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施政的成效如何?是改革者或獨裁者? | 郭譽申

川普再任美國總統已經將近10個月,他的施政逐漸明朗,成效如何?他的施政與前幾任總統很不同,因此可被視為改革者,卻也被一些人視為獨裁者,或許两者都對?在此不論他的人品爭議。

川普的主要經貿政策包含:
(1)以高關稅的收入來彌補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及償還累積的聯邦政府債務。
(2)以降低高關稅引誘/逼迫一些國家投資美國,主要是投資製造業,以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因此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及改善美國經濟。

多數經濟學家都主張,高關稅會推升物價,而美國政府收到的大部份高關稅是由國內的消費者和廠商負擔,因此高關稅只是障眼法,看似對進口商品增稅,其實是對國內增稅。雖然川普口頭不贊成這論點,他樂於以降低高關稅交換外國投資美國,顯示他內心其實大致贊成這論點。

雖然美國今年徵收到的關稅大幅增加,但是幾乎無補於事,美國聯邦政府的累積債務最近突破38兆美元,距離去年12月突破36兆美元不到1年。川普期望以高關稅的收入來彌補聯邦政府的赤字及償還累積的債務,看來是失敗的。

川普以降低高關稅引誘/逼迫日本、韓國、歐盟投資美國的製造業,日本將投資5500億美元、韓國3500億美元、歐盟6000億美元。這樣就能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嗎?筆者不相信。這些投資金額雖大,美國國內金主的資金同等雄厚,為何不投資?因為美國的製造業難獲利,美國的環境和各方面條件已經不適合大部份製造業。川普不改善製造業的環境和各方面條件,只靠大量外國投資和高關稅保護,或許能激起短期的榮景,卻絕不是長久之計,將無法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因此這政策其實是損人(日本、韓國、歐盟)不利己的。

除了振興美國經濟,川普也想要壓制中國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因此搞出不少對中國科技和經貿的制裁。在此不論科技,「今年1至9月,中國對美國累計出口較去年同期下滑17%,但是中國整體出口金額卻成長6%。…今年9月,雖然對美國出口年減27%,…但9月整體出口年增率8.3%,創下過去6個月來最快增速…」(參見《劉憶如專欄》美中貿易戰助益中國出口分散》)所以川普打壓中國經濟是失敗的。

川普在國內與民主黨的衝突加劇,既堅持派遣國民兵進駐一些民主黨主政的都市,又造成聯邦政府已經停擺1個月,及部份聯邦雇員領不到薪水。雖然改革者難免與既得利益者有衝突,川普與民主黨的衝突真有理嗎?似乎很像獨裁者的橫行覇道。

川普派遣不少戰艦到加勒比海,威脅要攻擊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亜,並且已經擊沈幾艘被他指控運毒卻缺少證據的民船,船上人員全部喪命。即使民船真是運毒,美國應該(也有能力)拘捕民船和船上人員,然後通過司法審判加以定罪。川普的作風很像無法無天、不顧人命的獨裁者!

從大小事看大陸經濟 | 郭譽申

中國大陸龐大,幾乎沒人能看清其全貌。譬如經濟,疫情後這兩年,官方公佈的GDP增長率是每年約5%,但有些人不相信,認為中國政府數據造假虛張聲勢。誰說的對?幾乎沒法驗證。筆者從自己接觸到的一些大小事,評估大陸經濟。

先說小事。一年半前我當上了外公,這幾個月和老妻買了很多玩具給小外孫。我發現大部份玩具都是大陸製造,功能很好,摔不壞(小娃都愛摔東西),而價格非常便宜,比約35年前我們買給兒女的玩具便宜不少,當時大多是台灣製造。僅舉一例,一組12個小小的汽車,有回力功能(把小汽車往後拉一點,放手車就往前衝,表示內有發條彈簧),只賣150元台幣。

大陸製造的玩具和很多產品都非常價廉物美,壞處是利潤很微薄,表示國內競爭激烈,即有所謂的內捲現象,因此難以大幅提高員工的薪資;好處是競爭力很強,可以賣到世界各地,即使很貧窮的地方也買得起,即使被課徵高關稅,也不容易被競爭產品所取代。所以大陸經濟不會很好,也不會很壞,高關稅對它的影響不會很大。

