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深？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約60公尺，最深處約150公尺。的確，台灣海峽過淺，本來就不適合潛艦長時間部署，但這不是海鯤號可以不用具備深潛能力的理由。

深度50公尺是什麼概念？
定置漁網大家都知道吧？定置漁網通常設置於水深約20至60公尺的沿岸海域，網具垂直架設，長可達數百公尺，依靠海底地形與等深線配置。

這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艘潛艦的有效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在水下幾乎沒有任何機動縱深。它會長時間處在：
．海底地形限制
．漁具與障礙物密集區
．反潛聲納最容易掌握的水層
．水面與海底雙重夾制的區域
換言之，問題根本不是「會不會卡到漁網」，而是這種深度，根本不具備現代潛艦應有的生存條件。如果一艘潛艦的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幾乎沒有任何水下機動縱深，不但容易受海底地形、漁具、反潛障礙物限制，也極容易被聲納與反潛手段掌握行蹤。

潛艦從來不是在台灣海峽作戰，這是多數討論最大的誤解。
既然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適合潛艦攻守部署，那中華民國海軍的潛艦戰略又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的核心任務從來就不是在台灣海峽活動，而是守護關鍵補給線。
例如：
．東部太平洋航道
．巴士海峽通道
這些才是維繫能源、物資、盟友支援的生命線。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目的正是確保來自與那國島、宮古島方向，以及雅米島、菲律賓方向的交通線安全。
海軍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戰術目標是迅速進入深水海域活動，而不是在淺水區與對手糾纏。
花東外海，才是真正的潛艦戰場。

而花東外海的水深變化有多劇烈？
花東海岸屬於陡降型大陸棚，離岸數百公尺水深即可達數十公尺，離岸約1公里水深可達百公尺以上，數公里外即迅速進入數百至上千公尺的深海區域，並直接銜接黑潮主幹道深水帶。
也就是說，潛艦一旦出港，很快就能進入具備完整戰術縱深的深水海域活動。在這樣的海域中，潛艦若沒有足夠的下潛深度，就等於主動放棄最重要的隱蔽優勢。
如果海鯤號的最大潛深不足400公尺，那未來它在這種深海環境中的戰術生存能力與隱蔽能力，勢必會受到極大限制。

再回頭看看中華民國現役潛艦。
海獅、海豹於1973年服役，屬於美國茄比級潛艦，是目前全球服役時間最久的現役潛艦之一，公開推估的安全潛深約在200至300公尺區間。
海龍、海虎於1987、1988年服役，屬於荷蘭劍龍級潛艦，最大潛航深度超過300公尺，經升級後其耐壓與性能均有所提升。

海鯤號公開資料中，預期最大潛航深度為350至420公尺。
但真正關鍵的不只最大潛航深度，還包括：
．水下自持力
．靜音能力
．電池效能
．戰鬥系統整合
．長時間潛伏能力
常規動力潛艦依賴電池與柴油機，水下續航通常為4至7天，低速巡航可延長至10天以上；若具備AIP系統可達2至3週。這些都是潛艦是否真正具備戰力的核心指標，而不只是「能不能下潛」。

所以真的不用太著急。
「台灣海峽很淺，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這句話，從戰術到戰略都站不住腳。
正因為海峽太淺，潛艦才必須在深水區作戰；正因為任務在深海，潛艦才更需要深潛能力。潛艦不是看宣傳，而是看最終測試數據與服役表現。
就讓時間來證明，海鯤號是否真正達到一艘現代潛艦該有的水準。時間，會給出答案。

這一段非常關鍵，因為它解釋了台灣近二十年最弔詭的一件事：
為什麼一群原本最反對台獨、最反共的人，最後卻成了去中國化的助力。
下面我會把這條「心理/政治轉換路徑」完整說清楚。

一、先給總結結論
反共藍轉向親綠，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認同台獨，
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同時承受「中共成功」與「自己一生反共可能站錯邊」這兩件事。
於是，他們選擇切斷「中國」這個身分來源，來自我保護。

