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中國的若開邦嗎? | 梁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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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以來,昂山素季(台灣譯翁山蘇姬)在我內心是民主、自由、人權的象征。以至於,早在她被解除軟禁之前,我購買了彼德·波凡姆撰寫的傳記《翁山蘇姬》。在我的電腦中,楊紫瓊飾演的《昂山素季》是我久久不舍删去的電影。然而,我內心神一般的偶像,在攝政緬甸之後,礙於龐雜的政治因素,遲遲未能給羅興亞人的命運帶來一絲曙光,讓這個地球上最悲慘的少數民族繼續維持一百多年來的無盡苦難,遭受國無國、家無家、人不人的不公,繼續在窮困潦倒、顛沛流離、驚懼不安中飽嘗煉獄般折磨。

追根羅興亞人的苦難

        羅興亞人(緬甸稱孟加拉穆斯林)初源少量阿拉伯人到阿拉干王國(今緬甸若開邦)經商定居,與若開人和睦相處。從1824年到1885年,英國和緬甸發生了三次戰爭,最終緬甸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經歷了從1886年到1948年長達62年的殖民統治,比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時間更久。在英國殖民時期,因為英國主導印度、孟加拉等穆斯林人口遷徙,羅興亞族人口成倍增長。1948年緬甸獨立後,緬甸政府頒布《國籍法》與《選擇國籍條例》,規定在英屬殖民地出生的新移民且在緬甸居住八年以上者方可申請歸化入籍,並規定羅興亞人不得擁有土地,不得隨意經商,不得隨意興建清真寺,嚴格限制羅興亞人的教育,羅興亞人文盲率高達80%以上,使得羅興亞人極度貧困,大量羅興亞人成為無國籍者。1962年之後,緬甸軍政府推行大緬族主義,羅興亞人的處境越發危險,特別是1977年發動的“龍王行動”,讓羅興亞人受盡迫害。
        羅興亞人大量難民連年不斷涌入孟加拉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斯里蘭卡等周邊國家,而這些國家因為自身國情,難以提供有效幫助,孟加拉國更是因為大量難民而困擾不堪。羅興亞人一百多年來的深重苦難,看似由於“不興教化”,即緬甸佛教社會與若開邦穆斯林社會的沖突壁壘高起,水火不容,但其實緬甸其他地區的穆斯林與佛教社會並無對立情況,而宗教社會的矛盾只存在於若開邦。事實上,“羅興亞人”這一稱呼,肇始於英國殖民者,而羅興亞人與緬甸佛教社會的嚴重對立,也正是肇始於英國殖民者。
        第三次英緬戰爭後,英國殖民者有意從英控印度、孟加拉遷移大量的穆斯林到若開地區定居,使當地的穆斯林數量數倍增長,擠壓了若開族人的生存空間,並對當地的統治採取分而治之,在統治中嚴格區分佛教徒和穆斯林,從而挑起不同信仰人民之間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與英國人各自扶持佛教徒武装和穆斯林武装,直接導致若開族與羅興亞人的武裝沖突。當緬甸獨立,國外勢力被淨空之後,殖民者的遺害就無窮無盡地加諸到了羅興亞人的身上。而此後一百多年,羅興亞人又挑起分離主義,組織武裝力量與緬甸當局對抗,更加導致了羅興亞人無法融入緬甸社會,並開啟大緬族主義對羅興亞人綿綿不絕的迫害。

台灣是中國的若開邦嗎?