大陸今年的首要大事是九三閱兵,是精心規畫的宣傳和政治大戲。反共反中者指責九三閱兵是窮兵黷武,其實常打仗才是窮兵黷武,大陸已經45年不打仗,算什麼窮兵黷武?假使常打仗,如美國,自能展示其軍力,就不需要閱兵;大陸不打仗,就需要閱兵,否則如何展示其軍力,以嚇阻台獨和美國,及建立國際威信?

九三閱兵不僅有政治目標,也企圖開發先進武器的國際市場。去年11月中共擴大舉辦珠海航展,已初見端倪,珠海航展+九三閱兵就是大陸行銷先進武器的國際展場,碰巧5月發生印巴空戰,讓中國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偵察雷達的協同作戰能夠大展雄風,創下驚人的戰果,中國開拓先進武器的國際市場於是大有可為。先進武器都屬於高科技、高價位產品,對中國經濟勢必頗有稗益。

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以來,美國一直有較高的通貨膨脹,促使它不得不維持較高的利率,造成大家都購買和擁有美元,而各國貨幣,包括人民幣,大多相對美元貶值。各國的經濟數據都要換算成美元才能比較,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因此中國這幾年換算成美元的經濟數據看起來就比較差。

國際匯率容易受金融政策的影響,不適合表示貨幣間的相對價值或購買力。經濟學家因此提出購買力平價(PPP),表示各國貨幣相對於美元的購買力:
貨幣的PPP = 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 / 1單位貨幣在該國的購買力

參考<PPP購買力平價是什麼?如何查詢?與大麥克指數的差異>,人民幣近幾年的PPP是逐年下降的(如下圖),即人民幣的購買力相對於美元是逐年上升的,因此採用PPP換算的中國GDP(PPP)是穩定上升的,即中國經濟相對於美國是持續向好的。

為什麼必須是共產黨執政? | Robert Lai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所說的,消滅私有財產,指的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即所謂的資本。馬克思認為雇傭勞動創造出來的是資本,而資本是靠著剝削雇傭勞動而增值的財產。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所以馬克思主張,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例如,土地作為一種資本,它的增值並不是依靠地主的努力得來,而是靠著商業集聚得來的,這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社會的力量,此時這增值的利益應該由全民共享,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家佔有。

那麼,如何將資本變成公共的、而不使資本家所獨佔?將資本收歸國有,並將生產資料公有化,由政府進行合理的分配,此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那麼又是誰以哪個身分階級去分配為合理?當然是以社會為多數的工農無產階級去分配較為合理。因此,共產黨宣言有一句話:『工人革命的第一步,無產階級要上升至統治階級,為自己掙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此即無產階級專政,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領導政府。

無產階級的意思是指沒有生產工具,受雇於資產階級,以工人、農民為代表。而工人農民為社會組成的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受益即代表社會多數人受益。因此,政府若要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則必須是無產階級代表工人農民進入政府。如若是資產階級進入政府,則可能修改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律,犧牲工農等多數人民的利益,例如:名下有多筆土地資產的立法委員,會去修改不利於他們擁有多筆土地的法律嗎?再看美國為何無法禁止槍枝?因為資本家成立的全國步槍協會透過利益輸送,已能成功干擾國會立法禁槍的功用,全國步槍協會雖然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代表不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將生產資料公有化,將生產資料集中於政府管理,並將生產資料合理分配於人民使用。這必須是以多數工農無產階級利益為優先,所以必須是以工農領導的政府,如若再次讓資產階級領導政府,生產資料的分配是否會以無產階級的福祉為優先,還是以資本家財團的利益為優先?這是人民應該考量到的問題。

要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受西方多黨制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另一種方式則是馬克斯列寧倡導的一黨制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我認為接受多黨制的社會主義者容易與資產階級妥協,不易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應該是各種工農會的統一思想行動的集合體,以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參政,則較可能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執政,則代表工農無產階級執政,即代表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的政府執政。

