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上常出現一些所謂的大陸民運人士，包括王丹、吾爾開希、曹長青等，他們都出身大陸，曾在大陸從事民主化運動，因而離開大陸，長期流亡國外。他們有些已入籍台灣，即使沒入籍台灣，也常出現、活躍於台灣。他們的政治傾向普遍支持綠營和台獨，而極力反對藍營和親中。

筆者認識一些大陸入籍台灣人士，都是嫁來台灣的大陸女士，她們普遍都親中，若有政治意識，則傾向藍營和統派。這很自然，她們既是大陸人又是台灣人，當然希望台灣和大陸親善，甚至統一。(因為她們多半傾向藍營和統派，綠營過去總想方設法延遲她們入籍台灣。) 大陸民運人士與大陸入籍台灣人士類似，都是出身大陸，政治傾向卻相反。大陸民運人士反對親中，而支持綠營和台獨，與他們的出身大陸頗有矛盾。

大陸民運人士更大的矛盾在於他們支持綠營和台獨，自絕於大陸人民，還能談什麼大陸民主化？眾所周知，絕大部份的大陸人民都反對台獨，視支持台獨者為漢奸，近年更有不少人主張立即武統，在此氛圍下，大陸民運人士支持綠營和台獨，就是自絕於大陸人民，大陸人民既視他們為漢奸，怎可能接受他們提倡的民主化？大陸民運人士對大陸已毫無影響力，他們所推動的民主化都成空談，他們根本不配稱為民運人士！

大陸民運人士怎會這樣愚蠢？完全背離他們追求大陸民主化的理想。原因一，他們的核心思想是反共，中共不接受他們實行西方民主，他們因此反共。因為藍營跟中共關係較好，而綠營跟中共對抗，他們於是從反共走向反藍和親綠，因此支持台獨。原因二，他們離開大陸，長期流亡國外，生計困難，於是接受了美國或綠營的金援，得人錢財，自然要幫人辦事，他們因此成為美國或綠營對抗中國大陸的馬前卒。

大陸民運人士因為反共和過去在大陸從事民主化運動，而獲得一些光環，以此得到美國或綠營的金援，而成為美國或綠營對抗中國的馬前卒，卻也成為大陸人民唾棄的漢奸，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他們既成為大陸人民唾棄的漢奸，他們的民主化理想皆成泡影，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大陸持續進步發展，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顯示大陸的政治制度似乎優於西方民主，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

筆者不禁同情大陸民運人士，他們離鄉背井，有家歸不得，理想無著，又被同胞唾棄，真是可憐。不過他們也是咎由自取，政治思考必須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而政治行動絕不能被金援左右啊！

3月18日，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無預警宣佈投入民進黨2020的總統初選，蔡英文立即陷入尷尬的窘境，試問一個尋求連任卻低民調的現任總統，遭到同黨高民調政治明星的挑戰會是什麼情況啊？這是台式選舉民主首次出現的新現象，無疑又有可能造成一次施政的空窗期。台式民主一向存在空窗期太多的缺陷，為人詬病，我們不妨將過去發生過的情況概略做個回顧：

1. 朝小野大的時候，行政院肯定跛腳，呈現半空轉或空轉，例如陳水扁時代。

2. 期中選舉執政黨大敗的時候，像馬英九2014之後，以及蔡英文2018九合一選完，內閣就開始空轉，總統也跛了一半。

3. 現在又逢民進黨黨內初選，蔡英文受到強勢對手賴清德的挑戰，一切忙初選，吵吵嚷嚷，哪有精力勤政？

4. 初選蔡英文若失敗，從4月底到2020大選結束，總統已成看守狀態，威信蕩然無存，還能奢望政令出得了府院嗎？由於台灣屢屢選出執政無能的領導人，相信這種情況就算這次不發生，未來總有可能成真。

5. 2020選舉結束，若出現新人當選，到5.20就職，又是一個空窗期。不是嗎？

6. 台灣是個國家認同分裂的分裂社會，少數族裔擔任總統的時候，即使執政黨在立法院擁有過半的優勢，也仍然呈現自我綁手綁腳、半空轉的怪現象，例如馬英九執政的八年。

相信有人會說，只要有好的常任文官制度可依賴，就不怕空窗期。這話不完全沒道理，但它是不常出現的理想狀態，就經常性事務的層面來看，也還勉強說得通。不過熟悉行政學、研究行政史的人都知道，官僚系統怠政、懶政、鈍化、僵化的現象是常態，唯賴領導統御有方的領袖不時激勵，輔以公平的制度、相對優渥的待遇…，才能維繫於常軌不墜。何況就算自律性很強的常任文官，也深諳人去政改、人去政亡的道理，誰會願意做虛工，浪費國家社會的資源呢？他們遇到上述幾種情況，選擇性的怠政難免會發生。

