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峰會看穿「台灣民主」 | 黃國樑

我真不知道,當蔡詩萍看到唐鳳在民主峰會上被暗掉的時候,是否還能繼續為其心目中的民主感到驕傲?

這一幕還不能說明,民主只是世界霸主的一塊粉撲,用來遮掩醜惡的野心嗎?

更重要的是,這時候他還能不覺察,他自己才是掉入了荒謬的星條旗語境,淪落為一個民主洗碗工的窘況嗎?

將世界只用一個東西進行切割,只用民主與否這種可謂空洞而抽象的標準,將全球分成了民主與專制國家,就像唐鳳的那張地圖一樣,截然分明、黑白判然,或說是紅綠對決,完全是一種反共宣傳症候群附身,是已經病入膏肓的末期政治幼稚病的典型癥候。

白宮的國安會生氣的,可能並不是台灣那一點綠色自我暗示是一個國家,而是台灣還真自以為可以跟白人一樣享受所謂的民主。

唐鳳被黑的真正意涵是:台灣就只是一個殖民地而已,黑掉你就只是一個當主人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就像當初白人讓不讓黑色家奴上桌吃飯,完全取決於自己爽快與否,請你上桌可能是一時興起或是矯情做作,但教你滾下去卻不必任何理由。

而一個殖民地可能有自己的民主嗎?當主人叫你跳進糞坑、叫你吃毒豬,你就得跳、就得吃的時候,你真的有民主嗎?

故而拿民主驕其妻妾,去向大陸驕示自己有一種「殖民地的民主」而必然地高他一等,才真是蔡詩萍自己的夢囈!

馬英九確實講錯了,因為台灣不是「不自由的民主」,而是「偽裝的民主」、「真實的專制」;一種附庸風雅、自灌迷湯的驕寵與幻覺!

請唐鳳宣揚台灣的網軍民主 | 黃國樑

唐鳳先生明天將參加美國民主峰會,這真是台灣的光榮,可以到民主的燈塔國,綻放一下台灣的民主光芒,怎麼說都是追尋民主的道途上一次可貴的紀錄。

但作為渺小的民主小島的居民,我們都希望唐政委可以在民主峰會上大聲地告訴各國,台灣民主在網軍的治理下,已經實現了人民最大福祉;譬如只要願意充當唯一的執政黨民進黨的網軍,成天對人民洗腦、說謊,讓人民能夠忠心不二地支持政府,就有可能成為富翁,存款數字可以上看二千三百萬元,甚至上億也不是不可能。

我們也希望唐鳳先生或女士,可以轉告世界,我們的民主已經進展到做為人民喉舌的網軍頭目,甚至可以毆打國會議員了。而且為了不讓太多民眾受到驚嚇,網軍頭目可以唆使執政黨的派系大老、資深電商龍頭老闆、甚至是半導體業的重量級人士,與雜誌協商報導的角度與方向。

為了保障網軍的收入,司法檢調對於他們的存款金額,唐鳳女士可以拍著胸脯跟全世界保證,絕對不會進行任何調查或偵辦!這是對人民的崇敬與保護。

總之,我們希望唐鳳女士或先生,可以告訴拜登老總統,你們燈塔國的民主已經被我們超越了,我們已有新的人民意志的代表,他們可以直接以肢體施暴的方式,糾正國會議員囂張的言行,也就是說,頻繁運用網路科技的網軍,才是人民力量的真實保證。

我們熱切地希望唐鳳女士能夠將台灣民主的事實,廣布於全球;讓他們都知道,習近平的那種落伍的威權體制已經遠遠落於台灣之後,應該真誠無私地向台灣的網軍民主學習,以造福人民。

最好,唐鳳女士能以這句話做為他的結語:「世界怎麼可能跟得上台灣!」因為這確實是台灣人民心中最真實的想法與最大的盼望!

民主讓獨裁者名正言順地實施獨裁 | 鐘金富

欣賞台灣的一個老師寫的網路文章:「現在的台灣,很難不讓人感到絕望⋯」
我很能體會去年6月6日晚上,許崑源議長為什麼留下一句「台灣還有是非嗎」,就跳樓輕生了!
那是深沈的絕望!