在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機器後,將進行生產資料公有化,並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何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才是共產主義社會改造最難的課題,即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須經過各種領域的專家規劃安排,這不是非專家就能進行的討論。但我們仍能試想一下,在實施土地公有化(生產資料公有化)之後,政府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和控制,政府為唯一的大地主,農民向政府承租土地耕種,政府可以要求農民種植何種作物以符合政府的需求,而政府可以保證農民的收益,雙方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不似放任市場自由,農民因某作物利潤高而搶種,最後因為供過於求而棄收,造成浪費。

計畫經濟雖然可以確保國家戰略物資,但卻不可避免的喪失市場靈活性。中共中央在幾經實驗性的波折後,重新採用陳雲在1957年提出『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的主體,按照市場的變化自由生產則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則是補充,此即中共現行的混合式經濟。

以上,是我目前對於中共現行的政治組織制度上的大略理解。

史迪威戰術思想的歷史傳統 | 賈忠偉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芭芭拉的作品看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偏見 | 賈忠偉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中國應對生產過剩和川普關稅 | 郭譽申

中國大陸在2011年以前經濟高速發展,每年的GDP增長率約10%,2012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增速逐漸放緩,轉入中高速增長,2020-2022年新冠疫情擾亂世界經濟,到2024年,世界經濟大致恢復正常,中國的GDP增長率約5%,雖然仍高於多數國家,不像以前的鶴立雞群。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主要難處是生產過剩,生產出的產品量太多,可能超過中國和世界所能消費的量。馬克思早就預見這現象,工業化和資本主義使世界的生產力大幅增加,不時會造成生產過剩,因此產生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可能限於國內,也可能是國際性的。一般的國家在世界的占比小,不太可能造成國際性的生產過剩,然而中國是14億人口的「世界工廠」,其工業化所產生的龐大生產力確有可能造成國際性的生產過剩,雖然中國尚未達到全面工業化。

大陸的房地產泡沫就是國內的生產過剩,源於傳統中國人偏愛房地產的「有土斯有財」觀念,加上政府為了抵抗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而放鬆信貸,房地產商於是持續利用貸款興建大量房產,直到2019年政府主動戮破泡沫為止,但已留下很多空置房、爛尾房和債務。

歐美列強當年實現工業革命,使其生產力大增,也曾面臨生產過剩的威脅。歐美列強解決生產過剩的主要方法是,以船堅炮利的殖民主義擴增其全球產品市場。現在的中國不走這侵略之路,反而卻遭受美歐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制,如提高關稅,用以限縮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使生產過剩更容易發生。

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工廠,近年是面臨生產過剩的威脅,導致債務升高、消費降級、失業率升高、商業競爭加劇、物價不升反降等,即所謂的內捲現象。不過大陸政府當然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以緩解生產過剩,包括两方面:
1. 調整資源配置,把資源從生產過剩的領域轉移到生產未過剩的領域。譬如:嚴格規範和限制房地產商的貸款條件,縮減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產業的優惠政策,增加投資於半導體產業的先進製程技術等。
2. 擴增可能生產過剩的產品的國內和國際市場。譬如:政府提供舊換新的補助以增加特定產品的國內消費,政府以各種方式(如一帶一路)擴增美歐以外的產品國際市場,以減少對美歐市場的依賴。

中國經濟在與生產過剩奮戰,其他國家沒有這問題,卻有其他的問題。歐洲國家需要處理俄烏戰爭和能源漲價導致的企業競爭力弱化,美國需要處理國際貿易大量逆差和政府大幅赤字,川普總統因此對所有國家提高關稅,將造成全球經濟不振和供應鏈的大幅調整。

川普的全面提高關稅勢必削減國際貿易的市場,會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際性生產過剩,中國已經應對及撐過生產過剩多年,因此將很能夠應對川普的高關稅。貿易戰沒有贏家,美國經濟的受損程度恐怕會高於中國。

