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追始，是日本基於奴化教育的皇民化割斷了當時青少年的中國情，促成了二二八的悲劇，台獨就在二二八找到了仇恨中國的著力點，繼續割斷台灣人在兩蔣統治下恢復的中國情。從皇民化的角度來看，台獨聲稱的「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一點都沒錯。

於是台獨就隱瞞歷史、竄改歷史了。否則承認了皇民作亂，台獨怎麼能夠站上「官逼民反」「起義抗暴」的道德制高點？怎麼能夠利用他們那套滿紙荒唐言，墳頭鬼唱的二二八假歷史欺騙民眾，奪得政權、鞏固政權。

藍營的二二八研究者提及皇民化大都缺乏明晰有力的論述，而且大都認為只是二二八原因的一部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是皇民化。

確切分明地直指年輕人的皇民化是二二八主因，據我所知僅有已故的劉添財（筆名阿修伯），以及伍思文和郭冠英，還有一位是一生都懷抱民主的真正理想，正直不阿，對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持著批判態度的石文傑先生。

1950年9月才出生的歷史老師石文傑，回顧他父親生前的口述，客觀真實的對二二八之後官兵在他家鄉兩週的真實事蹟，與百姓相處和諧和平的經過，反映一個受日本教育有日本意識卻無皇民意識的小雜貨商，純天然的詮釋二二八的歷史。

台獨詮釋二二八所引用民間傳言，千篇一律都是控訴官方的種種不公不義、殘暴不仁。然而石文傑先生的尊翁在二二八的親身經歷有完全相反的對比，因此其父的經歷有著極其重要的平衡和矯正的價值和意義。石文傑先生所聞的其父口述如下：

21師兩個營來到竹山我的母校瑞竹國小紮營，做短暫停留，村民由於害怕都躲進竹林裡。我父親石炳琳，當時三十出頭，在村裡開了全村最大的雜貨店，心想自己既未參與各種反政府活動，加上是福是禍也躲不掉，就留下來保護店舖，未加躲藏。

據先父生前口述，當時有兩位軍官模樣的軍人荷槍實彈前來敲門，說要買香煙飲料，父親嚇到顫抖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彼此言語不通，只好用筆談，竟然還掏錢出來購買，後來甚至三人改在騎樓互相勸煙，彼此大剌剌的抽起香煙來，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

村人老遠望到這一場景，才放下心防，紛紛走下山來，回家去。後來這些軍隊也一再透過（台籍）警察向大家保證平安沒事，果然前前後後約兩星期秋毫無犯，軍紀嚴明，一切如常，也讓謠言不攻自破。

石文傑的尊翁與其村人的親身經歷，也印證了21師的賈尚誼營長的說詞應該屬實，他說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一直到八月多戰備結束，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而且事實上國軍21師三月九日登陸後，除了分出部份軍力圍剿二七部隊的戰事外，自北而南一路上暴民聞風逃逸，軍隊毫無動用武力的必要，可說是行軍遊台灣而已。

石文傑先生還提到一名參與暴亂的青年謝炎山，二二八時謝約20歲出頭，從日軍遺留的彈藥庫運送軍火支援台中的民兵，為此服刑三年多，台獨平反二二八後他受訪時說：

「國民黨來台後，台灣人很快就灰心絕望，蓄勢待發起義，從南洋歸來的部份台籍日本兵並開始聯結密商，各地都被分配任務，必要時如何襲擊軍營，如何炸橋毀路。但沒有想到一起小小緝菸意外，提早引燃社會怒火。」

但是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謝炎山卻無中生有，說是所有台灣人的灰心和怒火響應了二二八。他這段話正只是坐實了台籍日軍不甘心回歸中國的皇民心態，他們先前的佈局反華促使了二二八小事擴大，惡性爆發而已。

棄中、反中、仇中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的真正本質，中共以「官逼民反」「階級矛盾」來解釋二二八是兜不攏的，認清在光復時，台灣中上年紀的人與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有著截然相反的差距，就是看透二二八、認清台獨的解析鑰匙。

