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選舉還沒正式登記，不過幾可確定又是參選爆炸。參選人越多，則選舉花費越多，而參選人越難回收選舉投入的花費。選舉一般需要花多少錢？若無法回收，眾多候選人幹嘛要參選？

政治人物的選舉花費很少充分公開，而即使公開也多有隱藏，主要因為政治人物和金主多不希望揭露彼此的關係，而台灣法律也未嚴格要求。公開的選舉花費雖然多半少於真正的選舉花費，已經足以讓我們了解選舉花費的巨大。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公佈的全部選舉支出是1億4千萬。以這個數字推估一般競選立委的花費要幾千萬，而競選縣市議員要花費上千萬。

選舉的立即回收是政府提供的得票補助款，若候選人的得票超過規定的門檻，每一得票可以獲得30元的補助。仍以柯文哲2014年競選台北市長為例，他得票約85萬，因此獲得約2550萬的補助。得票補助款之外，選舉獲勝者得以擔任公職，可以獲得擔任公職的薪資，也是一種回收(以機會成本角度看，這不該算做選舉的回收，因為候選人若不參選，擔任其他工作也能獲得薪資)。仍以柯為例，他擔任台北市長的年薪約230萬，四年市長的薪資共約920萬。柯的總回收共約3470萬，遠不及他公佈的選舉支出1億4千萬。以上是對當選者的估算，落選者的回收當然更遠低於其選舉的投入。

選舉的回收一般遠低於選舉的投入，所幸(或不幸)選舉的投入不僅是候選人個人財產的投入，也包括候選人所獲得的小額捐款和較大額的政治獻金。一般只有像柯文哲這樣的「網紅」才能募到大量小額捐款，多數政治人物要靠政治獻金，然而政治人物收了政治獻金，等於欠了「政治債」，未來是要還的，政治人物以其政治權力，怎麼還政治債是合法？怎麼還政治債是不合法？是民主政治很模糊吊詭的地方，也是政治人物常爆發貪瀆案件的根源。

選舉花錢難回收，還要背政治債，人幹嘛要參選？蔣月惠參選是希望獲得選舉補助款支撐她「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開銷，這無疑是極少有的特例。一般政治人物參選說好聽是為了服務國家社會，不過各行各業都是服務國家社會，投身政治也沒更重要或更崇高吧。比較總統與張忠謀、郭台銘，張和郭讓幾萬員工過好日子，又繳很多稅(公司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給國家，其實質貢獻看來高於同時期的總統吧！

投身政治沒有特別重要或崇高，卻需要花錢選舉，既難回收又背政治債。為何還參選爆炸？選舉大概就像賭博，勝選時萬人擁戴的感覺比得上賭徒大贏時的得意自滿。雖然選舉和賭博一樣，都是輸的人遠比贏的人多，很多人仍願意賭那少數的贏的機會，因此參選爆炸就像不少人愛賭成痴吧！真是不健康。哪天台灣很少人願意參選，而選舉花費大減，才是民主政治的正途，不知道是否會有那一天？

嘉南大圳完工後(1925年)，當地每甲土地的稻米產量增加了2.1倍。可是台灣人的稻米消費量又是什麼情況呢？

1910年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是130公斤。
1930年代 台灣人均稻米消費量減少到只剩100公斤。

另外一項數字顯示：嘉南大圳完成後，台灣農民的食米量減少，但甘薯消費量增加了46.5%。
原來台灣的稻米增產，大部份被殖民政府低價收購，供給日本人吃了。

資料來源
1. 1966年日本銀行出版的"日本經濟百年統計"
2.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做的"農家經濟調查"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

 

台中正在籌辦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已經投注了大量工作與心力，昨天在北京召開的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EAOC)臨時理事會卻因「有政治勢力在島內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公然挑戰奧會模式，對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風險」，決議停辦台中東亞青運。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讓台灣喪失了主辦東亞青運的難得機會，加上台灣已經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台灣真是越來越孤立，尤其這次是自找的，台灣要自我孤立嗎？