政府置身事內–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 | 郭譽申

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所有其他國家。為何能夠如此?因為政府積極參與和協助國家經濟的發展,地方首長的升遷與當地經濟的增長程度幾乎掛鉤。這與選舉民主國家的地方首長由所有居民投票選出來,完全不同。《置身事內》([1])講述中國政府如何參與和協助國家經濟的發展。 

「我國的政治經濟現象非常複雜,不同的理論和信息都只能反映現象的不同側面…」「要避免把舶來的理論化成先入為主的判斷――看到現實與理論不符,便直斥現實之非,進而把要了解的現象變成了譏諷的對象――否則就喪失了”同情的理解”的機會。」 

中國龐大,行政區和事權的劃分影響很大,不時會視狀況做一些調整,劃分的三大原則:公共服務的規模經濟、信息複雜性、激勵相容。 

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大陸的財政是承包制,中央政府與各地方談定稅收的分成方式,各地方不同,稅由地方徵收,按分成方式把部份稅收上繳中央。承包制不利於中央,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央獲得的稅收在GDP中的占比卻愈來愈少,因此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把稅收分為三類,中央稅(如關稅)、地方稅(如營業稅)、共享稅(如增值稅,即產品稅,中央拿75%,地方拿25%);當時有國稅和地稅兩套徵稅機構,到2018年才合併成一套機構。分稅制改革後,總稅收在GDP中的占比和中央稅收在總稅收中的占比都比較穩定和合理。 

分稅制改革後,地方的稅收大減,但各種支出不減,於是發展出土地財政。城市化使土地增值,地方政府就收取土地使用權轉讓費來挹注財政。工業用地的轉讓費仍然非常低,以吸引工業投資,商業和居住用地的轉讓費則符合市場價格。 

地方政府成立一些國有獨資的城投公司,也被稱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幫城市做融資和開發建設。城投公司持有從地方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權,憑藉政府的隱性支持向銀行借款,並且視狀況能得到政府的補貼。土地財政和城投公司有助於大陸的快速建設和發展,但是涉及巨大金額的決策權集中在個別地方官員手中,容易滋生腐敗。 

中國的債務原來很低,2008年為了抵禦美國引起的全球金融風暴,中國政府推出4兆人民幣的金融寬鬆計劃,導致債務的迅速累積,到2018年債務總量達到GDP的258%(與當時美國的債務總量/GDP相近),其中政府債務占51%,居民債務占54%,非金融企業債務占154%。而在非金融企業債務中,城投企業占40%,房地產企業占75%,是大宗。中國政府因此自2019年起限制房地產企業和城投企業的融資,並且設法逐漸削減債務。 

過去「由於各種市場都不完善,法制也不健全,私人部門很難克服各種協調困難和不確定性,政府和國企於是主導投資,深度介入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現在「市場機制已經相對成熟,法治的基礎設施也已經建立,民間的各種市場主體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源…市場化改革要想更進一步,”生產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務型政府”轉型。」 

[1] 蘭小歡《置身事內: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想要西方民主,為什麼? | 郭譽申

美歐的政治和經濟學者一向有一套民主化理論,認為貧窮而不民主的國家逐漸發展經濟而脫貧後,會造就大量的中產階級,他們會想要西方的自由民主,而促成國家的民主化。台灣、南韓和很多國家都是這樣的例子。

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美國就是基於這套民主化理論而歡迎中美貿易及中國參與全球的貿易體系。20多年過去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或世界最大經濟體,若以GDP/PPP衡量),卻並未民主化,讓美國的政策和期待落空。中國的中產階級看來不想要西方民主,為什麼?

民主化理論認為,上層階級擁有充足的經濟資源,但與統治集團關係密切而能獲得特權和保障,因此無意於民主化;下層階級缺乏經濟資源、教育水準和自由時間,因此無法參與公共事務及推動民主化;中產階級有經濟資源、教育水準和自由時間,又害怕統治集團和上層階級侵佔其財產權,因此很有意願推動民主化。

《中國大公司》([1])提出中國的中產階級不想要西方民主的原因,主張整個中國像一個大公司,所有中國的居民就像這大公司的員工;「由於新興的中產階級在生活、工作,以及財富上完全依賴中國共產黨,他們沒有任何立場要求政治改革,或者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美歐的民主化理論和 [1] 犯了類似的錯誤,都基於自以為是的前提:西方民主是人類應該追求的普世價值。他們忘了西方民主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是需要與其他的政治制度競爭的。假使西方民主的表現並不好,中國為何要追求民主化?