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所謂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中共見不及此，以致於失焦與誤判，嚴重誤導了中共的對台政策，有如與影子搏鬥，白費力氣一事無成，居然還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台獨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台灣人就完完全全成了正義抗暴招致屠殺的悲慘受害人，藉以煽起台灣人的悲情受害感。

於是聲稱「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巨大的創傷，是台灣人民心中永遠的痛，二二八是台灣告別中國的分水嶺」。「二二八“台灣魂”喚起台灣民族覺醒，紀念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浩劫重演，唯有獨立建國」，為台獨意識製造理論根據。

並且誇張渲染「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以日本奴化教育遺留的觀點，惡魔化中國，宣揚「中國文化劣質論」，具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殘暴民族性。

從而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鼓動台灣人唾棄仇恨中國，生出支持台獨的精神動力。台獨正就是靠著炒作二二八而風生水起，打下江山。

因此要反擊台獨、消滅台獨，就要先釐清二二八的是非，也就是要釐清二二八是「官逼民反」還是「皇民作亂」這個老話題。這當中的關鍵在於日本殖民五十年後，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被皇民化。若是有皇民化，難道不可能是二二八暴亂的原因？

皇民化的議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就是因為把當時的台灣人若不是一律看作是皇民化的日奴漢奸，就是一律看作是熱愛祖國的忠誠同胞。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光復時年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經歷，思想和心態是由不同的歷史圖案所刻印出來的，在國家認同上有著認知的差異。

如果不能察覺出這種認知差異，把台灣人看作國家意識都相同的單一群體，就會造成認識上的迷障，以至於看不出皇民化的全相。

原本國民政府在檢討二二八之後，就清清楚楚指出皇民化僅是受日本奴化教育長大的台灣青年，並不是泛指整體台灣人。二戰爆發後，台灣青年大多熱烈擁抱皇民化，這也是確確著著的歷史事實。

光復時一般年輕人在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下，視皇民化為浴火重生轉為「優秀的」日本人的天大幸運機會，是日本救贖台灣人的再生之德。他們的心態和心聲我在先前的文章中有多方論證，茲簡述概要和重點，並再加強舉證敬供大家參考和評斷。

〈皇民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道》，是改名高山凡石的陳火泉（1908-1999）在1943年所發表，提出的一條透過心靈修煉，達到「皇民煉成」的脫胎換骨之路。他主張：「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戰初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使得當時青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陳火泉的小說《道》更加風靡了年青人，狂熱地投入「皇民煉成」，死心塌地想做日本人。

人的思想意識也有慣性，若非心中有所悟澈，是不會很快地轉變過來的。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許多皇民青年奴性未泯，至死不渝。光復三、四十年後在台灣街頭，還會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帽的老人，有的趾高氣昂招搖過市，有的踽踽獨行似乎在感傷日本戰敗。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駕崩的時候，已經70歲左右的那代皇民青年，還有人關在自己房內哭祭。

2004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有不少當過日本兵的老人穿戴著過去的日本軍服軍帽，在台中為陳水扁成立後援會，會中多數人還以日本話發言。

認為不必把台灣先人的抗日美化為「義舉」，肯定辜顯榮歡迎日軍佔據台灣，主張台灣加入美國的第51州，「五一俱樂部」的發起人周威霖說：「今天在台灣的街頭仍有老一輩的台灣人頭戴日本軍帽，高唱日本帝國軍歌，我們必須對他們的認同、情感及偏好給予尊重。」

台獨的大名嘴鄭弘儀就說過：「我爸爸是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我爸爸是日本人」。還說：「你們紀念光復，我爸爸在家裡難過」，「現在你們這些人來到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想過我爸爸的感受嗎」？

最具代表性的，2021年97歲的楊馥成、85歲的許華杞和92歲的林余立，向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聲稱在二戰後他們不應喪失日本國籍，請求日本政府承認三人擁有日本國籍。

據報導，在辯論中，曾在日本陸軍服役的楊馥成聲稱：「在台灣，有很多希望回歸（日本）國籍的人，…」「我無時無刻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日本人，最後想作為日本人死去。」