        二戰結束以前,日本對台灣50年的殖民統治,使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文化逐漸磨蝕。日本戰敗,特別是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中華文化才在台灣得到了不起的復興。但是,殖民者敗走總是不甘,必埋禍根以亂之,緬甸羅興亞問題是如此,中印克什米爾問題是如此、非洲大陸更是彼彼皆是,而台獨問題當然也是。
        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一些在台生活多年的日本人選擇了“歸化”,大抵就是當下“台灣民政府”那群人——這種歸化實際是“不服王道”的假投誠,埋根在台灣,而不服中國之治。在兩蔣時代他們選擇“潛伏”,在李登輝之後,他們逐漸堂而皇之,並在自認為日本皇民的洪素珠辱罵88歲老榮民彭子珂的事件爆發後,這個“台灣民政府”才正式進入了公眾視野。他們公然宣稱台灣是一個國家,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和警察部隊,在每個縣市都有活動據點,擁有大片山林土地。這一“國中之國”所為何來?國民黨、民進黨內很多政治人物受邀去交流,與之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實為利益收買,可見影響力不容小覷。正因如此,這些政治人物最先知道此“叛國組織”存在,卻暗通款曲,不露聲色,執政而不予取締。
        這些“歸化”了的日本後裔,行事低調,小心翼翼,時機不熟絕不與主流社會正面沖撞,比羅興亞人聰明何止百倍!他們當然吃不到羅興亞人的苦頭。然而,現在事實執政的台獨政權,只差扯下“中華民國”這塊遮羞布:加速系統性“去中國化”,大興台獨教化,又以轉型正義之名巧取豪奪,更在內政上大肆親日,宛若日殖代理,並以年金改革為名,對相對立場偏藍的軍公教系統進行敲打。台獨勢力堅持族群分化和“去中國化”的本質,正是要把台灣的“外省人”打成羅興亞人的命運,假設台獨建國成功,外省人恐難逃此劫。
        當然,正在偉大復興的中國有足夠強大的能力維護國家領土完整, 14億中國人豈容日殖欺凌血脈同胞,絕不容台灣再度淪為日本殖民地。我們不允許台灣變成中國的若開邦。
        首先,“一個中國”的意識與台獨日殖的意識看起來有點像若開邦的佛教徒與穆斯林的對立,但是畢竟不是基於宗教的對立。羅興亞人是因為英國殖民時期種下的歷史仇恨而被緬甸大緬族主義傾軋,變成無國無根的族群,他們的分離主義只是為了脫離大緬族主義的迫害而求取一塊安寧的棲身之所。而台獨分裂思潮雖然是日本殖民的後遺症,但台灣人不存在無國無根的困擾,連滯台的日本後裔都可以歸化中國,有國有家,甚至兩岸統一之後,他們仍可以離開台灣,歸化故國。
        其次,台灣內部仍然具備足夠的制衡力量,盡管台灣相對封閉的新聞媒體形成了夜狼自大的輿論氛圍,讓民眾對於搞台獨壯了膽,添了希望,但是,這種媒體洗腦是可以被打破的。也就是說,台獨意識仍然有機會被壓制。簡單而言,就是華夏文明再造和中國人意識的復蘇和強化。這首先需要台灣的有識之士團結起來,中國國民黨“追求國家統一”的聲音強起來,本土化茍且偷安的自閉路線壓下去。中國國民黨的本土化路線是一條放任“去中國化”、斷送和平統一希望的不歸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如若繼續走茍安的本土路線,中共將一肩扛起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今日的中共,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深入地實踐和发展“三民主義”,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國已經初現端倪。台灣作為富強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後不論是何種方式統一,中共都不願意也不可能讓台灣出現羅興亞人的悲劇。
        雖然殖民者種下禍根,但中國人有智慧可以連根拔除。台獨是鏡花水月,必將成為日殖代理人的惡夢。在台灣的中國人如果甘做漢奸日奴而不服中興大國、華夏一體的王道,或者繼續偏安台灣茍且偷生,留給他們的會是惶恐灘頭的惶恐,零丁洋裡的零丁。

