較不會被金錢左右。然而實務上,功能別的選舉未必較佳,因為一個選舉被切割成幾十個不同行業類別的選舉,會增加執行的困難度,較難做到全都公平公正公開。

或許關鍵不在制度優劣?多數人是膚淺的,根本不管制度優劣,就喜歡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超過間接選舉。

西方列強和多數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多數香港人於是堅決要求實行西方的選舉民主。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政治制度,四十年來,其各方面的進步優於所有的民主國家,大陸因此堅持其中國模式。陸、港的不同政治制度偏好,是它們之間難解的結。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結合了功能別的選舉和不區別功能的選舉,例如區議會選舉不區別行業功能,而立法會選舉包含一些功能別的議席。香港人期望完全捨棄功能別的選舉,而實行全面普選,大陸以其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大概是不可能接受的。香港人是否要繼續暴力抗爭,是自己的選擇,自己要承擔大部份的後果(大陸承擔小部份的後果)。

政治的難處在於嘗試的成本很高,而且選擇了這一條路,就只能接受其後果,而無法知道選擇另一條路的後果會如何,因此永遠可以爭辯。我們台灣人只是旁觀者,請香港人自求多福吧。

人權是普世價值而民主不是 | 郭譽申

歐美常把自由、民主、人權都歸為普世價值,即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話,普世價值包含些什麼?都是有爭議的問題。筆者主張,人權包含了自由,是普世價值;但是民主算不上是普世價值。

雖然人們對人權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是對其基本內容還是有大致的共識。根據《維基百科》,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而自由權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基本內容,人權還有進階內容,包括發展權(個人及集體人權)和民族自決權(集體人權,強調民族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的干涉)。

由人權的基本內容可知,人權包含了自由權。人權要求「把人當人」,是所有人生來就應該擁有的權利,也是人道主義的基礎,因此是普世價值。

聯合國早已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人權的普世價值,使各國的憲法和一些國際法都以維護和保障人權做為重要目標。然而人權是有些籠統的概念,各國在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之下,難免有些不大相同的解讀。例如宣傳族群之間的衝突歷史是否是言論自由,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如何區別法律保障的宗教和法律禁止的邪教?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維護人權和保障國家安全難免有一些衝突,各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願意犧牲多少對人權的維護,可能各有不同。世界接受人權為普世價值,而尊重各國不同的解讀細節,應該是合理的共識。

民主與人權很不相似。人權雖有所謂的集體人權,主要針對個人,與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沒有人權,人甚至活不下去。對比之下,民主是人與國家的關係,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好;沒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壞。因此對於個人,人權絕對比民主重要。

人權的維護依靠憲法和各種法律,是相當明確的。民主取決於政治制度及其實踐,卻是不可能達到的模糊理想。現代每個國家都有至少幾百萬人,怎可能人人都作主?就算投票能獲得多數人贊成的民意,國事繁多,怎可能事事投票以符合民意?選舉出的各級領導人很少完全照民意行事,多少會有自己的偏好,就偏離了民主;民意如流水,民意改變了,政府該如何因應才真符合民主?選舉民主只有在選舉時由人民「一日作主」。

民主不僅是達不到的理想,也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國家的主要目標是讓人民過得好,很多實行民主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卻長期達不到這個目標,讓人質疑民主的效益。

民主對於個人不很重要,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又是達不到的模糊理想,實在不配成為普世價值。美國推崇民主為普世價值,只因為它實行民主制度,於是推崇民主對內能增進人民的自信心和光榮感,而對外有助於其國際形象。美國不僅用民主來美化自己,還用此來品評別的國家及合理化對別國的干涉,而在品評及干涉別國時還常有双重標準。

修改國旗、國歌、國徽? | 杜敏君

楊韻璇:
看到立委參選人提案修改國旗、國歌、國徽,我快昏倒了。

杜敏君:

不必昏倒,中華民國是由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先烈以鮮血創造的,國歌、國旗、國徽都有它的歷史意義與典故,經過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通過才一致遵行的。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硬式憲法,中華民國是黨國體制,要修改憲法不是台灣一個地區的公民有權利更動的,必須由全國公民(當然是全體中國公民)的代表參與公投通過才能更改。

李登輝主政時的六次憲改,將中華民國的攻擊性大戰略更改為防禦性戰略,並將領域縮限在台澎金馬,已是違憲亡國之擧,中華民國已成違憲政權,自毀前程,自我矮化成中國的地方政權,原來的叛國政權,反而扶正為中國合法政權。