追根溯源，日本穩固統治台灣後，作日本人是身不由己，無可選擇的宿命，只有認同日本一途。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然而事到如今史實昭然，日本殖民的兇惡殘暴呈現無遺，但是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卻依然對日本心醉神迷，陷於感性積累的奴性死結而不知自解，崇拜到了喪失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的地步，就令人齒冷了。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花了兩天讀完李筱峰教授編著的《唐山看台灣》（[1]），這書屬於由國立編譯館主編的〈青少年台灣文庫〉，是一系列寫給青少年的歷史讀本的第五種。全書不含兩篇序、延伸閱讀書目及圖片資料來源，僅有147頁。本書篇幅精簡，文字淺顯，以夾敘夾論的方式，頗適合青少年閱讀，一般沒有史學訓練的讀者也能很輕鬆讀，作為歷史教材是很成功的。

從書名便很容易了解，書中內容主要是由大陸的知識分子、記者，在228事件前後寫的，關於台灣的印象及對228事件的觀察與評論。編著者以這些文字來向青少年說一段228事件前後的故事，目的是讓青少年了解228的部分面貌。

為何都選用大陸人寫的文字來看228事件呢？這應該是編者別有用心的規劃，因為編者並沒有告訴讀者，這些文字絕大部分是由中國共產黨員、共黨的機關報以及左派文人所撰寫的。

回顧228事件當時的時局，也就是臺灣光復後一年四個月，臺灣行政長官陳儀正在為百廢待舉的臺灣焦頭爛額的時刻。陳儀何以焦頭爛額呢？這與日人投降前破壞臺灣的電力設施、工廠設備、大量印製日幣且運到臺灣，搶購米糧及其他可用物資運回日本，陳儀等同接收了一個空殼子的臺灣，卻要讓600萬臺胞能安居樂業，不焦頭爛額才怪！

臺灣光復初期的社會，在兩岸分隔五十年後，無論文化、思想都有很大差異，且國民政府從大陸派來得接收人員又良莠不齊，貪汙、徇私、處處顯出優越感，以致與臺灣同胞產生嚴重矛盾，這些內部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這時大陸則正是勝利復原的重建期，卻又陷入國共內戰。共產黨當然對國民政府的種種作為，見縫插針地誇大其弊，斷無一句肯定之詞的可能。了解了228事件前後的時局，就不難明瞭大陸共產黨員來臺參訪後，以及事後根據道聽塗說所撰述的文章，何以一面倒地批判國民黨中央政權與陳儀的措施，且多以與內地和日據時代治理做對比？其目的就是挑起臺胞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厚植其與國民黨鬥爭的本錢。

編者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撰寫本書，甚至延伸閱讀書目，均為共產黨人、左派及臺獨學者的著作，其目的就是要讓心靈仍是一張白紙的青少年，腦海裡種下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殖民迫害臺灣同胞者的醜惡印象。

照說編著者李筱峰，是大學歷史教授，理該秉持學術中立的原則，儘量以客觀的方式編寫教材，卻放棄學者公正立場，昧著學術良知，為執政者服務（當時陳水扁執政），令人感到遺憾！

[1] 李筱峰《唐山看台灣：228事件前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見證》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台灣最早的名字叫「福爾摩沙」，這是一個找不到根據的傳說。

今天生活在台灣的人，都聽過這麼一個故事。在16世紀的1540年代，距離今天480多年前，有一艘前往日本的葡萄牙船隻經過台灣海域，在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一座島嶼，山川雄秀，森林青翠，水手們都忍不住大聲歡呼「IIha Formosa！」，於是就把台灣命名為「IIha Formosa 」（福爾摩沙），意思是美麗的島嶼。

這個說法在當今社會，雖然得到推波助瀾般的大力推廣，因而使得人們普遍深信不疑，但是卻始終得不到有力證據的支持。台灣學者翁佳音遍查現存的外文文獻或檔案，得出以下幾個新的發現：