回顧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在1980和1990年代時,很多中國的知識份子確實非常推崇西方民主,也呼籲要民主化。那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比歐美的民主國家貧窮、落後很多,知識份子自然推崇歐美的民主制度。

然而進入21世紀後,中國持續保持和平及高速經濟增長,直到近年才有些成長放緩。美國卻在2001年發生911恐攻事件,隨後發動長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2008年又爆發非常嚴重的金融風暴,歐洲隨後爆發債務危機,並受困於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潮,而2022年拜登又把美國陷入俄烏戰爭的泥沼。在本世紀的前20多年,中國的各方面發展顯然優於所有的歐美民主國家,中國的中產階級當然不再想要西方民主制度。

最後說一實例。我妻認識的一位南京大學教授不久前到洛杉磯旅遊,他的觀感是,洛杉磯的市容和公共設施,如地鐵,怎麼那麼老舊又缺乏維護?還不如我們南京。(洛杉磯可說是美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而南京還算不上是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他對洛杉磯那麼失望,怎麼會欣賞美式民主?

[1] 李少民 《中國大公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竟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今周刊 ,2024。(Shaomin Li, The Rise of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2022)

整個中國像一家大公司? | 郭譽申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只花了40多年就成為超級強權。很多學者專家都在研究中國為何能夠這樣快速的發展起來,李少民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出版《中國大公司》([1]),主張整個中國就像一家巨大的公司,因此能夠迅速崛起,卻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筆者讀書後有些贊同,有些不贊同。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整個中國像一家大公司,中共的總書記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就像是中國大公司的董事長和執行長,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相當於董事會,而所有中國的居民就像中國大公司的員工。

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像中國大公司內的商業單位。
國家投資的合資企業或與國家有關的企業就像中國大公司的分公司。
中國人擁有的私人企業像是私人與黨國的合資企業,而黨國擁有實質上的控制權。
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像是中國大公司的加盟店。
如下圖,黨國對上述四種企業,由左向右、由上向下,的控制是愈來愈弱,而提供的支持和特權是愈來愈少。

書中檢視中國的一些產業政策,包括電動車的電池產業、太陽能板產業、高速鐵路產業等,得到結論:「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產業政策大都是指引方針,中國的產業政策更像是大型企業的戰略,用於核可或否決專案計畫,並且動員全國資源,協助中國企業達成主導地位。由於其規模龐大,中國的產業政策有一種超越保護主義的強大全球影響力。」

中國大陸實行民主集中制,權力比較集中,中共對企業和社會的影響力比較大,因此整個中國有些像一家大公司。李教授的觀點大致沒錯,卻太過頭了。譬如書中說:
黨國對私人企業擁有實質上的控制權。
在中國,生活、工作、經商、受教育以及居住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是由中共所特許的,隨時可以被收走。
假使中國這麼不自由,很多人應該會選擇跳機出走,但是中國每年有上億人次出國,幾乎全都正常回國(出逃外國的大多是貪官和不法的商人)。
假使中國這麼不自由,就不會有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更不會有很多高科技的突破。

李教授是中國大陸赴美的留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前就曾參與海外民主運動,他對中共的不滿大約是根深柢固,使他少了一些客觀性。

人們都希望,政府像企業一樣有效率。整個中國像一家大公司,因此可說是讚美之詞,事實上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相當程度可歸因於它像個大公司。作者卻不承認中國的這一優勢,而提出其他原因,如低人權的優勢、高侵略性和生產力的文化。

[1] 李少民 《中國大公司: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竟為世界帶來威脅與挑戰!》今周刊 ,2024。(Shaomin Li, The Rise of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2022)

失敗的彬馬那會戰~捕捉日軍主力計畫功虧一簣 | 賈忠偉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