台灣自1996年實施全面普選以來，20餘年社會發展停滯、一事無成，以工代賑、擴大政府支出、粉飾太平的事情做了不少，可是興利創收、讓人民有感、心中一暖、眼睛一亮的事情，似乎屈指可數。整體2300萬人，有如出埃及記的以色列人迷失在曠野。請問政客們、醉心西式民主的學者們，你們曾經一再應許的、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在哪裡？難道只是為了壟斷利益而做出的謊言？現在是不是該對這套制度一一做出診斷，公諸於老百姓的時候了？

 

 

不久前紐西蘭和荷蘭分別發生了慘烈的恐怖攻擊事件，前者造成50死、50傷，而後者造成3死、9傷。根據至今的調查結果，兩起事件都與種族主義有關，紐西蘭恐攻的被捕主嫌明確信仰「白人至上主義」，刻意到清真寺以半自動步槍掃射信仰伊斯蘭教的非白人移民或移民後裔；荷蘭恐攻的被捕主嫌是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在電車上任意槍擊與他沒有關聯的乘客。紐西蘭和荷蘭都是高所得的民主國家，竟無法避免其國民成為種族主義恐怖份子和恐怖攻擊的犧牲品！

上述的調查報告似乎有意不提宗教衝突。紐西蘭的恐攻主嫌看來是基督教狂熱份子，而荷蘭的恐攻主嫌看來是伊斯蘭教狂熱份子，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千年對抗似乎仍在繼續，過去是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對抗，現在變成一個國家內部宗教狂熱份子的暴行。雖然只是少數人，卻非常血腥可怕。種族主義和宗教狂熱導致恐怖攻擊，怎麼會這樣？

始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中東和北非國家政權崩潰，甚至激烈內戰，這些國家信仰伊斯蘭教的很多人民(非白人)活不下去，於是大量湧入歐洲，成為歐洲的沈重負擔，也讓歐洲白人恐慌。歐洲雖然重視人權，但是在民主選舉之下，排斥難民和移民的種族主義總是最容易打動人心、獲得選票，於是種族主義大行其道，並趨向越來越極端。這股風潮不僅橫掃歐洲，也擴及紐、澳、美、加等所有白人世界(請參見《分裂的美國虛有其表》)，是導致宗教衝突和恐怖攻擊的主要原因。在歐美白人世界生活的伊斯蘭教移民(和移民後裔)本就不易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在白人種族主義高漲之下，難免也激發自身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對撞於是造成恐怖攻擊的悲劇。

民主思想激起「阿拉伯之春」，民主制度的選舉推進了種族主義，讓歐美先進國家社會不安。民主的擁護者還能把這些都推給無知的民粹嗎？(請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筆者過去覺得納粹法西斯主義是遙遠過去的東西，不可能捲土重來，歐美世界近年的演變，讓我不敢再如此斷言。世人真需要對民主的弱點多一些警惕。

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相近的概念，都是區別我族和他族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強大，好的一面是能凝聚同族的民眾，但是也有壞的一面，能造成種族或民族間的衝突。民主制度會推進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會推向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取決於各別不同的環境和狀況。

台灣的統獨之爭可說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的衝突(後者是台獨主張者一直在努力建構的)。台灣幸運，不像歐美世界那樣產生民族主義恐怖份子，大約是因為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不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那樣霸道、絕對。但願統獨之爭終能妥協於中國的和平文化而獲得和平解決。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

200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首先提出全球已進入民主蕭條期，2013年新聞工作者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員J. Kurlantzick 出版《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其中文譯本的標題是「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2015年1月「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民主是否正在退潮中？」的疑問，邀請許多民主化研究者為文探討這個問題，雖然論點不一，但總的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退潮的時代。

多個研究民主的機構，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和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長期對世界上所有國家評判它們的民主化程度。(筆者不大贊同重視形式、不重實質的選舉民主，但這樣的評判指標大致能衡量選舉民主的實行程度) 根據這些調查和研究，自1974年開始，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一直進步，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在80年代進到拉丁美洲及東亞，然後進入東歐，促成了蘇聯的瓦解，最後在90年代席捲許多非洲國家。然而到了2006年，民主化的進程卻開始反轉，每年民主化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已經處在民主退潮中，特別是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退步現象更加明顯。例如自由之家每年出版一份《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其2018年的標題是「民主面臨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