1. 在16～17世紀所出版的各種語文文獻中，迄今仍無法找到葡萄牙人船長、水手或者是探險家航經台灣時驚呼本島為IIha Formosa 的直接紀錄。

2. 16世紀葡萄牙人使用的航海資料中，稱呼台灣本島，多數都是用「小琉球」 （Leoqueo Pequeño）這個名稱。
而我們知道，「小琉球」是中國人曾經對台灣的稱呼。

3. 在西班牙的文獻中，直到1584年才把台灣形容為「As IIhas Fermosas」。1597年，在一幅西班牙人繪製的海圖中，開始把台灣標記為「Hermosa」（艾爾摩沙）。1624年荷蘭人佔領台灣，也逐漸沿用起福爾摩沙的名稱，於是17世紀以後，西方人才普遍以福爾摩沙稱呼台灣。

根據漳州學者涂志偉的研究，中國雖然在明朝以前，經常把東方海中的島嶼，琉球與台灣混為一談，但是在公元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5年，對琉球王國有了清楚的認識，隨後雙方建立起朝貢貿易關係，就開始以「小琉球」稱呼台灣，用來區別已建立國家體制的琉球王國。

由此可知，福爾摩沙的稱呼，遠遠晚於中國人對台灣清楚的命名，那麼「台灣最早的名字叫福爾摩沙」，這樣的敘事是否有待商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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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并論1582年葡萄牙人在台船難》，翰林出版社，2006年。

曹永和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歐洲古地圖上之台灣”，聯經，1979年。

涂志偉：《台灣涉漳舊地名與聚落開發》第一章《歷史上對台灣的認識與台灣地名沿革》第四節之二“嘉靖年間至隆慶年間對台灣的認識與稱呼：小琉球的專稱及雞籠諸山的出現”

陳宗仁：Leoqueo Pequeño與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台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

二二八事件是一樁悲劇；其所由來，當然是有人對於政府感到不滿，希望現況能夠有改變；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本來都難免有這樣的份子存在；然而，如何改變與向哪一個方向轉變，才是合理的轉變，卻不是容易判斷的。

我們島上過去並不缺乏暴亂，清代那所謂的「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之說，並非完全捏造的描述；其所以那樣，應該就是由於難以判斷如何轉變，僅僅知道自己與同伴想「造反」是不夠的。

直到日本殖民時代，當局自許為「進步」，但對於這類強烈的不滿，並沒有能提供合理的處理，相反的，卻由於宰制工具的進步與其宰制手段的細膩，例如，槍砲對付冷兵器；全島鐵路民間利用者少，從此更利於威壓；以及利用教師、學者強調工程建設的成果，他們絕對不會公告我們島嶼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產業進步中，竟逐漸盤旋下降。於是真能「感化」一些受了當局低智教育的所謂「近代教育」的皇民。

但現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我島民平均死亡年齡由1908年的27.2歲，至1926年，盤旋下探到24.3歲，據稱，在1926年11月，官方曾有如此的紀錄──
「內地有886位本島留學生，相當活躍於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及共產主義活動。」〈「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頁425〉

後來的資料不足，但就所知，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尋求大我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上述的社會主義傾向，在社會中應該是不會消失的；只要似乎有了適當的機會，難免自行由地下鑽出。

一〉台共的因素

在當年的左翼社會主義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建黨於1928年的台灣共產黨；但是早在1927年，文協分裂時，新文協早就是我島社運中的重要左翼，同時，更早成立的農民組合，由於處境艱難而向日本勞動農民黨取經，而受到日本左翼的影響；台共，其生雖晚，但是因其擁有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組織以及經費的支持，還有在各國鬥爭的經驗，可說在現實中具有相當的優勢。

但是，它的遺憾是從來的主體性不足；這主體性不足可能來自殖民教育的塑造，例如，都市公學校與鄉村公學校相較於日本學校的低智情況，如何能完整地扶持起一個，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有著主體判斷能力的個人？