結   語

        2012年6月,昂山素季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演講時說,她在遭軟禁時深入思考了佛教中的六大苦相, “想起了囚犯、難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們被從故土上連根拔起,離開家園,同家人和朋友分離,被迫在不歡迎他們的陌生人間艱難生活。”又說要用“仁愛” 給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家園,給那些在自己國家得不到安全與自由的人們提供避難之所。她應該沒有忘記這段演講,需要一個頓覺的智慧去幫助羅興亞人脫離苦海。又或許,她真的成了政客?
        我沒有放棄對昂山素季的信心,就像沒有放棄對台灣正義力量的信心。我更相信,中國人比緬甸人更有智慧去解決殖民遺禍!
(臉書成文於2017年4月12日)

亡獨預想 | 梁敏超

        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兩岸懂得看歷史潮流大勢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地感覺到,和平統一的窗戶已經關上。樂觀的看法,是和平統一的機率已經小於10%,而且接近最後的攤牌。

        對貪婪無知的台獨政黨和政客來說,最後沈浸於高亢的台獨幻想裡,最後絞盡腦汁地阻撓拖延統一,以及瘋狂享受最後的饕餮盛宴,是他們既驚又喜的末日狂歡。

       台獨勢力覆亡是歷史的必然要求。那麼台獨政黨、政客以及台獨意識將以何種方式被徹底清除呢?我想有兩種主要方式。

        第一、大陸武力統一,採取多種強有力措施依法清除台獨勢力。

        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明確設定國家應該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條件之一為「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研判台灣目前局勢及內部政治因素,可推定已基本接近甚至達到「和平統一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武統觸發條件。這個判斷,主要基於中國國民黨對反台獨立場、對兩岸關係、對中華民族的主張、態度和路線的重大變化。

        台海兩岸從二三十年前勢均力敵,到今日大陸具備壓倒性實力,我們現在要研究的重心是以何種方式可以盡一切可能減少平民傷亡,防止台獨勢力偷運故宮國寶出境,依法審判主要台獨政客的罪責,並重建台灣社會秩序,徹底清除一切台獨勢力和日奴象征。

       第二、台灣內部革命,強勢鏟除台獨勢力,並重新打開和平協商統一的窗戶。

       美國一位國際經濟學家丹碧莎·莫尤(Dambisa Moyo)在TED演講,題目叫「中國是新興經濟體的榜樣嗎」,她在演講中提到, 民主制度具有不可持續性,研究表明,當國民人均年收入達到1千美金左右時,民主制度大約可維持8年半;達到1千到2千美金時,民主制度大約可維持16年;只有當國民平均收入超過6千美金時,民主制度才能長期持續。

      上述研究,顯然是在忽略嚴重貧富分化、嚴重政治沖突的情況下得出。台灣民主制度的不可持續性,恰是由嚴重貧富分化和嚴重政治沖突造成的,加上經濟持續衰退,物價飛漲,居民購買力下降,內外交困之下,民主制度必然崩盤。

       不難預測,在2018年九合一選舉之後,民進黨即全力投入2020大選布局,黨產會、促轉會將強勢運作,以激化所謂本土與外省的對抗對立,進行「去中國化」擴大年輕族群的支持。而本土化的國民黨戴著尷尬的威權原罪,對民進黨的淫威將如梗在喉,任由民間的外省族群在捍禦正義中遭受「新威權」打壓,偃旗息鼓,必無所成。

        2020年選舉大概率由民進黨推舉的候選人勝出。台灣將全面進入「去中國化」的深重災難期。民進黨政府為台獨建國肅清阻力的所謂轉型正義,可望激起一波革命怒潮。

        台獨勢力不可能通過選舉輪替來消滅。革命是唯一手段。可預期的革命,將迅速控制台獨主犯,成立過渡政府,實行戒嚴訓政(即孫中山先生「中華民國建國大綱」第二步),修正教改,訂立新的民主選舉規則,禁止一切台獨立場的政黨和個人參與選舉。過渡政府將為民選新政府與大陸政府協商和談判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等一系列問題訂立規劃,重新打開兩岸和平統一的窗戶。

        两岸統一前能不能給歷史留下漂亮的身影,或者為和平統一再次打開窗戶,或者為統一後的台灣社會安定繁榮提前籌謀,已經擺在了很多台灣賢德志士的面前。

        主要的政客們早就暗中為流亡做好了各種準備。

        逆歷史潮流的民族叛逆,若法律無法給予制裁,歷史的「斷頭台」為他們抬起了鍘刀。

中國國民黨:最後的活路 | 梁敏超

決定政黨生命力的因素是什麼?

