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娼妓與養女問題──戰後台灣史拾遺 | 郭譽孚

這是拙作「日殖時期台灣教育與社會史」與「戰後台灣史概要」,兩書中摘錄出來的資料;歡迎有意者參考。。。

國府來台後,距殖民統治未遠,日本民族素有輕視女性、放縱情色的習性;而我島嶼早年為移民社會,男女人口不平均;因而不僅有「羅漢腳問題」、「有唐山公,無唐山嬤」,也有為了傳宗接代而收養子的情況;在那前近代的移民社會中,最為我們今日遺憾的就是養女問題,因為養女所涉及的一是童養媳,一是婢女與娼妓;尤其,最後者,極不人道;島嶼在日據下,殖民者雖號稱產業發達、社會進步,但是,其對於此一前近代移民社會並不處理;因而我島上娼妓現象相當普遍,甚至由於官方還有助長的情況;1916年前後,該現象曾經深受洋教士之批判──

「雖然我不太願意提及,但我不得不指出這個事實:近年來許多年輕女性,甚至是十幾歲的少女,都被引誘進一個極度不道德的組織當中。它充斥在各個城鎮或大型村落之間。本來這種惡行在中國統治時期就存在,只是以前沒這麼明目張膽,範圍也較為侷限,但現在,領有執照的妓院和妓女隨處可見。……無論這種錢多麼好賺,或讓多少人得到快樂。」〈「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著,林弘宣譯,前衛出版,頁241。原書出版於1915年。〉

「關稅中呈現鴉片、清酒、妓女、舞女、歌女及娛樂場女侍等進口項目,探究進口量有多大,……即島上的放蕩生活,越來越顯而易見。」〈同前書,頁321。〉

因而,1917年,法院公開宣告女婢的人身買賣,在法律上不發生效力;對於女婢之戶口申請,一律不准;但是事實上,只是宣示性的作為而已。

我們的台灣文學中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阿統舎從佃人那裏以便宜的價錢買了個丫頭,便以婢女的名義去辦理戶口手續,但是日本仔的員警大人搖頭搖頭拒絕接受,他還說這是奴隸買賣,依大日本帝國的法律是不准的。……稍後──這樣子好了啦!以養女或者同居人的名義就好了,倒是親切地開一條路……」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島上雖然長年受到日人嚴刑峻法,本應不難根除,在產業有進步下,但娼妓問題十分嚴重。

「神女之中,不是無教育者的專賣,其中也有曾受過普通教育的。試舉一例,如在台北近郊的○○○公學校,大正八年度卒業者之中有女子18人,到了今日沒有一人在結婚前能保守著自己的貞操,不經過了私娼生活,說是沒有的。這句話是他們的窗友憤慨對我說的。難道教育是要製造這樣人物麼?」〈「婦人的地位與社會的關係」,連溫卿著,「台灣民報」,1925.8.26〉

在日據晚期,在「民俗台灣」雜誌中,我們可見到當時的一篇民俗報導,其中竟然有

「在南部人的想像中,北部女性多數人過著曖昧的生活……一方認為即是餓死也要堅持貞操的觀念,另一方把媳婦仔當搖錢樹,不只是媳婦仔,連自己親生女兒也要設法賺一筆。……他們盼望,只要四季的廟會慶典,能吃到豐盛的酒肉,住華麗的房屋就滿足……老娼又擁有政治後盾……特種營業稅再怎麼提高對老娼還是無嚇阻作用」的描述。 「老娼撲滅論」,「民俗台灣」,第二輯,林川夫譯,武陵出版社。〉

據稱,直到日據末期在我臺北郊區還有下述的社會現象:

「有一年過年前,幾個已婚的同學,邀我跟她們一起出去玩。那是一個以孟宗竹圍起來的村落,而且有個奇怪的習俗,村裡的女孩長到一定的年齡,就得開始賣笑,等賺到足夠的錢才出嫁。那時我還是小毛頭一個,什麼都不懂。聽到有吃有喝又有紅包可拿,心裡就興奮不已……後來媽媽桑認出來我是某某老師的兒子,當場把我趕了出去,直說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台灣婦產科的播種者──陳庵君醫師」,頁41。據該書中資料推算,應該此事發生在1942年左右。〉

這就是日據五十年中,我台婦女的處境。

要到國府來台後,當局才開始處理了養女保護問題:

這是戰後台灣所特有的問題,那主要是窮苦人家生下的女兒,無力撫養時就送給較富裕的人領養,其中不少人家領養的目的,竟然不是慈善而是牟利,甚至除有將養女作奴婢使喚者外,或更有逼迫賣淫,或逼與不適當的男子成婚,變成買賣婚姻者;由於養女通常在家庭中都乏受教育的機會,她們自然無依法保護自身的能力,在該制度下,這類的社會悲劇時有所聞。

在日據時期,日本社會素有輕視女性的傳統下[1],自然絕不重視;更何況,嚴酷的殖民統治者號稱要施行「同化政策」,日據五十年裡,當然絕不真實處理;但國府遷台,在腳跟初穩後,就推動了「保護養女運動」,針對當時,近12萬養女在日據下台灣社會風習的弱勢處境,加以關切。

那是1951年台灣省議會大會時,省議員呂錦花提出如何保護養女的質詢,獲得黨政當局的重視,其後便由呂錦花出面邀集婦女界、法律專家、警政單位等會商,經過半年時間的籌畫,終於在同年7月,於台北市正式成立了以保護養女與調處養女與家庭間的糾紛為宗旨,解決養女的各種困難問題,幫助養女獲得公平待遇,正常生活的「台灣省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2];至1956年更公佈「臺省現行養女習俗改善辦法」[3]與「臺省妓女管理辦法」,嚴禁養親逼迫養女賣淫,並防止鴇母、歹徒以收養養女為名義而迫良為娼[4]

﹝1﹞傳統日本女性的工作負擔極大,往往在家中鞠躬盡瘁,男性多是大男人主義;日本文化中要求有為的男人下班後不可早早回家:日本女性在職場上必須為同辦公室內的男性職員倒茶;所以有所謂「日本女人」喜歡嫁給外國人或日本女性體貼的說法。

[2]據說,由調解糾紛到協助受虐待養女擇偶配婚,頗有成就;但是終究不能充分解決問題。

[3]特別規定收養養女要符合民法要件,並准許日後長大有繼承養親財產的權利,收養人應該負起收養到成人的責任,不得有虐待、買賣、轉讓、抵押等妨礙風化的行為;與養女婚姻必須依據他自己的志願,不得強迫;與凡是以養女為對象而訂立的借貸或其他契約,一律無效等。

[4]此兩項法規雖然訂出,但是由於人權問題的解決總以自覺為基礎,我們島上的養女問題要到1968年全台推行九年國教,全民教育水準充分提升後,才逐漸完全消除。

[5] 本小節參考「劉脩如訪談錄」,口述者劉脩如,訪問者卓遵宏、陳進金;國史館印行。

日殖台灣史中的幾個被忽略的重要數據〈一〉 | 郭譽孚

弟弟催我給他文章,我實在不想拿舊文來貼。。。

在今天這樣的時局下,有沒有更積極的文章呢?我想著,就由對於國中生也應該能懂得數據來談吧。。。

談起日據時期,當前官方與主流學者們,除了怕「日據」這個名詞,拒絕使用外,另有一絕招,頗為漂亮;就是開口就說「殖民事業本來就不是福利事業,也不是救濟事業」;或者說殖民事業就像「養牛擠乳」,或是「飼雞取蛋」之類。。。

本文想根據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數據,與這些數據所呈現的現實,來考察我台先民當年在日據下的真實生活。。。

一、台灣總督府在1895年取得台灣的時候,到底我台灣有多少人口?