此外，在1928年成立時，並沒有獲得主體的肯認，在當年國際共產主義中，竟然只被允許成立「民族支部」，隸屬於日共之下。我們相對言之，即使蘇共的認知難以改變，台共實在應該充分表達日、台之間過去曾有百萬人消失的血仇；就像當年愛爾蘭成立最早的共黨組織時，由於英國對愛爾蘭間長期的苛虐，使得當年恩格斯就同意了愛爾蘭共黨獨立於英國共黨之外。

此外，正由於台共的主體性不足，在1934年竟然發生跟隨日共中央委員在獄中公開認錯的事件。不過，如前所述，「社會問題沒有消除，人類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止息」；因而，二戰期間，雖然該黨曾經接近銷聲匿跡，但是二戰後，當社會有了似乎適合實現自身理想的土壤與氣候時，他們確實會活動起來。

例如，我們在林獻堂日記中，看到社會主義者楊逵的如此消息──
「楊貴、李喬松十時來訪，並持『解放委員會』之宣傳單示余，余勸其勿輕舉妄動，所謂解放者對何人而言也，舊政府已將放棄，新政府尚未來，而解放云云對誰而言也，此時唯有靜觀，切不可受人嗾使，……」〈1945.8.23〉

在台共楊克煌的回憶錄中則可看到如下的回憶──
「1945年8月16日，當謝雪紅和我在頭汴坑的山裡獲悉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後，我們立即決定離開山裡，於8月18日出來台中…首先去訪問各方面的人，特別是同富、林兌、李喬松等，多次談話，討論今後的運動方針、方式等問題。8月25日前後，我們起草了一個『告台灣青年書』…9月15日，第一架美國飛機由上海飛抵台北……來了三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其中有一個張大佐，即張士德。…回台負責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聽說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等人竟協助張士德進行三青團的籌備工作。」〈「我的回憶」，楊克煌著，楊渡節錄，收入「激動1945」，巴札赫，頁127、131。〉

這是過去的台共人士，在戰後，台灣光復初期的情況；它們由於心中的理念不死，社會的問題仍然存在，在大變局之前，自然會有各自關切的表現。然而，大約沒有人會想到這個變局遠比他們所想像的大變局，可能還要巨大；以至於直到今天。

二〉中共的因素

雖然台共在當年屬於日共下的民族支部，但是台共的成立是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雖然組織與任務分工完成，實際出席者僅七、八人；不僅是在祖國的國土上，並且當時由於日共正處於受法西斯「三一五事件」強力打壓的低谷，無法兼顧，故其成立大會上列席的上級指導，也是中共的要員彭榮；而組黨後於1928年4月18日曾召開第一次委員會，出席者更僅有林木順、林日高、翁澤生與謝氏阿女〈即謝雪紅〉四人，決定了組織幹部名單；而後更創立十天而已，其組織名單就被日警取得，要角被捕。

至1929年，日共因再受「四一六大檢舉」，難有活動，台共與日共聯繫完全被切斷，台共不能不透過中共的台胞黨員，求助於中共；因而，雖然中共與台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很受中共中央的影響。〈「台灣共產黨的歷史」，蘇新著，收入「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著，時報，頁128~129〉

不過，由教育的觀點上看，日本殖民下的教育，根本缺乏主體性的智育與群育，其自行號稱的「近代化教育」，我島民族運動溫和的領導人林獻堂就拒絕讓其子弟接受該殖民教育；雖然該種教育當年在田總督口中自稱「對於教育，現在已不再有日人台人與番人的差別，完全撤銷種族之畛域，成為本島教育界未曾有之革新。」；甚至那也就是美國那位柯爾所重視的「對於日本半世紀的統治下所得的進步」之一。

但是當年台共在其對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卻直指其為「奴化教育」──
「學校教導什麼內容呢？都是一些像『天皇萬歲！』、『日本是世界一等強國！』、『中國人卑賤粗陋！』，以及『當一個日本臣民就是當一個文明人！』等奴化教育的內容。最壞的是學校不讓學生說母語，也不讓學生閱讀報紙，甚至連反動的報紙都不可以閱讀。在讀完老師指定的書後，學生通常都會指定交出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如果報告中被發現有反抗的思想，學生可能會被立即退學…」〈「台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中研院台史所，頁440。〉

