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陳至武先生標題為「耶魯教授直言: 中國教育不轉型，就只能培養最低端勞動力」的文章。我
第一層的反應是不恥大笑，又遇到一隻慕洋犬留學生。
第二層的反應是果然不出所料，反共反中的前朝中華民國遺老、國粉如獲至寶，在網路上八方傳播，奔走相告。

在教育前面沒有專家，教育涉及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國家需要、世界潮流…..千百種的因素，形成了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一個留洋慕洋犬的耶魯教授的頭銜，絕對換不到教育專家，沒有資格、更沒有能力在中國教育制度前面指手畫腳。

陳至武先生以自己1960年代自己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經驗，比較自己的兒女2000年代在美國受教育的經驗，開始指手畫腳，批判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是，假定中國的教育體制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是原地踏步、沒有進步的，十分可笑。

慕洋犬知識份子的特色是只要見到了中國制度和美國制度的不同，馬上一口咬定中國制度劣質落後，美國制度優越進步。從民國初年的慕洋犬地質學家丁文江回國後拒絕使用筷子、不吃醬油（不衛生）；到十幾年前的台灣慕洋犬教育部長吳京，要把美國的學區制搬到台灣（不知道美國學區造成的教育不公、房價起落）；到慕洋犬陳至武先生把自己兒女在美國受到的教育，無限敬仰，捧為只應天上有。

陳至武先生提到中國大陸的學生社會交往能力那麼差，不知道怎麼跟人打交道、怎麼表達自己，讓他非常痛心。這是每個人的個性所致，美國沒有這樣的學生嗎？我看到有些長袖善舞、能言善道的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厲害，這怎麼就怪罪中國的教育體制？也許可以建議中國加強人際關係的訓練，不需要全盤否定中國的教育體制。

陳至武先生提到中國經濟今天以製造業為主體，大學需要培養很多的工程師，認為如果有中國學生在大學四年時真的成了專家，他們在某個工程領域、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在大學時期就成為專家，他不以為那是一種成功，反而是一種失敗。要像美國耶魯大學一樣訓練學生有廣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換句話說，陳至武先生不喜歡專業技能的教育，喜歡一般的人文的教育，所以成為專家就是失敗的教育。這算什麼邏輯？

陳至武先生提到美國教育體系給每個人都提供了那麼多自我表述的機會，不會站在一班人面前就發抖，沒辦法說出話來。我不知道中國的學生會不會站在一班人面前都會發抖，都會說不出話來，把這樣雞毛蒜皮的事情用來批評中國的教育體制，我會笑出來。陳至武先生不知道中國從來不缺長袖善舞能言善道的人，看看今天民進黨政客顛倒黑白、侃侃而談，硬拗的本領美國能比嗎？

陳至武先生竟然看不到美國學校平均一月一起，學生持槍到自己的學校濫殺老師同學，造成大量傷亡。美國的教育制度敗壞至此，仍然被中國的慕洋犬高高捧起膜拜。

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名列全球綜合教育的前20名，中國的清華大學工學院名列全球工程教育第一名。我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要有信心，中國工程教育訓練出大量優秀的工程師，支撐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這個優勢要保持下去，中國祇需要加重人文的教育罷了，所謂中國恐怕只能繼續是給世界工廠提供低級勞動力，根本是慕洋犬的胡扯。

 

對抗經濟走弱，多數國家都會採行需求側的政策，如增加公共建設、寬鬆的貨幣之類，即實行所謂的凱因斯學說。中國大陸近年卻強調供給側的改革，簡單說，即致力於生產要素的提高與調整。

如前文《大陸經濟的新常態》所述，大陸的經濟發展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主要受益於「人口紅利」，即生產力和所得偏低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被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於是產生高經濟增長。大陸近年經濟不再能維持高速增長，則是因為人口紅利減弱所致。大陸因為生育率早已逐漸降低，而老年人占比增高，到2011年時勞動年齡人口就已達到峰頂，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即所謂的「未富先老」。大陸是否不再有人口紅利？