日本學者一口咬定為257萬人;我台主流學者跟著說這個數目;根據劉銘傳當年〈1887〉清丈的人口數320餘萬人,到1895年,此七、八年期間由於築鐵路,開市街,設電燈,自來水,發現金礦,被稱為中國最進步的一省;其人口應該絕對超過320萬人;但是我們的主流學者絕不懷疑日本學者卻迴護著日本學者說出──

「日據後一二年中,有42萬人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

其實,有關割讓台灣時,關於台灣人口數由三百餘萬到四百萬人的說法都有;至於何以超過劉銘傳時代的三百二十萬人是合理的──除了劉的建設效果,眾目睽睽,人口應該增加;其另一主要的根據是由日人第一次清查田園甲數達63萬甲,所查出的田園甲數比劉銘傳時代查出的面積36萬甲,增加接近一倍,我們可以推知劉銘傳時代,在我們傳統「藏富於民」的統治理念下,其耕地固然有大量隱田,人口應該也有相當隱匿的現象,否則不足以耕作偌大的耕地。

該日本學者名為伊能嘉矩;在台大圖書館竟特別給予紀念,我台主流學者陳紹馨的研究是戰後在美國金援之下完成的。。。台大社會系大老。

該日本學者有欺騙的前科──他過去是日本記者,在1895年底來台;著名的芝山岩事件發生在1896年元旦,六位學務部部員被殺;伊能在該事件五日後才被派到學務部;

當時的情況,不在場的學務部長的報告是──「從未攻擊過學校」「六士先生。。。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當時在場的吧連德的報告是這樣的──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這位伊能,當時還不是學務部的職工,竟寫下這樣的報告──

「……本月1日,學務部員揖取道明、關口長太郎……及軍伕小林清吉遭土匪襲擊,於士林街戰死,學務部內之文書、圖書、器具文件亦多遭匪類掠奪……」;引自「台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11。

然而,我們的主流學者卻多受其影響。。。除了上述台大的陳紹馨外,

在一本由師大台史所教授推薦給少年的讀物中,則轉成這樣的故事──

「1896年的元旦,六人原本準備一早下山,搭船到台灣總督府參加慶祝新年大會,但是在半路上聽說有台灣抗日軍襲擊臺北城,因此決定立即返回芝山岩避難,不料就在回校途中遭到當地人伏擊殺害,並將屍首棄置於芝山岩的山林中。」〈「大人的小學時代:一堂最有趣的臺灣史,從小孩子看大時代」〉

更為讓人羞恥的是,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則更如此紀錄該「芝山岩六士事件」──

「伊澤修二……受過美式教育的日本教育家……聘請多位日本教師來教導台灣學生說國語,但在他返國述職時,芝山岩附近的台灣人竟然糾集鄉民打死了日本教師六名。離今一百多年前的台灣同胞,不分青紅皂白,認定凡是日本份子皆該殺,就是教師也無路可逃。對異國不滿而向手無寸鐵的教育工作者下手。這種對象的選擇,的確頗為不智。」〈林玉体著,台灣教育史,文景書局〉

這一段我先民消失七十萬人以上的慘史,由於我們主流學者接受了伊能嘉矩的說法257萬人,以及我士林地區先民亂殺老師的說詞,使得我們先民的不幸完全被埋沒了。。。雖然,當年的乃木總督曾經坦白地承認日軍的惡質──「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揖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我們的主流學者竟像是沒聽過日軍在各地的大屠殺,三角湧大屠殺、宜蘭大屠殺、雲林大屠殺、阿公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也不知道乃木總督曾經如此地自白──他們真的愛台灣嗎。。。

我島七十多萬的先民的英魂,乃長期成為我們島嶼上空不得超渡的冤靈啊。。。

正好當令正是陰曆七月。。。嗚呼痛哉。。。

 

 

 

 

日本與李登輝 | 杜敏君

日本這個海盜國家,是地球上的雜碎,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就像強盜流氓,對付他們,只有武力比他們強,就喊你爺爺、奶奶,不知羞恥,毫無人格,請你饒了他,一旦來日他再度比你強了,又忘了過去的教訓,故技重施,以殘忍的手段來欺負你。

日原爆倖存者促認錯? 美原子彈製造者即拒絕: 不可能!該道歉的是你!

看看今天台灣的日裔倭奴的島國民族性,真是倭寇的真傳,要辨明誰是泱泱大國遷移寶島的中國血統,誰是東洋鬼子的倭奴,很簡單,就看是否有島國民族的性格便判定了。

以李登輝做例子吧,在經國先生身邊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腰幹撐不直,說話總是「是!是!是!」也就是日軍的「咳!咳!咳!」
未得勢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說了260多次的「他不是台獨」。
但是等他黨政軍權力掌控到手後,那付深藏不露、不可一世的嘴臉曝露無疑,我就是台獨,釣魚台是日本的,台灣與八年抗戰無關,台灣的祖國是日本,不然你要怎樣?這就是政治流氓。

暴徒先殺了外省人,想圍攻南部彭孟緝的軍事要塞,可以裝備3個師的裝備,如果讓他們得逞,國軍還能順利接收嗎?
國軍來台壓制是平亂,恢復社會安定,維持國家安全,竟然成了國軍的暴行,變成二二八事變。先屠殺外省人的暴行就不提了。
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首要做的大事竟然是交待邱創煥內政部長完成二二八真相調查的歷史文件。
真相報告粗糙而不公正,當初的施暴者成了受害者,對接收人員及眷屬甚至連小孩都不放過,其兇殘的程度與日本兵如出一轍。

 

來台黃金與移民 | 張魯台

臺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群

目前臺灣有23,574,274人口(2018年6月官方統計),原住民為562,395人,佔人口比例2.37%,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先祖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因此臺灣是屬於中國人的移民社會,其中大規模政治性移民有兩次,即166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為反清復明率軍民來臺,與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後撤退來臺,兩次政治性移民之外,其他皆為小規模謀生性(逃荒、避難)移民,兩類移民都是為了尋找一條生存之路,而謀生性移民,往往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政治性移民則會隨團體帶來典章制度與大量資產。

鄭成功帶到臺灣的文物與財物,因年代久遠已難考究,國府則帶來了三民主義、故宮國寶、數百萬兩黃金、銀元、外匯等貴重資產,運臺黃金數量迭有爭議,依據周宏濤《蔣公與我》一書記載:「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275餘萬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375萬5540餘兩」,周宏濤說的數量是坊間各種傳聞中,最值得信任的,國府遷臺帶來黃金與國寶,那些跟隨國府從抗戰勝利起至1961年滇緬第二次撤軍止,有一百二十餘萬人口來到臺灣,這些陸陸續續遷到臺灣的唐山人,他們會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嗎?就讓我們從坊間某些軼聞中略窺一、二吧!