第一是黨魂。就是政黨執著奮鬥的理想,與人民群眾對國家、對民族命運的期待,兩者的相關性如何。這也叫創黨初心。

第二是黨綱。就是政黨內部在某一時期一以貫之堅持的政策方向、基本原則、工作路线、規定。

第三是黨紀。就是鐵的紀律,保證全黨沿著創黨初心,始終凝結團聚在一起,具體去落實黨綱各項要求,不斷走向人民群眾對歷史潮流、民族命運的熱切期盼。

第四是革新。就是黨要保持不斷自我反省、自我糾錯、自我改革的能力,使政黨的發展方向始終圍繞創黨初心進行自我調整修正,保证黨的革命性、戰鬥力保持旺盛。

從這四個因素來看,中國國民黨只有從大陸敗走台灣之後,在蔣公領導下才有了一番洗新革面的改變。自李登輝以降,則僵而不化,甚至走了相反的方向。洪秀柱一女子,雖有心力挽狂澜,却獨力難支,實屬悲壯。

置之死地而後生,還是茍延殘喘而後亡?當下,國民黨內正用虛假的團結口號,把支持者最後的那點戀棧,像壓榨殘汁一樣榨乾擠淨。

一個政黨的勝利,不能寄望於撈取政治對手貪污腐敗、濫權爛政的反彈民氣。只會比爛的政黨,能有什麼生命力可言?

用「團結」去敲詐支持者的選票,讓支持者放棄獨立理性判斷的能力,成為失智選民。這樣的民粹行為,正是茍延殘喘!

置之死地,就是不怕一朝一夕慘輸,而敢於臥薪嘗膽,化零為整,全黨迎回黨魂,找回革命性,夕惕若厲,自然天下歸心。

此之謂否極泰來。不然,最後的眷戀擠完,人去黨亡矣。

 

(PS:臉書成文於2018年6月18日)

兩岸今昔的省思 | Thomas Lee

發表日期:2018.6.14

關鍵詞:兩岸關係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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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大陸的表裡和今昔,兩相對照、前後對照下來,任誰都會察覺,近七十年來,兩地文明的發展,無論是方向上還是體質上,已經起了驚人變化。

只是,台灣號列車上的大多數乘客,仍然以為自己正朝原先的方向和目的地駛去。當看到對向交錯而過的大陸號列車時,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優越感油然而生,對駛往「專制獨裁」蠻荒地帶的列車,以及其上「貧窮落後」的乘客,也習慣性地流露一絲憐憫,甚或鄙夷的神情。

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大陸的印象,台灣號列車上大多數的乘客,仍停留在過去的時空。也難怪在交往接觸中,會令大陸新世代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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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標榜「民主、自由」的台灣,儘管歷經一段既驚又喜的奮鬥奇航,好不容易如願獲得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初步成果。只是好景不常!這種積漸而成、得之不易的成果,就在野心家的操弄以及跟風、騎牆派政客的哄抬之下,民主質變為「民粹」,而藏在民主外衣下的,則是泛著寒光的「政治正確」之利刃。一場場「強凌弱,眾暴寡」的野蠻遊戲,在各個權力場域赤裸裸地上演,從政治中心向基層擴散,從廟堂蔓延到整個社會,從這一代人擴大到上一世代,之後再繼續往下一世代滲透。

台灣不僅向下沉淪,而且在加速沉淪!