根據蔡昉教授的研究，勞動年齡人口雖然開始下降，人口紅利只是減弱，並未耗盡消失。這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到：大陸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占比多年來已大幅降低，但是比已開發國家仍偏高；大陸的農民工多在年輕時到城市務工，但是到了四十歲之後，常回鄉重新務農，未能發揮人口紅利的充分效益(正常工人一般工作到五十五歲左右)。因此供給側改革主要是以制度改革，來延長人口紅利。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優良的城鎮化和戶籍改革。城鎮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優良的城鎮化能促進產業聚集，人口、人才和創意的集中，以及高效公共服務的供給，成為創業和創新活動的平台，從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可持續性。戶籍改革針對農民工。農民工因為是農民戶籍而非城鎮戶籍，即使居住城鎮，在社會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未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樣既不公平，也降低農民工長期居留城鎮的意願。戶籍改革讓農民工具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能提高農民工移居城鎮的意願，有助於提高城鎮化及延長人口紅利。

相對於城鎮化，是農業進一步現代化。大陸的農業生產雖己相當程度機械化，但是因為農戶的人均土地規模小，其生產力受到制約。農業現代化主要在於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例如讓土地的經營權和所有權、承包權分開，而經營權可以流轉，因此能夠較集中。農業的經營規模擴大，不僅能提高農業生產力，也能釋出人口紅利。

除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供給側改革還包括「去產能」和擴大服務業。過去三十多年，大陸加速推進大量基礎建設，使工業產能大幅提高，但近年基礎建設漸趨完備，不再需要如此大量基礎建設，使部份工業產能成為多餘，因此需要「去產能」，即淘汰一些效能不佳的工業產能。「去產能」的同時，則以擴大服務業的產出來彌補工業減損的產出，而服務業的擴大也正是城鎮化的核心。服務業的逐漸成長使大陸經濟較少倚賴外貿，而更多取決於國內消費，使大陸經濟更健康而能夠持續。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直到2011年的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2012年起，經濟增長減速，到2015年之後，增長率降到低於7%。大陸經濟從10%的高增長轉軌到6、7%的中高速增長，並期待長期保持這樣的中高速增長，被稱為經濟的新常態。這是怎麼回事？經濟學家蔡昉教授在2017年出版《讀懂中國經濟：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簡體書），解開我的疑惑。

大陸的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45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隨後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是否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令人關心。「中等收入陷阱」是公認的經濟難關，很多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南非等，達到中等偏上收入之後，人均GDP長期無法突破1273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而人口上億的大國更沒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早發達國家除外)。

像大陸這樣原本的農業國家朝向工業化發展經濟，正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簡單說，農業國家有大量農業勞動者，但農地有限，因此農業勞動者的生產力和所得都很偏低，甚至可視為剩餘的勞動力，只要把這些剩餘的勞動力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就能達成高經濟增長。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起初很充沛，隨著剩餘勞動力一直導入非農業部門，同時經濟增長又造成生育率降低，人口紅利終將逐漸耗盡。

根據蔡教授的數據，2011年正是大陸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頂的時間，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這恰對應到前述經濟增長從高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的時間，人口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於是趨緩。當剩餘勞動力很充沛的時候，勞動者的薪資很難上漲；反之，當剩餘勞動力逐漸不足時，勞動者的薪資就會迅速上揚。大陸勞動者的薪資在2004年之後上漲很多，就反映這個現象，造成企業獲利減少而經濟增長趨緩。

蔡教授在書中清楚區別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由供給方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增長能力，與短期的需求變化沒有關係。」例如人口紅利減弱，潛在增長率就降低了。增加需求，例如大幅增加公共建設，可以使實際增長率高於潛在增長率，但多屬短期效果，並且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反之，若需求不足，則實際增長率會低於潛在增長率，可能導致失業增加的後果。因此，健康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讓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儘量保持一致。