龐大移民帶來金銀財寶

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奉命陪閻院長飛台」,閻院長即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他是由總統李宗仁任命,李宗仁本意是要任命居正,因國民黨內鬥,一票之差未通過立法院人事表決,李宗仁才改任命閻錫山,李宗仁也因為居正任命案未過,與其他諸多掣肘之事而心灰意冷,最後飛美一走了之。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閻錫山寧可減少幾名衛士,也堅持金條非帶不可。」回憶錄中提到黃金數量是兩箱,因過重超過飛機負荷,若是勉強起飛,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在閻錫山減少幾名衛士上飛機後,飛機順利飛往臺灣,一名衛士約有七、八十公斤重,以五或六名衛士來計算,那些黃金當有四百公斤左右。

另一位攜帶大量黃金到臺灣,而為我們知曉的人是張群,1949年12月9日也是閻錫山、陳立夫飛臺灣的同一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設計扣押了張群、李彌(第八軍軍長)、余程萬(第26軍軍長)等人,晚10時通電全國率部起義,在五華山升起五星紅旗,諷刺的是張群專程前往雲南,目的就是去「勉勵」盧漢報效黨國的,《異域》一書所述故事就是從此開始,盧漢最後還是念著舊情放了張群,一箱黃金也還給張群,還讓裴存藩(黃埔三期、陸軍中將、立法委員、雲南省黨部主任)陪同張群飛離昆明,李彌、余程萬,隨後也放了,盧漢是要他倆帶著部隊與他一齊起義。

攜帶大量黃金或其他貴重財物來臺灣之事,這是當時許多人都在做的,大家都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但是大量財寶的搬動很難不引人注目,因此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互不嚷嚷的,兩個例子中,張群是因為被盧漢扣留,而國民黨高官被敵方拘留再釋放,張群可能是唯一的例子,大量黃金隨身之事才會曝光;閻錫山以行政院院長之身分,被陳立夫「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其實與押解閻錫山到臺灣是同一意思,還被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這個委屈還算小的,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復行視事」,法理上應代理總統的閻錫山,10日與其內閣總辭,從此永久離開政壇,那兩箱黃金,就隨著歲月逐漸的減輕重量;退到臺灣的高官甚多,大部分與閻錫山一樣,無官可做、無兵可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賣金條度過晚年,其人數甚多,黃金數量也難以估計。相對於這些投閒置散者,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陳立夫,由於人事傾軋並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流放」美國去養雞,直到陳誠過世,方才回到臺灣,「福將」張群則繼續風光終老,這就是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那些「奉命飛台」、「押解到台」的人很多,他們多有特殊身分,「不適宜」留在大陸,怕這些人被共產黨利用,例如昔日的東北少帥…等人,固然他們身不由己,但卻是最有能力持金條、寶物到臺灣的人,少帥帶到臺灣的財物只會比閻錫山多更多,還有許多腰纏萬貫的富豪,自行搭機坐船到臺灣,那年頭不是等閒之輩,還真上不了機船哩,他們的財力可想而知,不然太平輪海難後,也不致因超載而沉沒,其他由政府運送來臺之一般官兵與家眷,帶個幾兩幾十兩黃金來臺灣也是情理之常,以大陳島撤退為例,在美國軍艦掩護下,大陳島撤退是絕不留下一人一物的焦土政策,居民當然是將所有貴重家當能帶就帶走。

因為僑居地排華或動亂,政府也接受許多僑民遷臺,部分僑民安排住在華僑新村,部分僑民散居各地,也有自成聚落者,如中和華新街的緬甸歸僑,這些歸僑都是攜帶龐大財產遷居臺灣。

精英移民填補傳統文化缺口

日據50年間,臺人並未忘本,初期以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統治,並不遺餘力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例如:

  • 日據時期中國醫學是父子相傳的承襲方式,臺灣中醫藥界至今都有標榜「祖傳祕方」的宣傳,臺灣青草藥店特別盛行,這在大陸與世界各地都是罕見的,原因就是日據期間中藥匱乏,先民不願放棄良好的中國醫藥,才以本地盛產不虞匱乏的青草藥補上藥品缺口,時至今日中西藥早已充分供應,草藥治病之風仍然盛行,成為另類療法,這就是先民為傳承中國醫藥形成的遺風。
  • 日據時期禁止台灣百姓學習中國武術,國術館以暗館方式傳授武術與治傷,光復後國術館才得以公開活動,國術館傳授武藝與治療跌打損傷,也是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 中國佛教被殖民者禁止,信眾就以帶髮修行方式,繼續傳承中國佛教,因為吃素食就被稱為齋公或齋婆。

國府遷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也跟隨來臺,還有佛教各宗高僧多人來臺,儒、釋、道三教正統齊聚臺灣,還有更多的大陸各界精英來到臺灣,皆是各界翹楚,他們的人文素養、技藝成就豐富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填補了日據時代所造成的中華傳統文化缺口,這些人憑其深厚底子,得以開宗立派或在各界發揮所長,即使是在基層小人物中,也有「現代武訓」之譽的平民教育家王貫英先生。

臺灣經濟飛躍成長軍公教得以調薪

這些人來到臺灣無田無產,初期多是在政府、軍隊或公營事業內任職,雖然如此乍到臺灣的他們,在財力方面並不會比235萬戶,佔臺灣人口三分之二的佃農家庭(註)差,這個論點可以從早年臺灣社會養女(童養媳)數,人口販賣(雛妓)情形,公娼從業人數,貧戶人數等數據資料中窺見端倪,可知日本據臺時期,日本人與那些皇民奉公士紳階級是如何剝削臺灣民眾。

經過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成功施行,政府興修水利,農會組織與農業改良單位的努力等等,臺灣貧下佃農收益增加了,負擔反而減少,農民苦盡甘來,而在政府機構任職者,待遇卻始終微薄,為長久計這些人生活自然是要節衣縮食,顯得相對貧困,直到1970年代臺灣經濟好轉,基礎建設明顯不足,蔣經國毅然推動十大建設,1971年8月14日中山高速公路率先開工,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橋啟用,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在十大建設的推動下經濟更加成長,1976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僅2.4%,因經濟好轉政府有能力逐步調整軍公教待遇,至1980年軍公教待遇拉近至民間一般水準,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此後一段時間臺灣的的確確是處於三民主義治理下的均富社會。

算計政治下的不單純經濟

繼蔣經國之後執政十二年多(1988/1/13-2000/5/20)的李登輝,施政充滿著算計,經濟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一切夾雜其個人狹隘意識形態行事,例如:

  • 強推「南向政策」,目的是要對大陸「戒急用忍」,結果是以台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告終。
  • 高速鐵路BOT案招標時,「台灣高鐵團隊」以政府「零出資」為特點而得標,結局卻是政府投資加政府擔保貸款,佔台灣高鐵投資總額61%;台灣高鐵原採德國西門子系統,硬是被李登輝插進日本機電系統,歐洲高鐵聯盟為此提出國際商務仲裁,台灣高鐵被判賠七千三百零四萬美元,失了商譽賠了金錢,還增加施工難度與運作上的不穩定,台灣第一件BOT公共建設就是這麼幹了。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於李登輝任內起建並完工,結果是屋外下大雨室內就淹大水,至今不能解決漏水問題。

1993年實施「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號稱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實際上只是BOT、委外經營及公營事業民營化那一套,結果就是政府開始使用派遣人員,業務外包,引進外勞,之前十大建設完全僱用本地勞工,到了李登輝任內政府各項工程就開始大量僱用外勞;李登輝諸多財經措施,直接間接導致勞工薪資停滯不前,但是許多勞工卻奉其為民主導師,精神領袖。

離譜的意識形態鬥爭

蔡氏政權一上任即推出「前瞻計畫」,計畫是否前瞻?僅從預算分配偏重綠色執政城市就知,前瞻變錢沾綁樁之心毫不掩飾;蔡氏政權向對手施以趕盡殺絕手段,雖嫌小人作風亦屬該輩所為必然之事,但是357年前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在臺灣有四百五十多座廟宇奉祀,「轉型正義」的鬥爭矛頭怎麼會指向備受尊崇之古人?可見其行事作風較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臺灣居民無論先來後到早已融合在一起了,無法以語言、職業、婚姻、宗教信仰、政治取向(或統獨傾向)、居住地等等去硬性分類了,如軍警公教從業人員,就是「番薯」多過「芋頭」,近年來臺灣也移入主要為婚姻而來之移民,在在顯示臺灣就是一個需要移民來彌補自身不足之社會,新的移民帶來家鄉風俗與異地美食,也填補了基層工作職缺,對社會有很大地穩定作用,還是讓我們感謝並歡迎新住民的到來吧!