這是歷史的弔詭,只要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國徽、國花不改,就具有它的象徵意義,國民黨仍是「中國」國民黨,日殖政權仍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詐騙集團,只要修改國號,便是叛亂政權,所以無論蔡總統如何執行台獨政策,總統背後的國父遺像暨國旗不敢撤除。
國會及地方縣市公家機構及議會的國旗暨國父遺像仍然高懸於主管背後,無法更改。

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大陸政權便會尊重中華民國體制,而不以地方政府視之,而是以對等相待,這是與港澳地區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的。
如果我們不珍惜這歷史的關聯,而要自毀長城與矮化,大陸憑什麼要對我們實施「一國兩制」,台灣的人口與土地如果沒有國家的屬性,中共政權憑什麼讓台灣獨立存在?就算習近平個人願意看在血緣份上和平共處,大陸各省人民也會堅決反對台灣人民享有兩國制特權。

最後要提醒的是,中華民國的建國體制是黨國體制,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與美國大異其趣的是:
美國是因新教徒移民新大陸,驅趕印地安人,墾荒成為美利堅合眾國,是先有國家才有政黨。
中華民國是先有國民黨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是革命政黨,所以國歌是由黨歌移植過來,國徽有黨徽的影子(略有差別),國軍是國民革命軍,演進而來,國父遺囑就是總理遺囑,國民黨的黨綱以三民主義為宗旨,就是中華民國的中心思想,國民黨的理想,貫徹五權憲法體制,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奮鬥目標,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密不可分。

如今中國國民黨到了日本遺民李登輝手裡,成了本土政黨,移花接木成了日本黨,再由扁、英偷天換日成了日殖政權,阿扁竟然喊出「民進黨永續執政的時日來到了」,這不是篡國,什麼才是篡國?
一個完全不認同中華民國的亂黨,完全以侵華為目的的日本走狗來手搖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確有所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流血革命,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建立台灣共和國,但是這些怕死的倭寇寄生蟲有種嗎?

照理說體制內改變,必須全國有2/3以上的縣市實施了地方自治,過渡了訓政時期,才能還政於民,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澎金馬合乎這個條件嗎?
憑什麼決定全中國人的重大事務,修改國旗、國歌、國徽?根本是痴人說夢,意想天開。

總統大選的美國因素 | 郭譽申

台灣長期受美國的保護,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半都與美國保有某些關係,而美國對台灣的總統大選總有相當程度的介入和影響力,是眾人皆知的事實。因此每次總統大選,藍、綠兩大黨的總統參選人,尤其新起的挑戰者,幾乎都會在大選前訪問美國,被媒體戲稱為去美國接受面試。這次大選很特殊,韓國瑜是離開政壇十多年而重回政壇的新挑戰者,他竟然決定在大選前不訪問美國,不接受美國的面試。這是怎麼回事?影響如何?

美國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當然是為了美國的利益,自然傾向支持較符合美國利益的總統參選人。不過美國支持符合美國利益的總統參選人,也有其風險。若美國支持的參選人沒能當選總統,美國不曾支持的總統當選人可能怨恨美國而排斥美國,會損害美國的利益。

過去美國和中國大陸比較友好,双方的利益大致一致,台灣是「親中」或「反中」對美國差別不大。然而現在美國和大陸幾乎是全面地競爭和對抗,美國當然期盼台灣與美國同一陣線「反中」,才符合美國利益。這次總統大選,美國因此明顯支持「反中」的蔡總統,例如通過多項親台法案,包括台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案、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台北法案等等(雖然這些僅是口惠而少實質益處)。

在美國「反中」並且明顯支持蔡總統連任的狀況下,韓國瑜是否該在大選前訪問美國?韓不去是正確的抉擇。美國「反中」已是其確定的國策,不可能因韓訪美而改變,換言之,韓若訪美,也不可能改變美國「反中」及支持蔡總統的態度,反而讓美國有機會打壓韓國瑜,例如在行程中安排陷阱讓韓出錯或指使媒體故意挑韓的毛病,這些訊息都會傳回台灣,將不利於韓的選情。反之,韓決定不訪美,讓一些習慣依賴美國的台灣人不放心,對韓也稍有損害。然而兩害取其輕,韓不訪美是正確的。

美國明顯支持蔡總統連任,而韓國瑜決定不訪美,對未來的影響如何?若蔡總統連任成功,她欠了美國的選舉債,她勢必要投桃報李,回報美國一些好處。例如屆時她已無連任壓力,她很可能開放美國一向希望的美牛、美豬的進口,不利於台灣的養殖農民。另一方面,若韓國瑜當選總統,美國將會擔心韓怨恨美國支持蔡而大幅倒向中國大陸,不利於美國的利益,美國因此很可能給台灣一些好處來拉攏韓。例如屆時韓或許有籌碼要求美國降低售台F16V戰機的不合理高價格。