綠營當然又會說，台中東亞青運被停辦是大陸的蠻橫打壓及政治干預體育。然而綠營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不是先以政治干預體育嗎？國際奧會前已發函中華奧會表達不允許改名，綠營卻仍一意孤行，而且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的發起人紀政正是台中東亞青運的榮譽總顧問，東亞奧委會(EAOC)都看在眼裡，難免感覺台中東亞青運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及干擾，於是政治對上政治，而台灣輸慘了。臨時理事會最後採取投票決，結果七票贊成取消台中東亞青運，一票反對(中華奥會)，一票棄權(日本)，通過了取消的議案。投票的結果如此懸殊，顯示綠營的作為是不自量力、無自知之明。

主辦國際體育比賽，對國家的發展很有效益，既能提升國家的體育水準，又能行銷國家，對觀光、經濟和國際地位等都有幫助，例如不久前俄羅斯主辦世界杯足球賽，收穫就極其豐碩。東亞青運雖然不能比擬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參與的都是台灣周邊國家，不正是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想要推展的地區嗎？停辦台中東亞青運，台灣不僅損失已投入的6.76億經費，又喪失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會。

比較台中東亞青運與去年台北舉行的世大運，兩項比賽分別由前台中市長胡自強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辛苦爭取得到主辦權，結果卻大不相同。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風光地成功舉辦世大運，而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卻丟失了東亞青運的主辦權。結論是：藍營市長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一級；白色市長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至少能蕭歸曹隨，完成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二級；而綠營市長不僅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還把前人辛苦種的樹拔掉，是第三級！

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兩岸統一的趨勢很難阻擋。台灣若想延遲統一或在統一談判時獲得較好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台灣自己要發展好，然而蔡政府執政以來，親美、日以抗中，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壞，而台灣越來越孤立，孤立的台灣怎可能發展得好？發展不好的台灣有何能力抗中？綠營或許能靠大陸打壓、取消台中東亞青運激發11月的投票熱情而勝選，然而台灣越來越孤立，發展越來越差，綠營即使勝選，又有何用？

過去以為屏東應該是台灣的南部樂土，沒想到從1990年流氓鄭太吉當到屏東議長，開啟了屏東縣黑道主持政治，高喊「過高屏溪殺人無罪」的黑暗時代，一直延伸到今天，屏東的狀況並無改善。

1980年當選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的屏東出身的政治人物伍澤元，曾任屏東縣縣長、立法委員等職。與當時任副總統的連戰有瓜葛不清的不法借款關係，高達新臺幣3,628萬元，連戰因此被裁定罰款30萬元，2001年伍澤元因涉「四汴頭弊案」與「八里污水廠弊案」棄保潛逃至中國大陸，2003年被行政院列為十大通緝要犯，2008病死上海。

2014年經過老農夫五次揭發告密頂新屏東廠的地下餿油事件，屏東縣政府、屏東縣長曹啟鴻、屏東縣議會….一概不理。最後老農夫遠赴台中警方告發，透過台中市長胡志強的努力，才引起台灣全島輿論的關注。屏東地下餿油廠遍布各鄉，矗立廿多年的進威是無牌油廠，頂新屏東廠也在屏東縣轄下。

2013年總統大選的副總統候選人的屏東人蘇嘉全，曾經擔任兩屆屏東縣縣長，在縣長任內放任自己經營的商店違章建築和自己的祖墳侵佔公地，並在自己的農地藉口農舍蓋建了豪華歐式別墅，嚴重破壞農業用地。如今蘇嘉全是立法院長，台灣立法院正在禍害台灣，大家有目共睹。

這次議員蔣月惠事件，明明是為民喉舌、揭發皮革廠污水，揭發凌晨強拆民屋的警察暴力，屏東縣縣長潘孟安刻意製造了一件縣議員蔣月惠失去理性咬傷警察的事件，引起全島輿論指責議員蔣月惠。幸而有一位鳴人堂專欄作家溫朗東，深入硏究，揭發了可怕可恥的事實真像。