註:抗戰勝利日本人遣返後,臺灣本地人口不足600萬,佃農有235萬人,再加上家屬,其人口應超過臺灣人口三分之二,佃農人數參考
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604.pdf

追念葬身草嶺潭底的74名外省官兵 | 石文傑

今年5月18日是雲林草嶺潭崩塌67週年紀念(1951–2018),想起那一次不幸造成74名國軍官兵因公殉職,有的葬身潭底,有的屍骨無存,有的屍首四裂,那更是人間一大悲劇!筆者曾在上海田子坊遇到一位家住徐州的保全人員,提起當年一起被拉夫到台灣的伯伯、叔叔、爺爺大都陸續返鄉探親,唯獨他爺爺始終音訊全無,家人忍不住悲情要問「爺爺為什麼還不回來?!」令人擔心他爺爺會不會是其中一位?

位於南投、雲林、嘉義交界的草嶺潭,因為一次地震形成堰塞湖,當局擬在潭底修築堅固工事,並搭建簡陋工寮,詎料連日的豪大雨,導致於1951年/民國40年5月18日清晨崩塌潰決,1億5千立方公尺之蓄水一時之間喧洩而下,正駐紮潭下的陸軍第七十五軍步兵第十六師工兵營74名清一色外省籍官兵弟兄,一夜之間霎時全數淪為波臣,全營官兵包括連長李柏春等共74人不幸罹難,命喪異鄉(全營僅56人倖免生還),至今仍令人無限悲痛。據當地居民回憶,災後沿著清水溪、濁水溪,水流屍遍佈沿兩岸,而多已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矣。

遭此災變,各界為感懷他們為地方建設及維護民眾生命財產而壯烈犧牲,乃擇嘉義縣梅山鎮梅山公園現址,立碑鐫石,建衣冠塚,以為表彰永誌。1998年/民國87年秋,陸軍總司令湯曜明上將鑑於紀念碑鐫石日久斑剝陳舊,園景荒蕪,特撥款飭駐軍二五七師重修,恢復原貌外,另增列殉難官兵之英名,於鐫石右側,重整花草景觀,使其成為莊嚴肅穆,景色怡然,寓瞻仰追思於休閒遊賞園景,以告慰英靈,永誌不朽。

葬身草嶺潭底的74名官兵(據筆者探查,清一色全都來自中國大陸浙江、廣東、湖南等省的外省囝,當時政府尚未徵調本省青年入伍當充員兵),他們是:

李柏春上尉、童清心上尉、金霞山中尉、楊萬雲少尉、向舟田少尉、

蕭芝槐准尉、陸  飛准尉、劉宗益准尉、陳定立上士、蔡喜保上士、

吳福根上士、嚴志剛上士、王英俊上士、劉少泉上士、耿心田上士、

段瑞林上士、潘金松上士、張明詩中士、王大成中士、胡登金中士、

黃良得中士、陳根鴻中士、陶  明中士、劉光輝中士、郭長根中士、

張杏松中士、唐成全下士、周炳安下士、沈學明下士、江上喜下士、

陸恆興下士、張冬夢下士、林  忠下士、劉瑞珍上兵、周  宓上兵、

李章全上兵、蔣阿春上兵、陳善慶上兵、黃益民上兵 、戴連珍上兵、

陳  玉上兵、史久和上兵、向德林上兵、盧秀祺上士、彭忠良上士、

李茂生上士、姚炳昌上士、林國珍上士、何清海上士、黃喜生上士、

曾自德中士、張泉發中士、周祖璠中士、方國成中士、戴國英中士、

李金祥中士、張海清下士、沈普生下士、周元福下士、謝瑞盛下士、

呂世榮上兵、朱寶林上兵、李信芳上兵、劉廷功上兵、林阿來一兵、

陳芳信一兵、章阿岳上兵、夏連兆上兵、陳阿富上兵、劉阿日上兵、

龔如根上兵、劉世民上兵、周治平上兵、周裕堂上兵

(抄錄自嘉義梅山公園《草嶺兵工殉難紀念碑英魂名錄》)

由於彼時兩岸關係緊張,音訊隔絕,以致67年來英烈們在大陸的親屬,大都不知自家子弟已命喪黃泉,死於非命,埋骨他鄉甚或屍骨不存,至今思之仍令人不勝悲痛,不能自已。至盼國防部能公佈74名英烈的軍籍籍貫,透過海基、海協兩會管道,安排大陸親屬前來追悼並招魂,以慰死者在天之靈,可能比入祀忠烈祠更有實質意義。

又悉當年開發橫貫公路 ,不幸因公殉難的退除役官兵,亦絕大多數隸屬大陸人士(太魯閣長春祠即祭祀這些英靈),還有當年八二三炮戰時不幸犧牲的國軍弟兄,外省子弟所佔比例甚高,他們多是來台的外省人士(金門太武山軍人公墓墓碑上的籍貫欄可以佐證),這許許多多的外省同胞,將畢生青春年華、寶貴生命,奉獻給寶島台灣,希望今後有情有義的本省人士(筆者為土生土長的本省子弟),不要再糟蹋僅有的人性尊嚴。吾人每年追悼二二八事件不幸遇難志士,秋祭以外省人佔多數的白色恐怖殉難人士,誠不應再撥弄省籍意識,更不應遺忘這一大群曾為台灣付出寶貴鮮血、離鄉背井的外省同胞!

台北市議員梁文傑曾在聯合報、蘋果日報接連為文, 質疑領兩萬元以下退休金的軍公教還是弱勢嗎?在此我要提醒梁議員,這些每月領兩萬元以下的大多是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退伍外省老兵,他們大多鰥寡孤獨、侷促榮民之家,過著風燭殘年,極盡卑微,維持尚存的一息口氣,請不要再撥弄他們。想當年他們個個年輕力壯、英挺瀟灑,為保衛台澎金馬避免淪入共產黨之手 ,他們付出了寶貴青春,犧牲了終身大事,如今年老孤獨鰥寡,靠著點滴尿袋維生,僅有的人性尊嚴, 還要被踐踏,被嘲弄,真是情何以堪?

補註:2015年3月,時值草嶺潭崩蹋64週年前2個月,我特地修函給多年好友雲林縣政府縣長蘇治芬,希望蘇縣長能在事故發生地-該縣古坑鄉草嶺村舉行草嶺潭罹難74名官兵追思會,還透過好友蘇縣長乃兄治灝說項,竟接獲官式十足的覆函,此事遂不了了之。

八田與一值得我們蓋紀念館立銅像嗎? | 王永

嘉南大圳完工後(1925年),當地每甲土地的稻米產量增加了2.1倍。可是台灣人的稻米消費量又是什麼情況呢?

1910年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是130公斤。
1930年代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減少到只剩100公斤。

另外一項數字顯示: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農民的食米量減少,但甘薯消費量增加了46.5%。
原來台灣的稻米增產,大部份被殖民政府低價收購,供給日本人吃了。

資料來源
1. 1966年日本銀行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
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

 

看台中市政府「認識台中」史實的缺漏問題,有感 | 郭譽孚

曾有高中學生,根據文化局的「認識台中」而整理出下列的觀點[1]──

『……近百年來台中市的開發情況──

清康熙 49 年 [1710 年] 漢人移入犁頭店[今南屯],台中市始被開發

清雍正 10 年 [1732 年] 於犁頭店設立巡檢署

道光年間 形成市街,並且有「大墩街」的街道名稱

道光年間 成為當時台灣中部的農產品與貨物的交易中心

西元 1885 年 清政府於此建築城垣[後來的台中城]

西元 1887 年 台灣建省,劉銘傳曾計畫在此建立省督

日治時代

發展極為快速,日本政府積極實施許多計畫改正市區、統治河流,並且設計棋盤狀的道路、開通縱貫鐵路,使其成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然而,上述關於日據前台中市發展的史實,所描述的是真實的要點嗎?