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長期不振，讓人懷疑是經濟衰退導致民主退潮，不過一些深入研究顯示，決定新興民主國家命運的並不是經濟衰退的影響，而是國家治理不善、腐敗和權力濫用、以及極端的不平等等政治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制度本來就是工具，其目的是帶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世界銀行(World Bank)強調「良好治理」有6項基本指標，分別是公民表達及問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監管品質、法治和反貪污，民主化只涵蓋到第一項指標，其他指標對於國家和人民至少和民主化一樣重要。假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不能帶來良好治理，它勢必被人民所拋棄，這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時常遭遇的狀況。

造成民主退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民主品質的退步和「中國模式」的成功。美國一向是世界的民主典範，但是自雷根總統開始，盛行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強調市場萬能、政府無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妥協空間壓縮變小，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政治僵局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多元政治逐漸被金權政治所取代，終於釀成世界金融危機。民主典範的國家治理這樣不佳，自然使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尋求其他的為政之道，中國模式的成功因此提供了西方民主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相當程度助長了民主的退潮。

民主退潮呈現了許多民主失敗的例子，台灣的民主制度雖然未達全面失敗的程度，卻已呈現很多治理的缺點，讓多數人都不滿意。另一方面，中國模式和西方民主的競賽才剛開始，中國模式已被實證優於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至於成熟的民主制度被認為能夠自我修正改良，同樣地中國模式也一直在改革改進之中，兩者的競賽只能未來走著瞧了。

梁馨月：
杜先生，您的年齡完全就是我的長輩。我關注您的主頁已經很久了，你的每一個政見發表我都有仔細的看，也都會點贊表示我的認同，能夠明白您對台灣現政局哀其不爭氣的悲憤。
關於「西式民主」，不用看台灣，即使在美國以及最為成熟的英國，現在都走入了無解的困境。以後會如何發展，能否自我糾錯走出一片新的天地，坦白說全世界的政治家們都還沒什麼好的解決之道，我等小輩就更無什麼見地發表了，只能保持客觀的靜觀其變。畢竟旁觀者清，關注時局的變化還是可以做到的。

對於大陸的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式的管理模式，說實話，我還挺有信心能夠繼續一邊改革一邊保持著走下去的。
因為信任共產黨？並不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的管理模式並不是共產黨的產物，也不是從所謂俄國共產學來的，而是中國三、四千年歷史留下的產物。因為曾經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產物，所以就是落後並必然被歷史所淘汰的？我私以為不能這樣來看。西方民主制度最長的也無非英國實施了百多年，而中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制管理卻歷經改朝換代行使了幾千年。
那麼在這幾千年裡，除了拒絕進行工業革命的晚清以外，歷史事實證明，中國一直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其實這是個可以被探討的很大的話題。
無非現在就是中央集權的代表人物不再是古代的皇帝，現在的領導人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利益而非過去皇室貴族優先，再次才是人民和國家。

這些無需去過多表述，其實我覺得終將統一的兩岸人民都應該去好好思考的反而是將來，我們如何在實現民族、民生主義的基礎上更好的去追求和完善「民權」。
現在的兩岸，台胞把民權限定在了選舉權裡是非常狹義的，而在我眼裡，從國家如何更好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選舉權是最虛無的權利。而大陸呢？說實話，在長久的集權統治下老百姓對民權是麻木的，很少人會思索民權到底是什麼？也很少有人會想我擁有什麼民權了，我又缺失什麼民權了……
只有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在民權上越來越有覺醒有追求，並且努力去行動，我們才會迎來真正的三民主義的中國。這不是黨爭，而是一種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啊。

最基本的民權：不受威脅的生存權、吃飽喝暖的權利、取得和維護個人利益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太多太多了，可能很多台胞覺得我說的這些追求都太低了吧，大陸這都滿足不了？

不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生命不受威脅的生存權放在孫先生提出三民主義的年代就是天大的民權，放在現在炮火紛飛的國家裡也是他們奢求的。國家提供給你的這一切不要覺得理所應當，換句話說，萬一在美國的故意操控下，在蔡的錯誤引導下，將來在台灣爆發了戰爭，到那時再去談這些基本民權就為時已晚了。
要珍惜，不要狹隘的把民權等同選舉，這非常不智。

