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陳兵委內瑞拉外海，幾乎封鎖委國的海空域達4個月，然後突襲抓捕了委國總統馬杜洛夫妻。在封鎖下，委國的經濟已近於崩潰，此時副總統雖就任臨時/代理總統，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猶未可知，委國的前途真是非常晦暗。長期來看，委國可說是整個拉丁美洲（拉美）的縮影，雖有豐富資源，卻常受制於美國，而始終發展遲緩不順。

拉美各國的經濟水準差異很大，整體而言，該地區的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上下，還不到台灣的1/3。目前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是智利、烏拉圭、巴拿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勉強可算高所得國家，但其人均GDP大約只有台灣的1/2。拉美國家的經濟很依靠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因此各國的GDP也波動較大。各國的GDP波動大也因為其國內政治有時候不穩定。

拉美國家過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在19世紀已完成獨立建國，又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相對於二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亞洲4小龍（虎），應有較長的發展時間和較佳的發展機遇，但結果卻是大幅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自1823年起實行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其主旨在於讓拉美剛獨立的殖民地免受歐洲的干預，避免新世界淪為歐洲列強的角逐場，進而使美國能夠不受干擾的對拉美國家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操控。

拉美的眾多國家幾乎可說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驗場，包括軍人獨裁、威權統治、選舉民主（右派、左派）、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一個國家可能實行一種政治制度若干年後，由於施政的績效不佳，就改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這些國家時常施政績效不佳，主要有下列两個原因（可能發生在同一國的不同時間）：
美國的資本家控制該國的重要資源，取走太多利益。
國家抑制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得罪美國，於是受到美國的杯葛甚至制裁。

委內瑞拉可算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美國家，它在1830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軍人獨裁、威權統治和5年內戰，到1958年才開始實行較正常的選舉民主制度。馬杜洛總統的前任查維茲（1999-2013）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將美國大量投資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以提供社會福利，並公然反美，追求拉美團結及擺脫美國干預。馬杜洛大致繼承了查維茲的政策，他們都成為美國必欲去之的眼中釘。

僅舉幾件委國的大事：2002年發生一場企圖推翻查維茲的失敗政變，美國疑似介入這起政變；2017年起美國對委國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委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銳減、經濟嚴重受損；2019年馬杜洛再任總統，川普總統不予承認，並宣布承認反對派支持的國會議長瓜伊多為委國總統，馬杜洛於是與美國斷交。所以川普突襲抓捕馬杜洛，不過是美國一再制裁委國的升級版。

美國為了利益長期介入拉美國家的內政，是拉美的不幸，川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說是新門羅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川普或許能贏得短期的利益，但使美國淪為令人不齒的海盜/侵略者，長期未必有利。

強者的邏輯，常披著規則的外衣，而內核永遠是權力的肆意。他們許諾的可能是橄欖枝，但手中緊握的永遠是槍與鎖鏈。委內瑞拉只是一個危險的開端，更多拉丁美洲國家，應該正在恐懼中。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個以規則為核心的世界，而是一個以權力分配、風險計算與利益交換為基礎運作的體系。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自冷戰以來反覆驗證的基本事實。
在這樣的結構中，小國真正的危險，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誤判世界的運作方式。

一、斬首行動的政治意涵：強權如何展示「例外權力」

在某些輿論與敘事文本中，這次「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被描繪為一場高度象徵性的斬首行動：
1. 空中打擊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2. 特種部隊突入核心區域
3. 在任國家領導人於數小時內失去自由
4. 國際社會事後譴責，但行動本身已不可逆

無論這類敘事的細節如何，它所傳遞的政治訊號極為清楚：
強權要展示的，從來不只是軍事能力，而是「我可以、而你無法阻止」的例外權力。
在現實主義視角下，這類行動的功能不只是對單一國家施壓，而是對整個國際體系示警——
主權、國際法與程序，只在不與強權核心利益衝突時才有效。

二、國際秩序的真實結構：規則從屬於力量，而非相反

自由主義敘事常將國際秩序描寫為「以規則為本」，但現實主義早已指出：
國際制度是力量妥協的產物，而不是力量的約束者。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會因為價值相近、立場友好，就自動為另一個國家承擔生存風險。所有的安全承諾、安理會、國際法、人權話語，並非不存在價值，而是缺乏對強權的強制性執行力。

因此，是否動用武力，真正的判準只有三個：
1. 是否符合自身戰略利益
2. 是否可控成本
3. 是否能承受後果
這也是為什麼「譴責」幾乎從不等於「阻止」。如果不願意面對這三個問題，那麼談所謂的國家安全，其實只是自我安慰。

