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相對應的範疇是什麼？嚴格意義上，是帝主，或者官主。
辛亥革命前，皇帝當家，叫帝主。
辛亥革命後一段時期，軍閥割據混戰，灑向人間都是怨，無法無天為亂世，或可叫官主。
中國革命成功，統一國家底定，政治步入正軌，基本按照一定憲法法律架構選官、行政、司法，無論形式為啥、成熟與否、效果咋樣，兩岸，似乎皆應當叫民主。

西方無良政客，島內二心人士，故意混淆概念，壟斷民主話語，將民主限定在選舉，且又僅僅限定在直接選舉最高領導人一種形式上。
其實，美式、法式，選最高者時，也有不同樣。
其實，俄羅斯、伊朗，一些被美國打成不民主陣營的國家，也經過著美式、西式大致相同的選舉、選爭、甚至選鬧。臺灣島內，更有一個嚇人的詞語叫“割喉”、一個特殊的現象叫1450帶風干政。
其實，美西方無良政客的朋友圈、光榮榜、狐朋狗友們，從來都不是按這些國家的人民是否“當家做主”來作為標準進行選擇取捨，而完全是以美國西方自身的國家利益、甚至美西方政客自身個人私利、個人眼前的選票私利為唯一取捨。

近幾年，特朗普、拜登之亂，島內台獨、獨台之亂，早已將美式、西式、臺式民主的底褲掉光光。
咱大陸人，再無人吃這包藥了。
感謝臺式、美式選鬧、選亂，讓我們清醒不跳坑。

附： 

“民主”，一個被西方文化壟斷操弄搞得嚴重變形的詞語。
“大陸民主化”，西人、台人，自以為是、自戀自傲自慰自語，最後自然自誤的一個臆語。

中式、美式，最根本的分歧、差異、優劣是：美式，私、爭、分，弱肉強食叢林山洞獸惡習；中式，公、讓、合，扶危濟困人類社會“和文明”。

多黨惡爭，幾年折騰，反復翻燒餅，自然全社會虛耗，並且，這種弱肉強食，只會讓人類社會爭戰不休。

而中國、中式，
有一個老祖宗流血拼命鑄就的相對遼闊足以自給自足並與列強周旋的大地盤，
有一種天下為公、民為邦本、和為貴皆兄弟、中庸、辯證、平和的和合文明，
有一套大一統、單一制、選賢任能，現今叫幹部層層歷練選拔的國制、官制。
因而，在這個紛爭不斷的大爭之世、百年難得的變局之中得以自保、發展、復興，且自然驚豔、示範全世界，並引人類進入命運共同體，開萬世之太平。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前面，我們由如何信賴候選人談起（參見《我們中間選民在乎是非、誠信、司法》），那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公民教育上很重要的起始點──人人都應該由自身的經驗，對公共事務提出「合理的懷疑」。

換言之，如果我們找不到可信賴的對象，這種被西方國家所強調的完美政治體制，根本就失去了它們在現實社會中合理運作的基礎。空有一個美好的社會願景，舉目四顧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對象；再美好的社會願景，也不可能獲得實現。

我們知道，所謂「政黨」，在民主體制中的重要性，主要就是建立在這個問題上的。因為，政黨在理論上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政治團體；那群具有共同理念的政治人物，可能比較容易合作與彼此相互督促，從而促使社會的更為進步與發展。理想中，它應該成為市場上被信賴的品牌。

但頗為不幸的，事實並非如此，真實的政黨，因其所謂理想性，其檢證困難，自然其組成複雜；而此複雜私心的組成，在複雜的社會中，可能比個人在其社會生活中，還更容易犯錯，難以糾正；因而有人以古中國傳統中那頗為傳神的「尚黑」的觀點來考察它在社會制度上的墮落，其墮落乃一如人之生死，極可能簡直是必然的。

由此，我們乃應該合理地懷疑，西方論述中民主的發展順利，其實不是體制上的優越性，其實是來自同時間西方民主取得了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各種不同的私心在該經濟優勢下都易於各自滿足──只是當年政治經濟的密切聯動關係被西方民主理論有意地忽略，以致於讓讀者誤以為民主體制本身具有特別的優越性，忽略了西方民主的源頭本就高度倚賴奴隸制度中自由人對於社會資產的獨佔。來到當代社會資產自然分配的新環境中，那種民主體制的理想確實是不可能輕易維持的。

