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的演講中，再次就中美貿易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將美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失落感歸結到中國，另一方面也提出中國應著重應對的一些措施，包括如何引導國內輿論正確看待此事，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按照自己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避免片面否定，有理有據反駁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原文如下：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部分並不來自中國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貿易開始有逆差，現在，中國占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從1985年的0.3％，到現在的40%多，表面上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事實是，美國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從亞洲的經濟體來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是從日本進口，對日本有逆差，後來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始轉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如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對亞洲四小龍就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那麼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就轉移到了中國內地上來。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對美國出口越來越多，確實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的比重越來越多，可是，如果把東亞（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作為一個整體，美國在90年代對外的貿易逆差中有超過80%以上都是來自東亞，甚至最多的時候199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100%都是來自東亞，那麼現在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降低到了50%，實際上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中國。

為什麼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美國是七十年代後貿易逆差才變得越來越大，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時，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進入了金融自由化，從而讓銀行放貸增加，這些貸款有的就被拿去支持消費，隨著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儲蓄的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其他國家如果貿易逆差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一些金融經濟危機，為什麼美國能從70年代一直維持貿易逆差呢，這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有關，他可以增發美元來購買國際上的產品。

原因不在中國，特朗普為何以此發難？

從個人動機來看，美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已經有四十多年不上漲了；美國中產家庭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種狀況下，很多美國普通百姓就有失落感。但是，這種失落感造成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一是，隨著美元和黃金脫勾，金融自由化後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金融創新，財富則大量集中在金融行業；二是，矽谷高科技的創新，誕生了很多如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技術創新天才，讓財富又往矽谷集中。那麼，一般家庭不在金融業，也不在高科技企業，收入就很難有變化；而隨著這兩塊財富的集中，中等家庭成員的收入也隨著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一般人有失落感，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財富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政客把矛頭指向中國。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一般選民的這種失落情緒，把中國當作替罪的羔羊。

但是，美國的傳統精英是知道真正的原因的，而他們的解釋一般選民基本聽不懂。特朗普把所有的困難都歸咎於中國反而會很容易得到一般選民的認同，這是他當選很主要的原因。特朗普競選時曾說，要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現在他履職一年多，2018年美國還要進行中期選舉，為了防止選輸，特朗普政府要履行諾言，對中國500多種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期選舉最直接的體現是對總統任期內政績的一個反饋。有媒體分析若是2018美國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所在共和黨未能取得多少席位，那麼特朗普其後的醫改、基改等政策措施都將受阻。）

中美貿易摩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一些從戰略思考的人想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301調查中，涉及600億美元的稅收，以及500種商品，但這些商品並不是美國主要進口的部分，而是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其實這些商品對中國來說，附加價值是不高的，因為在中國主要是勞動加工的部分，而芯片等關鍵部件，中國是進口的。

其實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並不能解決他的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一般居民的收入問題。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特朗普政府是為了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利益，以及從戰略層面遏制中國崛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定力，我們還是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按照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步伐來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開放；

二是，對特朗普採取的這些措施，我們也該有些必要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後，他的一般選民購買這些商品要支付的價格就會變高；而我們對美國進口的商品也適度的徵收一些關稅，那麼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的少了，他們的公司產值也會相應的受到損失，這些措施可以讓其選民蒙受其弊，這樣，特朗普的政策就不會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

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們還是要站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角度，同時按照WTO框架，針對美國的301調查進行抗訴；國內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應該保持定力，按照我們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但是，也應該避免片面的下否定結論。也應該對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進行仔細的分析，來證明其很多時候是不正確的，這樣才能很好的引導國內的輿論。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