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

 ——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昇華。
 ——歷史發展的自然軌跡，應當繼續釐清的概念。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緣于當年的民眾的整體貧困，
逆反當時“以窮為榮”，
打破禁錮心智的平均主義，
釋放人群壓抑的原始欲望，
實行先富示範、帶動、説明後富的發展路徑，無疑是有理有據且成效顯著的。

問題出在，
有人在搞官富、權富、非法富，
有人忘記了先富帶後富，
以致腐富暴富驚心，貧富差距惱人，對“先富論”詬病日甚，似乎又到了社會風向逆轉時。
甚至出現“反腐過後必然查富”猜測。
這當然是沒事找事，是“烹小鮮”時的亂攪動。

在“富”的問題上有許多問題需要釐清，有仇富陷阱需要警惕。

天人合一如是論：
仇腐，莫仇富。

富足，人之所欲；民富，黨旨所歸。
富不損人，道德不怪。
富不侵法，法律莫糾。
富是富非，一斷於法。

心裡想著富，嘴上仇著富；
心裡想著自己富，嘴上仇著別人富；
自己富了想更富，只要別人不比自己富；
如此仇富叫妒富，最後大家都難富。

仇富，無聊；
限富，愚蠢；
劫富，禍患；
仇腐，自然；
反腐，正道；
不腐，人格。

法富，即使暴富、也當正視、善待。
有人說：沒腐哪來暴富？沒暴富如何繼續腐？相輔相成，如何割裂？

在下以為：

官，
部分富，不違法紀，自然，正常，認可；
普遍富，不違法紀，然不僅差別，且成分化，有違民意，即需調整，但不是階級差異、不搞階級鬥爭，屬於政策調適、自我完善。
只要腐，無論富、窮，輕、重，都該治，都要反。

民，
沒違法，或者即使有法而法未至，富、依然算法富，
即使暴富、富可敵國，也當正視、善待。

共富、先富，加上法富，才是昇華、方向。

近30年來，兩極分化是嚴重的。政策調整是必要的。
政府手段，市場手段，同時並舉？誰強誰弱？選擇是可以商量、爭論甚至鬥爭的。

然而，這不是階級鬥爭，這是同一社會內部、同一公民範疇、同一法制體系、同一大目標、同一進程中的自我、自然、理性調整。其不能採取仇富、限富甚至劫富的辦法。

毛澤東們，共同富裕是好的。
將群眾組織起來“齊步走”，形成人心齊泰山移的合力，開啟前所未有的躍進，是實實在在的。
其不足，是經濟，
在實施中有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
在沒有多注意發揮經濟、市場手段；
在少照顧人們自由選擇發揮的需求；
在官僚主義胡誇風虛假風。

鄧小平們的先富（帶）後富論，是對的。
減少政府干預，放開個人手腳、允許、引導、鼓勵、支持、扶持人們進入市場，通過千軍萬馬“自由跑”、無序分子的布朗運動，形成巨大的社會熱能，譜寫就了春天的故事，也是明明顯顯的。
其不足，是吏制，
在嚴重忽視官吏腐敗異化；
在所謂“週期律”問題；
在把先富搞成了官們各顧各自富；
在把勤勞致富擴大到了非法致富。

兩類先賢自然還包括孫、蔣們，共同未能注意、盡力、建構、或者說完善、做好的，
是“不同政治面如何相處、鬥爭”，
是未能將國號中共和兩個字的關鍵問題，即“政治共和”搞出章法；
至今，人們仍習慣于傳統舊式政爭、惡爭爛鬥死磕。

事物發展有否定之否定、會螺式上升，
共同富裕為出發點歸宿地，先富（帶）後富為路徑與方法，加上法富為規則底線，就是揚棄、昇華、方向。

當前，習近平強勢反腐，正是用“法富”，匡正過往的不足甚至嚴重失誤、失職、過錯。
反腐，不僅僅緣由共同富裕。皇朝時代、西方社會，不管信奉什麼主義，採取何種制度，腐敗都為統治者及其老百姓所不容，所反對。
反腐，無絲毫涉及先富後富。

民富，法富，任何時候都屬社會之目的、法制所庇護。
官員先民而富，富至於“分化”，合法，不謂腐，但要調整政策，使其合情合理。
官員不合法，哪怕未必到富，依然叫腐，依然該法辦。

反腐敗與調整兩極分化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的問題。
前者，基本可稱敵我矛盾，用法制紀律手段；
後者，大多為內部矛盾，重經濟市場辦法。
混同二者，是盲目，會災難。