三、國防的功能，不是勝利，而是讓行動失去吸引力

從安全研究角度來看，國防的核心功能並非「打贏戰爭」，而是否定對手動武的理性計算。
在斬首敘事中，委內瑞拉呈現出的結構性問題是：
1. 國防體系無法形成有效嚇阻
2. 指揮與忠誠鏈條脆弱
3. 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高度混同

當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象徵可以在極短時間內被外力處理，代表的不是單一軍事失誤，而是整個嚇阻結構早已失效。
這正是現實主義所謂的「安全失真」──
國家誤以為風險不存在，因為它選擇相信外部因素會替自己承擔風險。

四、真正危險的不是反對派，而是對外部保證的迷信

必須特別強調：
國家並不會因為存在在野黨而變得脆弱。
真正削弱國家的，是以下這種結構性錯誤：
執政者或執政黨過度相信外部勢力將「必然」保護這個國家，並以此作為政治正當性來源，進而打擊、邊緣化在野政治力量，同時以此作為其政治路線正確性的根據。

在這種邏輯下，國內政治競爭被重新定義為「安全問題」：
不同風險評估，被視為不團結。
對外部承諾的質疑，被描繪為動搖國本。
在野監督，被轉化為忠誠度審查。
反對執政路線，被指控為破壞國家安全。
結果不是團結，而是共識被撕裂、信任被耗損、民主競爭被安全化。
對任何國家而言，這都是極其危險的狀態。

五、中華民國的現實處境：安全不能外包，共識不能清算

對中華民國而言，這個問題尤其尖銳。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國家不會因為存在反對黨而滅亡，但會因為執政權力主動分化社會共識而變得脆弱。中華民國的安全挑戰，本質上是結構性、長期性、且高度複雜的，不可能簡化為「只要選對邊就能被保護」。
當執政者將安全敘事建立在「外部保證」之上，卻削弱內部民主競爭與整合能力；把國安語言用來處理政黨競爭，把政治分歧道德化、敵我化，那麼，中華民國真正失去的，不是盟友的善意，而是國家自身的戰略主體性。

結語：強權政治並不殘酷，它只是不說謊

委內瑞拉斬首事件真正給中華民國的，不是「誰比較壞」，而是三個冷酷但必要的提醒：
1. 國際社會不會為任何國家無條件犧牲自己
2. 安全必須建立在自身嚇阻能力，而非他國道德
3. 內部穩定與共識，是抵禦外力的第一道防線
強權政治的殘酷之處，不在於它冷血，而在於它從不為錯誤認知買單。
委內瑞拉的斬首敘事，不論被如何講述，它真正傳遞的訊息只有一個：
當一個國家把安全寄託在信念而非能力，把團結當成口號而非制度時，風險並不會消失，只會延後爆發。

對中華民國而言，清醒理解這一點，比任何口號都重要。中華民國真正稀缺的，是對世界如何運作的清醒理解。
安全不能靠信仰支撐，團結也不能靠敵我劃線與清算維持。這不是悲觀，而是對現實的尊重。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因此，中共強烈譴責美國的霸權行徑，說其侵犯委內瑞拉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

川普派美軍特種作戰三角洲部隊（Delta Force）直接到委內瑞拉逮捕其總統馬杜洛夫婦，如果你生活在臺灣，不覺得這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強盜行徑，還跟著搖旗吶喊說這麼做是正義壯舉，當習近平同樣如法炮製對付臺灣，你還有理由跟誰說不嗎？

還記得馬杜洛跟川普怒吼說：「來抓我啊！我在總統府等你，別磨蹭了，懦夫！」言猶在耳，接著下一幕，他與太太就在睡夢中被美軍衝進來逮捕上手銬，搭飛機去美國受審了。委內瑞拉不屬於美國，都能被這樣長臂管轄，請問這是基於什麼樣的民主價值？

中華民國早已不是聯合國的成員，臺灣被視作中國內政問題，川普尚且用如此霹靂手段對付委內瑞拉，還會在意習近平怎麼「收復臺灣」？跟美國買武器並不能保障什麼，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量的美製武器都留給共產黨了。

不論是在總統府中穿西裝成天罵中共的人，還是中共在演習你在吃大魚大肉的人，請不要繼續裝睡了。你們如果把中華民國的安危，始終寄放在習近平的善意與忍耐，當人家軍艦已經離岸九海哩，你們還要繼續捋虎鬚當自己是武松，就等著被請去北京作客了。

