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為了「保堅」，又再度故技重施，她深知台人的傾向：恐共、反中、鄙視中國人，因此發言的前半部刻意以抗中為名，動員保黨。後半部才掛勾林智堅論文抄襲事件，順勢裹脅全黨。

蔡英文中執會858字全文曝光　先打國民黨訪中！再提「台大未採納智堅證據」

民進黨治理無能，卻深諳選舉制度的整套系統操作，這就是台式民主制度的內在宿命陷阱，選民的投票行為，是以虛構的國族認同、族群認同以及抗拒假想敵為優先，壓倒一切，而公共政策、社會倫理價值等等，隨時可以拋棄。今日台灣政經社會的主要弊端和難以自拔的困境，其根源就在於此。

民主不是一群會投票的驢，在投票之前必須要有充分的平等協商，而西方民主是以資本角力，恰恰缺少了這個過程。當西方的資本掠奪積累無以持續，導致民主轉向民粹墮落的今天，做為美式民主餘緒的台式民主，快速的向下沉淪自不令人意外。或許1980年代末，歐陸思想家哈伯瑪斯提出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 ，會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這一概念台灣學界譯為「審議式民主」，與中國大陸探索實踐多年的「協商民主」，精神內涵相通。陳水扁執政時代在學界的建議下，曾打算局部實驗推廣而未果，2005年以後卻在浙江溫嶺試點運行成功，並獲得其他省份的幾個城市區鎮仿效。（請參考《理想國的磚塊—-當盲目民粹遇到審議民主》，朱雲鵬等5位教授合著，五南出版）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經歷了漫長的民族救亡圖存以及艱苦完成的工業化，如今來到追求民族復興的階段。有位資深的媒體高管友人認為，待完成的大事有三：健全「全過程民主」、理順權力資本關係、統一台灣，而這三者奇蹟似的互相關聯。

「全過程民主」是習近平2019年在上海古北市民中心提出的目標；
理順權力資本關係，是習近平上任以來的努力方向；
這兩件大事，是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難以克服的死結，卻是中國人在民族復興過程中應該自覺達成的文明進程。也唯有在追求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進程中，才能吸引台灣的進步中堅群體，參與到民族復興的大潮中來。

選舉很花錢，沒錢別搞政治。這幾乎是一般人普遍的感覺。不能僅憑個人感覺，巴黎政治學院的經濟學教授Julia Cagé深入研究金錢對民主政治的影響([1])，曝露出現在歐美的民主政治幾乎淪為金權政治，富人對民主政治的影響力遠大於一般大眾，使民主政治愈來愈有利於富人，而不利於一般大眾。經濟不平等助長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造成經濟更不平等。

選舉結果與競選支出很相關，圖一呈現法國國會選舉競選支出(橫軸)與第一輪得票數(縱軸)的相關度。圖中每一個點代表一位候選人，橫軸和縱軸都表示百分比，即候選人的競選支出與得票數在其選區裡的占比。雖然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可能很多，綜合大量候選人的選舉資料，可以看出：競選支出與得票數是接近線性的正相關。不僅國會選舉如此，市議會選舉也類似。

圖一

法國的政治獻金捐款(包括黨費)是高度不均勻的，圖二呈現2016年政治獻金的分佈狀況，圖中將獻金捐款按金額高低劃分成十等分位。捐款額最高百分之十的平均捐款額達1945歐元，貢獻總捐款金額將近6780萬歐元，達到所有捐款總額的2/3。這些大額捐款當然都來自少數富人，而各政黨自然特別關照這些大金主的需求。

圖二

民主政治被富人操控，不關照一般大眾，也呈現在勞工和受雇者在議會裡缺少代表。圖三呈現英國勞工和受雇者出身的下議院議員的占比，是每況愈下。其他國家也類似。

圖三

上述民主政治的弊病都源於私費的介入，很多國家因此早已對私費有一些限制或以一些公費補貼企圖取代私費。譬如：規定政治獻金的上限、規定企業不得提供政治獻金、規定競選支出的上限、以公費補貼競選支出、以公費支助政黨運作等等。然而這些措施一直有些爭議和妥協，如牴觸自由、捐款有(利於富人的)減稅優惠等，因此未能徹底執行，使上述的弊病持續。