法富，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昇華。
共富，總目標，大方向。
然，共，不是一樣，不能同時，於是有了先、後富。
此或叫富的一種路徑、方法，一個時段的作為，一種摸石頭的形式。
再後，出現先富忘後富，出現官員各顧各自富，更出現腐富，於是在兩個時期的指導方針相加後再加以法富。

“法富論”重要意義，
一方面，規範富過程，使之合法富。其中之一即為打貪腐。
一方面，保護合法富。其功能就是修正極端、緩衝激進、避免折騰，防止禍患。
均富、共富、先富帶後富、加法富，四合一，有揚棄、有昇華，即方向。

大陸朋友問：「一個江西的男孩失蹤，幾乎引發全國的關注三個多月。雖然最後的結局並不能讓所有人相信，但總算代表中國社會對一條人命的重視。怎麼台灣社會對這麼多長期以來失蹤的青年男女沒有感覺？找到一大群浮屍，整個社會也沒有太多的回響？官方甚至草草結案。台灣到底是什麼民主人權的社會？」

筆者的答案只有一句話：政治鬥爭。一隻非洲猴子可以用來鬥爭桃園市政府，攻擊在野黨；可是一群人死了，那就是死了，怎麼死的隨便說就好，絕對不能讓大家把事情怪罪到執政黨。

民主應該是一種信仰以及價值取向。台灣的民主只剩下投票、金錢、權力，甚至於只有造謠抹黑，不擇手段，完全赤裸裸的鬥爭。請問有幾個人在生活中信仰民主？或者將民主當作一種價值去守護？所以就麻煩不要再說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或者可以說台灣是一個「類民主社會」。

筆者由大學時期到現在的信念沒有變過：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一群理性思考的人民，這是一個健康的國家所必須要有的兩個支柱。而事實上，台灣距離這個標準還很遙遠。很多人莫名其妙地認為筆者崇拜一黨專政，真的就剛好說明了台灣社會就算讀了大學、研究所的人，依然沒有任何思考力，甚至於不看事實，只會想當然爾地去信口開河。

最後，我們若反過來看中國大陸其實也一樣。如果有一天中國大陸也開始走多黨派民主制，並且逐漸開放言論自由，那麼最重要的也是在社會與人民的信仰跟價值，而不是在於是否投票。

2008年以來，筆者以“共和統一”為核心、“一綱四目”為架構，就台海和平、中國統一問題發表了一些看法和建議，現集結于後，作為踐行“心靈融合”、促進中國統一的一種探索，供有志于中華民族復興的熱心腸和思想者評說、碰撞、批評、揚棄。

其“一綱”堅持一個中國：

“堅持一個中國絕不動搖、絕不含糊，盡一切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用一切手段扼制消除“台獨”。”旨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涵蓋和平統一方針，闡明不放棄武力的底線和決心。其“一切努力”盡釋了對臺灣民眾的善意，留足了協商談判的空間。其 “一切手段”、“扼制消除”較“決不放棄武力”更加全面、更加強硬，更加主動。

其“第一目”同一個歷史階段偉大復興期的觀點：

“同一個歷史階段”“偉大復興期”的觀點，力圖將人們的視角從“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短視、“橫看成嶺側成峰、不識廬山真面目”的偏見，帶向看透紅塵、閱盡滄桑，“一覽眾山小”的境界。

站在歷史高度，百年不過一瞬。在這一瞬間，中國人的是非對錯，恩怨情仇，功過得失，紅白藍黃，漸次清晰：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相差並不很大，同一個夢想、不同的路線、相隔並不遙遠；
如果少一點黨同伐異、成王敗寇、睚眥必報、唯我正確、黨利至上的舊習，少一點“寧可錯殺一千”的極端；
如果不宥於 “兩個凡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真正做到對人對已都“一分為二”；
如果早點有“黑貓白貓”的現實、 “不爭論”“不折騰”的瀟灑；
如果有一個理性、科學解決爭議爭端的機制，爭鬥（無論黨際還是黨內）也許真就沒有哪樣慘烈；
“當年或許不該分、當年不該那樣鬥”、“也許還有另一種選擇”；
中國人猜忌、惡鬥、分隔的根源在舊的文化基因和封建專制傳統；
和平、統一、強盛的政治基礎在和諧、共和理念的昌明。