生活在能投票選總統的台灣,我們真的就擁有民主自由了嗎?
當初反服貿、反黑箱的熱血青年,你們覺得現在的蔡英文哪一件事不黑箱?

論文封存49年,不黑箱嗎?
總統專機私菸案,不黑箱嗎?
疫苗的採購,不黑箱嗎?
去年口罩的買賣,不黑箱嗎?
紓困金怎麼花的,不黑箱嗎?
中天新聞台怎麼被撤下的,不黑箱嗎?

你以為你可以投票就是主人嗎?
不,你只有投票那天還像個主子,其他的時候,就是個奴才!

打疫苗的順位,你排在第幾?
總統府等高官排在第二順位,他們出入有黑頭車,生病立刻有台大醫院可以入住,永遠不用擔心疫情帶來無薪假,甚至失業,但是他們是第二順位!
沒錢小老百姓排不到疫苗,而且還不能質疑為什麼疫苗這麼少,
有錢的老百姓也不能捐疫苗,不能捐呼吸器,否則你就是在「分裂台灣」!
政府叫你做的事,你不能違抗;政府沒叫你做的事,你更不能做!
疫苗,只有政府可以買,
買哪一種隨他高興,多少錢買?不准問!

你以為以前的「萬年國會」是威權,因為政府不受民意監督,那你以為現在你可以選立法委員,就可以監督政府了嗎?
老百姓把票全部倒給同一個政黨,立法院是蔡英文的,她要我們吞萊豬,立法院立馬通過;不管蔡英文要做什麼,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行政院、司法院,全部聽她的號令,想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
叫你吃萊豬,你就得吃;叫你打高端,你沒有選擇!
這,沒有比威權時代的「萬年國會」還慘嗎?

可憐的是,我們還自詡為民主國家!
民主,真的是一個好制度!
因為它讓獨裁者名正言順地實施獨裁!

未來是亞洲世紀,趨向技術官僚統治 | 郭譽申

過去是歐美的世紀,民主制度是主流。2019年,Parag Khanna出版 [1],在書中主張,未來是亞洲的世紀,而亞洲國家多趨向技術官僚統治,以取代或架空民主制度。言在之意,技術官僚統治是優於民主制度的。

Khanna是印度裔美國人,倫敦政經學院博士,知名的全球戰略、趨勢觀察家。[1] 出版於新冠疫情之前,當時他即已看好技術官僚統治,當他隨後看到中、美抗疫表現的巨大差異,想必會更肯定(中國)技術官僚統治的優於(美國)民主制度。

書中呈現民主制度的不受肯定:「民主這個詞已愈來愈與一個國家如何運作、以及運作是否良好無關,從墨西哥到意大利,今日的民主國家都是民調呈現人民最不信任和尊重政治人物和民主體制的地方。」

「技術官僚政府是以專家分析和長期計畫為本,而非狹隘、短期的民粹狂想或私人利益。它是英才統治(推選有能力的領導人)和功利主義(尋求最廣大的社會利益)。技術官僚領導人的選擇方法是智商測驗多過於歡迎度競賽。他們是受過廣泛的教育、訓練和經驗豐富的專業者,不只是血統純正的菁英。」

在作者心目中,新加坡是「技術官僚統治的榜樣」,而中國在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勸誡下,探索出的模式也是「向技術官僚化演進」。亞洲的三大民主國家,印度、印尼和菲律賓,被視為「從民主畢業到技術官僚統治」,「在意識到民主無法保證國家的成功後,…民主終於對自己感到厭倦,並投票給技術官僚統治。」選出來的莫迪、佐科威和杜特蒂大致都在實行技術官僚統治,而民主制度被架空。