「蔣月惠以無黨籍身分出來參選屏東縣議員，是為了她長期服務的肢體殘障服務協會「羅騰園」。為了幫助快20個身心障礙的孩子就醫、就學、學得才藝、重拾自信，她需要籌措經費，想到了出來參選，或許可以領取選票補助款。」

一直到今天，受到全島民意唾棄的蔡英文總統也是屏東人，正在禍害台灣，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說了。

屏東到今天還是流氓議員、流氓政府統治的落後地區，環境污染、非法抽取地下水、司法正義不敢伸張、媒體受到威脅等繼續禍害屏東，無人管理。屏東出身的政治人物盤據整個台灣政府，可以說個個傷害台灣，沒有一個好人，這個地方禍害台灣的風水真是奇葩。

 

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因抵擋縣政府拆除民宅，在過程中咬傷執勤女警，事後她捧著鮮花到警局道歉並爆哭，引起大量關注。起初網民指責蔣仗著縣議員身份欺侮女警，後來卻發現蔣確實長期關心身心障礙兒童與社會弱勢，反而是屏東縣政府凌晨四、五點強拆民宅，似有不當，於是輿論立刻轉為極力支持蔣，而蔣突然暴紅。昨天蔣北上，被安排與台北市長柯文哲碰面，但是見面時，柯隨興簡短發言後，即迅速閃人，讓蔣不滿柯的發言，並表示不爽被網民叫「女柯P」。蔣月惠和柯文哲都是2014年以素人之姿從政，而現在都是當紅炸子雞，難免被拿來比較一番。

蔣月惠和柯文哲雖然都以素人之姿從政，從政的過程卻是大為不同。蔣月惠自1987年就擔任「羅騰園肢體殘障護理之家」的義工，後來「羅騰園」經營不下去而解散，蔣於是扛起經營「羅騰園」的重擔。蔣希望靠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填補「羅騰園」照顧身障兒的龐大開銷，而投入屏東縣議員選舉，2005、2009年兩度敗選，到2014年第三度參選才當選。當選後，她不僅將選舉補助金全額捐給「羅騰園」，還將每個月六萬多元的縣議員所得捐贈給「羅騰園」，只留四千元作為個人生活開銷，平常生活都跟身心障礙兒童共同吃住。

從政之前，柯文哲算得上是台大醫院的名醫，卻一向對政治頗有興趣。他雖然不是民進黨黨員，早在陳水扁參選台北市長和競選總統時，柯就是扁的醫界後援會重要成員。柯曾自承「墨綠、深綠」，又有與陳水扁的關係，因此在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獲得民進黨全力支持而一舉當選。除了民進黨的支持，柯文哲常發言「無厘頭」，能博得年輕人和中間選民的青睞，也是柯崛起的重要因素。

蔣月惠的從政是為了獲得一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以支撐「羅騰園」照顧身障兒所需的龐大開銷，她經歷三度參選才終於當選縣議員，而就任之後又把大部份縣議員所得捐贈「羅騰園」。蔣的從政理念和多年堅持令人敬佩不已。對比之下，柯文哲就會耍嘴皮，口頭上和弱勢者站一起，卻沒做什麼；先前自承「墨綠、深綠」，後又說「两岸一家親」，柯毫無中心思想，就會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處騙取選票而已。蔣月惠的從政理念和多年堅持正凸顯出柯文哲的沒有中心思想和就會耍嘴皮，難怪柯不願與蔣同台而迅即閃人躲開。

蔣月惠和柯文哲的另一個明顯不同在於，蔣只有成大空專的學歷，而柯是智商157的台大醫學院頂尖畢業生和台大醫院名醫。以蔣的學歷，她大約不懂太多國家的大政方向，但是她有關懷社會弱勢者的熱血，能替弱勢者爭取公道，完全勝任民意代表的角色。對比之下，柯頂著高智商、高學歷的光環，理應在國家大方向和首都建設上有所建樹，但是柯的建樹不過是沒有建設、減少市債，這樣的首都市長也太好當了吧！

台灣的司法一直頗受詬病，讓人民不滿，也不為人民所信任，因此司法需要改革，幾乎是朝野少有的共識(雖然朝野司法改革的方向可能不同)。民主(在此指選舉民主或西方民主)一般被認為有益於法治，而法治應奠基於民主。然而台灣民主化已二十多年，法治似乎沒有多少長進，為什麼？