即便有些問題尚未清晰、無法清晰、勿須清晰，但中華民族歷史大背景未變、復興總任務依然卻是明明白白的。
為了民族、國家、蒼生大益，私怨豈能再計，黨利哪能第一，“現在應該立即談”。
擱置統一是錯誤，推延統一是自欺欺人，設置前提是居心不良，權謀機變是小家子行為，先經後政無異頭痛醫腳。“截彎取直”、徑奔統一主題，直談“和平統一共和”才是正題。
正確地把握歷史時期是制定正確政治路線的前提和關鍵。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曾引領中國人走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信資”、“信社”涇渭分明的極端年代，開創了改革開放發展的三十年。
“偉大復興期”觀點或可化解國共情仇、兩岸隔閡，解開台海和平統一的“九連環”，敲開中華民族最終統一復興的歷史大門。

其“第二目”兩個有功的黨：

“兩個有功的黨”的評價，是要跳出“自以為是、只以人非、吾黨正確、它党全錯”的是非觀、政黨觀、歷史觀，客觀地肯定國共兩黨在歷史及現實中的功績，優雅地淡化雙方的過錯，將真相研究讓給學者、歷史定論回歸歷史，把批評朝向自己、自我批評還給對方，勇敢地盯向未來，主張兩黨和解、以達到兩岸和解、國人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應當恰如其分地肯定民進黨對臺灣民主乃至中華政治文明的一定貢獻，並向其深情地發出“回歸中華民族家園，回擁民主進步理念”的歷史呼喊。
和解、和諧、共和這是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復興、強盛的必由之路與必然之態。
非此，不能化仇恨、消怨氣、冺恩仇、息糾纏；
非此，無以安亡靈（尤其是那些至死都堅信為國為民卻又為另一方面鄙視、謾駡、仇恨的亡靈）、無以慰百姓（“國共長期鬥爭，幾百萬人傷亡，近千萬人離散，十多億華人復興的熱望長久不能釋懷，實乃錐心剌骨之痛也！）；
非此，兩岸還要爭它一萬年！

其“第三目”三個里程碑描述：

“三個里程碑”描述，意在準確地反映中國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體現人類社會繼承、發展、揚棄、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規律，展現“一個中國前提下什麼都可談”的大度和誠意，真誠地尊重臺灣人民，有效地破解“矮化”、“投降”、“征服”、“併吞”的魔咒，為解決臺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提供空間，以“什麼都可談、什麼都可變、什麼都可讓，讓到無可再讓”的胸襟和氣魄，將滯統者、隱獨者照現原形、無可推諉，將真獨者逼成少數、逼進死角，將國際阻力降至最低、消於無形。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路上的第一塊豐碑。她結束了千年帝制，結束了軍閥割據，擊敗了日本侵略者，光復了臺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第二個偉大豐碑。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獨立，解決了十三億人民的溫飽，尤其是近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可以談論崛起，構思崛起，走向崛起的時代。
統一後的中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第三塊最偉大的豐碑，她標誌著中華民族統一、復興使命初步完成，並引領中華民族實現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賢們的理想，進入下一個全新、富強、和諧、高度文明的盛世時代。

其“第四目”四地五方共建共和：

“四地五方共建共和”。兩岸分隔是中國人民在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因以國共兩黨為突出代表的政治路線激烈分歧、鬥爭、衝突而形成的歷史欠帳。
兩岸代表了中國政治差異的兩個方面，不能簡化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兩岸統一主要在政治統一，而非簡單的地理整合。
完成統一復興的未竟之業，是兩岸人民與全球華人的共同責任，依賴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
統一，是共建、共生、共和，不是解放、收復、納降（當然對“臺灣國”自然要另當別論，只有以武力去解放去收復）。
這裡，“共建”規定了統一的主體、方式、階段、步驟，“共和”標明了統一性質，統一後國家的政體形式。

“共和”，是筆者中國統一觀的靈魂。
綜觀歷史，中國缺少共和：
千年專制，缺共和；
近代戰爭，缺共和；
49年以後，台海對峙、藍綠惡鬥，缺共和；
至今，你大我小、你高我矮、你錯我對、不統、不獨、不武、不談，一觸一中，便撒嬌、發潑、缺的還是共和。

因此　孫中山提五族共和，毛澤東提人民共和，胡錦濤提和諧社會。

共和是出路、是理想、是旗幟、是號角。
共和統一，不僅僅解決中國統一、消彌台海戰禍，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不同思想、主義、觀點、制度、族群的人們和平共處、和解共生、共求發展的示範，為全世界化解地區、文化、宗教衝突、貧富矛盾、經濟生態危機、歷史種族仇恨，尋求到了出路，給人類大同帶來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