看看今天，我們幾十年來我島的經濟優勢已逐漸不再，是否因而，前後兩個執政黨在過去幾十年看來理想的輪替中，前面的藍營讓人感覺無能，後面的綠營讓人感到獨裁，都並沒有能成為我們現實社會中堅實可讓人信賴的品牌。是否正是類似上述我島經濟絕對優勢地位不再的緣故？

我島三十年來，藍綠兩營都自豪的民主時代，還能夠在現實的考驗中運作下去嗎，尤其，在我們被西方重要媒體已描述為當前世界最危險的地區之一的此刻？

很抱歉的，我這個公民教師做出如此這般的坦率描述，竟然忍心讓每一個熱血有抱負的青年，雖有理想主義的火炬，簡直竟是很難有出路似的？──是否讓大家都很遺憾了？然而，對於我們有社會經驗與理性認知的中間選民言，過去的歷史經驗已經讓我們感受到，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之一，這是我們受西方民主宰制的教科書中總是以樂觀高蹈而逃避，但這卻是社會民主體制在社會現實中所必須學習面對與批判的。

許川海兄指出台灣存在滅亡的災禍：戰爭威脅、文化敗壞、人力消逝（參見《台灣的三大災禍》）。筆者部份同意，部份不同意，試申述之。

戰爭

烏克蘭有三條路：親美、親俄、不選邊。後兩者都不會走入戰爭，其實單純親美不反俄，也不會引起戰爭，例如申請加入歐盟，普丁沒有意見。但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北約是「軍事」團體，真正針對的就是普丁。烏克蘭明白告訴普丁，你有沒有當我是敵人無所謂，反正我就當你是敵人。還深怕普丁聽不清楚，烏克蘭乾脆把加入北約寫進憲法。於是普丁翻臉，烽火燎原。

烏克蘭有六分之五的機會避戰，結果選擇走進六分之一的窄門。如果烏克蘭是一個專制國家，人們可以抱怨政府以百姓為芻狗。但烏克蘭經過美國導演的澄色革命而接受了西方民主，政府是人民自己選的，再不爽也只能回家罵鏡子。

台灣不能跟烏克蘭比，因為烏克蘭好歹是聯合國的成員國。台灣不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只是一個沒有國家可以讓祂代表的政府。而聯合國與大部分國際成員都認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國家：ROC跟PRC都是China，中國。

台灣跟烏克蘭相同的是祂的政府也是人民自己選的，而且這個政府也是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獄無門死要闖，甚至比烏克蘭更有種，到處編織戰爭的導火線，並一一點燃，唯恐火花不炫目。目前戰事未起，好像沒什麼人不爽政府的點火，恐怕覺得爽的人還要多一些。許兄縱有悲天憫人之心，奈何難度無緣之人。

文化

「教育被用來腐化民智」，說明①洗腦是可能的。②洗腦是普遍存在的，不是老共專利。③教育是必要的洗腦，例如新疆學習營。在塑造國民人格與保持相當可塑性之間，如何拿捏分寸是要點。④絕大多數的人都不能免於被洗腦，但每人都相信自己是例外。

「國家財政被濫用濫使，行政組織擴權，良知道德淪喪，失去廉恥，失去愛國心」云云，不好意思，那都是病徵而非病源。病源在民主，王道在選票。民主只管數目多寡，無關是非善惡黑白對錯真假，或是公理正義道德良知廉恥。票多者贏，贏家全拿。他要立法同婚，要吃萊豬瘋牛，要當軍售冤大頭，甚至要愛哪一國，都他說了算。這是我們被洗腦的普世價值，一個未經思辨就全盤接受的廉價又荒謬的規則。既是我們的選擇，歡喜做，甘願受，即使血淵骨海，遑論遊民街友。

人力

人口負成長是短空長多的好事，所有因為人口負成長帶來的不利，都是一時的，並且大部分可以依賴科技進步與全球化交流來解決或減輕。而負成長可以讓我們的子孫平均享有較多的資源，減少激烈的你爭我奪，也讓地球得以喘息。

劉黎兒描述的雖嫌誇張，其實看來也不怎麼樣。學校關門、商店倒閉，可以看作是平衡供需。工程失修、交通停擺，應該只是說說而已，沒那回事的。許多人只能窩在家裡活著等死，這還不算危言聳聽？若因此而鼓勵人口成長，只是飲鴆止渴，把問題擴大並延後罷了。另一方面的消息卻指出，大陸年輕人失業率兩成以上，創新高；印度超越中國成為人口第一大國；全球人口破80億。

