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的競爭越來越白熱化，藍營不僅自家人互鬥，更猛攻綠營的執政缺失，包括抨擊綠營許多損害民主的施政，而綠營當然也重砲還擊，使台灣到處都是大選的煙硝味。就在此時發生了香港「反送中」事件，藍、綠竟然有了共識，同聲稱讚台灣的民主價值。蔡政府有很多反民主的施政，而台灣正在民主選舉的亂鬥撕裂之中，稱讚民主價值，實在頗覺諷刺！

蔡政府的反民主施政幾乎是罄竹難書，筆者只能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些重點：立院通過《公民投票法》修正案，讓公投與選舉脫鉤，公投將很難達到投票數門檻；立院通過綠營色彩濃厚的李進勇擔任應該中立的中選會主委；立院通過不認同中華民國的許宗力等多人擔任大法官；立院通過綠營色彩濃厚的陳師孟等多人擔任監察委員；立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藉以成立促轉會和黨產會，追殺國民黨；距離總統大選只剩半年多，蔡政府開始「政策買票」，例如補貼單身年輕人房租支出、補貼計程車汰舊換新等。

政黨政治是間接民主，公投是直接民主、真正的民意，因此公投的位階應高於立法院的決議。綠營先既不執行公投的一些決議，後索性讓公投與選舉脫鉤，使公投難以達到投票數門檻，等於是廢棄了公投，排除了真正的民意。這還是民主嗎？

政黨政治最重要的是政黨之間公平競爭。中選會、大法官、監察委員都是政黨之間競爭的裁判，裁判照理必須中立公正。綠營全面執政，總任命綠營色彩濃厚的人擔任裁判，這些裁判都偏袒綠營，台灣民主還有何公平性可言？大法官的地位尤其重要，大法官對憲法和各種法律有最終解釋權，當大法官偏袒綠營，綠營的任何立法和施政都可以被解釋為合憲合法，綠營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例如制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及成立促轉會、黨產會，以大幅削弱在野的國民黨。

綠營主導中選會主委、大法官、監察委員的任命，造成政黨的不公平競爭，是間接的，「政策買票」則是最直接有效的不公平競爭。政府當然可以補貼某此弱勢族群，但是已執政三年半都不補貼，總統大選前半年才補貼，是太明顯的政策買票啊！

蔡政府的很多施政都損害民主，因為綠營只想贏而不擇手段。這當然該受到嚴厲的譴責，然而孰令致之？蔡政府的作為雖然可恥，卻幾乎都「合法」，至少符合蔡總統所提名的大法官對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換言之，綠營的居心雖邪惡，其行為卻未逾越民主制度的規範，因此綠營的錯誤有一半需歸咎於民主制度使然。民主制度導致政黨惡鬥，讓政黨有強烈動機破壞政黨競爭的公平性，而民主制度並無機制加以阻擋，最終嚴重損害民主制度的運行。西方民主有這樣大的缺點，台灣人不求改進，卻迷醉於自由民主的美好幻夢之中，夫復何言啊！

這次總統大選空前熱烈，已宣佈參選和明顯蓄勢待發的接近十人，雖然距離投票還有八個月，各「準參選人」的支持者在網路上的攻防已經非常激烈，不僅有造謠抹黑，甚至使出威脅恐嚇及假扮敵方粉絲等手段，卻未必聽命於他/她所支持的準參選人，讓選情混亂失控。選舉一定要這樣嗎？這樣有效嗎？筆者是冷靜的分析者，首先思考選民的投票行為，選民如何決定把票投給誰？

根據選舉理論，選民應該把票投給他/她心目中最能勝任總統工作的參選人，即根據參選人的勝任程度來投票。理論雖然如此，在台灣，意識形態無疑是一重要決定投票因素，藍、綠双方都各有其意識形態和基本盤，甚至新起的白營也有其無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和一些穩定的支持者。除了勝任程度和意識形態之外，其他還有不少因素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大致可以綜合為被喜好度，即參選人被一個選民喜好的程度，包括選民感覺參選人會照顧自己利益的程度。每個選民都會在內心裡評估每個參選人的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以決定把票投給誰。當然每個選民的偏重可能不同，有些選民較重視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另有些選民較重視意識形態，而還有些選民較重視被喜好度。