就所知──

台中市的都市計劃起於日據時期的1900年,與台北市的都市計畫,同年開始;

然而,這代表的是什麼?

這雖是社會發展逐漸脫離自然型態而由人為主導的發展過程;但人為的主導真的能夠完全擺脫自然條件,那麼重要嗎?沒有任何都市計劃可能擺脫其自然條件,在沙漠中間,沒有人去建立都市,為何應該被那樣重視,日本時代為何被特別標舉出來──?

當年的史實是早有清代台灣現代化的主導者劉銘傳,在其就任台灣省巡撫前,我們島嶼本來只是福建省管轄下的一個大離島;當年,法軍侵台,劉奉旨護台抗法,來台擊敗法軍;他感到台灣不僅戰略位置重要,並且有自給自足成為一省的條件;而他是太平天國之亂時的西化派將領,來台後,發現台灣應該具有發展的潛力,因而有以「一隅而為天下倡」之抱負;當時,朝廷也有在台灣設『總統』,強化東南七省海防的主張;而劉銘傳來台擊敗法軍,又是洋務派一員;因此,我島乃有脫離福建而設省的機會;當年劉氏對於設省的構想,原本有將省城設在台中的想法,當時的奏摺為了「聲明彰化等縣地輿太廣,急需添官分治」稱:

「查彰化橋孜圖地方,山環水複,中開平原,氣象宏敞;又當全台適中之地。擬照前撫臣岑毓英議,就該處建立省城;分彰化東北之境,設首府曰『台灣府』、附郭首縣曰『台灣縣』,將原有台灣府縣改為台南府安平縣……」

「1887年八月,畫疆分理,粗具規模,為彰化橋仔頭新訂省會,設備未周,暫駐台北。」

同年,劉氏完成清丈清賦;上書戶部咨移海軍衙門議准台灣修建鐵路,創辦商務;後因為隔年發生施九緞事件,施因新任縣吏清丈貪墨而起事,曾以索焚丈單,引來數千人圍縣城,電線毀斷,提督朱煥明陣亡;但事件平息後,劉仍命棟軍負責建造省城,直到劉去職,工程才停止進行。

事實上,對於台中的重視,如所示,不僅是劉銘傳的主張,也是前任福建巡撫岑毓英的主張,更是左宗棠麾下名將劉璈的主張,雖然兩劉交惡,但是在看中台中上是共同的,這值得指出。

其次,應該指出當時中部地區已經是人文薈萃的富饒之地,換言之,中部地區出現一個大都會是已有其實力的。。。例如,霧峰林家不但出了武將林奠國與林文察、林朝棟父子,還出了舉人林文欽;在資產上,林家又由於軍功取得了樟腦的經營權,林文欽的腦棧事業到甲午年時已發展到香港。

當然,我們不能不提及的,當年鹿港地區早已開發,當年應該也有雄厚的實力,甚至,鹿港的眾仕紳如進士蔡德芳、貢生吳德功等還曾經公開主張應該把省城設在鹿港;但是,如前述,施九緞事件的主角施家乃是鹿港巨族,在其地附近設置都會,是否有繼續任其發展,受其「圍城」的壓力?並且,鹿港在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淤塞,其貿易地位已經遠不如過去盛時。。。

此外,根據台北建城不取艋舺,不取大稻埕,而取兩者間的地點作為平衡或發展的樞紐,而建為台北府城的史實──選取台中,名之為『台灣府』,其首縣為『台灣縣』;而原來的台灣府改為台南府,台灣縣改為安平縣;真是充分的顯示了當年不只是計畫一省城而已,「台灣府」與台灣縣這個名稱的更動,更是顯示了當年北京當局是如何期許這個新都市在我們島嶼的代表性地位。

另一問題是其所謂「使其成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是以何種標準來確認的?

史實中,台北市與台中市,在同年開始實施日人的都市計畫;如前述,台北市的計畫人口為六十萬人,台中市為二十萬人;規模差距不小;

而另以重要性言,日本新據台灣,台北在北端,最接近日本領土,並且是當時台灣唯一擁有鐵路、最繁華的新興城市;其北面有海港基隆可以直航日本,其近便的地理位置,似乎必然較台中重要;而台灣總督長駐台北,似乎也顯示了我們的推論;如果所謂「現代化」,是指社會政經發展與交通的話,我們似乎想不出台中當年真是比台北更現代化的都市!

上述關於台中市發展的史述,聯繫上最近該市強調綠川整治的新聞炒作──竟把原本應該每日潺潺的河流封死在水泥之下,掛上霓虹彩飾的河川景觀,當成偉大的現代化之生態成就。。。

是否充分顯示了當局者除了嚴重的選擇性記憶外,也讓我們相當感受到或許只是反映他們深度自卑的爭取所謂「現代化」與其「第一」的心理,那是一種讓人會感到深刻遺憾的誇大與浮華,好虛名的習性。。。

那應該絕非在未來推動我們的社會朝向理想發展時,我們所需要的正確態度。。。

 

[1] 「台中興盛與鹿港的沒落之比較」,國立苑裡高中。高三 12 班,許文菁、賴怡婷著,

根據資料來源:參考台中市文化局─走讀台中,用心看台中〈認識台中〉。97 年 2月 26 日,取自 http://www.tccgc.gov.tw/report/taichung/taichung/taichung.htm 整理而成

 

勵志台灣大哀詞 〈十〉光復初期悲劇篇 | 郭譽孚

婆娑台灣島福摩     原民漢胞歌聲輟

 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何以故    何以故      久別兄弟血流誤 

 這一篇的十二句是描述二二八事件悲劇的由來──近因。由於本篇所述的情境,也就是後來引起「二二八悲劇」的情境,它特別複雜,所以,以下解說的資料特別多些,請參考──

首先,讓我們看──「青年勁旅忍投海     國府派軍苦踟躇」前篇所述日美的離奇作為,都發生在國府派軍來台之前,換言之,以傳聞中甚囂塵上的「台灣自治運動」言,直後有我們前指出的「台灣王公開接收事件」、「台灣王怕日本十八萬大軍而拒絕出席南京受降大典事件」與「林陳演講後台灣物價飆漲事件」,似乎接收台灣所遇的變數頗大,這時的國府應該如何派軍來台?

   而當年的史實,據謝東閔先生稱,原來國府所欲派的是其最精銳的青年軍──曾在緬甸與英美並肩作戰,擊敗日軍解救英軍,接受美式裝備者──他曾親身奉召為教官,對其官兵講解台灣的歷史,風土人情,風俗習慣與日本殖民統治的行政與教育、經濟等〈請見於「歸返─我家與我的故事」,謝東閔著,聯經出版,頁184〉;

然而,在前述的日軍可能不穩,國府所派軍隊可能將面對極為危險的情勢之考慮,與國共相爭亟需用兵的大環境下,乃部分改派裝備較差,且未曾受該講習的地方部隊來台──對於長期受軍國主義熏陶的皇民化青年言,這是難受尊重的;更何況,該軍隊對兩岸氣候的差異之無知,竟正好又加重了這一負面的影響;在人們回憶當年時有所謂的

 「日本投降,……,傳聞台灣軍司令部參謀長諫山春樹召集十六位台灣名流,告訴他們日本雖戰敗,但在台灣仍擁有五十萬大軍,還有五年屯糧及精良武器,如果台灣願意效法印尼,脫離中國宣布獨立,日本願意全力支持。聽說當時有人十分贊成……這計畫雖未實現,但陳儀已事先獲得台灣有人不願歸順的意圖。因此,在接收前先招募一批沒有知識、低階層的無賴漢,充當先鋒部隊,登陸後如果遭遇不測,既使犧牲也無妨,然後再派精銳部隊武力征服,血腥鎮壓。」〈引自「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353。〉

