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了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的人可能大多難以理解中國大陸地區的做法，比如說，中國大陸的社交平臺為什麼有政治性的關鍵字審核，會遮罩掉一些與這些關鍵字有關的觀點和議論？

以我理解，這和中國大陸不同於西方的民主體制有關，中國大陸的民主體制是不喜歡人們在公眾場合對決定了的事進行議論的，因為中國的領導者認為這不利於決策的堅決執行和實施。

我這樣說的依據是，中國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它區別於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是既要講民主也要講集中。所謂集中就體現在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總的原則就是，在決策之前的協商討論過程必須充分發揮民主，大家可以自由討論，暢所欲言，但一旦表決通過，形成決策就必須服從並堅決執行，執行過程中有個人意見須向組織、向上級報告請示，一般不允許擅作主張，不允許私自對外公開發表不同意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幾乎隨時、永遠可以提出不同意見，甚至「為反對而反對」。這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如民主集中制有效率的主要原因。

其實，大家都可以發現，大陸社交平臺審查的政治性關鍵字，大都與國家的重大決策有關。所以，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社交平臺上，避免參與這類問題的討論，避免發表這類問題的意見，就會大大減少你貼文被遮罩，或被成為「只有你自己可見」的風險。

六四與二二八，性質完全不同，但有一點很相像，就是自發生後，長期以來成為官方言論封鎖的對象，成為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以為，你不讓人講，不就是因為你理虧嗎？你做的事見不得人，所以不敢公開在陽光下。因此振振有辭，認為誰不讓講，就肯定是誰心理有鬼，誰對不起人民。

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乍聽之下，好像也言之成理，所以也確實有點煽動性。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簡單。以二二八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大肆炒作，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兩蔣時期成為禁忌，不是因為兩蔣心虛，而是因為不願意撕開傷口，造成民眾的對立。有人以為︰「你早點公布真相，充分放開言論自由，真相自然大白，這樣才真正有助於弭平傷痕，族群和諧。」然而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36年了，請問這個論點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嗎？二二八年年討論，年年研究，今天「真相」大白了嗎？不仍然是各信各的「真相」嗎？是弭平傷痕？還是加深對立？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明白。那麼，年年炒作，年年大吵大鬧要「真相」，是誰得利？還不一目了然嗎？（倒也不是某個政黨一定得利，而是不要臉的人總是得利。）

有了這樣的經驗教訓，那麼兩蔣封鎖有關二二八的討論，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也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老油條了。（如果你不願意用「高瞻遠矚」 這個詞的話。）

從禁忌到開放，對照台灣的二二八經驗，大陸處理六四，其明智與否，大家自然會有所判斷。

「公開」當然是一種理想，但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差距。其差距何在？就在於「理想」之中，我們所想像的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但在現實之中就不是這樣了。人的良知理性雖然並不會被狗吃掉，但人實在太會「裝」。為了利益（財富與別人的認同、同情），人聰明得很，各種「裝」，就足以讓「理性」疲於奔命，最後什麼事都做不了；纏鬥到底，只能與爾偕亡。值得嗎？「理性」的能量（人的才氣與力量），明明可以用來做正面的建設，現在卻要與各種「非理性」的狡猾去纏鬥，無休無止。如此，則百業荒廢；不如此，則群小囂囂；怎麼看都是「雙輸」之局。但小人不怕「雙輸」，而君子能忍之乎？輕重大小之間，不能不做權衡。

然而，所謂的「禁忌」，就該永遠禁忌下去嗎？這顯然也不合理。那如何才對？要之還在於每個人「理性」力量的提升。此理性，不止於慎思明辨客觀科學的外向型理性（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理性」），還有明心見性自我明澈的內向型理性（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道德理性」）。二者兼美，才有完整的人生之理性與幸福；若只偏於一方，則不免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尤其今天完全忽略後者，則人生無方向，不知止、不知中庸權衡為何物，人心不足蛇吞象，一切的聰明與智巧，都填不滿內心無窮無盡的黑洞。（尤其表現於色慾、吸毒、放蕩、炫富、權力、各種爭逐、怪誕、狂熱宗教迷信…）愈是如此，則大家愈是感覺到「人性」越來越不可信，於是各種禁忌、壓制必然也相對增多。