美國一向會相當程度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這次也不例外。這次大選美國明顯支持蔡總統連任,導致韓國瑜不在大選前訪美,對蔡總統是小利多。若蔡總統連任成功,她恐怕需回報美國一些好處,將損害台灣的利益;反之,若韓國瑜當選總統,美國將會擔心韓大幅倒向中國大陸,而可能給予台灣一些好處。蔡、韓誰能勝選?雖然美國有一些影響力,總統大選的最後結果掌握在台灣選民的手中,選民自己選擇吧。

民主的神話─富強和文明是民主的果實 | 徐百川

絕大部分華人對民主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民主是產生歐美富強和文明的原因與動力,因而歌頌民主,崇拜民主,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看法。

從歷史發展的事實來看,歐美的富強和文明是西方理性革命後追求文明與發展工業的產物,富強和文明早在西方帝國主義時代就已產生和存在,是先於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實之前,現代民主只是附著於西方現代富強和文明的末期產品,民主並非西方現代文明的原動力。也就是說民主只是西方富強和文明的末端成果並非根由,民主政治對西方富強和文明的實質貢獻和影響其實微小。

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所謂的「民主自由」而達到富強的,任何西方國家經濟騰飛時都談不上民主,日本如此,亞洲四小龍們也如此。美國雖是民主立國,但大都時間只是半調子民主,美國要到1970年代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民主體制,而且真正的富強盛世是在二戰之後,二戰的浩大規模使原本資源豐富的美國發動了全面性的總動員,激發了生產力,美國令人艷羨的富裕環境又使美國能夠吸引和網羅世界各地的科技菁英,使得美國的科技和工業得到充分的發展,這些都與美國的民主政治關聯不大。

但是民主政治是西方異於所有世界其他衰亂落後國家的最主要特色,成了西方富強進步和優越文明的光輝燦亮的門面,於是我們目眩神迷,心仰神慕,誤把民主政治當作西方富強和文明的主因。於是把民主等同於公平、正義,有促進理性、推動進步的功能,是人性的光輝、神聖的普世價值,於是我們把種種之善歸於民主,許多歌頌民主至上、崇拜民主萬能的論調和主張,就充斥於各式各樣的言論發表,盈耳不絕。

於是,民主是提升文明必經的正確道路,是文明進階必遵的政治方程式,支持民主才是理性的覺醒,良心的抉擇。而專制就是貪戀權位私利,殘民以逞,開文明倒車,是萬惡的淵藪,支持專制就是急功短視,見利忘義,擁抱罪惡。

中國之所以不民主,綿延數千年的專制文化自然就是罪魁禍首,是歷史久長的專制統治使得中國人養成順服權威的劣根奴性,缺乏自主的理性思考,不是服從就是叛逆而培養不出理性包容的所謂民主素養,甚至有人指責中國文化根本理性不足,甚或缺乏理性這項質素,是醬缸文化,還有位民主奇葩說「需要接受西方殖民三百年」。結果本是在世界獨樹一幟,擺脫神教神道,人本理性的中國文化就蒙上奇冤,被踐踏在地。

其實西方躍入現代文明是由於科學對自然奧秘的發現,使得西方從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這才使得西方從神權黑暗走向理性光明。由於西方人找不出看不出宇宙與人世能有上帝的代替物,對宗教的精神信仰就仍然保存下來,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旨意仍是西方的絕對真理。因此盡管科學興起,基督教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宗教的力量可使人像我們中國古代墨家那樣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結合科學革命後理性的啟示和輔導,這才使得西方的文明進階提升到現代的層次,與民主的作用毫無關聯。

民主政治也並沒有一般人所美稱的那樣:「有自我修正錯誤的機能,改良問題的機制」,是篤信上帝的公平、正義和仁慈的林肯解放了黑奴,並非民主政治,是篤信上帝的公平、正義和仁慈的威爾遜(1913-1921的美國總統)遏制了富豪壟斷財經,保障了弱勢農工的福祉,並非民主政治。

況且專制政權就不會自我修正、自我改良嗎?中共不是揚棄共產主義,改走資本主義?不是在防制個人極權獨裁,採用上層精英民主制?