作者提出一些改革建議，原則是減少私費民主，及增加公費民主。譬如：對政治獻金和競選支出設定嚴格上限，並完全廢除政治獻金的減稅優惠；每個人，不論貧富，每年被賦予同樣的金額，如7歐元，得以捐獻給個人支持的政黨(在報稅時為之)，被稱為民主平等券；在議會裡保留，例如1/3，席次給現職的勞工和受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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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é教授的改革建議，看來很不錯，頗能改善選舉民主所導致的金權政治，然而要實現恐怕很不容易。富人已經幾乎把持歐美各國的政治，他們怎可能輕易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任何改革都需要人民投票通過，但是投票結果常取決於投入多少金錢進行各種宣傳(如圖一)，因此改革若不受富人支持，多半很難通過啊！

台灣跟歐美一樣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歐美會探究其金權政治的缺失，台灣卻幾乎完全不會，是等而下之啊！

[1] Julia Cagé《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Le prix de la démocratie, 2018)

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25週年，當初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現在剛好一半。任何稱維持現狀不變的，永遠都只是一個美麗的想法而不可能真正實現，因為變與不變都不只是一種主觀的期盼，還必須配合外在客觀的環境。

這25年來世界局勢不斷發生轉變。從全球化的高峰走到今天接近瓦解，中國大陸從1997年經濟規模進不了世界前12到今天的第2位，整個中國海岸線原本沒有一座合格的深水港，到今天北從天津，南到湛江都已經是優質的港口。也就是說香港原本的轉運以及金融中心地位在大環境中逐漸動搖，所以原先的50年不變的目標自然不太可能維持得下去。

2019年的動亂實際上對香港而言是得不償失。筆者不必幫北京說話，這場動盪只是給了北京一個最好的機會，將原本香港內部的外國勢力做一次徹底的清除，也將香港的上層結構置換為符合北京標準的一群人。所以2019年的事件除了給了北京最好的機會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

隨著新特首的上任，香港的政治或許可以穩定，但是原先想要達成的改革目標將更加遙遠。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的立法會選舉雖然不讓人滿意，但是總比港英時代完全由倫敦當局任命的狀況要好得多。香港人應該在這樣的體制下，先把原先的遊戲規則玩好，然後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之下，向全世界證明香港人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當年英國人從大憲章之後，也是經過了400多年的努力與演進才得到光榮革命，確立了民主議會政治。所以民主從來不是一蹴可及的，是需要在不斷地實踐當中逐漸去加以完善。2019年的動盪完全違反歷史經驗，所以不可能給香港帶來什麼實質的好處。

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就不太可能再有過去那一種特殊的地位，成為兩岸三地之間的金融轉口以及各種情報交換的中心。港人也必須要認知到這一點：香港今後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與所有其他中國人民的利益休戚與共。

筆者對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小時候跟著母親去香港遊玩都感覺非常開心，台灣的七零後基本上是看著港片，聽著香港歌手演唱長大的一個世代。希望香港能夠逐漸找到自己的定位，讓社會結構更加穩定、合理，相信未來仍然是一個繁榮的港都。

敝人對台灣選舉有些愚見：

1. 台灣的命運已被台灣的選舉搞定矣！

2. 因為選贏的人下次還想贏，選輸的人下次不想輸，互相分派攻詰，則分化之勢即成。

3. 選贏的人今年貪1000萬，明年就想貪2000萬，而且藉口累積下次選舉資本，貪得心安理得/理直氣壯，沒人管啥道德或啥制度，則脆化之病已入膏肓。

4. 每天盯著民調看，空耗心力，隨著魔音起舞，則尾巴搖狗之謬難止矣。

5. 加之，政黨惡鬥為境外勢力之"顏色革命"拱火加薪，造成自己國小而裂，力分逼蹙，寧有救贖乎？

6. 有此數病，台灣就會困在自己的弱智之中，被人家"弱智統"就成最好歸宿了，因為所有的堡壘都是從內部自爆的呀！

〈讖曰〉：

弱智台灣真好統，硬飯軟吃懂不懂？
年年選舉殺紅眼，人人分化洞難補。
選上發財想更發，落選不甘亂找碴，
政治正確勝一切，道德制度只剩渣。

選前用來騙你票，選後懟到樓想跳，
選前選後兩張嘴，兩邊拿錢吃毒藥。
打著X旗反X旗，民代搞笑不稀奇，
死豬不怕開水燙，文恬武嬉明年祭。

加拿大籍、任教北京清華大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出版 [1]，從學理上比較中國模式，一種政治尚賢制，與西方的選舉民主制，相當客觀地指出兩者的優缺點和改進方向。