我是贊成全球人口負成長的，我知道我的想法很不主流，就像當年中國一胎化惹來全球罵暴沒有人性，我卻是獨排眾議私心按贊的。後來聯合國公開稱許八億人脫貧為人類史上未曾有，應該是平反了一胎化，給那個不可能由民主體制決定的政策還了一個公道。中國一胎化避免了起步惟艱的經濟成長被人口成長吞噬，因此打下了可以立足的基礎，據以騰飛。但印度能夠複製嗎？

1980印度總體GDP是中國的64%。到2001中國加入世貿(WTO)時，已降為中國的28%。儘管印度經濟在21世紀出現快速增長，但到2021更降到中國的17%。人口一步步追上，總體GDP卻一步步落後。四十年來(1980-2020)，中國人口成長1.438倍，印度成長2.001倍。中國人均GDP從印度的73%到545%，相對成長了7.46倍。人口是紅利還是負擔，看執政能力，還要看民情、看體制。

台灣書市的翻譯書大多譯自美、英的英文書籍，《羔羊為何沈默？》（[1]）譯自原文為德文的書，是頗罕見的，原文書2018年在德國出版，相當暢銷。作者Rainer Mausfeld是心理學教授，把心理學運用於政治問題，發表過不少政論文章和演講。

民主國家一般都實行代議民主，人民選舉出國會議員，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官員治理國家。新自由主義強調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自從被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首相採納，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經濟政策，被大部份國家所採納。

作者反對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並指出兩者合流的缺失。簡單說，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菁英傾向結合在一起，使代議民主成為菁英民主，菁英受到經濟權力的支持才能被選舉出來擁有政治權力，與非菁英的一般大眾形成明顯的區隔，後者就是書名裡的「羔羊」。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菁英的結合導致貧富愈來愈不均，及民主制度失去理想性。作者甚至指控「在新自由主義中，往往能輕易看見極權主義的影子，亦即滲透至社會生活的專制特徵。」並對比新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異同，後者使個人完全屈服於國家，而前者使個人完全屈服於市場。

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不僅讓羔羊過得不好，還製造戰爭罪行和破壞公認的道德。譬如「光是過去十五年，就有四百萬名穆斯林被『我們』（亦即西方價值共同體成員）給殺死，目的是剷除世界上所謂的恐怖主義。」羔羊為什麼沒有正義感和反抗的勇氣而對當權菁英沈默忍受？因為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掌控媒體對羔羊實行思想灌輸：

1. 將事實當作單純的觀點處理，這種態度如漢娜·鄂蘭所說的，藏了一種可怕的極權思維模式。
2. 在呈現事實時，碎片化其中的關聯，使其失去含意關聯。
3. 去除事實背景，亦即去除關聯性，使事實以單一事件的形象出現。
4. 重建事實背景，亦即重新建立一個形象正面的背景，使事實失去原有的含意關聯，以及可能因道德因素激起憤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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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不少，但是像 [1] 這樣嚴厲，並且把代議民主一起批評的則不曾見過。這本書在德國暢銷卻沒有出版英文版（有西班牙文版），大約是不合美國的胃口而被封殺。這顯示：新自由主義仍是美國的主流，但在歐洲逐漸受到挑戰，並且美、歐的意識形態有不少差異。

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是過去四十多年美歐的主流治國理念，剛好對上了同時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國理念，這期間後者的表現遠遠勝過前者。當然美歐早已工業化，與中國的發展階段不同，未必很適合互相比較，但是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並不那麼美好，而中國模式至少相當不錯，是可以肯定的。

[1] Rainer Mausfeld《羔羊為何沈默？菁英民主與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南方家園 ，2022。

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很多政治研究者觀察到，民主制度在全球逐漸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現在剛過完第二個十年，曾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總編輯，並曾獲選為全球百大最有影響力思想領袖的Dr. Naím觀察到，很多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已轉變為獨裁體制，幾乎成為本世紀的新常態（[1]）。