大陸認清人口紅利減弱，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自然降低，於是不勉強追求高經濟增長，而努力於供給側改革(參見《大陸經濟的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其潛在增長率，期望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就是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大陸只要保持這樣的經濟新常態，不出十年，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我們最近看到作為中國國家主席的特使，國家副總理劉鶴，他的翩翩風度、專業知識、談判技巧、英語流暢，真是令人尊敬，為中國慶幸有這樣的人才。

這次又是典型的一貫技倆，由美國無端挑起貿易糾紛，然後漫天要價威脅恐嚇，甚至殺雞儆猴使中興企業立即休克，希望在製造了這些情景之後，籌碼滿滿，討到大便宜。

但是中國大陸這次官員由下而上，態度強硬，奉陪到底，毫不懼怕。美國在第一回合派出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顧問……強大反華團隊來北京拋下八項難堪的最後通諜，中國不為所動，仍然奉陪到底。

在這樣的強硬反應的條件下，美國知道一貫技倆無法屈服中國，這才有國家副總理劉鶴前往美國開始第二回合的華盛頓談判，劉鶴固然是雄才大略的人才，背後國力的支撐和奉陪到底的國家意志，仍是主力後盾。

我們不知道談判的內容細節，只能從媒體得知中國大陸做了若干讓步，譬如加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外界放寬金融、銀行、證券、保險產業進入中國，允許全部外資（不需合資）的企業進入中國，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等。以上是為了鍛煉提升這些國內產業，是中國既定的政策，其實與此次貿易糾紛無關。至於減少中美貿易的順差，最重要的是擴大進口美國天然汽、石油、高科技產品以及農產品等。這些並不損害中國太多的利益，只是這些產品的採購逐漸轉向美國，減少了向俄國、中東、日本、韓國、台灣、巴西、澳洲….地區的採購。

另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明白，今後電子、高科技的主要關鍵技術必須自己開發、生產、掌握，今後能源、糧食、原材料…..的進口必須來源分散，不能再受美國控制，因為美國明顯是不可信賴，而且處處扼制中國的敵對國家。受到這次的教訓，中國也增長了不少智慧。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

前言：因「拔管」引發的臺大「新五四運動」，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竟然要求國民黨不要介入，再睽之退休軍警公教反對「年金改革」行動，國民黨高層也是毫無作為，這些無疑的都是國民黨脫離群眾的表現。睽之歷史，國民黨脫離群眾之事例俯拾皆是。

清黨是國民黨第一次遠離工農大眾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李大釗介紹在桂林會晤了孫中山，馬林向孫中山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建議，主要兩條：一是改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二是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那就要建立自己的軍官學校。馬林說的聯合各界人民，就是要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人，共同為中國復興而奮鬥，工農大眾則是黨的群眾基礎；這兩條建議孫中山都樂意採納，國民黨的改組與建立軍官學校排上日程了。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Joffe)，發表「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情況，蔣介石將蘇俄之行，考察、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送交孫中山，覺得滿意的孫中山，更堅定了以俄為師的聯俄決心，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任俄共駐廣州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黨內順利改組完成。同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成立，蘇聯派出炮兵、工程兵、步兵、裝甲兵、空軍、無線電通訊、軍械保養等各兵科專家與軍事顧問，先後曾達三百餘人，並聘請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周恩來為政治部副主任，10月8日蘇聯「沃羅夫斯基」號輪船運來8000枝俄式長槍，每枝槍配備500發子彈，這是援助黃埔軍校的首批武器，之後至蔣介石清黨為止，陸續有大批蘇聯軍火運抵黃埔軍校，憑此軍火1925年2月得以東征陳炯明，獲勝後於兩廣建立國民政府，往後再次東征與接續北伐，都是依靠蘇聯提供的這些槍桿。