書中首先指出選舉民主的四個弱點：
一、多數派暴政，選民多數派使用其權力壓迫少數派。
二、少數派暴政，少數派，如富人，利用其高於一般人的影響力追求本身利益。
三、選民共同體暴政，非選民，如子孫後代和外國人，的利益被忽略。
四、競爭性個人主義者暴政，民主選舉往往基於個人或政黨實行負面宣傳，會加劇而不是緩解社會衝突。

針對上述弱點，作者提出四個對應的替代選擇：
一、新加坡的賢能政治(以賢能決取代多數決，尊重/融合少數族群)
二、限制資本家
三、以長期執政顧及子孫後代
四、取消黨派政治
中國大陸的政治尚賢制大致綜合了這四項特徵。

政治尚賢制的目標是挑選優秀領導人，書中主張需考慮領導人的四方面：
一、不同情境下的領導力
二、智識(智力和識見)能力
三、社交技能
四、美德
並提出優秀領導人應以政治為志業，選拔機制須認真對待官員的性格特徵，並重視同級評價。作者又指出中國一向有政治尚賢制的傳統，古代的科舉考試就是一種政治尚賢制，著重在官員的智識能力。

貝教授指出政治尚賢制的三大弱點是：
一、腐敗問題
二、僵化問題
三、合法性問題
他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辦法：
腐敗問題能夠通過獨立的監督機構，提高官員的工資待遇等方式處理。
僵化問題需要執政黨向多樣的社會群體和更多言論自由開放，並根據不同賢能標準選拔不同類別的政治領袖等方式處理。
合法性問題則需要通過民主改革的方式處理，包括某種明確的民眾認可。

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書中探討了結合/調和兩者的一些可能方式，結論是，在中央政府層面實行尚賢制和在地方層面實行選舉民主，這樣的結合具有可行性，正是中國大陸目前實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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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賢制與選舉民主，哪個挑選出的領導人較優秀？書中沒有回答這問題，大概也沒有理論能回答這問題。回顧30年來的政治實踐，中國的領導人率領中國迅速和平崛起，而美國的領導人卻發起大耗國力的反恐行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尚賢制挑選出的領導人看來明顯強過選舉民主選出的領導人！

在歐美的大力鼓吹之下，選舉民主幾乎成了「普世價值」。書中所列選舉民主的弱點其實都是老生長談，在政治學界早有認知，但是在民主的普世價值光環之下，一般人或無知或故意忽略，造就了世人對選舉民主的迷信。(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貝教授的出書代表政治學界有了另一種聲音，中國模式或政治尚賢制正式成為選舉民主制的競爭者。中國大陸的尚賢制和選舉民主各有優缺點，中國一直努力改進其尚賢制，選舉民主的支持者卻沈醉於民主的美好，不求改進 (例如固步自封的台灣並未出版此書)，這恐怕最終將決定尚賢制和選舉民主的優劣勝敗。

[1] 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為什麼尚賢制比選舉民主制更適合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2015)。

今年初，國民黨連續遭遇四大公投和立委補選、罷免兩案的挫敗。一時指責黨主席朱立倫，要他下台負責的聲音不絕於耳。當時我認為，藍綠的競爭根本不公平，因此為文《別太責備朱立倫和國民黨》幫朱開脫責任。筆者對朱絕無成見，現在卻要大聲說，朱立倫主導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徵召張善政參選桃園市長，是得不償失的決策。

選舉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是，候選人公平競爭，再由人民投票選出屬意的候選人。政黨內的競爭，也應該類似，就是基於民調的黨內初選。因此黨內初選應該是常態，而徵召是例外，不得已而為之。只有當沒人願意參選，或有意參選者都毫無勝選機會時，才由黨中央徵召適合的參選人。

國民黨在桃園市人才濟濟，在地的立委呂玉玲、魯明哲等似乎都有意願參選，而台北市議員羅智強更已遷籍桃園，公開宣佈參選。這些人若以黨內初選選出一位最強者，參選桃園市長，絕不是毫無機會勝選，因此朱立倫徵召張善政參選，是破壞黨內初選制度，是沒有正當性的。既然張善政有意願參選，就應該參加黨內初選，擊敗其他的有意參選者，讓大家都無話可說。