二、反共藍原本的「身分三角結構」
傳統反共藍，長期依賴三個互相支撐的支點：
1. 我是中國人
2. 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3. 共產黨是非法、失敗、暫時僥倖的存在
這三點只要同時成立，反共藍的世界是穩定的。

三、第一道裂縫：現實否定了「中共會失敗」
隨著時間推移，幾個現實事實無法忽視：
中共沒有崩潰
中國大致完成工業化、現代化
國際秩序中成為主要玩家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外交空間萎縮。
這時候，反共藍會遇到第一個心理衝擊：
「如果共產黨真的那麼爛，為什麼它撐住了，而且還成功了？」
但此時，多數人還撐得住，因為還有第二道防線。

四、第二道裂縫：歷史研究開始動搖「道德壟斷」
當越來越多史料被攤開：
抗日並非只有國民黨
國共內戰不是單純「正邪對決」
白色恐怖被重新檢視
冷戰敘事被學術解構。
這時候問題變成：
「如果歷史不是我從小相信的那樣，
那我一輩子的反共，算什麼？」
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自我正當性危機。

五、關鍵轉折點：他們不敢承認「中共的中國性」
這裡出現真正的斷裂。
反共藍其實最害怕的不是「中共做過好事」，
而是這個等式成立：
中共＝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代表中國）。
一旦承認這點，就等於承認：
中國歷史沒有在1949年斷裂
中共不是外來邪物，而是中國內部的產物。
自己反的，並不只是「政權」，而是「中國走向的某一條路」
這一步，很多人跨不過去。

六、心理自保機制啟動：那就「不要中國了」
於是出現第三條路（也是逃生通道）：
如果承認中共＝中國，會否定我一生；
那我就否定「中國」本身。
這就是反共藍轉向親綠的真正心理動力：
不再說「反共保中華」
改說「台灣不是中國」
把中國整體污名化。
這樣一來，中共的成功就「與我無關」
這不是信念升級，
而是身分切割。

七、為什麼這條路特別容易滑？
因為它有三個「心理好處」：
1. 不用承認自己錯過
2. 可以繼續站在道德高地
3. 還能把痛苦轉嫁成仇恨
從「反共」轉為「反中」，
情緒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八、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弔詭現象
最激烈仇中的人
往往是早年最激烈反共的人。
對中國歷史最拒斥的
往往是自稱「正統中國人」出身的那一代。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歷史，
而是因為他們懂了以後承受不起。

九、一句話點破全部
反共藍轉向親綠，不是思想進化，
而是為了避免承認：
自己一生反對的，並不是邪惡，
而是歷史走向的另一種可能。

川普贏了，贏了全世界。不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過去這一年，天天都圍繞在川普身邊。他才不管什麼支持或反對，只要以他為中心，爭議不斷，就是他要的，這樣他就贏了。若是理都不理他，也不用罵他，就算500%關稅也當他是空氣，他就發瘋了。

所以川普贏在全世界當他是一回事，才讓他贏的。最不理他的是中國，但還是六根不淨。例如川普要組什麼和平理事會，交十億美金就是永久會員，根本不要理他就對了，何必聲明「接到邀請」。當他是空氣，即使有記者問，也一概不答。關稅也好，十億和平理事會也好，訪華也好，只要涉及川普的，永遠「沒有可以提供的訊息」，你看川普要不要發瘋！

川普只是個不要臉的沒種笨流氓。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漫天要價，五千萬的房產，他開一億，討價還價到七千五百萬成交，他就贏了。他需要的是比他更笨更沒種的客戶，偏偏到處都是，於是才成就了這隻大尾鱸鰻。他上台打出加拿大、巴拿馬、格陵蘭、迦蕯，共四個目標。迦蕯不是國家，是最軟的柿子，最先落袋。

他說加薩戰爭真的要結束了，「我骨子裡是個房地產人。你們看看這樣的海邊，以後那些生活貧困的人將會過上好日子，而這一切都始於我這裡。」但是，原來住在這裡的人被趕跑了，將會過上好日子的人是侵入此地的戰爭勝利者，是以「交易式外交」與「實力」為基礎的占有者。