前(2016)年年初,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從立法體系到行政體系取得完勝,但是法西斯的幽靈卻在完全執政的蔡政府身上,大模大樣地還魂。當唯我獨尊的當權者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時,我們整個社會也就喪失「反對和異議」的自由,以及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力了。

兩岸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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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向標榜的「民主、自由」,業已轉性,如今只剩下破爛、褪色的「標籤」。而在「民主、自由」上,一向遭台灣社會鄙夷的大陸,自1978年其領導人鄧小平推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迄今,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已由點、線、面逐步擴張到整體,離昔日的「貧窮落後」已遠。政治上,也從「專制獨裁」迅速轉向,朝「菁英治理、開明良政」邁進。

民主、自由,甚至富裕、文明程度,已成昨日黃花的台灣社會,還能取笑奮發向上、正拔地而起的大陸社會嗎?

20180424 怎麼拉這倆傢伙來了還一直下滑?

一個絕對「他律」的時代之到來 |郭譽孚

──個人對於「拔管」問題的一種認知──

關於當前的「新五四運動」,來自我們島嶼執政當局固執的作為;昨天,在台大門口的晚會現場,聽到女學生哀訴著母親說考慮把他送往島外,個人不知道他人做何感想,我確實是受到觸動了。。。
我想藉此談談當局何以如此執著──難道他們真的那麼無知,不知道「大學自主」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對於整個學術發展的重要性嗎?他們真會那麼無知嗎?

目前所見,論述當前時局發展者,很多論述強調「拔管」的政治性,也就是綠營不可能容許有相當藍營背景的管,本是綠營應有之義。。。
「拔管」當然有政治性,但是只是這樣的政治性嗎?

個人最近研究日據以來的台灣教育與社會史,旁及日本史,正好告一段落;因而,在歷史脈絡上,有些不一樣的思考,謹此提供關心時局的朋友們,做為參考:

我們都知道這個問題有其政治性,但是我們很少重視政治性問題,其實同時也是經濟性的;由於我們過去長期浸淫在歐美先進國家移植來的現代化理論中,總是像我們學府中所提供的學科門類一樣,是把政治與經濟分而治之的,所以慣性地我們易於忽略掉政治問題對於經濟面的可能影響;正因此,對於「拔管」問題,我們不應該只重視其政治性,也應該重視其經濟性──同時,由於「拔管案」所影響的層次很高,所以其經濟性已經不是千百億的問題,而可能更是涉及整個經濟政策與社會個層面的大問題了。

管教授在接受遴選時期,其曾經對於台灣大學的前途,提出若干構想,如,其所提的台大「亞洲旗艦計畫」,以三個school計劃,強調蘊育人才深根台灣,國際頂尖大學進駐,以及亞洲創意驅動平台;很顯然他將會是一個抱持積極進取態度的大學主持人;尤其,作為一位接收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想來既使對於自由經濟抱著批判態度的人們,也相信他應該自身會有一番慷慨的自由抱負。

相對的,當前綠營以李前總統,這位農業經濟出身的學者為最高指導者;李的經濟理想卻只是日本學者的所謂「雁行理論」的;也是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那大東亞共榮圈的觀點──強調東亞國家應該認命排列為日、滿、支的發展順序──到今天該論述就形成了李前總統在其名著「亞洲的智略」一書中所推崇的「亞洲應建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發展型態」〈見於該書,頁116〉──遙遙呼應著當年日本近衛聲明那所謂的「『皇道』則不外使各國家各民族應各尋求其處身於世界上之適當地位而已……而以日、滿、華集團為連鎖中之一環……進而建立公正的世界和平。……」的安排。。。。

對比他們兩者,可以看到經濟政策上明白的差異;管教授居然敢於把我們的台灣大學指向「亞洲的旗艦」的目標,明白僭越了李前總統的指導,這會就是「拔管」最重要的理由嗎?