杜敏君：
梁馨月 ，妳好棒的敘述，足見妳是作了功課的，身在共黨的教育下，對三民主義有這樣的認知，很不簡單，在台灣四十歲以下的人們已不懂何為三民主義了。
妳提到的最精彩的是中央集權、選賢任能制已行之有年，就是秦始皇首創，中國廣土眾民，若不實施中央集權、選賢任能，根本無法號令一致，如何統一？如何發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
所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指這個。
給妳100分。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中國大陸沒有民主自由，等他們建立了這樣的體制再來談統一吧！」這是台灣普遍存在的觀念，卻也是台灣鄉親最大的盲點。談統一，真的需要以改變對方體制為前提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大陸方面談統一，所提的方案是「一國兩制」，這是一種深思熟慮，沒說要改變台灣的體制，台灣鄉親為何總是要拿體制改變做為前提？更何況大陸領導人曾多次強調，統一不是誰吃掉誰，一國兩制的形式內容完全由雙方協商制定，可以不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比香港模式更具有想像和空間。

其次，台灣實施的「西式票選民主」，其實是個裝點門面、虛假的民主制度，自1996年全面實施以後，到今天20年間一事無成，選民在媒體操控的壁壘下投完票之後，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朝野各黨拼死互相拉扯，社會分裂政策難行、經濟倒退國力下滑，無可奈何卻又無可如何，充滿無力與無言！無獨有偶，這樣的現象在泰國、菲律賓、印度等許多票選民主國家也同樣出現，為什麼？台灣鄉親可曾思考，民主化何以反令社會進步停頓？這樣的制度有什麼理由要社會安和樂利、國力一再蒸蒸日上的大陸來接受？

西式的票選民主制度，依杭庭頓的說法，從1828年起出現過3波潮流，若再加上2010年後的「阿拉伯之春」，一共有過4波民主化潮流。很令人遺憾，這4波民主化一波比一波慘烈，為絕大多數國家都帶來不同深淺的浩劫，其中只有第一、二波若干老牌「民主」國家表現亮眼，例如英、美等國。然而究其實際，英、美諸國的成功也並非來自票選民主制度，實則來自於資本的雄厚，然而他們的雄厚資本卻是來自殖民掠奪。近年來歐美經濟屢屢下行，曝露出他們民主體制左支右絀的窘態，進而激起民粹化，不就說明這一切嗎？

西方學者與政客不瞭解中國的體制，對於中國崛起的亮麗成就經常以懷疑的口吻說：沒了民主，中國能走多遠？台灣鄉親一向崇拜西方，也就經常緊緊抱住這句話來安慰自己，殊不知我們是否更應該深思：一旦沒了資本，西式票選民主還能走多遠呢？

台灣鄉親還應該體察，西方政界質疑中國有它深層複雜的原因，一方面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國際競爭以及西方文化背景有關。中、美現在是結構性矛盾，第一強國的美國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影響，總是需要找一個敵人，樹立一個競爭的靶子。以前是英國、後來德國、再後來蘇聯，現在綜合實力第二的中國更「有資格」當美國的敵人。所謂「中國沒有民主」只是他們全力抹黑打擊中國的藉口，事實上中國即使奉行「西式民主」，也仍然會受到抹黑批評。今天的川普，雖然不時張狂作態，但是他有一個特點，代表美國政客新思維，即發現用意識形態來對付中國不管用了，作為商人，川普也許要用貿易來對付中國，而不是再以老掉牙的意識形態做為藉口。

不久前，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在一場演講中提到，台灣一條大約51公里的機場捷運修了20年還沒通車。同一時期，大陸僅上海一個城市就完成大約670公里的地鐵，全球城市排名第一；同時期全大陸還建成高鐵總長2萬公里，超過美、日等世界各大國，也是世界第一。兩相比較，台灣、大陸兩個體制應該是誰向誰看齊呢？

有人會說，民主制度的價值絕不能僅僅以經濟發展來衡量，那麼我們不妨審視幾個所謂的民主價值，西方教科書上經常告訴我們的：

1.  民主有助於經濟發展。如果是，為什麼所有接受民主洗禮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經濟上始終舉步為艱？阿拉伯之春更是落入悲慘世界。過去亞洲四小龍的出現與民主無關，近些年被美國視為民主模範生的台灣、南韓，在民主化之後，前者停滯不前，後者狀況連連，元首一一身陷弊端。時至今日，連核心歐美民主大國的經濟也欲振乏力，行政效能消退。

2.  民主有利於政權更替、政治穩定。如果是，為什麼新興民主國家軍方勢力經常抬頭？政權交替危機四伏，或多黨傾軋。反觀中國，在鄧小平之後建立了穩健的任期制、接班制度、集體領導制度。