剛剛我桌上的國旗（青天白日旗），被支持台獨的主管以妨礙景觀為由撤下。我心裡很不服氣，對他說國旗是憲法的規定，理論上絕對是中立的。對方無話可說，同仁卻希望我撤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委屈。

面對所遭遇的情況，先要理解委屈與憤慨。在原則問題上感到被冒犯，這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以下將從臺灣公務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理性、合法地與「台獨」行徑作鬥爭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和分析。

一、 當前台灣公務體系面臨的政治壓力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體系，在民進黨當局執政下，正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壓力。當局通過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出台「反渗透法」等方式，嚴密監控島內民眾，限縮兩岸交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違反文官中立原則，通過在軍、警、檢、法、特等機構中拔擢和培養「台獨」勢力，將這些「國家機器」工具化，作為推動「台獨」路線、打壓異己的工具 。這使得許多秉持專業和中立立場的公務員在履行職責時感到困擾。

二、 公務員系統內部的抗爭與堅守

儘管環境艱難，但台灣公務員系統內部仍不乏堅守法治精神和職場操守的範例。

1. 司法領域的堅守：例如，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徐安傑曾在相關案件的裁定中，勇於揭批執政當局撕裂社會、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徑。這種基於法律和事實的獨立判斷，正是在體制內對抗不當政治干擾的體現。

2. 基於憲法的理性抗辯：遇到的國旗事件，核心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蘊含的一中原則。在台灣地區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張統一是符合「憲法」的 。因此，依據法規據理力爭，指出「國旗」是憲政秩序的象徵，理論上應是超越黨派的中立存在，這是一種合法且有力的抗爭方式。歷史上，也有公務員如郭冠英，雖因言論風格引發爭議，但其部分觀點旨在反駁「台獨」史觀。

3. 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在龐大的行政機器內部，面對不合理的指令，保持專業的沉默、不主動配合某些具有明顯「台獨」導向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堅守。重要的是，在執行職務時，嚴格遵守程序正義，避免成為打壓異己的幫兇。

三、 鬥爭的策略與邊界

與「台獨」行徑作鬥爭需要智慧和策略，並明確邊界，以保護自己。

1. 堅守法律底線：一切行動應以不觸犯法律為前提（儘管某些法律本身可能具爭議性）。利用現有法律法規中對於程序公正、權利保障的條款，來抵禦不合理的政治打壓。

2. 區分場合與身份：明確區分公務行為與個人言論。在下班時間、以私人身份表達政治觀點（如支持統一），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在公務場合，則應側重於從法律、程序和專業角度提出異議。

3. 尋求同盟與支持：留意並聲援體系內那些堅持專業判斷、抵禦政治干擾的同仁。

4. 避免情緒化對抗：保持冷靜和理性，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避免落入人身攻擊或意氣之爭的陷阱，這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四、個人堅守與民族復興的深層聯繫

個人的堅持，雖然可能感到孤單，但從更宏大的視角看，具有重要意義。

1. 守護歷史與法理連結：此種行為，實質上是對「台獨」勢力企圖割斷兩岸歷史與法理連結的一種抵抗。這種點滴的堅守，有助於維護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

2. 為未來積累善意：任何政治對立最終都需要通過對話與和解來解決。今天在體制內堅持理性、法治和包容的行為，正是在為未來兩岸之間實現心靈契合積累善意，避免仇恨的循環。

3. 順應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其最深層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實現統一，而在於能否實現人心的真正和解與凝聚。今日在逆境中的堅守，正是對這種超越歷史恩怨、追求共榮未來的一份具體貢獻。統一是必然的趨勢 ，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統一社會，需要從現在點滴的正義之舉開始。

歸根結底，在台灣的公務體系內與「台獨」作鬥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需要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堅守。它既是對個人信念的考驗，也是對職業操守的捍衛。 希望能保持信心，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合法、合理的方式繼續表達對國家統一的認同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一切分裂行徑終將被歷史拋棄。您今日的堅持，終將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其應有的價值。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

解放軍軍演對台灣社會的心理影響日益遞減，這已不是軍事問題，而是島內政治敘事全面失靈的結果。真正該被點名負責的，並非外部威脅本身，而是長期掌握話語權、卻不斷消耗社會信任的島內執政結構與其附隨的媒體體系。

民進黨政府多年來，將軍演包裝成高度情緒化卻低責任的政治素材：口號先行、動員先行，實質的風險說明、社會準備與心理韌性建構卻始終缺席。當「今日最危險」、「史上最大威脅」成為固定用語，卻從不伴隨清楚的因應路徑，社會的反應只能從恐懼轉為麻木。