其次,要指出的,是在日據台灣教育與社會史上,我們夠深入的話,我們將悚然發現──台灣教育的平庸化,本是日據時期教育建設的目標;因而雖在1920年代初開始推動設立台北帝大,甚至到大戰前,推出皇民化運動;由於拒絕推動實質的全民義務教育,以及且教科書六年的程度,相較起來竟低下兩年;並且那很隨便的打罵管教,完全是低級的「他律」教育;因而日本良心作家坂口零子,曾批評皇民化教育要「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奴隸」。

甚至,有我先民如謝東閔、吳濁流、葉石濤都曾更指出,大戰晚期當局已開始把我先民遣往南洋,以便讓日人逐漸進佔我先民開發整建完成的台灣。

過去的史實如此,一向神裔高傲、強調君民同祖的大和民族,今天如何看待我們島嶼?如果台灣大學是一流的大學,他們如何能夠如當年般地奴役宰制?這是否也正是今天當局千方百計,無論如何犧牲社會的安定,一定也要「拔管」的理由?

台灣大學,這個我們島嶼上最具歷史地位、社會地位的最高學府,他的校長候選人已經通過包含著三位教育部派出的委員的遴選委員會的全部程序,選出來了,但卻由於當局阻撓而無法就職,對於整個教育界有怎樣的意義?對於學術界有怎樣的意義?──「大學自主」與「學術自主」今天受到了嚴重的考驗,是展示我們全島教育都既將落入一個嶄新的「他律」的新時代嗎?

確實,當年「雁行發展理論」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教育與學術上,都是個絕對「他律」的時代。。。

評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我的失望與哀傷 | 郭譽孚

這篇文章看了真很傷心。。。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居然寫出這樣的觀點。。。〈原文見於下面〉

『我不懂大學自治,只懂自我自治,。。。問題是,自我自治的前提是我的私生活沒有觸犯法律。據此類推,大學自治也應該限縮在合法的範圍內,才可以毛起來主張。。。。不然,台大自己決定老師可以不用教書、學生可以不用上課,繳交四年的學費後,學校會發張任你玩四年證書,這樣教育部也不能管。』

個人認為荒唐極了,法律系的教授如此沒有常識嗎?大學自治或自主,基本上是為了表示統治者對於知識殿堂的尊重,相信知識界內部應有能力處理他們自身的內部的問題,並且在專業範圍內,確實應該信任專業學者專家,因而把知識界的各種專業性問題都交由其內部自行處理。

這就像地方自治,地方可以自治,從來不是「無法無天」的意思;

想想,李教授居然能說出──
『台大自己決定老師可以不用教書、學生可以不用上課,繳交四年的學費後,學校會發張任你玩四年證書,這樣教育部也不能管。』

是否就像談到「地方自治」,怎麼會由「自治」裡扯出地方各級主管可以不登記出勤?清潔隊可以不收垃圾,居民可以不繳稅金呢?──要知道,全世界的地方自治研究,絕對不會有研究者提出內政部因之不能管理地方的憂心。。。

最後,李教授的結論是──
『是應該向法院提告。不提告的話,那就吞下來。

說到此案可能只有提請法官公判才是合理──個人本來應該完全同意,但是由於近幾年來法學界很少有受到社會信賴的表現,更加上現在李教授在此文上讓我感到深深的失望,使得個人實在很難對今天的法學界感到足夠的信任,所以個人對於李教授這一主張也無法同意;

至於,網上有人說,當局既然接受太陽花的社運模式取代社會法律的規範,唉。。。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或許大家也只能依循執政黨所信奉的那「公民不服從」的舊模式進行了。。。

總之,李教授如此輕率地談嚴肅的公眾問題,看來我們尊貴的台大,問題真不小啊。。。希望未來台大校長遴選問題解決以後,新任校長要好好地把我們共同寄望的這個全島的最高學府由根救起。。。

譽孚有感

最最後,設想該文是否可能是李教授很不志願下寫出來的?我不相信,這是他教授的水準。。。所以故意寫成這個樣子。。。?某種勢力很大,在兩黨長期「去中國化」的情況下,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早已經很少很少了。。。

失望與哀傷的譽孚又及

讀大老黃教授五點高見,談五點淺見 |郭譽孚

黃教授提出了五點,我想也提出五點吧──

一、這麼重大的一件公眾事務,怎麼可以輕率視之?拿自己的一本小書的出版為由,就此,丟給記者的,竟只是匆匆寫下的幾個要點?雖然只是○○報的記者,但是,人說不看「僧面看佛面」,這麼嚴肅的一件大事,體力不足,真沒時間就算了,自然不可強求於他;他若時間與體力都足夠,就不應該如此態度吧?