選民需要評估參選人的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意識形態通常相當清楚，被喜好度多半是選民的個人感覺，因此三者中最難評估的是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多數參選人都不曾擔任總統，如何知道他/她能否勝任？以韓國瑜和郭台銘為例，韓非常親民，又是超級推銷員，就足以勝任總統嗎？郭是一流的跨國企業家，然而經營跨國企業與領導國家有多少相似，可以類比嗎？多數人大概跟筆者一樣，無法判定韓和郭誰較能勝任總統(韓和郭的施政當然比已經施政欠佳的蔡英文和賴清德有指望)，於是只能以他們的被喜好度來決定取捨(他們的意識形態很相近)，韓比郭親民，是韓民調領先郭的主要原因。而選民無法正確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導致選舉出來的各級官員時常不適任，是選舉民主的常態和弱點。

勝任程度、意識形態及被喜好度三者中，勝任程度屬於理智判斷，而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多半由情感決定。選民難以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而多半根據參選人的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來投票，因此選舉活動首重激發選民的情感，要讓選民喜歡自己而不喜歡對手。這是參選人搶著做直播、扮網紅的原因，也導致支持者造謠抹黑對手，甚至假扮成對手粉絲，以破壞對手的形象。這些選舉花招非常惡質，卻有相當成效，不然還有什麼辦法能反敗為勝？

選民難以評判參選人的勝任程度，而多半根據參選人的意識形態和被喜好度來投票，是選舉民主的常態和弱點，也導致造謠抹黑、假粉絲等惡質的選舉花招。這不是台灣的獨特現象，而是選舉加網路社群的自然結果吧！

這次總統大選是意外連連、高潮迭起，賴清德和郭台銘的參選是大意外，而韓國瑜是否參選至今懸疑未決，讓「韓粉」們近於瘋狂。筆者雖關心政治，卻是超級冷靜的旁觀者。台灣自1996年實行全民投票直選總統，至今已經23年，經歷了4位總統和3次政黨輪替，在又一次總統大選前，該是時機來回顧及檢討全民選舉總統的利弊得失。

全民選舉總統的明顯優點是總統執政的正當性，全民投票賦與當選總統者毫無疑問的正當性，即使得票率未過半，當選總統者依法獲得全民的授權執政，沒有人能挑戰其正當性，因此政權穩定、人心安定，在此氛圍下，理論上執政者比較容易推行其政策，而民眾會傾向於支持執政者的施政。

理論上好的東西卻經不起實際現實的考驗。台灣全民選舉總統以來的4任總統，撇開藍綠，只有第1任李登輝算得上差強人意；繼任的陳水扁因貪污洗錢罪服刑6年，目前在頗有爭議的保外就醫中；馬英九執政8年，施政失誤連連，其後期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十幾，連藍營都棄他而去；而現在的蔡英文執政才3年，已經接近馬英九後期受到唾棄的程度。

回顧上述4位總統，李登輝的崛起主要是由於威權時代蔣經國的賞識拔擢，1996年的總統選舉等於是事後追認而已，真正由全民抉擇選出來的總統就是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3人，為什麼全民選出來的總統都不適任，還比不上蔣經國的挑選？

回顧台灣全民選舉總統的結果實在不佳，讓人懷疑一般大眾是否有能力判定政治人物的優劣。首先，大型選舉的選民只能透過媒體來認識候選人，選民要在立場不同的媒體所發佈的大量候選人資訊裡，篩選出公正可靠的資訊本就不易。其次，大部份選民不是政治人物，沒有施政經驗，恐怕很難體會施政的難處，因此無法判定候選人施政能力的優劣。其三，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都曾經是媒體寵兒，善於營造自己的媒體形象，但是治國能力不只包含媒體操作能力。有這些難處，一般大眾選不出優秀的總統，似乎是情理中的事啊！