它可能確實高度滯礙了我島民智育與德育的發展。因而，中共的來台，對於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應該確實有相當的影響。當年中共滲透的情況究竟如何，我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但是在前述關於柯爾的大作中的描述應該值得注意──那是東京澀谷事件後，這位曾有軍職，當時也是美國文官的他，五、六年前曾經在島上任高校教師，當時他注意到了青年學生的情況──

「中國大陸上的新現象─職業學生騷動份子─出現在台灣島上，令人回想到在中國大陸各地、上海及各大城市『美國佬，滾回去』的運動都是由這些職業學生所帶領的。現在他們來到台灣，穿著單調的藍布旗袍的中國女子開始在教室、校園及公共場所、街道及公園內發表下層人民翻身的演說…他們鼓動台灣學生與他們的大陸『弟兄們』合作來把外國人趕出中國國境。」〈該書，頁232〉

看來在美國有意掀起國共內戰的時局中，所有苦於抗戰艱困的人民是有可能以這些學生為其喉舌的；當時整個中國裡，他們是最有閒，最有知識，也最有正義感的。這應該是當時國共以統一戰線相互對立之後，國府雖然一度獲得美國霸權的支持，但是最後卻因美國逼迫國府簽訂絕不平等的《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947.11. 4.〉，自曝其貪婪面目〈連國府史書「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都直批之〉，以致國府當時不能不失盡民心的主因。

而我島二二八的悲劇，似乎在三月六日以前，還似乎有望能獲得美方的支持；三月六日之後，島上的民軍似乎就只能接受當時欠缺實力的台共與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領導，他們雖然可說絕對蔑視國府軍，但是面對裝備齊全的國府軍，已是絕對難有勝算，只能以悲劇退場了。

駁斥否認台灣人有奴化思想的人，最突兀的就是寫了《亞細亞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三本自傳體小說，享譽台灣，被台獨尊奉為「鐵血詩人」，其實是雙面人的吳濁流（本名吳建田1900-1976）。

吳濁流從4至13歲與祖父一同生活，雖然深受祖父悉心教導的漢學影響，但是年少的他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能有多少？至多只是籠統的一般概念而已。吳對漢學有深透學習和運用能力的，僅是漢詩。

由於漢詩乃是日本與台灣清朝遺民的文化菁英共用的文字用語，因此日本當局於治台初期便特地保留甚至鼓勵漢詩寫作，以收籠絡人心之效。這也就提高了吳濁流對漢詩的興趣，未必就是他基於愛好中華文化而主動學習漢詩。

吳17歲考進師範部（後改稱「台北師範學校」），同窗趙雅祐之父是以重振詩風為志，南社創辦人之一的趙雲石。對漢詩有興趣的吳濁流就常與自幼受漢詩薰陶的趙雅祐相切磋，學到了更清晰的創作規則，奠定了吳的作詩能力。

1937年日軍侵華，吳濁流38歲任教第17年，愛好漢詩的「栗社」為了慶祝詩社成立十週年暨皇軍入城南京，舉辦以「祝皇軍南京入城」為題的詩作。

已是漢詩能手，也是「栗社」成員的吳濁流以筆名饒畊的作品是：「忠勇無雙帝國兵，護城破後又南京。六街旗鼓提燈隊，老幼歡呼萬歲聲。」

這首字字閃亮著奴化光輝的皇民詩，引自：王幼華 《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護城破後：日軍攻破上海淞滬保衛戰。

再從吳濁流一生的著作中所呈現的思想成分來看，他是臣服日本的優越性，反日立場主要是不滿日本的歧視政策而已。

即使批判日本，吳大致上是以間接迂迴的方式來陳述。如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對日本的殖民政策和侵略戰爭的殘暴，是藉由一位有良心、有正義的日本人佐藤強力譴責來表達，以淡化日本的罪惡形象。