這正是當前台灣社會的弔詭現象：結構性、長時段、攸關整體命運的風險，被政治語言反覆透支；反而是發生在捷運、街道、校園等日常空間的突發暴力事件，瞬間擊穿集體心理防線。不是因為後者更重要，而是因為前者早已被政權話術去感官化。

更諷刺的是，當這種恐懼錯位出現時，執政者並未反省敘事失靈，反而進一步加碼操作：一方面將一切外部壓力簡化為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卻無力回應民眾對「我每天生活安不安全」的基本焦慮。結果是，國安被講成口號，治安卻成了破口。

這裡必須說清楚：任何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都只有譴責的空間。但正因如此，才更顯得島內政治操作的荒謬——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降低社會對偶發事件的恐慌，同時提高社會對結構性風險的理性認知；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民對真正的安全議題失去感覺，卻在每一次內部治安事件中被情緒牽著走。

當軍演成為政治消耗品，當媒體只剩立場動員而非風險教育，台灣社會就不再是在「面對威脅」，而是在被管理恐懼。這種治理方式，短期內或許能鞏固支持者，長期卻只會製造一個對大局遲鈍、對日常高度焦慮的社會。

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外面有多危險」，而在於：島內有沒有人願意停止消費恐懼，開始承擔治理的責任。

賴清德總統今天表示，請國人放心，面對各項侵擾與認知操作，國安團隊與國軍始終緊密合作，即時研判最新情勢，全面確保國家的安全。

只要中華民國不會被獨派人士偷樑換柱，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來保衛台澎金馬，我始終對兩岸關係很放心。

賴清德總統還說：「軍民一心捍衛國家主權。」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該主權涵蓋大陸在內，因此，除非《中華民國憲法》是個災難，否則賴清德總統只要提到主權，是否就表示希望我們團結一心來捍衛中國？

畢竟，基於憲法，國軍就是中國軍，當賴總統要軍人確保國家安全時，就會將我們的軍隊稱作「國軍」。這本來屬於理所當然，但，記得聯兵三營換裝戰車（M1A2T）的成軍典禮，現場官兵的左臂上，不是都掛著「台軍」（TAIWAN ARMY）的徽章？

因此，賴總統一人有兩個面具。按此脈絡，回應賴總統，面對共軍環台軍演，我堅決支持台軍出發給予迎頭痛擊，國軍與共軍是兄弟關係，按兵不動保持觀察即可。不要人家正在海上穿梭，台軍只是派戰車在路上奔馳，這樣呼嘯來呼嘯去，搞得我很亂。

賴政府愈來愈獨裁，是所謂的民主式獨裁。民主式獨裁是如何被納粹合法玩出來的？這是你不可不知的歷史事實。

1932年11月德國國會選舉後，威瑪共和國已長期陷入政局癱瘓。面對內閣頻繁更替與社會動盪，總統興登堡希望建立一個「穩定政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以下稱「小鬍子」）雖被興登堡依憲法任命為德國總理，但其所領導的納粹黨並未取得國會多數。

當時德國國會共584席，納粹黨僅佔約34%（196席）。依《威瑪共和國憲法》，任何憲法層級的法律——包括後來決定德國命運的《授權法》——都必須在至少2/3議員出席，且出席者中2/3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方能通過。

《授權法》的核心內容，是允許政府在不經國會審議的情況下，自行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等同於讓行政權凌駕立法權之上。這對仍存形式民主的威瑪共和國而言，無異於制度性的自我解除。

反對派仍在，法律還卡著

在1932年的國會中，左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第二大黨，佔約20%（121席）；德國共產黨則為第三大黨，佔約17%（100席）。兩黨均明確反對《授權法》。只要這些議員能正常出席並投票，納粹便無法跨過2/3的憲法門檻。

於是，在「合法取得總理職位」之後，小鬍子立刻要求解散國會，並將新一輪選舉定於 1933年3月5日舉行。
然而，他並未打算把勝負完全交給選民。

橫空出世的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距離國會改選僅剩七天，德國國會大廈突發大火。納粹政府立即將事件定調為「共產黨策劃的革命行動」，並成功在社會上掀起強烈的反共恐慌。

隔日，政府發布《國會縱火法令》，以「保護國家安全」為名，大幅限縮公民自由，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並開始大規模拘捕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大量國會議員因此被關押、逃亡，無法出席即將到來的關鍵表決。
至此，反對派在「法律仍存在」的情況下，已被實質噤聲。