除了民主政治不見得有修正改良政策的作用,甚至還會倒行逆施,1999年美國在財閥的操縱下,居然廢除了1933年通過,對投機採取一些控制措施,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風險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結果造成了2007年的次貸危機,演成了金融海嘯這樣重大的禍害。這並非極端特例,由於選舉耗費鉅量金錢,西方的民主政治就已經淪為資本家與豪門權貴的「財閥治國」的現象,開始背離民意民利。

民主的真意,固然是應該基於民智的選擇,但是人民有興趣有時間思考公眾問題的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的人民都是受政黨精英和媒體的左右,甚至從眾隨大流相當盲目,所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根本是瞎話。尤其是在矛盾對立的政黨相鬥的國家,民眾在政客和媒體的操弄之下,就像我們台灣,會造成民眾集體情緒化、偏見、非理性反應的問題。總的來說,即使在民主制度下,韓非子所說的「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而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這句話到現在還是適用的。

民主與專制相比較,民主唯一的優點只是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程度而已,若光光只是日常生活來講,專制政權治下的人民照樣能享受自由自在,安和樂利的生活。大陸現在大體上富強了,但是許多社會缺陷不是短時間能解決克服的,會有這麼多有錢人擠破頭要移民到美國來,那只是貪圖美國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環境而已,與他們連邊都沾不上的美國自由民主政治無關。

主張民主的人士最有力的論述,就是民主政治至少可以防止像三反五反、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專制慘劇發生,不過這樣慘劇的發生,專制並非主因,而是謬誤的主義邪毒,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元兇,其他如納粹狂熱激烈的法西斯民族主義也是,都是自認自己主義的正確,來壓制他人、侵害他人,並非正常專制。專制若得到善用,同樣也可達到自由、開放、公正、人道的社會。(別說善用,春秋戰國時代不夠自由開放嗎?唐朝不夠自由開放嗎?)

而且政治上的自由程度與絕大多數人民無關,只對自身意識形態強烈,與當政者的主義互不相容的人有意義,而正就是因為矛盾對立的不同主義的抗爭相鬥,才是專制政權壓制言論自由的主因,如過去老蔣壓制共產主義,現今中共壓制民主主義。固然,壓制不同的意見,就是壓制自由,但是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也該遵守多元包容的原則吧!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不能基於自身立場,對政府全盤貶斥、徹底批判,甚至為反對而反對,如此只會升高矛盾,激化對立,導致本來不應該發生的鎮壓和迫害。

尤其最不應該地就是:異議份子和反對人士面對著勢力龐大鞏固的當權者,往往藉著自由民主的名義,以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煽激鼓動他人,以圖發展自己的勢力顛覆鬥垮當權者,如納粹、共產黨、台獨、法輪功都屬是。一般人大都惑於自由民主是多元包容的崇高原則,而盲目縱容,不知這是導致禍害的自由民主偏差,沒有一個民主成功的國家,是會任由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繼續宣傳散播下去的,尤其是攸關國家民族安危的時刻,鎮壓和迫害就難免發生了,就是現今民主楷模的美國也是一樣。

我們要呼吸的自由空氣,是不受曲解、掩飾、竄改的完整事實,若基於偏頗不實的觀點和事實(如台獨基於二二八大屠殺、日本統治的德政),任何主張和理由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正確無疑,讓人分不清楚是毒霧霾害還是純淨空氣。一個純正客觀中立、深入探明全面事實的媒體就能過濾空氣,讓人易於分辨是非,所謂的自由呼吸空氣才有意義,才能提升民智,民主政治才不會受政客操弄壟斷,虛耗空轉,把持自肥;專制政權才能易於與民意調和,也能享受言論自由而避免無謂的鎮壓和迫害。在現今資訊發達,網路縱橫的時代,一個健康的媒體,才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仁人志士所應致力的新方向。

時至今日,民主的諸多弊端已開始浮現,也見不到能有方案和措施能糾正或逆轉這些後果,卻仍有一大票人對民主仍然抱有美麗的誤解,視專制為絕對之惡,相對地把民主視為絕對之善,視民主為吃飯睡覺那樣必行的天經地義,如同無思考能力的白癡、殭屍般地爭求民主,捍衛民主,頌揚民主。我們的民主乖寶寶馬英九,在2014年的六四感言還說「我常在想為什麼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都是這樣充滿波折?」

是到了從民主的迷夢中驚醒的時候了,與其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地追求民主、擁抱民主,讓無心也無力了解全面事實的民眾只享受投票那天的「一日民主」,還不如勞心苦思地創立制度化、法治化的民本主義專制,或是半專制吧!

若無法解決民主制度的弊端,天佑中華!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還是愈晚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