小說《陳大人》卻用自己台灣人陳英慶來代表日本警察任意欺壓百姓，行使權力的浮濫。二戰時日本在台灣的「總動員獻金」，在《亞》書中也以鄉公所的秘書台灣人東先生出面對民眾曉以「忠良國民」應盡的大義，然後惡行惡狀強徵獻金。

除了「祝皇軍南京入城」這首奴化精神沸騰，赤裸裸忠誠洋溢的「皇民詩」，還有他從南京返台後至1943年寫的《南京雜感》系列文章，幾乎都是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可見吳濁流的中國情懷並非如他在日後所強調的那樣濃烈，對原鄉祖國一直魂牽夢縈，而是被醜化中國、美化日本的奴化思想腐蝕殆盡。

很顯然地對他來說，現實中衰敗落後的中國早已取代了漢唐盛世的輝煌歷史，祖國已是可割可棄了。只是由於祖父堅強的漢族意識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難以愧對先人有辱家風，老著臉皮皇民化。

「功狗」一條

日本殖民教育以學習日語為首要重點；其次是「社會教育」，內中除了德育之外，主要還是灌輸日本精神和皇國意識的「修身課」，也就是奴化思想；最後是「實業教育」，以農業為主的一般現代知識。

然而擔任教職幾達21年的吳濁流，對修身課及其奴化的影響和作用，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完全避而不談，彷彿他當老師所教的材料僅是日語和普通知識，與學校中灌輸忠愛日本、唾棄中國的修身課完全不相干。

台灣兒童從公學校畢業要考上中學，「修身課」的課文必然是考試的重點。影射吳自己生平和思想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中提到：「台灣人公學校畢業後，想再繼續接受中等教育之機會備受限制。…因此造成深知內幕的台籍教師，對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的太明有所嘲諷」。

「熱心於輔導學生升學」，不應該嗎？嘲諷什麼？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吳濁流為了輔導學生升學，必然盡心盡力奉行日本教育的方針，包括宣揚「修身課」的日本國民意識。

當時大多台籍教師不是師範畢業的，觀點與太明有落差。太明與他們爭辯，結果被譏笑是「大國民（日本走狗）」，諷刺他是奴化教育的走狗和幫兇。

在吳的教職生涯中，雖然，雖然他自稱三度因為得罪日本上司被貶至偏遠地區任教。可是在他任職的四個學校中，在規模頗小的五湖公學校擔任主任訓導，在新竹郡最大的一所關西公學校任首席訓導，可見他還是極為受到重用的。

皇民詩二年多後，1940年底在新竹郡的學校運動會上，吳與監管教育的日本視學（督學）為了女教師參與賽跑之事發生口角，被視學敲頭暴打以及惡言羞辱。於是他上報新竹州知事(縣級首長)、投書媒體〈興南新聞〉，再尋求台籍州會的協議會員引見內務部長，使此事更加擴大，力主日本視學須對他親自道歉。

顯然他在教學界算得上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才搞得出這些大動作。這是他一生中除了兩次曾對教育做出「建言」式的批評之外，是他反日的唯一激烈表現。

他在《無花果》中記述道：「我終於發現到以職位為賭注來爭鬥，必可獲勝」，可見他自覺盡忠教職頗有貢獻，必獲日人的珍重愛惜，對他道歉慰留。

然而請傷假後等了六個月僵持無解，沒有獲得一言半句的賠罪，螳臂擋車自討沒趣。吳自覺顏面盡失難以唾面自乾，憤而辭職，結束了他近21年的教職。

在他的短篇小說《功狗》描寫一位全力獻身教學工作的洪宏東，自認對日本可謂矢忠矢勤，戮力奉公，為教育躹躬盡粹奉獻了20年。原想可以平步青雲，名利雙收，怎知在染病後，由於是代用教員竟然得到免職的命令，落得一無所有的下場。

對照吳濁流的教師生涯，看來小說《功狗》的寫作靈感和材料，是出自他的自身經驗，自哀自憐的寫照吧？

無病呻吟的《亞細亞孤兒》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就開始佈局侵華，就開始利用台灣人做通譯和間諜，所謂「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台灣人的名聲就開始玷汙了。尤其是堂而皇之招募台灣人為日本效力的傀儡滿州國，以及日本包庇縱容台灣流氓莠民從事非法行業和作惡的閩南地區，使台灣人的漢奸惡名在大陸不脛而走。