拿大企業挑選總經理來對比國家挑選總統，總經理和總統的目標相似，分別是領導企業和國家不斷進步壯大，企業挑選總經理通常是由大股東形成的董事會在相關業界物色適合人選(大股東必定熟悉相關業界)，從來沒聽說有企業是由所有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這顯示全民選舉總統是政治性的決定，而非注重專業的決定，因此全民所選出的總統注定多半不會很有施政的專業能力！

異議者可能會說企業和國家不同，企業是根據股權比重決策，而國家是一人一票，人人平等。關鍵不在企業的權力結構，若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真能選出最好的總經理，擴大企業利潤，大股東自然樂意放棄其股權優勢，採取股東一人一票選舉總經理，以獲取最大利益。

選舉式民主讓人民有當家作主的感覺，普遍受到一般人歡迎。然而像總統選舉這樣的大型選舉能否選出適任的人則很難說，贊成民主的人都相信民眾的智慧和抉擇，從實務上看，民眾的抉擇卻常不正確。了解選舉民主的難處和弱點，選民應該要冷靜理智，也不必太有得失心啊。

台灣媒體上常出現一些所謂的大陸民運人士，包括王丹、吾爾開希、曹長青等，他們都出身大陸，曾在大陸從事民主化運動，因而離開大陸，長期流亡國外。他們有些已入籍台灣，即使沒入籍台灣，也常出現、活躍於台灣。他們的政治傾向普遍支持綠營和台獨，而極力反對藍營和親中。

筆者認識一些大陸入籍台灣人士，都是嫁來台灣的大陸女士，她們普遍都親中，若有政治意識，則傾向藍營和統派。這很自然，她們既是大陸人又是台灣人，當然希望台灣和大陸親善，甚至統一。(因為她們多半傾向藍營和統派，綠營過去總想方設法延遲她們入籍台灣。) 大陸民運人士與大陸入籍台灣人士類似，都是出身大陸，政治傾向卻相反。大陸民運人士反對親中，而支持綠營和台獨，與他們的出身大陸頗有矛盾。

大陸民運人士更大的矛盾在於他們支持綠營和台獨，自絕於大陸人民，還能談什麼大陸民主化？眾所周知，絕大部份的大陸人民都反對台獨，視支持台獨者為漢奸，近年更有不少人主張立即武統，在此氛圍下，大陸民運人士支持綠營和台獨，就是自絕於大陸人民，大陸人民既視他們為漢奸，怎可能接受他們提倡的民主化？大陸民運人士對大陸已毫無影響力，他們所推動的民主化都成空談，他們根本不配稱為民運人士！

大陸民運人士怎會這樣愚蠢？完全背離他們追求大陸民主化的理想。原因一，他們的核心思想是反共，中共不接受他們實行西方民主，他們因此反共。因為藍營跟中共關係較好，而綠營跟中共對抗，他們於是從反共走向反藍和親綠，因此支持台獨。原因二，他們離開大陸，長期流亡國外，生計困難，於是接受了美國或綠營的金援，得人錢財，自然要幫人辦事，他們因此成為美國或綠營對抗中國大陸的馬前卒。

大陸民運人士因為反共和過去在大陸從事民主化運動，而獲得一些光環，以此得到美國或綠營的金援，而成為美國或綠營對抗中國的馬前卒，卻也成為大陸人民唾棄的漢奸，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他們既成為大陸人民唾棄的漢奸，他們的民主化理想皆成泡影，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大陸持續進步發展，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顯示大陸的政治制度似乎優於西方民主，不知道他們做何感想？

筆者不禁同情大陸民運人士，他們離鄉背井，有家歸不得，理想無著，又被同胞唾棄，真是可憐。不過他們也是咎由自取，政治思考必須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而政治行動絕不能被金援左右啊！

3月18日，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無預警宣佈投入民進黨2020的總統初選，蔡英文立即陷入尷尬的窘境，試問一個尋求連任卻低民調的現任總統，遭到同黨高民調政治明星的挑戰會是什麼情況啊？這是台式選舉民主首次出現的新現象，無疑又有可能造成一次施政的空窗期。台式民主一向存在空窗期太多的缺陷，為人詬病，我們不妨將過去發生過的情況概略做個回顧：