「我以中央社特派員的身份有幸與他同機,……當五架專機降落於松山機場時,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台灣士紳……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出來露面,……三十四年首次在台北公會堂舉行的國慶紀念會……他又稱病不出,……。他的作為真令人有點匪夷所思了。」〈「後世忠邪自有評」,收於「感懷集」,葉明勳著,躍昇文化事業1996年初版四刷印行,頁74~75〉

「當接收臺省之初,國軍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自高雄登陸,俱系美式裝備,軍容甚盛;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自基隆登陸,士兵來自閩省保安隊改編,人著棉軍裝,赤足著草鞋,……」〈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36。〉

「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怎會打勝仗的?」〈沈雲龍口述回憶資料,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九,頁125。〉這是當年的複雜實況之一──然後其他的狀況可見於下面六句──

「海南軍伕受毒害    次級兵丁糾葛多  

   接收金鎚紛爭起     日產解散工難復

   演出倭人偷聲笑     美方竟來革命書」 

至於,上面出現的六句,除了第三句是指日文的「金鎚」,即,中文的「鐵鎚」,曾被國府接收人員誤為「金製」的鎚子,引起糾紛,此以作為當時語言不通可能引起嚴重誤會的一例子;

第四句,則指的是前述關於戰後日人竟在離台前不僅以由東京運來的巨額廢鈔吸光市場上的物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把所有國策會社清算結束,股東與員工各自朋分後,國府所接收的幾乎只是空殼子;造成各地工廠難以開工的情況。學者研究史實資料中所謂──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其一、二句,則是指在後來二二八事件中地位重要,卻少為人談起的海南島台灣軍問題,原來,戰爭末期日軍徵召台人赴海南島任軍伕與警察,成為當地的統治階級;少部份台人竟然皇民化到與日軍一樣嚴重欺凌當地民眾的地步;其事傳播頗廣,在戰後曾引起粵人對海南台灣軍人的報復,也引起部份海南返台的台灣軍人之仇恨;二二八事件之擴大,有許多資料顯示海南台灣軍人參與暴亂者最多,故有此段以勾勒該重要背景。據一位我台灣人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可見於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方面,戰後海南島台灣軍人,也因此在廣東受報復的情形如下: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到台灣,……有一件對老百姓心理上有極大影響的是,要提提。當時軍方對這邊天氣估計錯誤,軍隊來的時候,天熱,都打赤膊,腳上穿著草鞋,服裝不整。……這種儀容不整,對於歡迎的老百姓來講,看到後,認為這是什麼玩意,……當官長的,沒見過榻榻米,竟然不脫鞋就穿著鞋走進屋子裡到處找床,由於語言不通,鬧了不少的笑話。對老百姓的心裡又起了極大的影響。」〈沈雲龍先生回憶資料,收於「二二八檔案彙編〈九〉」,國史館印行,頁125〉

是以上的這類事故〈另有戰前與戰時日本派往中國的台灣浪人,在大陸為非作歹〉,使得兩岸間埋下了衝突的複雜種子[1]

而五、六句則是指其時還有更複雜的情勢,第五句是指出日本人在此期中的重要表演──對應於戰後日本的嚴重動盪──「軍人和軍需工廠員工,不分公私物之別,開始分配庫存物資……街上的市民臉色蒼白,所帶的包巾中的東西,不是趁混亂取得的軍用物資,就是在黑市市場買來的東西。」,

皇民份子辜偉甫在東京所見的──

「我本來打算到日本親眼看到重建日本的情形後,想把日本人肅然起敬的奮鬥精神告訴台灣同胞,我所見所聞的盡是疲憊而沒有道義的日本。〈「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在台灣,戰爭末期已出現了的日軍──

「部分敗德軍官,搜括許多糧食、衣料及其他物資將之藏匿。必須作為公民道德典範的軍官卻自己帶頭做如此之勾當,……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他們的勤務兵則被奉命爲這樣的女人端酒菜,自己吃的卻是聊可免於餓死的粗糙軍中伙食……」〈「台灣不可欺記」,伊藤金次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頁39、41〉

但是,卻由於總督府運了整飛機大額的鈔票來台,搶購我台灣各地物資以為己用,解決了日人返日前的生活問題,造成我們台灣物價嚴重膨漲,但是,他們對我台人卻表演出了一付很刻苦而極有秩序的樣子。讓外人都十分感動──

因而,乃有著名的所謂

「日本的統制經濟和停戰同時崩潰了。因為八年的戰爭而物資缺乏,疲敝困憊之際,加上統制經濟的體制崩潰,於是米的配給將斷絕,因此米價只有每天上漲了。首先依靠日本政權生活的官吏薪水階級者,發出了哀叫,加上日本銀行券的千圓鈔票上,加印台灣銀行幾個字的鈔票出籠,貨幣就驟然膨脹而更加刺激了物價的上漲。丟了職的日本官吏立刻跌入生活困境,有些人就打發家屬出外工作:小孩去賣香煙,女人就開露天店舖。無罪而純真的小孩不准上學,對著街上來往的人們點著頭『叔叔,請買一包香煙吧!』……」[2]

「那些曾經與我共事的日本記者們,率先垂範,成為一個團體而像苦力般地工作著。在街上看到他們頭上纏著白布賣力工作的樣子,實在悲壯極了。住在這個市營住宅區的貧民最先被遣送回國,但是當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實行所謂『要離開的鳥兒不弄髒窩』,於是把紙門重新裱好,然後離開。我看到這種情形說不出有多少感慨。

──這如何能不使皇民化的,不知事實底細的年輕人更是以為日人之可敬?!

這一情形,日人主事者之「偷笑」,實我先民之悲運也。

末句之「美方竟來革命書」,是指盟國此時竟然向我台灣散播鼓吹革命的小冊子;在著名的台獨經典「被出賣的台灣」裡,我們就可看到那位美國作者,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副館長柯喬治做這樣的自述──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3]──

這就是本篇此句所述「美方竟播革命書」的由來;而其實美國當年並未伸出援手,以至於該柯爾名其著作為「被出賣的台灣」;也應該正是當年熟知此中原委的我台灣祖國派領袖林獻堂先生在日後落難東京時,猶拒見該一身份重要的美國官員的理由。最後,本篇末句,就是指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作者為我們被撥弄的先民,落入二二八悲劇中,被犧牲之哀嘆──悲痛那入人毒彀中的「久別兄弟血流誤」了。

[1] 例如,臺獨大將蔡同榮回憶中所及──「國民學校五年級時,我的級任導師是台北師範剛畢業的林老師,他不喜歡大陸人,也不會教國文,大部分的時間都教我們算術,他使我對數學發生興趣,其後一連串的入學考試,我都靠優異的數學成績而被錄取,這要歸功於他替我奠定的基礎。   林老師教我們半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他非常興奮,寫了好多標語,叫我們貼到村上的電線桿上。他在廟前演講,呼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倒貪官污吏,好多村民響應地的號召捐錢,他跟幾位曾被日本政府徵調到海南島作戰的青年,一起到嘉義飛機場攻擊蔣。隨後幾天我都守在收音機旁邊收聽他的「戰況」。但此後他一直沒有回來,到現在仍不曉得這位我所敬愛老師的下落。」〈「我要回去」,蔡同榮著,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印行,頁11〉

[2] 「無花果」,吳濁流著,前衛版,頁142。

[3] 「被出賣的台灣」,喬治‧柯爾著,陳榮成譯,前衛出版社1996年印行,頁224。

面對全球氣候急遽變遷~回頭看看臺灣從明鄭到現代的水利建設|賈忠偉

臺灣年平均雨量可達2,500毫米以上,是世界平均雨量973毫米的2.5倍,比起地表降雨最豐富的北緯零至十度還多了約30%,屬多雨區。而位於東北季風迎風面的基隆,全年平均下雨日更多達212.6天,年平均雨量高達2,903毫米。