「在亞洲各國,升高的所得、科技普及和世代交替,已經帶來更大的社會和經濟自由;但政治仍然受到相當地控制,因為政權喜歡如此,且大體上人民也喜歡如此。渴望穩定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的天性,一如渴望自由。多元化且脆弱的後殖民亞洲國家沒有意願採用美國式民主,因為那將帶來穩定性的風險,而穩定則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民主制度遭遇危機,可說已是歐美的共識。不過,歐美僅對民主制度提出一些改進方案(參見《拯救西方民主》),幾乎從不認為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Khanna大約是第一位認定及傳播技術官僚統治優於民主制度的美國重量級觀察家。很多美國人難免頗難接受,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和刊物的嚴厲批評:「鄙視民主和人權」、「欽佩中國和新加坡的威權政府」。

Khanna現在是獨具慧眼,筆者相信,未來他必定會有愈來愈多的追隨者。中國的崛起帶動整個亞洲的發展,讓美歐絕難壓制。

[1] Parag Khanna,《The Future is Asian: Commerce, Conflict &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2019》(亞洲未來式:全面崛起、無限商機,翻轉世界的爆發新勢力)

歐美台灣困於身分政治 | 郭譽申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身分,並且通常有多重的身分。譬如,筆者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兒女的父親,是學者/教授,不是資本家,而是勞動者等等。中文的「身分」一般指生長環境、職業等等帶來的。在此的「身分」是英文identity的翻譯,包含中文「身分」的涵義,但更強調內心的認同,不管從何而來。

有相似身分認同的人常會形成群體,因為有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於是有多種身分認同群體,分別去影響政治,也可能彼此對抗,就形成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簡稱身分政治。著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出版《身分政治》(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說明身分認同政治的來龍去脈。

身分認同來自於,每個人都有一個内在自我,希望外界世界承認其價值或尊嚴;若不獲得外界世界的承認,就會產生不滿、敵對、憤怒等負面情緒。個人的身分認同也可能擴及一整個群體的身分認同,例如一個民族希望獲得外界世界對它的尊重。在古代,人們的地位差距很大,只有少數人,如貴族,擁有及在乎其尊嚴。到了近代,人類愈來愈趨向平等,於是人人都擁有及在乎其尊嚴,身分認同因此愈來愈重要,並且影響深遠。

歐美在二戰過後,左派推動了一波福利國家的浪潮,但隨後遇到國家發不出那麼多錢,同時因為共產主義的崛起,勞權、共產等概念變得負面而不受歡迎。在那之後,左派政黨就離棄了原本的工人們,也不再討論較困難的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等問題,而著重於比較簡易的身分平權運動—婦女、少數族裔、性少數等,追求這些身分要獲得跟他人平等的尊嚴。

在左派強調身分政治的同時,本來的工人與虔誠的教徒覺得被遺棄了,他們不再獲得人們的認同,而他們的信仰甚至遭到左派的嘲笑與攻擊。這些人思索身上還有哪些身分能夠得到尊嚴與認同,他們就想到了國家而成為愛國主義者,國家越有尊嚴他們就越有尊嚴。他們要維持國家原本的信仰、文化和尊嚴,因此不讓移民進來,也反對被歐盟或跨國組織控制。

右派和左派都玩弄與動員身分認同政治,將社會的不同群體越切越細,由於這些切法很多都是跟人的出生背景有關而無法改變,最終造成左派與右派都極端化而不可能存在妥協的空間,形成民主政治的僵局。

福山認為加強民眾,尤其外來移民,對於民主自由的認同,可以減緩身分政治的為害。筆者不以為然。只要有選舉,政治人物就會企圖切割人民群眾,以博取選票。而根據身分製造出認同和對立,是博取選票的最便捷方式,就像台灣的藍、綠對立。藍、綠的身分認同不像歐美來自於左右派,主要區別於對中國的感情,但其本質是類似的。要政治人物不以身分認同博取選票,等於要他們不求勝選,是天方夜譚吧!看來歐美,還有台灣,仍會困於身分政治相當長時間。

民主並不多元包容 | 徐百川

水火不能相容,矛盾的事物是不可能並存的。思想和看法也是一樣,一到了矛盾對立的程度,就沒有妥協的餘地。西方民主也是如此,到了矛盾對立的程度,「民主素養」、「民主包容」都會無影無蹤。只有在理念和價值上大家有了共同信仰的基礎,才有所謂包容妥協的民主素養,民主政治才能良性運轉。