1925年孫中山逝世，遺囑謂「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實指蘇聯而非美、英、法等國)，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接受總理遺囑和一大所定政綱，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中國國民黨繼續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6年6月9日由黃埔師生為主幹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蘇聯軍事顧問隨軍行動，共產黨也動員農民與工人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短短9個月迅速攻占中國南部地方，勢力範圍自兩廣擴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1927年春攻克南京並接收上海(已被工人起義佔領)。

國民黨的北伐，被孫傳芳罵為賣國赤孽，孫傳芳認為這是國民黨勾結外國勢力造反奪權，當時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各地軍閥互相攻伐兼併，對於帝國主義非分要求只有曲從讓步，軍閥的存在對國家統一構成嚴重障礙，遑論驅逐帝國主義。孫中山聯俄、聯共之舉，可以達到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符合當時中國迫切需要，事實上當時世界各強國，也只有蘇聯對中國是友善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主動宣佈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的國家。

1927年4月12日北伐未盡全功，蔣介石發動清黨，不僅抓補共產黨黨員，就連國民黨左派也一併清除，蘇聯顧問也逃離廣州，昔日戰友成了新的敵人，共產黨被迫發動南昌起義，開始發展自己的武力，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先安內後攘外成了蔣介石拒不抗日的理由，坐視東北為日寇佔領(1931年918事變)，直到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之後才結束圍剿共產黨，開啟國共共同對日抗戰的序幕。

清黨最嚴重的影響，就是讓國民黨與基層農工由親密夥伴關係變成上下主從關係，國民黨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動員基層農工(清黨時大殺工會領導人)，只能以命令去強制徵收徵用，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與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就此失去群眾徒剩槍桿，這一點可由國民黨募兵困難，一直處在兵員不足的情況下看出， 1944年8月30日因虐兵事件蔣介石當眾杖擊中將兵役署長程澤潤，關押一年後槍斃。

沒有工農大眾的國民黨，有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切以領袖意識為主，工農大眾只能接受驅使，屬於隨時都要為領袖意識而犧牲的一群，這種上下從屬關係，就此延續下來，至今未改變，抗戰時花園口決堤，就是因為無法動員工農群眾協助國軍，於是就將黃河決堤企圖以水澤阻滯日軍前進，至於犧牲了無數百姓生命財產則毫無哀矜之慟，內戰後在金三角遺棄許多老兵是另一例子，更可悲的是這些老兵子女來到臺灣讀書，竟然面臨拿不到身分證，也回不了「僑居地」的怪事，相較於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就將因繳不起健保費而被鎖卡者解鎖，更顯示出國民黨對勞苦大眾之冷酷無情。

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在臺灣施行比清黨還要嚴苛的整肅統治，大殺左派人士寧枉不縱，對前皇民份子則是攏絡有加，對「大陸匪幇」展開系列的批評與謾罵，因「年金改革」陳情抗議的人，每一位都受過此類宣傳「洗禮」。

李登輝時期與之後的仇共恨匪教育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22歲前為日本人的李登輝順利接任總統，直至2000年5月20日卸任，執政長達12年，期間進行另一種方式的仇共教育。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仇共、恨匪」的宣傳因法律狀況改變，不方便由官方公然為之，而由前皇民份子接手，官方再配合串演，所罵之事擴大到中國之一切，包括文化落後、人民素質低劣等等。

千島湖事件是「仇共、恨匪」的最高潮炒作

1994年3月31日浙江千島湖事件，有24位台灣旅客乘坐「海瑞號」在千島湖觀光，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導遊，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此事件為單純的大陸強徒殺人越貨，但是在李登輝誘導之下成為兩岸政治性事件，李登輝且以「總統」之尊大罵共產黨「草菅人命」、「土匪」，在李登輝刻意操作下，台獨勢力達到空前高峰，且自此高居不下。