近年世界出現很多獨裁者，被作者稱為3P獨裁者，他們都充分利用民粹主義（populism）、兩極分化（polarization）和後真相（post-truth）。民粹主義將政治領域切做兩塊：「腐敗貪婪的菁英份子對上高尚純潔但遭受背叛憤憤不平的人民。」所有的問題都源於腐敗的菁英份子，民粹領袖將自身包裝成要捍衛人民的意志，及對抗腐敗的菁英份子。兩極分化是不斷將對手妖魔化，利用身份認同，製造狂熱的支持者。後真相不僅是說謊，否認真相，更在於把事情弄得混沌不明，令人一開始就無從辨識真偽。

造成3P獨裁者和3P獨裁者造成的一些現象包括：偽法律、打破任期限制、內定裁判、政治狂熱、去中介化政治、運用金錢、打破常規、控制媒體、利用緊急事態、貧富不均、科技賦權、威權思想、市場壟斷、反政治、黑手黨國家、3P獨裁的全球化等等（一個獨裁國家並不包括所有現象）。

作者把美國總統川普和英國首相強生都視為3P獨裁者。「在這個世紀，民主往專制倒退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25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是沒有靠3P策略掌權的傳統專制國家（中國、埃及、越南和泰國），還有10個國家曾有領導人利用民粹主義、兩極分化和後真相獲得權力：印度、美國、巴西、俄羅斯、墨西哥、菲律賓、土耳其、伊朗、英國和義大利。」在這25個大國的「總共57億人口中，有43億人生活在經歷專制或往專制偏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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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 中所述，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國家領導人很多成為獨裁者。這可以獲得三推論：
民主與獨裁/專制可以互相轉換，因此其二元對立、截然劃分是沒有意義的。
主張民主是善而獨裁/專制是惡，是過分簡化、製造對立的政治語言。
民主制度不像其支持者所吹噓的那麼美好。

[1] 中完全沒提到台灣蔡英文總統，稍檢視下列蔡的部份反民主作為，蔡完全符合作者所謂的獨裁者。或許如書中所述，近年世界上獨裁者相當普遍，蔡很符合獨裁潮流，台灣人因此對蔡的倒行逆施頗能逆來順受！

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藉以成立促轉會和黨產會，於是能跳過正常司法程序，追殺國民黨；
任命綠營色彩濃厚的多人擔任大法官、監察委員等，使司法、監察都失去中立性；
大法官的釋憲完全支持（偏袒）蔡政府的各種政策，如修改軍公教退休方案，並以釋憲強制同婚合法、通姦除罪等，剝奪了該由民主決策的立法/修法過程；
制定籠統的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侵犯基本人權，使人民可能動輒得咎；
關閉中天新聞台，損害新聞自由。

[1] Moisés Naím《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民粹、兩極分化、後真相，戕害自由的21世紀「權力遊戲」》商周出版 ，2022。（The Revenge of Power: How Autocrats Are Reinventing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22）

筆者說過老侯應該會代表國民黨參加2024選舉，但是這並不代表我支持或者喜歡他。實際上，就如筆者過去曾說過的，藍色不信任他，綠色懷疑他，他就在這樣的恐怖平衡當中一點一點往上爬，累積到了今天。

事實上，這個人稱不上有什麼實質性的政治信仰。從上一次四大公投就知道了，賴蛇起碼清清楚楚表明是「四個不同意」，而他基本上說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麼？你可以說叫做「四個不知道」，「四個不清楚」，「四個很模糊」。一個不知道、不清楚、很模糊的人，竟然現在累積了很高的聲望，足以挑戰大位，民主政治的弔詭在他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所以如果國家真的交到他手上會變成什麼樣？也只有聽天由命，因為誰也不知道他拿到很大的權力之後會做什麼事？有可能他什麼都不做，也有可能他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唯一差可告慰的，是這個人目前為止還沒有爆出什麼貪贓枉法的事情，有一點類似馬英九的不沾鍋。台灣人特別喜歡這種模糊以對的人，對有清楚明白信仰的人反而不太欣賞。大家都沒有安全感，都喜歡打安全球。

熟讀中國歷史，有的時候回想起來卻格外諷刺。從蔣經國之後的總統，老李、阿扁、老馬、貓女王，這四個人放在秦之後的各朝，實際上連中等才智真的都算不上，還喜歡滿口謊言騙人。只要把時間的軸線拉長，稍微來做一些對比，就會讓人深深懷疑所謂的民主政治如果產生不出好的領導人，那到底優越又在哪裡？

不過您別誤會，筆者是有一些懷疑，但並不否定。民主政治還是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最多出現蠢才，了不起出個騙子，但基本不會出現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