日本侵華後更有大量的台籍日軍到大陸作戰，有許多台灣人赴大陸在日本和汪精衛的政治機關和商業會社工作。以常情而論，這些現象看在大陸人眼裡，能不防範到大陸的台灣人有可能會做間諜工作的嫌疑？

這只是在戰時的特殊情況下，臺灣人在大陸難以避免的尷尬窘境，以致於須要隱瞞自己是台灣人身份，這是不難理解和諒解的。有幾個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想不開，耿耿於懷？而且，如果大陸人懷疑台人個個是間諜，那為什麼參加抗戰在國民政府工作的「半山」卻受到重用？何況吳濁流到大陸是拿了朋友的介紹信向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求職，不成後又進入日本官營的〈大陸新報〉工作，這就使他很難摘下漢奸的帽子。

他會受到大陸人，甚至是心向祖國在大陸的自己台灣人，也就是「半山」懷疑他是間諜，不正常嗎？不合理嗎？再說他經過抗議日本督學而受到欺凌的大風波，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必然心生怨恨，兩個月左右後就赴大陸謀生，這在別人看來就是負氣出走，日本人怎麼不會懷疑他可能反叛日本投向中國？因此他在南京和返台之後，會遭到日本憲警的監視和跟蹤，不正常嗎？不合理嗎？

並且，大陸人懷疑台灣人是間諜，這僅是日本侵華期間才出現的暫時性現象。而日本即使進行了皇民化，台灣皇民的國民權益與日本人仍然是有差等，日本對台灣人的欺壓歧視乃是一貫性的政策。

然而吳濁流的思維與眾不同，別具隻眼把在中國發生的暫時性現象與日本一貫性的歧視政策等同並論，只從他個人的特殊際遇自哀自憐，聲稱台灣人都不被中日兩方所接納，無病呻吟編造出《亞細亞孤兒》的痛苦哀鳴。

其實抗戰時在大陸的台灣人，會像吳濁流這樣既受大陸人不信任，又被日本人監視的遭遇能有多少人？有幾個人會有這種「孤兒」感受？吳卻以偏概全一概而論，膚淺地把「孤兒意識」投射為台灣人共有的集體命運。

更可笑的是，這麼令人感傷難過的「孤兒意識」，竟是由一個讚頌日軍「忠勇無雙」，宣稱台灣人「旗鼓遊行歡呼萬歲」恭賀日本攻下上海和南京的奴化小丑所提出。

自己在日本戰敗後缺乏運用中國的語文能力被邊緣化，於是從日本時代精通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一下子淪為廢材人渣，失落痛苦無比，就把所有台灣人都包裝成可憐無辜的形象，發表《亞細亞的孤兒》懇求憐憫。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ａ）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ｂ）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早年興建捷運時，工程單位在臺北北門站挖出清朝臺灣第一個省長劉銘傳的古蹟，那時就有受過皇民謠言誤導的記者質疑劉銘傳的縱貫鐵路太爛，爬不過林口台地與桃園縣龜山鄉的迴龍大峽谷……著名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目前是成大考古所特聘教授）回答說，日本人造的鐵路也爬不上去啊，最後把路線改成－－繞到鶯歌、樹林，才能繼續往南……

而這類的事情在臺灣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宋亞伯翻譯的《福爾摩沙的呼喚－一位紐西蘭人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嚴格來說，這本書不算翻譯，而是（惡意造謠）……

另外，矢內原忠雄教授所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就因為嚴厲批評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而成為禁書，但戰後有許多臺籍教授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竟然也出現類似宋亞伯的問題，不是漏譯、就是改譯……周憲文教授翻譯的書，雖然不好讀，但沒有偏漏，只是這書不會成為很多臺史系所教授所指定的必讀書籍……原因應該很簡單，因為內容對日本不恭敬、不狗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