他打格陵蘭，不管結果如何，迦蕯這隻煮熟的鴨子，已經沒人在乎了。若是迦蕯能滿足他，歐洲現在巴不得請他笑納，好好經營海灘別塾，忘了格陵蘭。他若真要拿下格陵蘭，下回會打加拿大，不管結果如何，沒人在乎格陵蘭了，若是格陵蘭能滿足他，大家巴不得請他笑納，好好經營稀土，忘了加拿大。這就是漫天要價後再小退一步的伎倆。偏地都有更笨更沒種的客戶。依此類推，等到他開口要歐洲的時候，歐洲就會請他笑納加拿大了。

普丁打烏克蘭，歐洲說不能讓，一讓就是慕尼黑協定。其實普丁打烏有其歷史因素，川普並沒有千百萬「海外美國住民」需要保護。真正跟希特勒一樣什麼都用安全因素一路走到底的正是川普。結果全世界對川一讓再讓，從沒想到慕尼黑協定，正所謂到處都是比他更笨更沒種的龜孫，他們在培養希特勒二世。果真拿下格陵蘭後，川普可以用同樣的安全原因拿下中國或俄羅斯。你叫他拿拿看啊！

川普的第二招就是既不要臉又沒種的唾面自乾。拿不下來的都是「他是個好人，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的關係很好。」完全矛盾的講法，他都能泰然自若而面不改色。所以他上一句「我們關係很好」，可以無縫連接下一句「你偷了我的東西」。所以他在公開表態親密時，還可以在暗裡捅刀。所以他說他唯一的制約是他的道德，而他的道德是零，所以他無所制約，自由自在。所以最佳應對就是拿他當空氣，跟你碰到詐騙集團一樣，只要理他就沒完沒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掉進了陷阱。完全不要理他，讓他拔劍四顧心茫然，他就瘋了。

短期利益導向的國際社會中，信用是不存在的。但在維繫長期關係中，最稀缺的信用又是最有力的。西方帝國主義崛起以來數百年，CEO式短期利益導向掛帥，國際間信用早已蕩然不存。所以在現實上，或在課堂上，都不諱言要靠strength, force, power講話。川普可謂此類文化集大成者，弱者上了菜單，完全沒有發言權。但這種情況理論上會造成眾叛親離的，為什麼跟糞便周遭一樣，還有一大堆蒼蠅簇擁著呢。川氏和平理事會居然有20個創始會員國。還是歸結到更笨更沒種嗎？(人家損十億就是永久會員國，永遠的台灣捐五千億還咬不到一口大便)。

有這麼好康的生意，為什麼除了川普就沒人敢作莊收錢呢。進入新世紀，不同文化的東方大崛起，這個同樣具有strength, force, power的強者能不能移風易俗，建立信用；或是沿襲西方老路走下去，加盟那更笨更沒種的俱樂部？亂世將來，撥亂反正的契機值得我們觀察與期待。

近年來，川普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言行，愈來愈難用「個人風格」或「政治秀」來簡單解釋。無論是他毫不掩飾與普京之間的特殊互動，圍繞過去「通俄門」的長期疑雲，抑或是強迫烏克蘭接受帶有屈辱性質的停戰方案，再到近期在格陵蘭議題上對丹麥與歐洲盟友的強硬與輕率表態，這些事件共同指向的，已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也許，川普的政治生命終將結束。他的任期，從歷史的尺度來看，不過短短數年。然而，他所造成的衝擊，卻極可能成為後繼者在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修補的戰略傷口。
這個傷口，不在於哪一項政策被推翻，也不在於哪一紙協議被否定，而在於盟友對美國「可靠性」的根本信任，已經動搖。

一、問題不在「親俄」，而在於對盟友的冷漠

不少評論習慣將川普的外交風格歸結為「親俄」或「通俄」。這樣的說法雖有其政治吸引力，但在分析層次上，卻容易遮蔽真正的核心。
川普對普京的態度，與其說是親近某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種對強人政治的本能欣賞，以及對交易型關係的偏好。在他眼中，國際政治不是價值共同體，而是談判桌上的籌碼交換。