早年國民黨長期執政時，反對黨總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即使藍、綠兩黨輪流執政之後，政治人物被起訴或判罪時，仍常說是政治迫害。不論這些說法對或不對，總是各有支持者和反對者，缺少司法最需要的共識或信任。選舉民主看來並不有益於法治，甚至損害法治。

選舉民主是政黨通過選舉彼此競爭，政黨競爭如何才能公平？只能依靠司法保障政黨競爭的公平性。政治人物需要大筆錢支應選舉，他/她們處理錢是否合法，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時，政治人物是否使用非法競選手段，如賄選、誹謗、造假等，也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之外，執政黨是否利用其執政優勢，如立院席次過半，制定法律或發佈行政命令，而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這只能依靠大法官判定執政者的作為是否違背憲法。無論如何，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對於民主極為重要。

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有點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而執政，內心裡都希望司法站在自己這邊，於是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在台灣，執政者至少有三種方式可以干預影響司法：其一，負責釋憲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及立院投票通過，執政黨自然傾向任命自己人為大法官。其二，檢察體系，包括所有檢察官，不屬於司法院，而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檢察體系因此不像法院獨立，容易受執政者掌控。其三，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向檢察官、法官私下關說，只要不涉及金錢回饋，不算是犯罪行為(只是觀感不佳，無法律可管)。

執政者有權力和能力去干預影響司法，蔡政府幾乎不遺餘力地這樣做。蔡政府任命許多公開「挺獨」的大法官，正是讓司法站在自己這邊的寫照，而大法官們找盡各種理由，把許多釋憲案擋在門外，等於是閉起眼睛支持執政者，完全報答了蔡政府的任命。北檢(台北地檢署)翻箱倒櫃，把許多前已偵結的馬英九舊案重啟調查，找盡理由起訴馬。若說北檢沒有受到執政者的指示而行動，誰會相信？2013年馬、王政爭時，王金平和柯建銘進行司法關說，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譴責，而王、柯至今仍為重量級立委，讓人感覺司法關說是藍、綠共業，別聲張就好。

選舉民主有益於法治，是一個迷思。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很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過去藍營執政時，難免有些干預影響司法，而今綠營執政，干預影響司法更是不遺餘力。台灣法治不佳，何來公平正義？愧為已發展國家。不過，法治不佳不僅是台灣的問題，選舉民主使政黨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難以避免，因此法治糟糕的民主國家比比皆是，如菲律賓、墨西哥等等，族繁不及備載。

 

昨天連戰與習近平再次在北京會面，媒體普遍報導了双方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的發言，被認為老調重彈，並無新義。筆者卻注意到媒體較忽略的部份，習提出：「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習的發言雖然和緩，等於以大陸制度挑戰台灣的制度，兩岸終將是制度的競賽。

兩岸的制度競賽早已始於1949年的两岸分隔，檢視過去，大陸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近年是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詳細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趨緩，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而政黨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近年的一些政策為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民進黨鼓動年輕人反對，造成「太陽花學運」及協定一直被擱置；「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因政黨競開支票、騙取勞工選票，因此很不務實，使社會爭議近兩年，而法案一修再修，最後勞方、資方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大學太多的退場問題是多年沉疴，卻長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最明顯的特徵是一直在改變，從最初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沒有私營商業活動，逐漸開放個體戶、小商家、私有公司等，然後引入外資企業，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體系。「開放」是歡迎國外的資金、制度和技術進入中國，以便中國學習外國的優點，「改革」是不怕改變中國的原有制度，若對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就在少數地區先試行，確定有效可行之後，再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大陸一直在改變，改變解決了舊問題，有時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如貪腐、環境破壞等，就再改變以解決新問題，現在的大陸與四十年前比，是脫胎換骨，完全不一樣了。