1. 朝小野大的時候，行政院肯定跛腳，呈現半空轉或空轉，例如陳水扁時代。

2. 期中選舉執政黨大敗的時候，像馬英九2014之後，以及蔡英文2018九合一選完，內閣就開始空轉，總統也跛了一半。

3. 現在又逢民進黨黨內初選，蔡英文受到強勢對手賴清德的挑戰，一切忙初選，吵吵嚷嚷，哪有精力勤政？

4. 初選蔡英文若失敗，從4月底到2020大選結束，總統已成看守狀態，威信蕩然無存，還能奢望政令出得了府院嗎？由於台灣屢屢選出執政無能的領導人，相信這種情況就算這次不發生，未來總有可能成真。

5. 2020選舉結束，若出現新人當選，到5.20就職，又是一個空窗期。不是嗎？

6. 台灣是個國家認同分裂的分裂社會，少數族裔擔任總統的時候，即使執政黨在立法院擁有過半的優勢，也仍然呈現自我綁手綁腳、半空轉的怪現象，例如馬英九執政的八年。

相信有人會說，只要有好的常任文官制度可依賴，就不怕空窗期。這話不完全沒道理，但它是不常出現的理想狀態，就經常性事務的層面來看，也還勉強說得通。不過熟悉行政學、研究行政史的人都知道，官僚系統怠政、懶政、鈍化、僵化的現象是常態，唯賴領導統御有方的領袖不時激勵，輔以公平的制度、相對優渥的待遇…，才能維繫於常軌不墜。何況就算自律性很強的常任文官，也深諳人去政改、人去政亡的道理，誰會願意做虛工，浪費國家社會的資源呢？他們遇到上述幾種情況，選擇性的怠政難免會發生。

台灣自1996年實施全面普選以來，20餘年社會發展停滯、一事無成，以工代賑、擴大政府支出、粉飾太平的事情做了不少，可是興利創收、讓人民有感、心中一暖、眼睛一亮的事情，似乎屈指可數。整體2300萬人，有如出埃及記的以色列人迷失在曠野。請問政客們、醉心西式民主的學者們，你們曾經一再應許的、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在哪裡？難道只是為了壟斷利益而做出的謊言？現在是不是該對這套制度一一做出診斷，公諸於老百姓的時候了？

不久前紐西蘭和荷蘭分別發生了慘烈的恐怖攻擊事件，前者造成50死、50傷，而後者造成3死、9傷。根據至今的調查結果，兩起事件都與種族主義有關，紐西蘭恐攻的被捕主嫌明確信仰「白人至上主義」，刻意到清真寺以半自動步槍掃射信仰伊斯蘭教的非白人移民或移民後裔；荷蘭恐攻的被捕主嫌是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在電車上任意槍擊與他沒有關聯的乘客。紐西蘭和荷蘭都是高所得的民主國家，竟無法避免其國民成為種族主義恐怖份子和恐怖攻擊的犧牲品！

上述的調查報告似乎有意不提宗教衝突。紐西蘭的恐攻主嫌看來是基督教狂熱份子，而荷蘭的恐攻主嫌看來是伊斯蘭教狂熱份子，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千年對抗似乎仍在繼續，過去是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的對抗，現在變成一個國家內部宗教狂熱份子的暴行。雖然只是少數人，卻非常血腥可怕。種族主義和宗教狂熱導致恐怖攻擊，怎麼會這樣？

始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中東和北非國家政權崩潰，甚至激烈內戰，這些國家信仰伊斯蘭教的很多人民(非白人)活不下去，於是大量湧入歐洲，成為歐洲的沈重負擔，也讓歐洲白人恐慌。歐洲雖然重視人權，但是在民主選舉之下，排斥難民和移民的種族主義總是最容易打動人心、獲得選票，於是種族主義大行其道，並趨向越來越極端。這股風潮不僅橫掃歐洲，也擴及紐、澳、美、加等所有白人世界(請參見《分裂的美國虛有其表》)，是導致宗教衝突和恐怖攻擊的主要原因。在歐美白人世界生活的伊斯蘭教移民(和移民後裔)本就不易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在白人種族主義高漲之下，難免也激發自身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對撞於是造成恐怖攻擊的悲劇。