說到底，原來「禁忌」是在為人之理性成長爭取時間。如果人長不大或是長偏了，則禁忌之開放必是一場災難；不開放，則「壓制」也只是鋼絲上的平衡，能維持多久不可預期。那麼，關鍵豈不在於每個人自身的品質？豈不在於每個人自己的理性程度？豈不在於社會對此問題的警覺？而今社會卻仍在「民主」的大旗下一路狂奔，掩飾其實質上在不斷地媚俗，不斷地增加每個人內心自以為是的狂傲與非理性；這豈是人類文明真正該追求的方向？以「民主」、「自由」掩蓋社會的反智與非理性風氣，藉此瘋狂奪利，則最終不但摧毀民主、自由，還可能將人類得來不易的文明成果帶向毀滅。目睹今日世界之顛狂，真令人捏一把冷汗。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2019年底，習近平在上海考察時，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此後中國官方就把中國大陸實行的民主稱為「全過程人民民主」，並且在2021年底出版《中國的民主白皮書》闡述其內容。中國當然不是從2019年才開始實行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描述中國已經在實行的民主，以及其民主實踐的未來方向。

簡單說，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僅政治上要民主，還包括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即使只考慮政治上的民主，就有多種的實踐方式，因此民主無疑有很多的面向。全過程人民民主要探索民主的各面向，並且選擇適合的方式在中國實行。上述的白皮書列舉了一些中國實踐民主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這些與西方民主唯獨強調「民主選舉」（選舉各級的首長和民意代表）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凸顯西方民主的不足。

人民常有不同的意見，最好是透過「民主協商」討論協調出盡量一致的意見，才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然而西方民主是多數壓過少數，自然不重視協商和少數人民的意見和利益。

民主的目標是政府根據民意施政，即「民主決策」，包含蒐集民意、與人民溝通、根據民意調整政治決策等等；然而在西方民主下，選舉決定政治人物的成敗，政治人物於是重視選舉遠超過政治決策，常導致其政治決策的品質低落，也不符合多數民意。

有了民主決策，還需要「民主管理」來執行政策，西方民主連民主決策都做不到，更別提民主管理了。

中國的「民主監督」包含很多監督機制，大多與西方民主的監督機制類似，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後者有在野黨的監督，而前者沒有在野黨，卻有中共中紀委的監督。西方民主強調政黨競爭和政黨輪替執政，在野黨為了追求輪替執政，有動機對執政者強力監督，但是時常變成過度的監督－對執政者吹毛求疵、小題大作、杯葛抵制，因此增強了政黨惡鬥。考量近年中共中紀委在大陸打擊貪腐的成效，西方民主的在野黨監督看來未必優於中共中紀委的監督。換言之，西方民主的監督未必優於中國的民主監督。

民主有很多的面向，被研究了很多（譬如協商/審議民主），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晚於英國和美國建立其民主制度，也很少應用於各國的民主制度，因為大部份的民主國家都是以英、美的民主制度為藍本，而少有更動。中國實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在探索民主的多面向，也企圖應用有關民主的先進研究於中國的政治實踐。這是中國企圖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彎道超車。

在中文維基百科上有關1948年8月福州戰役相關數字，有以下的記載：

而大陸著名軍事研究者徐焰將軍在［金門之戰］這本書中，對於福州戰役只有短短的幾行介紹，主要說法是，當時國軍負責指揮的是時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的朱紹良將軍（後追贈上將），因局勢混亂，使得解放軍只用很短的時間就攻佔福州，傷亡不算，單單俘虜國軍就高達30,000餘人，解放軍傷亡尚不足500人……

要特別注意的是，在參加福州戰役的國軍當中，還有一支來自臺灣的援軍，即青年軍第201師第603團，這支由呼之周將軍率領的第603團與一個砲兵營（總兵力應有2,000餘人），在抵達福州沒有多久就因為戰局不利而潰散，之後殘部在呼之周將軍的帶領下先搭船返回金門，後再回臺灣休整，沒有參加後來的廈金戰役（含古寧頭戰役）……

不過在當時由603團相關人員接受軍聞媒體的訪問時，卻有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紀錄的記載，那就是單單603團就消滅解放軍萬餘人……孫立人將軍秘書沈克勤在之後有關孫立人將軍的傳記中，這個消滅解放軍的數字被下修為8,000餘……而且這些解放軍個個都是因為被603團官兵擊中頭胸腹等要害而亡［原文為：葉飛檢視後發現共軍被擊殺的位置皆在頭胸腹三處，對國軍部隊射擊準確大感吃驚，由此可見孫立人新軍訓練精實度……］，這代表孫立人將軍練兵嚴謹，讓青年軍個個都有狙擊手的功夫……嗯……？！

●青年軍第201師是在民國37年（1948年）7月至台灣鳳山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民國 38 年（1949年）2月奉命調往金門，守金門瓊林、古寧頭一帶，10月參與「古寧頭戰役」，在鳳山接受整訓時間約6～7個月。

請參考……

想為孫立人將軍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