千島湖事件前之閩平漁事件

1990年7月閩平漁5540號漁船，被臺灣海巡指控偷渡而被捕(實際上是進行小額貿易)，臺灣官警將76名大陸漁民，不予遣返也不通報大陸，而是直接在宜蘭澳底，將漁民關進約一米高狹小的七個船底艙內，再用長釘將艙蓋封死，並在艙蓋壓上重物，然後讓船自由漂流。當船飄到福建沿海被發現，搶救時艙內漁民多數已被活活悶死，只有一艙漁民因早已自行突破艙蓋而生還，另一艙只關五人也救活，此案臺灣拒絕懲罰肇事者，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稱：「台灣民眾應理解國軍執行遣返大陸偷渡者的用意和執行任務的辛勞，給予他們所應得到的支持」。

千島湖事件發生至今，當年的國、高中生到今天(2018年)年齡約在36-43歲之間，這些人正是嘲諷那些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的「主力」。

國民黨承襲以往作風，冷漠對待陳抗群眾

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自始至今都無法從國民黨高層處獲得任何支援，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不要認為這是現任黨主席的個人行為與作風，國民黨高層率皆承襲了自清黨以來的領導人作風，在馬英九擔任總統兼黨主席期間，不也是冷酷無情的對待郭冠英麼？只因為郭冠英的言論，與一天到晚去綠營鞠躬道歉的馬英九作風，格格不入，所以要成就賠不是的馬英九，就只能犧牲鳴警鐘的郭冠英。

面對綠色壓迫、藍色冷漠、經濟剝奪、政治失能，藍營群眾似乎還是不能體悟到，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都已經是過去式了，而且是國民黨親手埋葬了中華民國，即使是2020年國民黨候選人當選總統，那也只有關公廟裡拜曹操了。

藍營群眾應該即日回到孫逸仙路線，做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而不是做蔣介石的孤臣孽子，更何況沒了黨魂，這孤臣孽子還做不成呀。

附：蘇聯支持中國對日抗戰

1937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八月十三日爆發「淞滬會戰」，情勢遽變之下八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與蘇聯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再次對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應中國的請求1937年10月22日，首批225架飛機與兩個飛行大隊及工作人員254人抵達中國。到1939年12月，在中國的援華飛行相關人員達到了712人，並幫助中國培訓了1045名飛行員，以及近萬名飛行相關的服務人員，其功絕不亞於後來的美國飛虎隊。

還有大量的軍事顧問團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作戰，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1942年美國開始對華援助，美軍顧問進入中國後，蘇聯顧問受到冷落方回國，結束長達四年多的軍需與顧問支援。

 

我在美國經常聽到來自大陸及台灣的特異功能人士、特異氣功人士、特異禪佛人士，他們遊走美國許多城市為華人祈福、求財、治病、提醐灌頂，透過華文媒體的宣傳，吸引許多華人。治病的功能傳聞不斷，能夠治癒坐輪椅的人、高血壓糖尿病高膽固醇痛風…..的病人，你以為只能吸引到開餐館打工的華人嗎，錯，更多台大、成大、建中、北一女的留學生都趨之若鶩。我認識幾個台大物理的博士教授，非常相信特異功能、特異氣功、特異禪佛，還相信他們能透過越洋電話隔空治病。這些特異人士號稱絕不收費卻收紅包，有的號稱絕不收紅包，卻是把紅包裡的錢抽走之後，再退回空包，總之，實際上沒有不收錢的。

再看看台灣的政客，從總統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是從教堂、宮廟一直燒香敬拜到土地公，但是改變不了貪污、懦弱、無能的事實，為什麼受過最高教育，懂得最高科技的華人知識份子如此缺乏科學精神、科學信仰，他們也沒有建立儒家孔子教誨的「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信仰，是一群沒有信仰的族群。