但因為地形條件的關係,尤是高聳的中央山脈縱貫其中,使得臺灣河川大多坡陡水急,年平均降下的900億立方公尺雨水,其中500億立方公尺很快的就隨河川排入四周的大海中,再加上河川受到污染,實際上每人每年可以分配到的水資源只剩下約1,700立方公尺,比起日本人均水資源2,300立方公尺、大陸人均水資源2,127立方公尺,都要低很多,為世界平均值的1/6,使得臺灣成為世界第18位的缺水地區。

而最麻煩的是,全年降雨時間並不平均,超過80%的降雨集中在5至10月間。北中南各地降雨也有極大的差異,再加上人口密度高,土表都被水泥建築與柏油路面所覆蓋,導致雨水無法滲透至地下,結果豐雨期時──遇上颱風和豪大雨、海水滿潮,河水容易因宣洩不及而釀成水患;枯水期(11月至隔年4月)可能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因此不論就防洪、飲用或是灌溉,各種水利設施的興建就成為島內建設相當重要的關鍵。

荷蘭、明鄭至清代的水利建設

早期由於臺灣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所以一般現代紀錄臺灣的開拓史,都是以荷蘭人佔領臺灣時期開始計算。荷蘭人是在西元1624年進入臺南。鄭成功則是在西元1662年,攻下荷蘭人位於在臺南安平的熱蘭遮城(即安平古堡),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1683年,鄭克塽歸順清朝,臺灣進入清朝統治時期。隨著幾次的政權更迭,大陸漢人移入臺灣的人數愈來愈多,人一多水利設施的建設就成了統治當局亟待解決的重大民生內政問題。像史書上記錄的──閩客、漳泉、漢番…械鬥,追究其原因,很多都與搶水、搶地有關。

在蔡志展教授所寫的《清代臺灣水利開發研究(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一書中,以現存的地方志及契約等資料,整理出──「荷蘭及明鄭時期臺灣的水利設施有35處,清代共966處」。而臺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張文亮教授在《由水資源看臺灣鄉土中的水土問題》論文中則統計出了下列數據──「全臺灣這3、400年來竟然開鑿了(水利)渠道60,553條,引水渠道長度有41,397公里……留下了129噸的水,供給了60萬公頃的土地灌溉使用」。

當時最著名的水利建設、有「清代三大水利建設(三大埤圳)」稱號,依建造時間先後分別為──彰化的八堡圳、臺北的瑠公圳、高雄的曹公圳。

「八堡圳」的圳頭(引水口)位於今天彰化縣二水鄉(古名為鼻仔頭)。由於引用的是中部濁水溪的水,所以初期被稱為「濁水圳」。是施世榜(1671~1743)在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私人出資興建,於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完工啟用。因屬於施家的私人產業,被改稱為「施厝圳」。「八堡圳」灌溉面積達12,000餘甲地,可灌溉彰化縣全區十三個堡(「堡」為清代的行政區劃分單位)中的──東螺東堡、東螺西堡、武東堡、武西堡、燕霧上堡、燕霧下堡、馬芝堡及線東堡等八堡,所以又被稱為「八堡圳」。

「八堡圳」為清代全臺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所以後人將施世榜尊稱為臺灣水利建設的祖師爺。八堡圳完成後,彰化平原由原本的鹿場搖身一變成為臺灣最大的穀倉,鹿港亦因輸出大批稻米至大陸躍升為僅次於臺南府城的大型港口。

要談「瑠公圳」之前就必須先認識有臺北首圳之稱的「霧裡薛圳」。「霧裡薛圳」又名「內湖陂」或「周七股圳」,因水源取自霧裡薛溪(今景美溪,由當地平埔族霧裡薛社而來)而得名,其圳頭(取水口)在今景美溪橋下方,即今臺北市文山區和興路西側、埤腹抽水站附近,為漢人進入台北盆地後最早有紀錄的水圳工程。「霧裡薛圳」開鑿的時間最早可以推至1724年(雍正二年),在乾隆初年竣工啟用。「霧裡薛圳」一直運作到1915年(大正四年)3月,被日本人納入「瑠公水利組合」才消失。隨著臺北成為臺灣的政經中心,「霧裡薛圳」之圳道幾乎都因為都市建設被填平,目前在臺北市新溫州街與辛亥路的巷弄間,仍殘留了幾小段圳溝,水質依然清澈,是都市水泥叢林中難得一見的世外桃源。

「瑠公圳」為郭錫瑠(1706~1765,字天錫,來自漳州)在1740年(乾隆五年)開始規劃興建,當時稱為──「大坪林合興寮石腔頂圳」。但因為預計設置的圳頭(取水口)位於原住民泰雅族的傳統活動領域,讓引水工程的進度一再延宕,之後因資金耗盡,只能在1753年轉與大坪林庄(今新北市新店區大坪林)的墾首蕭妙興等人合作,蕭妙興以碧潭(舊名獅山邊大潭)和郭錫瑠交換水權,之後繼續雇工開鑿,到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正式完工啟用,這就是後來稱呼的──「大坪林圳」,成為新店文山地區相當重要的灌溉水源。

「大坪林圳」完成啟用之後,有了周轉金的郭錫瑠又重新開始構築「瑠公圳」。但郭錫瑠擔心與「大坪林圳」共用清潭溪(屬新店溪支流)的水源將不足以同時灌溉大坪林庄與大加蚋保(今臺北市市區大部分區域),因此在新店溪(泰雅族稱為:Llyung Mstarnan/德拉難(楠)溪)更上游處重新設了一個新的取水圳頭(註1)。整個「瑠公圳」直到1765年(乾隆三十年)才完工通水,當時稱為「青潭大圳」或「金合川圳」。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時,「瑠公圳」已經構築延伸至錫口(今松山)社尾庄,總灌溉面積約2,300多甲,遍及──台北市松山、信義、大同、萬華、中正、大安、文山等行政區與新北市新店區等,每年可生產的稻米高達138,000多石,不但可以輸往大陸,留在本地的米穀也為臺北人口增長添加了助力。前面提過日本人據台之後,開始重組臺灣各地的水利設施,「霧裡薛圳」及「大坪林圳」通通被納入了「瑠公水利組合」,因郭錫瑠被後世尊稱為「瑠公」,所以今日「瑠公圳」泛指的是清代臺北幾處民間埤圳的統稱。與「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命運相同,「瑠公圳」大部分的圳道幾乎都消失於都市開發當中,留存下來的大多成為臭水溝或下水道,只剩幾小段清澈水圳保留在臺大校園裡供後人憑弔。

水路地形圖

【「瑠公圳」、「霧裡薛圳」、「大坪林圳」的水路地形圖,圖片摘自《瑠公大圳》李宗信/玉山社, 2014.11.05】

曹公圳,是鳳山知縣的曹謹(1787~1849,籍貫河南省懷慶府河內縣)在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為解當地旱象之災所下令開鑿的。由於工程分了好幾期,所以現在的曹公圳是由曹公舊圳、曹公新圳、鳳山圳、大寮圳、林園圳等五個水圳灌溉系統所構成,曹公圳引的是高屏溪的水,取水口位於今高雄九曲堂附近。灌溉範圍包括──今高雄市大寮區、林園區、鳳山區、小港區、三民區(包含愛河)、鳥松區、仁武區、左營區、鼓山區。這些水圳陸續完工後,再配合緯度適中的溫熱氣候,讓臺灣一躍成為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英國人馬丁(R.M.Martin)在1847年向英國政府提出的一份有關中國的政治、社會及商務報告中是這麼形容臺灣的:「…臺灣富庶而繁榮,南部有廣大平原…盛產各種水果及糧食,米、糖、菸草、樟腦等物的出產尤豐。(每年)將臺灣的米運到福建及浙江兩省的中國大船,經常達兩百艘之多…」