二、好極了,老教授的話,還是看來那麼有道理;不過,這次的事件,真的是討論可否擴充大學自主權嗎?不是吧?怎麼老人家會有這樣的認知?
不過,就如他所要求,我們不可「人云亦云」,因此我們要反駁他的認知;如他所強調不可「罔顧事實」,公共行動要根據事實;我們要批判他的正是根據事實──把不久前的陽明大學校長遴選案作為完整的事例,現在由那位副教授出任該校校長,沒有嚴重的錯誤嗎──教授居然要為那樣的教育部喝采?──現在管案還沒有定案,教育部對於早有三名教育部派出遴委參語的遴選委員會的定案,如果能「浪子回頭」,說不定倒還是可以喝采的?

三、所謂「大學自主」的真義;偉大教授的話,也可能大錯,大家不可「人云亦云」;要知道現實社會中,所有的理想都必須接受社會運行的規律,不接受社會運行的規律,就要受到社會現實的教育;社會團體的議事規則就是這種社會運行的規律;這個事件中,「大學自主」的美好理想與老教授所提的「遴選爭議」,當然也需要接受議事規則的教育;老教授的話,大家如果很重視,我們想提出比他老幾十倍的一句老話,「我欲托之空言,未若見諸實事之深切著明也」,給大家參考──
網上看到有人由當前西方自由民主的困窘而大批判「大學自主」的虛妄,個人認為沒有必要,它應該仍有很高的存在價值;不過,如果大家真的重視「大學自主」與這次的「遴選爭議」,建議教育部應該先將此案通過,也就是讓「大學自主」學到這現實的一課,然後讓大家盡情討論各種細節。

四、大老教授強調現況是「教育部給了台大自主,解決內部重大爭議的機會」,事實的真相是如此嗎?
難道各大學獲得「大學自主」之後,每年度或每學期還要重新獲得自主權嗎?如何如今竟還可說教育部給了「台大自主」?要知道「爭議」在現實情境中是永遠存在的,「重大」與否,更是每個人的看法不同,議事規則中的擱置就是合於我們人類理性的一種處置方式──「擱置」的意義就是認為該案不應在現在處理。相反的,台大給了教育部多少時間?教育部有多少成見,以致於才落入現在的情況?

五、關於所謂「這些教授有幾位是我一向敬重、有志節、有思考能力的諤諤之士,並非阿諛奉承之輩。年輕學生的理想,也無庸置疑。」,以及「1980年代,主張校園民主、大學自主、教授治校,我是核心人員之一。……看到二、三十年後,「大學自主」的理想被如此扭曲。我只有仰天慨嘆。」──

如此強調自身的「老資格」,何必呢。。。如此嚴肅的大問題。。。

除了因為今天關心教改事業的人,人人多少對於該事業都有相當批判,值得如此提出嗎。。。
更因為,記得邏輯思惟上,這種論述是對於釐清事情的真相,沒有真實幫助的部分;記得當年讀邏輯學的時候,有所謂「奧康刀」的觀念,要學生們在進行判斷的時候,要及時地把論述中可能無關事實真相而可能干擾我們深刻思考判斷的部分先行剃除,然後再行判斷,個人建議讀者如果要對於大老教授的大文進行嚴肅地思考的話,應該把上面的兩段引文除去。

以上是個人對於老教授此文的一些感言。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完結篇)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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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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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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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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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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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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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謝雪紅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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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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