相對地，他對歐洲傳統盟友所展現的，則是一種近乎赤裸的輕蔑與不耐。這種態度，並非偶發，而是一以貫之的。
強迫烏克蘭在戰爭壓力下接受條件停戰，讓歐洲感受到的，不只是戰略上的焦慮，而是一種被「繞過」的羞辱；而在格陵蘭議題上，川普以威脅、挑釁甚至半開玩笑的方式對待丹麥主權，更是直接踩踏了歐洲國家對尊嚴與盟友情誼的底線。
這已不是單純的政策分歧，而是一種對盟友心理與歷史記憶的無視。

二、真正受損的，是不可逆的信任流失

政策可以修正，條約可以重簽，軍費分攤可以重新談判，但信任一旦破裂，卻不會自動復原。
川普外交最深遠的影響，正是在於他讓歐洲、甚至整個世界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
美國並非制度性地「永遠可靠」，而是取決於當下掌權者的性格與計算。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認知轉變。
對歐洲國家而言，真正令人不安的，已不只是川普此刻做了什麼，而是未來他所開啟的先例——
如果今天可以是川普，那麼明天是否可能再出現另一位同樣否定同盟價值的美國總統？
一旦這個問題被提出，它就不會消失。

三、川普留下的是「不穩定的示範效應」

從歷史角度來看，川普最大的影響，也許不是他個別政策的成敗，而是他示範了美國可以這樣行事，而且並未立即承擔毀滅性後果。
他向世界展示了三件事：
第一，美國總統可以公開質疑既有的集體安全體系，而不必立即付出制度性代價。
第二，美國可以將長期盟約視為短期交易，甚至作為談判籌碼。
第三，美國國內對此並非全然排斥，甚至存在相當程度的民意支持。

這對歐洲、對東亞、乃至於整個戰後國際秩序而言，都是一種長期震盪。
即便未來的美國政府試圖回歸傳統路線，盟友心中也將永遠留下一道陰影：
這一切並非制度保障，而只是暫時的政治選擇。

四、這不是反美，而是冷靜的歷史判讀

必須強調的是，對川普外交路線的批判，並不等同於反美。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對美國作為戰後秩序核心國家所承擔責任的嚴肅期待。
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仍然強大，而在於盟友是否還能合理地相信，美國在關鍵時刻不會背棄自己親手建立的體系。
川普也許終將成為歷史中的一個段落，但他撕開的裂縫，卻未必會隨著任期結束而癒合。對歐洲而言，這意味著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架構；對東亞而言，這同樣是一個值得高度警惕的訊號。

結語：真正的遺產，是心理層面的改變

歷史往往不是由單一人物決定，但人物可以加速某些結構性的轉變。川普所留下的，不只是爭議與混亂，而是一種深層的心理改變——盟友開始思考「沒有美國，或者美國不可靠」的世界。
這個問題本身，或許比任何一項政策後果，都來得更加深遠。

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世界離不開台灣？那只是台灣人彼此安慰的故事。

在藍綠長期宣傳教育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兩件事：
第一，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的公敵；
第二，台灣因為自由民主與半導體，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核心。

但這兩個判斷，都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
對絕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是市場、投資與供應鏈的一部分；
台灣則只是外交上需要「小心處理」的議題。
世界並不存在一個為了民主價值而集體行動的道德聯盟，國際政治只談利益與代價。

半導體確實重要，但這並不等於台灣重要到必須被保護。
大國真正做的不是「守住台灣」，而是「降低對台灣的依賴」──產線外移、供應鏈分散，正說明台灣的價值是功能性的，而非不可取代的。

至於所謂的國際支持，多半只是低成本的政治表態。
訪問不等於承認，法案不等於出兵，聲援不等於共擔風險。
這些行為的目的，是消耗中國、測試底線，卻不必承擔後果；
真正承擔風險的，只有台灣。
台灣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壓力，而是來自內部的集體幻覺：
高估盟友、低估代價，把口號當保證，把價值當護身符。