近日中國大陸網上出現「中科院釷基熔鹽堆核能系統項目啟動儀式上，道士做法驅邪」的消息。中科院於4月27日獲知此事後高度重視，立即要求該項目承擔單位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嚴肅對待、及時回應。

報導說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委託地方施工單位建設「釷基熔鹽堆核能系統項目」實驗堆工程，在啟動儀式之後，施工單位在現場請來道士做法驅邪。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有兩位工作人員參加儀式，未予制止。

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經過調查結果在網站發佈，決定對兩位失職的工作人員停職檢查，同時啟動紀委核查程序。今後將貫徹科學精神，加強對科技及管理人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堅決杜絕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http://taipeishanghai.chinatimes.com/20180503004247-263801

我們無法想像中國雄才大略的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岐山、王毅…..會出現在廟裡燒香敬拜、求神求佛，他們有科學精神、儒家精神的堅定信仰，領導國家步步崛起，中科院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展現的態度值得尊敬，中國是值得尊敬的國家。

 

 

前幾年，習近平主政之後，大陸發生了多起有關人權的事件，包括一些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被約談、拘留，有些還被起訴，以及專賣大陸政治禁書的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老闆與職員突然人間蒸發，据信是被大陸越界拘押了。這些事件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大多「雷聲大雨點小」，當事人可能起初被控以重罪，最後卻或者無事釋放，或者被輕判、緩刑等。即使如此，大陸境外的媒體自始就對這些事件大肆批評，認為是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和大陸人權的倒退。

上述事件頗不尋常，中共施政執法一向有一致性，很少如此雷聲大雨點小，更不會因境外媒體的批評而輕易改變執法。不過境外媒體可不管這些，在起初雷聲大時就大肆批評，等後來雨點小時就淡化處理甚至不予報導，反正境外媒體一向對大陸政治沒有好感，認為大陸人權倒退是其一貫立場。筆者從媒體看到上述事件雷聲大雨點小的發展過程，心中頗疑惑為何會這樣而不得其解，直到最近讀了林中斌和元樂義合著的《撥雲見日：破解台美中三方困局》才發現看來合理的答案。

政治事件的解讀時常各有立場各說各話，讓我們先看看主要作者林中斌的政治立場。林中斌現為退休教授，是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專家。他居留北美廿九年，平生從未參加國內外任何政黨，卻曾擔任陳水扁政府國防部文職的軍政副部長(2003到2004年)。從其簡歷看，林教授是立場大致中立的學者專家，絕不是親中共人士。

《撥雲見日》有一小節《反腐暗流》，敍述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之後，許多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他們對習無力公開反抗，但選擇暗中阻擾以拖待變」，其方式包括「官媒失誤」、「棒殺形象」、「外交扯腿」、「順勢暗算」、「巧布陷阱」和「官員怠政」。在「順勢暗算」項下，反習幹部打著紅旗反紅旗，藉維穩之名，在2014年逮捕下獄高瑜、浦志強等(高瑜是知名異議人士，而浦志強是著名維權律師)。在「巧布陷阱」項下，則解析銅鑼灣書店事件，越界逮人是「抹黑習近平的陰謀，而且令習百口莫辯」。

一般人，包括筆者，只能讀到媒體新聞的表層報導，只有像林中斌教授這樣層級的戰略專家，才能獲得各方的內部資訊，因此林教授對於上述事件的解析看來是頗有根據的。涉及貪腐的反習幹部故意製造事端，因此起初顯得雷聲大，等到習近平(或其親信)介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顯得雨點小了。

大陸前幾年發生的多起人權事件原來是涉及貪腐而尚未被查的幹部在反習搗蛋，故意製造事端，這顯示大陸的司法仍有被操弄的空間，法治仍有待改善。不過台灣也好不到那去，馬英九自總統卸任以來，已經被控訴一、二十條罪名，也是司法被政治操弄，馬被控訴的罪名至今都不成立，看來最後也會雷聲大雨點小，兩岸的法治真是如出一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