民主思想激起「阿拉伯之春」，民主制度的選舉推進了種族主義，讓歐美先進國家社會不安。民主的擁護者還能把這些都推給無知的民粹嗎？(請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筆者過去覺得納粹法西斯主義是遙遠過去的東西，不可能捲土重來，歐美世界近年的演變，讓我不敢再如此斷言。世人真需要對民主的弱點多一些警惕。

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相近的概念，都是區別我族和他族的意識形態。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力量強大，好的一面是能凝聚同族的民眾，但是也有壞的一面，能造成種族或民族間的衝突。民主制度會推進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會推向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取決於各別不同的環境和狀況。

台灣的統獨之爭可說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的衝突(後者是台獨主張者一直在努力建構的)。台灣幸運，不像歐美世界那樣產生民族主義恐怖份子，大約是因為中國的儒釋道文化不像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那樣霸道、絕對。但願統獨之爭終能妥協於中國的和平文化而獲得和平解決。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

2008年史丹福大學教授戴蒙(Larry Diamond)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首先提出全球已進入民主蕭條期，2013年新聞工作者及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員J. Kurlantzick 出版《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其中文譯本的標題是「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2015年1月「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民主是否正在退潮中？」的疑問，邀請許多民主化研究者為文探討這個問題，雖然論點不一，但總的來說，答案是肯定的，我們正處在一個民主退潮的時代。

多個研究民主的機構，包括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和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等，長期對世界上所有國家評判它們的民主化程度。(筆者不大贊同重視形式、不重實質的選舉民主，但這樣的評判指標大致能衡量選舉民主的實行程度) 根據這些調查和研究，自1974年開始，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一直進步，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在80年代進到拉丁美洲及東亞，然後進入東歐，促成了蘇聯的瓦解，最後在90年代席捲許多非洲國家。然而到了2006年，民主化的進程卻開始反轉，每年民主化分數衰退的國家要多於增長的國家，也就是說，全球已經處在民主退潮中，特別是一些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退步現象更加明顯。例如自由之家每年出版一份《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其2018年的標題是「民主面臨危機」(Democracy in Crisis)。

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長期不振，讓人懷疑是經濟衰退導致民主退潮，不過一些深入研究顯示，決定新興民主國家命運的並不是經濟衰退的影響，而是國家治理不善、腐敗和權力濫用、以及極端的不平等等政治因素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政治制度本來就是工具，其目的是帶來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世界銀行(World Bank)強調「良好治理」有6項基本指標，分別是公民表達及問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監管品質、法治和反貪污，民主化只涵蓋到第一項指標，其他指標對於國家和人民至少和民主化一樣重要。假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不能帶來良好治理，它勢必被人民所拋棄，這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時常遭遇的狀況。

造成民主退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民主品質的退步和「中國模式」的成功。美國一向是世界的民主典範，但是自雷根總統開始，盛行所謂的「新保守主義」，強調市場萬能、政府無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妥協空間壓縮變小，社會兩極對立日益嚴重，政治僵局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多元政治逐漸被金權政治所取代，終於釀成世界金融危機。民主典範的國家治理這樣不佳，自然使一些新興民主國家尋求其他的為政之道，中國模式的成功因此提供了西方民主之外的另一個選擇，相當程度助長了民主的退潮。

民主退潮呈現了許多民主失敗的例子，台灣的民主制度雖然未達全面失敗的程度，卻已呈現很多治理的缺點，讓多數人都不滿意。另一方面，中國模式和西方民主的競賽才剛開始，中國模式已被實證優於不成熟的民主制度，至於成熟的民主制度被認為能夠自我修正改良，同樣地中國模式也一直在改革改進之中，兩者的競賽只能未來走著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