有一位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對民主素養有一個「共識─衝突」的理論,很值得我們參考,他說:
「沒有一個社會能容忍全然衝突的情境,任何一個社會,共識和衝突永遠是並存的,共識和衝突的臨界點永遠是一個動態均衡的關係,一旦這個動態均衡被嚴重破壞,社會註定要墮入一個混亂的深淵。」

像美國的南北戰爭,當南北雙方意識矛盾時,以崇尚自由民主著名的林肯總統,也只有用武力來解決。

民主成熟後的西方政黨就有很高的同質性,他們的主義相同、信仰相同,就像同一政黨分裂出來的不同派別。不過由於見仁見智,一方保守一些,一方激進一些。基本路線一致,策略有所差異而已,他們的政黨輪替如同一個人的左手換到右手。

西方民主並非我們表面所見的多元包容、五花八門、兼容並蓄,實際上仍是以他們的文化理念和國家利益為主流價值,西方的社會就是他們的主流價值主控的社會,西方不同的政黨其實是有很高的一元同質性。西方民主的思想多元,其實是以一元為主體的多樣化,也就是在他們主流價值的共識之下的多元化。

看看二十世紀初美國如何在自己國內輾壓左翼工運與五十年代剷除共產黨,就可知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下,只要觀點與他們的主流價值對立矛盾,鎮壓打壓毫不手軟。與他們主流價值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在他們的國度至多只能封閉性地存在,若想要宣揚和推廣,是得不到自由與人權的保障的。一旦有不同的主張讓他們感覺會對他們的主流價值有危害,對這種不同主張的包容度更是蕩然無存。

加上民主政治的最大缺陷,就是一般大眾都沒有時間、沒有興趣關心政治,因此所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根本是瞎話。「民智不足用」、「百姓愚冥,易惑難曉」,這種情況即使進入民主政治,依舊千古不移。現在已經眾所周知,民主選舉往往是盲目的,大眾極易被媒體操縱,「民意是條狗,輿論牽著走」才是真實的政治生態。

尤其是當社會矛盾的衝突超過平衡點,選民的感性又重於理性,民主的涵養與知識會被拋到九霄雲外。於是民主轉為民粹,民主政治也會演變成反自由、反人權的壓迫和暴亂,就與同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人權相互矛盾,彼此對立抗爭。

民主聖地的美國主要是靠著CIA、FBI的強大的國安力量,以及在國家利益與愛國立場上口徑一致的所有媒體,等於是以一文一武的無形雙手牢牢掌控國民意識,兼且抑制了反政府行為和思想,確保了美國民主的長治久安。是以,美國政局穩定,人民愛國心強烈,雖是個人主義的文化,但是集體上的共識十分一致,所以民主的進行相當順利,無關民主的涵養與知識。

現在美國的白人漸漸失去了主流地位,川普上台後鼓吹白人主義,國內的意識形態緊張對立,民主亂象就呈現了。也就是說,西方的民主仍然是壟斷性的一元化,他們向落後國家所推銷的多元並存、理性包容的民主政治,西方他們自己都做不到。

我們民主至上的慕洋犬天真地以為依著西方的民主機制,就能解決理念和立場的對立矛盾。認為貓狗同籠的政治對立,都可以在民主政治之下良性競爭、和諧共存,不知這是緣木求魚,還認為這才是民主的「真諦」。民國以來,中國在政治上的民主抗爭與威權鎮壓一再重演,互不相容,落入兩極對抗的循環怪圈,原因即在於此,並非中國文化缺乏理性包容的素質。

中正紀念堂要轉型? | 徐百川

促轉會公布「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盼未來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

事實上,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蔣介石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就此能夠國泰民安。尤其是經濟和教育落後,媒體不入流的國家,如拉美、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不是民生凋敝,就是要死不活困頓依舊,更多的是內爭內亂,分崩離析。

中國早就吃過民主的苦頭,經歷過「民主無主,共和不和」,軍閥割據混戰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才擬定了軍政、訓政、憲政,分段進行民主的步驟。