比較兩岸當前的發展狀況，台灣的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大陸的人均只有八千多美元，很多人因此覺得台灣仍領先很多，這其實是一種迷思，比較兩岸應該要考慮幅員的差異，大陸龐大，有很多遍遠地區，拉低了它的人均所得，台灣地小，幅員只相當於大陸某一大都市的鄰近區域，因此台灣應該和大北京市、大上海市、大廣州市或大重慶市相比，而不是和全中國比，以此角度看，台灣和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很接近的。

以「改革開放」劃分，大陸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在「改革開放」以後，則加速追近台灣。雖然兩岸的幅員差距大，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容易直接比較其發展成績，但是觀察最近的十五年，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何以至此呢？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財經制度變得與台灣或歐美都很類似，而兩岸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背景都相近，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主要顯然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所造成，大陸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而台灣實行選舉式民主。(「改革開放」以前，大陸輸給台灣是因為實行僵固的共產主義。)

兩岸終將是政治制度的競賽。政治制度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讓國家和人民進步和發展。然而台灣卻把政治制度視為目的，有了民主政治體制(其實恐怕只是選舉和民粹)的最高價值，其他的經濟、科技、教育、法治等各方面原地踏步都無所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台灣人別再自以為是吧，至少該接受「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

 

 

最近前總統馬英九頻繁參加許多公開活動，展現高人氣，於是有人拱馬2020再選總統，甚至有媒體發佈民調，若馬再參選總統，他的支持度高於主要競爭對手蔡英文和賴清德。馬英九現在沒有執政包袱，對比蔡和賴的施政不佳，因此人氣大幅回升；若馬再參選總統，國人勢必仔細回顧及檢驗馬的過去施政政績，不像現在馬不需面對批評。馬的8年施政究竟如何？

馬英九自1998年參選台北市長，到 2008年當選總統，是馬的最高峰，就任總統之後，聲望逐漸走低，到第二任總統任期，聲望終於跌落谷底。馬曾擁有極高聲望，顯然是因為他的好形象，高學歷、愛運動、清廉守法，再加上年輕帥氣，在高官裡是相當罕見，造就了他的超高人氣。有些人批評馬「無能」，雖然有些過火，但是從一些實例看，為人做事的能力不是馬的強項，應是持平之論。

馬英九的最大失敗是他沒能成功領導國民黨。國民黨形象不佳，馬為了保持良好形象，一向與國民黨若即若離，關係並不密切，在選舉時國民黨別無選擇，非支持馬不可，但是到了馬總統執政，他雖擔任國民黨主席，仍無法掌握國民黨，造成行政院和立法院格格不入、溝通不良，行政院所推出的法案時常無法獲得立法院的充分支持，以國民黨在立法院有壓倒性的優勢，施政竟然窒礙難行，是馬的最大敗筆。

2013年9月的馬王政爭是馬英九領導國民黨失敗的總結。立法院長王金平雖然算不上「深藍」所抨擊的「藍皮綠骨」，確實是「挾寇自重」，置個人利益於政黨之上。馬身為總統和黨主席，想要排除王，合情合理，然而馬處置王的手段拙劣，最後未傷及王，反而重傷自己和國民黨，此後馬和國民黨就一蹶不振了。

馬英九領導國民黨失敗也顯示在國民黨的體質上，有民意基礎的立委和縣市長以及沒有民意基礎的官員和中常委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關係該如何？始終沒有理順釐清，造成黨內沒有章法，總在內鬥內耗。另一方面，馬執政8年，幾乎沒有培植中生代，造成國民黨人才的斷層。以2014年台中市選舉為例，胡自強前市長年齡偏高又健康不佳，仍不得不披掛上陣參選，他的敗選一點也不意外，正顯示國民黨人才的斷層。馬沒為國民黨培植中生代人才，難辭其咎。

馬的政治能力並不突出，例如他初次參選總統時喊出六三三(每年經濟成長率6%、失業率降至3%、2016年平均國民所得達3萬美元)的口號，實在不智。他當時民調遙遙領先、必然勝選，完全沒必要給自己訂下這樣的硬指標，讓民眾有超高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幾年以後，馬的六三三口號成為笑柄、跳票的代表，甚至被譏為政治詐騙。