朱立倫徵召張善政參選，既造成黨內地方勢力的反彈，又損害國民黨的形象，使民眾覺得國民黨始終是一個不民主的威權政黨。前者或許可以在大力溝通、疏通之下逐漸平息，後者卻會如影隨形地長期損害國民黨，也是國民黨的民調一直低迷的原因之一。

朱立倫說：「我比誰都希望桃園贏」。他徵召張善政參選的理由顯然是，他認為張最有機會打敗民進黨，贏得桃園市長。這樣的判斷正確嗎？令人置疑。

張善政曾擔任馬英九時代的行政院長 (政權交接之前的短暫看守內閣)，以及韓國瑜選總統時的副總統候選人，因此有全國知名度。然而現在的選民自主性高，不會因為馬、韓的推薦就票投張善政。張雖然形象不錯，但是選舉經驗不足，他的唯一選舉經驗是副總統候選人，然而在總統大選，副總統候選人從來都不重要；而且張太斯文，缺少選舉所需的爆發力，因此他未必比其他有意參選者更有機會勝選。

朱立倫從反對羅智強空降桃園參選，到現在徵召張善政參選，他堅持避免在桃園舉行黨內初選。為什麼？是怕初選造成黨內的不團結甚至分裂嗎？國民黨就這麼脆弱嗎？當年江啟臣在黨內初選僅小輸盧秀燕一點點，他能夠全力支持盧當選台中市長。現在的桃園國民黨卻不能團結支持黨內初選的獲勝者嗎？假使國民黨一直視黨內初選為洪水猛獸，就不適合民主制度，只有等著關門大吉了。

總之，朱立倫徵召張善政參選，未必能贏得桃園市長，卻必定損害國民黨的長期形象，是得不償失啊！

菲律賓大選的結果是，前獨裁者馬可仕的兒子邦邦．馬可仕當選總統。而且恐是以史上最高票之姿，碾壓所謂的自由改革派對手萊妮．羅布雷多，橫掃菲律賓。

問題不在於為什麼菲律賓人竟然去選擇前獨裁者之子，彷彿重新擁抱獨裁，而在於一九八六年以「人民的力量」之名推翻馬可仕迄今，一共歷經了三十餘年六任總統，所謂的自由改革派，特別是以艾奎諾（亦翻阿基諾）家族為首的勢力，包括另一個當上總統的阿羅約（艾若育）家族，為菲律賓帶來了什麼？

不過是一次接著另一次更深的腐敗而已，不過是更形隱匿、高竿與貪婪的分贓政治而已！馬可仕的統治是腐敗沒錯，但馬可仕時代的菲律賓卻曾經是東亞經濟大國，如今菲律賓人只剩下離鄉背井、到異國謀職的黯淡前景。

這裡沒有真正的工業，只有一些造船與汽車零件製造業，經濟主要是靠內需，由國民自身的消費支撐，內需就占了GDP至少七成以上。金融、保險、以及觀光等服務業是它的最重要的產業，但這些產業無法吸納大量就業。

杜特蒂以強人之姿主政，菲律賓多了許多外資直接投資，汽車零組件就屬其中之一。而能帶來改變的強人，因此成了菲律賓人的嚮往。邦邦就是與杜特蒂的家族合作，除在家族所在的呂宋島囊括選票外，也在南部民答那峨收獲甚豐。他自己並不是強人，但靠著「強人幽靈」的遮蓋，獲得大勝。

菲律賓的政治歷程印證，民主不是腐敗的防腐劑，反而可能是貪弊的遮羞布，讓人看不清真實！而菲律賓從上一次大選選擇了杜特蒂後，可謂即已不再迷信自由派所謂人民力量可以帶來改變，可以伸張正義、帶來政治廉潔與經濟繁榮的陳腔濫調。

但台灣仍然在迷夢裡，相信自己有了一張選票就可以改變；但蔡英文的執政，不僅是貪腐的、更是傲慢的，人民在藥房外排隊買快篩劑，證明民主政治的低效、顢頇與黑箱，比起兩蔣時期完全可稱之為最黑暗的時代！