統計從1684~1894年,整個清朝統治時期,全臺灣總共構築了至少91條大型埤圳(不計各類小型支流埤圳)。在紀錄上最早完工的是──1684年的彰化福馬圳,恆春龍鑾大溝在1894年完工,之後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

瑠公圳原址紀念碑

【位於臺灣大學校園旁、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的瑠公圳原址紀念碑】

日本人在臺灣的水利建設

清朝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後,將臺灣與澎湖割讓給日本。政治版圖改變之後對臺灣最主要的影響就是--原本單純的農業水利建設開始轉向(輕)工業與民生兩方面。蓄水量大的水庫因此成為日本在臺灣最重要的水利建設,而主導施工的權力也完全由官方接手。在紀錄上日本人在臺灣建構的第一個水庫是位於高雄仁武、1920年(大正九年)完工的觀音湖水庫。而最有名的則是由八田與一(Hatta Yoichi,1886~1942)設計施工的──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北起虎尾溪,南到鹽水溪,全長約130公里,寬約35公里,總面積約25萬公頃(約24萬2,475甲),可耕地達15萬公頃(14多萬甲)。橫跨雲林、嘉義、台南三區。大多數的耕地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至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早期這裡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農民生活相當困苦。為了解決缺水的困擾,臺灣知縣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能提供附近230甲田地灌溉之用。日本佔據臺灣後,為了配合解決日本本土米穀產量不足的問題(註2),總督府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之後委託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8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3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才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中華民國來臺之後的水利建設

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日本據臺50年的建設,不管是──工業或是農業,在戰爭的末期幾乎都遭到美軍大轟炸的破壞,所有重建工作大多都是在日本投降後由國府接手陸續完成。而在重建的同時,國府也施行了幾項重要的農業政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這些讓原本的貧苦佃農成為耕地的主人,不再受到地主與沉重地租的壓迫,整個社會進入另一個全新的發展境界。

隨著工業的發展超越農業的產值,中華民國快速由原本的農業國家晉身為工業大國。但因為都市化與工業化的關係,許多農田被轉成住宅與工業用地,原有的水圳不是被填平就是變成了排汙的臭水溝,農業生產開始往少數特定地區或偏遠的鄉鎮集中。因為河水污染與禁抽地下水的關係,如何取得長期且穩定的水源供應,興建水庫就成了政府重要的水利建設。截至2017年(民國106年)為止,全臺灣大大小小的水庫總共50座,滿載為20億噸。在正常情況下,每座水庫每年可以循環蓄滿4次,也就是說一年全臺水庫理論上最多可以供應80億噸的水。可惜因為山地濫墾與自然淤積的問題導致水庫嚴重淤積,統計全臺水庫的平均容量只剩下原來的2/3左右──約54億噸左右,而且情況仍持續惡化中。

根據經濟部的資料顯示,目前全臺一年需消耗200億噸的水(包含農業灌溉與工業民生用水,註3),但水庫最多僅能供應約54億噸左右,只占全年需求量的25%。不足的部分就只能依靠抽取地下水和直接從河流取水。但前面提過,臺灣河流水流急短,再加上乾溼季節分明,會不會缺水,幾乎都得看老天爺的臉色。而抽取地下水還有一個嚴重的後遺症──地層下陷,前內政部長、現任臺大教授的李鴻源在《臺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天下文化出版)》中就指出,全臺總共有1,800平方公里,西部平原有超過1/10的土地都因為超抽地下水而陷落於海平面之下,國土流失的問題日益嚴重。李教授也在書中警告,以目前的技術與政府財政負擔,根本沒有辦法透過排沙與清淤的方式來延長或是增加水庫的壽命與容量。最麻煩的是,建新水庫除了所費不貲外,還要面臨環保與居民抗爭等問題。以工程經費高達600億的高雄美濃水庫為例,本來預計於1993年(民國八十二年)7月動工,但在居民的強烈反對下,興建計畫被擱置至今。李鴻源教授因此疾呼──要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一是加強工業與生活汙水的回收再利用──可以轉作為工業或農業用水、二為提高水價,以價制量,讓人們與企業懂得節約用水的重要,才能有效壓低每年不斷成長的用水量。另外,擷取高雄地區充沛且清澈的「伏流水(為流動於河道下方砂礫層水源,註4)」也是增加水源的方法之一,不過增加的幅度還是難以應付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缺水問題。

新時代水利建設面對的氣候挑戰

根據科學家的計算,地球這100年來,平均增溫約攝氏0.7℃,但臺灣都會地區卻因為「熱島效應」的關係,平均溫度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高達攝氏1.4℃。都市裡因綠地不足、再加上密密麻麻的水泥叢林使得臺灣夏季時甚至比位於赤道附近的新加坡還熱。最糟糕的是,因為「溫室效應」造成劇烈的氣候變遷,用水的問題就變的更加複雜。突發性的強降雨(暴雨)與長時間的乾旱,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能逃避的問題。像去年(2017年)6月2日的梅雨鋒面,7個小時內就在北海岸和基隆降下了將近620毫米的暴雨,單單新北市的石門一個小時就下了110毫米的暴雨,分別刷新了新北市21年來及基隆市41年來的梅雨紀錄,而這還只是那波梅雨的開場秀而已。但今年(2018年)的梅雨卻僅下了一兩天,再加上5月氣溫屢破歷史高溫紀錄,使得全臺主要的16個水庫蓄水量嚴重下跌,南部眾多水庫的蓄水量甚至連10%都不到,連全臺容量最大的水庫──曾文水庫(水庫設計容量達7億4,840萬立方公尺)都幾乎乾枯見底。當水利建設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防洪與治水時,如何兼顧環保與生態,恐怕才是我們必須為自己與後代子孫好好深思的重大議題。

附註:

(註1)關於「瑠公圳」的取水口位則有兩個說法,一是碧潭、二是新店溪上游青潭溪口附近。不過不管是那一處,早年這裡均為泰雅族(泰雅爾族)的居住活動的地區。

(註2)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始終未能改善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米騷動(米暴動)」。

(註3)臺灣平均一年農業用水約12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60%),民生用水是3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7%),工業用水是30億噸(占總消耗量的15%),保育用水是15億噸(占總消耗量的7.5%)。在定義上,所謂的保育用水指的是──「為河川中維護水系生態環境、水域景觀之基本流量」(資料來源:http://file.wra.gov.tw/wra_ext/deveinfo/html/%E6%B0%B4%E8%B3%87%E6%BA%90%E6%B0%B8%E7%BA%8C/CHN4.htm

(註4)以高雄地區為例,每日民生用水量的70%、約110萬噸是直接從高屏溪所抽取的,但高屏溪在豐水期(汛期/颱風豪雨)時水的濁度太高,導致自來水廠無法處理因此出現停水的困擾。而高屏溪流域豐沛的清澈伏流水,將可為大高雄地區提供每日至少5至10萬噸的乾淨原水,可以提升汛期高濁度時期自來水的備援能力。

 

 

 

偉大的八田與一?|賈忠偉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橫跨雲林、嘉義、臺南三地。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不過在荷據到清代,此地屬於「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淤塞擴大的新沖積平原(新生的荒瘠地)。就因樣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但當時人口密度不高,間歇性的耕作,或許還能勉強讓一家溫飽,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

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

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此地被總督府相中,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

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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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汗漫書屋)。

參見──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五南出版社)。

參見──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遠流出版社),p58~59。

參見──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