在兩岸關係和國際外交方面，馬政府無疑是頗有建樹的，但是民眾的感受是一整體，而以經濟民生為核心，馬英九初當選總統就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台灣免不了經濟疲弱、民生走低，在這樣情況特別需要政治手腕，讓民眾心裡舒服一點，馬卻不擅長此道，馬政府聲望走低因此難以避免。

馬英九擔任總統，經濟不振和政黨內鬥失去「淺藍」和中間民眾的支持，他總想拉攏綠營支持者和避免綠營的對抗，則失去「深藍」的支持，例如極少碰觸統獨議題、始終尊崇八田與一及直到快卸任才企圖調整中學的課綱等。馬執政8年完全沒有撥亂反正、奪回話語權，於是綠營的論述越發成為主流觀點，而民眾越來越去「藍」趨「綠」。馬的作為讓親痛仇快，這是他的聲望在任期最後甚至低於貪污的陳水扁前總統的原因。

蔡英文和賴清德施政不佳，於是大家懷念起馬英九，然而馬過去執政8年政績也不怎麼樣，筆者真希望台灣能有比馬、蔡和賴更優秀的領導人，祈禱天佑台灣吧！

 

 

政治學裡的一個基本理論是政權或統治者要有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就是政權或統治者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這樣政權或統治者才有正當性，因此legitimacy也被譯成正當性。西方民主強調選舉統治者，就是由所有被統治者以投票來認可統治者，讓政權有合法性。中國大陸雖有基層選舉，基層以上的統治者至今並不由所有被統治者選舉產生，大陸政權是否沒有合法性？

根據西方的政治理論，大陸的統治者沒有獲得被統治者明示或暗示的認可，因此沒有合法性，但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卻欣欣向榮了四十年，其目前狀況雖然還沒趕上某些先進國家，其進步的快速明顯優於實行選舉民主、有合法性的國家，沒有合法性的大陸政權竟能一路向好，難道是西方的政治理論錯了？

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就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當時只有少數人能成為統治者候選人，也只有少部份人有選舉權)，但直到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才明確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在洛克之前的兩千年，歐洲一直有一些政治體，多半是小國甚至算不上國家的政權，斷斷續續地實行選舉民主，這些政治體或興起或滅亡，不管其政權是否有合法性。洛克之後的政權合法性理論無疑有助於選舉民主的推廣於全世界，但是成功的選舉民主國家雖不少，失敗的例子似乎更多，即使它們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理論上政權若，像選舉民主，有合法性，被統治者認可統治者的統治權，被統治者應該比較支持擁護統治者的施政，使統治者比較容易施政，於是易有較好政績。然而以台灣為例，實際並不然，選舉競爭使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立，統治者的施政可能反而比較困難，因此政權有合法性未必有助於政績優良。另一方面，統治者有合法性，有可能因此為所欲為、沒有顧忌，反而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如過去的納粹法西斯。反之，缺少合法性的政權因為心有顧忌，可能因此兢兢業業、戮力從公，反而有很好的政績，如台灣的兩蔣時期。無論如何，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施政政績沒有多大關聯。

政權合法性的理論相當吸引人，尤其容易說服服膺理論的知識份子，然而實際政權的成敗很少取決於其合法性，主要取決於其施政政績，當政府的施政讓民怨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政權，才不管政權是否有理論上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權的真正合法性在老百姓的心中，政權若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老百姓自然認可這個政權，是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以此角度看，現在的中國大陸政權頗有合法性和正當性，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標準。

每個人對政權合法性和選舉民主的感受不同，有些人覺得身為千萬選民中的一員無比重要及光榮；有些人則覺得政績才重要，一般人不可能真正認識了解千萬人中的候選人，因此選舉時常選不出政績優良的執政者。假使多數人屬於前者，國家勢必要實行選舉民主，反之，假使多數人屬於後者，則國家沒理由非要實行選舉民主不可。無論如何，政權是以實際政績論英雄，而不是以合法性論英雄，政權的理論上合法性沒有那麼重要，太滿足於政權的合法性，如台灣，是有害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