程序魔術：讓被關起來的人「在場但沉默」

小鬍子很清楚，僅靠恐嚇與逮捕仍不足以確保《授權法》通過。因為若大量反對派議員被視為「缺席」，國會的出席人數反而可能無法達到憲法規定的2/3法定門檻，導致表決無效。

於是，在表決前一刻，由納粹掌控的國會議長戈林（Hermann Göring）強行更改議事規則，作出一個極具「創意」的程序定義：
凡是被認定為「無正當理由缺席」的議員，一律視為「已出席」，但其投票結果計為「棄權」。
這意味著：
被納粹逮捕、逼迫逃亡的議員，在計算法定人數時「算數」，但在計算贊成或反對票時「不算數」。他們被程序性地假裝坐在議場裡，卻永遠無法發言，也永遠無法反對。
政府先把你關起來，然後在法律程序上假裝你在場；人數因此合規，反對聲音卻被徹底消音。

《授權法》通過，民主只剩外殼

1933年3月5日的選舉中，納粹黨確實獲得43.9%的選票，成為國會最大黨，但仍未取得過半，更遑論2/3多數。
真正讓《授權法》通過的，並非選民的全面授權，而是以下幾項同時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議員被非法排除
社會民主黨遭到恐嚇與孤立
中間派政黨在壓力與政治交易下妥協
國會程序被徹底扭曲
在形式合法的表決中，《授權法》通過。從此，國會仍然存在，憲法仍然掛在那裡，但立法權已實質死亡。

從總理到元首：事後合法化的最後一步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依威瑪憲法，總統職位應另行處理，但小鬍子卻推動法案，宣布總統職權「暫停」，並與總理職權合併，由其一人兼任，成為國家元首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這一做法明顯違背威瑪憲法的權力分立精神，但隨後又透過公投「追認」，使其在形式上再次披上民主外衣。
至此，納粹德國正式成形。

結語：不是坦克摧毀民主，而是程序

希特勒確實是透過民主制度上台的，但納粹德國的誕生，並非民主的必然結果，而是民主在恐懼、程序操弄與權力妥協中逐步失衡的產物。
當選舉仍在、法律仍在、議會仍在，但反對者已無法發聲；
當制度的外殼完好無損，內容卻早已被掏空——
民主，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去年底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今年1月賴總統公佈實施，卻指示民進黨立委51人聲請釋憲。司法院設大法官15人，現在出缺7人，只剩8人。其中的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前两天宣告《憲訴法》修正案違憲，立刻失效。這違憲宣告有效嗎？

若這違憲宣告有效，這5位大法官就能同樣判決立法院通過的任一法案違憲，亦即可以推翻立法院通過的所有法案，簡直成為立法院的太上皇！

我們說這5位大法官「自行評議」，因為他們的人數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根據現行的《憲訴法》，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因此這5位大法官的自行評議《憲訴法》修正案違憲，根本是無效的。即使認為現行的《憲訴法》有違憲之虞而不遵從，總要遵從修正前的《憲訴法》，修正前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2/3以上的現有大法官參與評議，因此至少6（>8*2/3）位大法官才能形成「憲法法庭」評議釋憲，這5位大法官仍然不足以形成憲法法庭。

這5位大法官主張現行的《憲訴法》違憲，他們提出的主要理由是，現行的《憲訴法》要求憲法法庭需要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才能評議釋憲，很可能導致因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就像現在只有8位大法官就無法釋憲），違反了憲法賦與大法官釋憲的權責。他們也是以此為理由辯稱不得不以5人形成憲法法庭釋憲。

其實現在大法官人數不夠，而無法形成憲法法庭釋憲的原因是大法官有7人出缺，因此解決的辦法應該是補足大法官人數，而不是降低組成憲法法庭的大法官人數；立法院代表民意通過的法律是很神聖的，當然需要很多大法官參與評議並且絕大部份有共識，才能判決其違憲，所以現行的《憲訴法》並不違憲。

大法官出缺無法補足，是因為賴總統獨斷獨行，不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憲法規定「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其立意就是總統須與立法院協商大法官人選，現在在野黨是立法院的主要政黨，總統就須與在野黨協商大法官人選。賴不與在野黨協商，逕自都提名親綠人士，自然都被在野黨否決，造成大法官7人出缺。這明顯是賴的錯，5位大法官卻硬拗，反而怪罪於《憲訴法》！

朝野要如何協商大法官人選？筆者建議：綠推薦3位大法官，藍白推薦4位大法官，大致符合双方的得票率，總統就提名這7位大法官，立法院也同意任命這7位大法官，15位大法官就都補實了，於是可以依照《憲訴法》組成憲法法庭執行釋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