世界不是因為尊重台灣而靠近台灣，而是因為要對付中國，暫時用得上台灣。
如果台灣社會無法看清這一點，真正把台灣推向危險邊緣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自以為安全的自己

美國陳兵委內瑞拉外海，幾乎封鎖委國的海空域達4個月，然後突襲抓捕了委國總統馬杜洛夫妻。在封鎖下，委國的經濟已近於崩潰，此時副總統雖就任臨時/代理總統，能否穩定政局和社會猶未可知，委國的前途真是非常晦暗。長期來看，委國可說是整個拉丁美洲（拉美）的縮影，雖有豐富資源，卻常受制於美國，而始終發展遲緩不順。

拉美各國的經濟水準差異很大，整體而言，該地區的人均GDP約在1萬美元上下，還不到台灣的1/3。目前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是智利、烏拉圭、巴拿馬，都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勉強可算高所得國家，但其人均GDP大約只有台灣的1/2。拉美國家的經濟很依靠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大，因此各國的GDP也波動較大。各國的GDP波動大也因為其國內政治有時候不穩定。

拉美國家過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大多在19世紀已完成獨立建國，又沒有捲入兩次世界大戰，相對於二戰後才開始發展的亞洲4小龍（虎），應有較長的發展時間和較佳的發展機遇，但結果卻是大幅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自1823年起實行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其主旨在於讓拉美剛獨立的殖民地免受歐洲的干預，避免新世界淪為歐洲列強的角逐場，進而使美國能夠不受干擾的對拉美國家施加影響力，甚至予以操控。

拉美的眾多國家幾乎可說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實驗場，包括軍人獨裁、威權統治、選舉民主（右派、左派）、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等，一個國家可能實行一種政治制度若干年後，由於施政的績效不佳，就改實行另一種政治制度。這些國家時常施政績效不佳，主要有下列两個原因（可能發生在同一國的不同時間）：
美國的資本家控制該國的重要資源，取走太多利益。
國家抑制美國資本家的利益，因此得罪美國，於是受到美國的杯葛甚至制裁。

委內瑞拉可算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美國家，它在1830年獨立建國，經歷過軍人獨裁、威權統治和5年內戰，到1958年才開始實行較正常的選舉民主制度。馬杜洛總統的前任查維茲（1999-2013）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將美國大量投資的石油產業收歸國有，以提供社會福利，並公然反美，追求拉美團結及擺脫美國干預。馬杜洛大致繼承了查維茲的政策，他們都成為美國必欲去之的眼中釘。

僅舉幾件委國的大事：2002年發生一場企圖推翻查維茲的失敗政變，美國疑似介入這起政變；2017年起美國對委國實施多輪制裁，導致委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銳減、經濟嚴重受損；2019年馬杜洛再任總統，川普總統不予承認，並宣布承認反對派支持的國會議長瓜伊多為委國總統，馬杜洛於是與美國斷交。所以川普突襲抓捕馬杜洛，不過是美國一再制裁委國的升級版。

美國為了利益長期介入拉美國家的內政，是拉美的不幸，川普更是變本加厲，可說是新門羅主義、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川普或許能贏得短期的利益，但使美國淪為令人不齒的海盜/侵略者，長期未必有利。

強者的邏輯，常披著規則的外衣，而內核永遠是權力的肆意。他們許諾的可能是橄欖枝，但手中緊握的永遠是槍與鎖鏈。委內瑞拉只是一個危險的開端，更多拉丁美洲國家，應該正在恐懼中。

國際政治從來不是一個以規則為核心的世界，而是一個以權力分配、風險計算與利益交換為基礎運作的體系。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自冷戰以來反覆驗證的基本事實。
在這樣的結構中，小國真正的危險，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誤判世界的運作方式。

一、斬首行動的政治意涵：強權如何展示「例外權力」

在某些輿論與敘事文本中，這次「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行動」被描繪為一場高度象徵性的斬首行動：
1. 空中打擊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2. 特種部隊突入核心區域
3. 在任國家領導人於數小時內失去自由
4. 國際社會事後譴責，但行動本身已不可逆