你無法喚醒只想昏睡之人！外國的政治並不會被引為戒鑒，就像烏克蘭的慘況不會讓台灣的台獨步伐遲疑一分。

大陸這一次在壓制病毒以及控制疫情的表現上，遠勝過西方國家。這使得其內部百姓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支持度空前高漲。

其實，這並不讓人意外。譬如，法國的第三共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恢復國家實力的效率就遠遠不如納粹德國。當時德國人對自己的制度也非常有信心，認為遠勝過英、法，而許多東歐以及中南美國家也紛紛效仿，成為一九三零年代的顯學。

民主從來不是建築在所謂的效率上，甚至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不要有太高的效率。因為要博採眾議，並且讓事物獲得充分的討論，光是在國會的表決就要三輪，每一輪都可能翻案，這樣怎麼會有效率呢？而像中國大陸這樣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本身擁有嚴密的政治組織，可以將國家的政策完全貫穿到基層，獲得最大程度的實踐。就這一點來說，像這樣一個十四億人口的龐然大物，能夠達到這個程度，可說非常不簡單。

但是民主體制真的一無是處嗎？或許也不盡然。民主制度無論是內閣制或總統制，我們姑且不論細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老百姓的水準要夠，在重要的時候能夠自動犧牲一部分自己的自由來完成整個社會的重要任務。歷史上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眼前的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或者瑞士以及北歐各國，都是我們所熟知的。這些國家人民水準夠高，在關鍵的時候展現出非常優良的品質，讓人激賞。

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人類要面對更多制度上的考驗。我相信中國大陸的這一套，在未來會有更多人會投入其中進行思考與觀察。到底有沒有「中國模式」？這個過去筆者也討論過，仍然需要時間來驗證。況且還要思考，是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文化與基礎可以服膺目前中國的制度？簡言之，不是誰想學就可以學的。畢竟要成為一種文明的典範，四十年還是不夠的，需要接受未來更多的考驗。

至於中國模式與西方民主，哪個較好？也只能等待時間的考驗。中國人現在千萬不要自滿啊。

擁護自由、民主、法治的衛道之士大多對新加坡沒有好感，他們視新加坡的自由、民主、法治為表象而缺少實質。然而新加坡政府的長期作為都合法，讓衛道之士雖多批評，卻幾乎無可奈何。[1] 又是一本衛道之作，讓我們看到，新加坡如何一步步合法地制定有利於執政者的法律，因此持續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

[1] 詳述新加坡制定/修訂五項法律的過程：
1966年的《破壞公物法令》、
1974年的《出版法》及後續多次修訂、
1986年的《律師專業法令》、
2009年的《公共秩序法令》、
2011年的《維持宗教和諧法》。

這些法律有利於執政黨的一黨獨大、長期執政。譬如：《破壞公物法令》對破壞公物者可以施以鞭刑，讓異議者不敢隨意張貼文字、標語、海報等，更別提噴漆、破壞之類；《出版法》規定報紙企業有所謂的管理股，每一股有普通股兩百票的權力，卻只能由國家機關核可的個人和公司持有；《律師專業法令》限制律師的活動空間，包括不得關注政治、批評法律等；《公共秩序法令》要求個人或集會若宣傳一個主義或運動，必須取得警方的許可；《維持宗教和諧法》禁止以宗教為幌子進行政治活動。

新加坡這樣是依法治理(rule by law)，但是算不上法治(rule of law)。法治不僅要依法治理，還要符合自由主義，人權獲得保障，政府受到制衡，司法有獨立性，政黨有公平的競爭環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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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呈現了自由、民主、法治體制的脆弱性。執政者，如李光耀，能夠完全合法地一步步制定有利於執政黨的法律，以達成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目標，而自由、民主、法治變成虛有其表。這可說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罩門，很多所謂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包括蔡英文，為了一黨長期執政，都有辨法淘空自由、民主、法治體制，雖然手法各有不同。

新加坡不符合西方標準的自由、民主、法治，但是它卻是亞洲發展得最好的國家，也超越了大部份的歐美先進國家。例如，新加坡的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都在世界名列前茅。因此新加坡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諷。自由、民主、法治可能導致如美國的政黨惡鬥、民粹主義；老百姓要過得好，何須非要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不可？新加坡的政治體制當然不完美，但是世上哪有完美的政治體制啊！

[1] Jothie Rajah，《「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Authoritarian Rule of Law: Legislation, Discourse and Legitimacy in Singapor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