3.  民主可以避免極端主義。如果是，法國、德國、美國為什麼都相繼出現民粹現象以及極端政黨的壯大？美國這次大選，川普竟然把大資產階級保守主義的共和黨給顛覆了，更奇特是，台灣本是二手美式民主，但民進黨一慣的民粹手段，卻被川普複製用回到美國身上；此外，日本安倍的極右傾向也不惶多讓，令日本有識之士憂心不已；而台灣全面民主化20年，島內卻充滿「民粹亡國」的無奈氣氛。

4.  民主還是普世價值嗎？如果是，為什麼英國脫歐公投至今議會還沒接受？川普勝選，為什麼美國10多個大城騷亂不斷？顯然反對者堅持的價值超越了票選民主的價值。

5. 民主是萬靈丹嗎？可以防止腐敗嗎？如果是，為什麼許許多多票選民主國家腐敗的深度與廣度是那麼驚人？就連號稱清廉的美國，如果希拉蕊身後的「魅影重重」攤到陽光之下，恐怕也是極為精彩吧！世界上倒是有兩個著名的反腐成功地區，一是新加坡，二是香港，他們使用的反腐廉政手段，恰恰都與民主制度無關。

自1949年起，兩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台灣、南韓等亞洲四小龍，走的是依賴發展模式，而大陸，被迫和自覺的走上反殖民的自主發展模式。後者在發展初期，困難重重、緩慢艱辛，然而一旦建立起自主的體系，卻後續發展無窮。在經歷多年的摸索之後，中國大陸在政治上堅持以民為本的思想，發展出以「協商」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以及分層負責、分層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經濟上發展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制度，綜合起來就是近年成就輝煌，被世人研究討論的「中國治理模式」。台灣鄉親們面對這一個「陌生」的體制，與其抱持一貫鄙視與惶恐的態度，不如虛心去認識它、研究它，當有一天完全理解什麼是「中國治理模式」的時候，也就是台灣結束向下沉淪的時候。台灣幸甚！全體中國幸甚！

 

 

「九合一選舉」落幕，頭腦發熱的人們終於可以短暫休憩，冷靜下來思考一些問題。作為一個大陸的兩岸關係觀察者，也終於可以談些看法，而不必落人以「426介入選舉」的口實。

「台灣變天了」，這個假象可以讓大家著實興奮好一陣子。從選舉的技術層面說，當選者辛苦獲勝，值得恭賀；從受了二年窩囊氣的民眾而言，狠狠教訓了「那個爛黨」和「那位宮女」，出了一口惡氣，值得開心。
然而，台灣政壇和經濟社會，是一個螺旋向下的結構——在政治糾纏的氛圍裡，人民沒有最苦，只有更苦，擺脫不了這種狀況。要知道，在朝的民進黨只是無能，拖累經濟，卻不敢大肆破壞，而在野的民進黨沒有施政包袱，比在朝更具破壞力。

這裡有幾個判斷供參研：

1、這次「九合一選舉」的勝利，不是國民黨的勝利，而是國民黨的「麻醉劑」。

2、藍營的表面勝利，為台獨分子緩和了兩岸的緊張局面，給布局尚未完整的「台獨大業」贏得了時間，「去中國化」的方略正可在藍色掩護下進一步暗渡陳倉。

3、國民黨地方執政能力強於只會搞政治鬥爭的民進黨，在施政上相對務實，有助於提升整體經濟，並且多少可以從大陸獲取一些「九二共識」的紅利，正可為蔡英文餘下二年的總體施政拉抬績效，撐起門面。

4、地方選舉可避開政治議題尤其是兩岸議題，但2020「大選」卻必然牽涉意識形態。急於出政績的藍營地方首長出入大陸，將來或成「賣台」證據。

5、「重返藍天」只是民眾對蔡英文和民進黨昏庸施政的懲罰，並非要消滅台獨分裂勢力，更沒有減少台獨意識。台獨民意很可能在未來三年卷土高起，迫使國民黨政客決心擁抱本土化（獨台化）。

6、「黨產會」「促轉會」及即將到來的民進黨節日「二二八」，將掀起一波又一波民粹浪潮，強迫任何選民站隊。

7、在模糊化處理爭議求同共贏的「九二共識」後面，強行加上「一中各表」以凸顯兩岸兩個中國爭議的說辭，將成兩岸關係發展新障礙。任何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的「一中各表」宣示，將被大陸方面嚴格檢視，並被官方冷眼相看，無利可予。

8、賴清德、陳菊留任，正說明民進黨老神在在，見獵心喜，因為「大位」比地方執政更重要，好戲正要開場。

話說回來，假如這次地方選舉是民進黨大勝呢？蔡英文會被逼宮急獨，面臨更大壓力和危機。現在，她又可以安心吃大餐玩愛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