無論這類敘事的細節如何，它所傳遞的政治訊號極為清楚：
強權要展示的，從來不只是軍事能力，而是「我可以、而你無法阻止」的例外權力。
在現實主義視角下，這類行動的功能不只是對單一國家施壓，而是對整個國際體系示警——
主權、國際法與程序，只在不與強權核心利益衝突時才有效。

二、國際秩序的真實結構：規則從屬於力量，而非相反

自由主義敘事常將國際秩序描寫為「以規則為本」，但現實主義早已指出：
國際制度是力量妥協的產物，而不是力量的約束者。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會因為價值相近、立場友好，就自動為另一個國家承擔生存風險。所有的安全承諾、安理會、國際法、人權話語，並非不存在價值，而是缺乏對強權的強制性執行力。

因此，是否動用武力，真正的判準只有三個：
1. 是否符合自身戰略利益
2. 是否可控成本
3. 是否能承受後果
這也是為什麼「譴責」幾乎從不等於「阻止」。如果不願意面對這三個問題，那麼談所謂的國家安全，其實只是自我安慰。

三、國防的功能，不是勝利，而是讓行動失去吸引力

從安全研究角度來看，國防的核心功能並非「打贏戰爭」，而是否定對手動武的理性計算。
在斬首敘事中，委內瑞拉呈現出的結構性問題是：
1. 國防體系無法形成有效嚇阻
2. 指揮與忠誠鏈條脆弱
3. 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高度混同

當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象徵可以在極短時間內被外力處理，代表的不是單一軍事失誤，而是整個嚇阻結構早已失效。
這正是現實主義所謂的「安全失真」──
國家誤以為風險不存在，因為它選擇相信外部因素會替自己承擔風險。

四、真正危險的不是反對派，而是對外部保證的迷信

必須特別強調：
國家並不會因為存在在野黨而變得脆弱。
真正削弱國家的，是以下這種結構性錯誤：
執政者或執政黨過度相信外部勢力將「必然」保護這個國家，並以此作為政治正當性來源，進而打擊、邊緣化在野政治力量，同時以此作為其政治路線正確性的根據。

在這種邏輯下，國內政治競爭被重新定義為「安全問題」：
不同風險評估，被視為不團結。
對外部承諾的質疑，被描繪為動搖國本。
在野監督，被轉化為忠誠度審查。
反對執政路線，被指控為破壞國家安全。
結果不是團結，而是共識被撕裂、信任被耗損、民主競爭被安全化。
對任何國家而言，這都是極其危險的狀態。

五、中華民國的現實處境：安全不能外包，共識不能清算

對中華民國而言，這個問題尤其尖銳。
歷史經驗一再證明：國家不會因為存在反對黨而滅亡，但會因為執政權力主動分化社會共識而變得脆弱。中華民國的安全挑戰，本質上是結構性、長期性、且高度複雜的，不可能簡化為「只要選對邊就能被保護」。
當執政者將安全敘事建立在「外部保證」之上，卻削弱內部民主競爭與整合能力；把國安語言用來處理政黨競爭，把政治分歧道德化、敵我化，那麼，中華民國真正失去的，不是盟友的善意，而是國家自身的戰略主體性。

結語：強權政治並不殘酷，它只是不說謊

委內瑞拉斬首事件真正給中華民國的，不是「誰比較壞」，而是三個冷酷但必要的提醒：
1. 國際社會不會為任何國家無條件犧牲自己
2. 安全必須建立在自身嚇阻能力，而非他國道德
3. 內部穩定與共識，是抵禦外力的第一道防線
強權政治的殘酷之處，不在於它冷血，而在於它從不為錯誤認知買單。
委內瑞拉的斬首敘事，不論被如何講述，它真正傳遞的訊息只有一個：
當一個國家把安全寄託在信念而非能力，把團結當成口號而非制度時，風險並不會消失，只會延後爆發。

對中華民國而言，清醒理解這一點，比任何口號都重要。中華民國真正稀缺的，是對世界如何運作的清醒理解。
安全不能靠信仰支撐，團結也不能靠敵我劃線與清算維持。這不是悲觀，而是對現實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