台灣的民主化正就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加上縣市選舉的民主訓練,所建立出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老蔣在施政上採取建設民主的道路,他的威權統治正發揮了渡過民主亂流的橋樑作用,完全避過了在自由民主轉化上的紛爭動盪。

再從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發展史來看,民主本來就需要極為長久的時日,至少百年以上的培養和建構。兩蔣在台灣要推行軍政、訓政以轉化到民主憲政,四十年的戒嚴、強人統治算長嗎?因此,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而已。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化的轉變,蔣介石才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條件,以太平時期正常的自由、民主、人權作標準,評斷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蔣介石,就正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麼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

台獨的手法是先惡魔化中國、蔣介石、國民黨,然後轉過來二二八暴徒、叛國賊台獨就成了正義的代表,顛倒是非惡人告狀,賊喊捉賊,就叫作「轉型正義」!

阿富汗吸食民主鴉片-台灣何異? | 黃國樑

美帝終於在今天離開了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的阿富汗。

不論美國扶植的政府是多麼地「民主」,那都是一個殖民體制,只要美帝仍然在這裡,阿富汗人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被帝國的軍隊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我看到紐時中文網的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是:「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那是一個阿富汗人用英文寫的文章,在他的認知裡,美帝20年前趕走塔利班時,阿富汗在廢墟中被注入了新生。但這是多麼膚淺的認知呵!

就像溥儀的滿洲國,那時的東北人覺得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了嗎?在溥儀之前,東北也是過了數十年戰亂頻仍的日子,包括旅順大屠殺,但溥儀的滿洲國並沒有讓東北新生,而是走入了日本關東軍的牢籠裡。

那位作者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他的希望其實是一座吸食民主鴉片的殖民監獄。他的國家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一個意圖在這裡建立地緣陣地、掠奪中亞資源前哨的全球霸主。

許多被美國這樣的殖民者所殖民的人民,其實都被一種淺薄的民主概念所俘虜,他們飄飄然地以為他們恍若也變成了帝國的子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

但如果阿富汗人曾經為趕走蘇聯而感到驕傲,為什麼他們卻不為趕走了美國而興奮?同樣是收復了國家,但如同那位作者一樣的阿富汗人卻早已被民主的迷夢所灌醉,不但沒有了欣悅,反而傷感了起來。

塔利班被描述為恐怖組織,是西方宣傳機器下刻意的框定。它若不是恐怖份子,美軍要如何入侵呢?就像伊拉克若不是活在胡辛的專制統治之下,不是它擁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軍如何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要預先醜化它試圖消滅的對象,以獲得它的正義性。難道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嗎?如果滿清不是遍地腥羶、滿街狼犬,那革命黨的革命就是一群神經病的反社會行為。

塔利班也是這樣被妖魔化的。對於塔利班更接近事實的描述應是,一群想要恢復古老伊斯蘭秩序的保守教派人士組成的執政集團,他們不合時宜地推行古蘭經的過時教義,但他們並非恐怖份子。

如果塔利班是恐怖份子,那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群暴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羅伯斯庇爾與聖茹斯特的雅各賓黨,就更毫無疑義地是純粹正宗的恐怖份子。塔利班並沒有一天到晚剁去竊盜者的手或對犯姦淫罪的婦女扔石頭,但雅各賓卻一天到晚抓人上斷頭台。

後來的我們歌頌了那一群革命的暴民與恐怖統治者,替他們戴上了民主的冠冕,卻不假思索地將塔利班與恐怖主義作了強行連結。

在這一層意義上,如今在台灣的廟堂上收拾著人民的所謂民主政府,與半個月前逃離喀布爾的那個總統與政府,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不需要軍隊,就自甘地做實了一個走狗般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慣性都是由「民主」這劑麻醉藥開始的,給你打上了民主的麻藥後,你就任人凌辱也不覺怎麼了!甚至還謳歌了起來,因為你成了主子的寵妾,一種奴性的光榮。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疫情暴露歐美弱點但窮國更苦 | 郭譽申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