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疑美論』文字，是來自剛剛網路上的一場遭遇，讓我深有所感的檢討。是對我自身，一位公民教師、一個中間選民，以及我最近表白的自身「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者」的身分，使得我這個公民教師，顯然應該回答某些相關的重要問題。

現在我想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談談我的「疑美論」。關於「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我在網上曾如此描述我的認知──
「馬克思主義是否可以像是偉大的理想，啟發了後人的追求？就像是禮運大同篇，提示了中國人的偉大追求…如果不教條，就像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像改革開放…」

然而，卻遇到網上江記者如此的論斷──
『共產黨的所有治國方法，其結果都是生靈塗炭。人民公社、集體農場、思想改造…』

我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類似禮運大同篇的理想，人應該受其啟發，自行考量其實行方法，我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與大陸的「改革開放」為例；同時引出西方著名的史書中的史料為根據，指出中共建國後的動盪，應該並非來自治國方法，很大部分來自美國白皮書政策在政治上的漂亮效果。

但是，這位江記者仍堅決稱──
『…他們就是發動了一場毫無價值的錯誤革命，核心的原因，並不是革命的太快，或是參與者的素質，而在於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錯的。』，還說『您有沒有看過共產黨宣言? 一份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去仇恨與否定所有的秩序，包括經濟體制、道德，以及議會民主。』『禮運大同篇可沒有教階級仇恨論，可沒有說「我們公然宣言道：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現社會的狀況，叫那班權力階級在共產的革命面前發抖！無產階級所失去的不過是他們的鎖鍊，得到的是全世界。」』
他如此比較著──
『禮運大同篇說的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不是「無產階級萬歲」』

我很驚訝，禮運大同是我們中國人的理想，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理想，禮運的理想應該不是某一個人提出的，而共產主義則主要是一個人提出的。它們的背景不同，可說前者是千百年來相對靜態的農業社會中的理想積澱出來的；後者是在一個人處於工業化初期的大悲慘環境中，對於當時其所見的不幸，深入考察與沉思而產生的；兩者當然不同，不是嗎？但是他們作為人類對於社會生活的理想上，他們應該同源，不是嗎？

因而，個人乃說如果我處於西方當年的悲慘社會，我也必會同情那些弱勢者，甚至選站在弱勢者的一邊。回想白色恐怖的當年，就是面對調查局的幹員挑燈夜戰的偵訊，談到這類思想問題時，我也沒有含糊過這類基要的正義感。今天我們的社會怎麼會有人為了反共與台獨，簡直把人類應該保有的惻隱的理性之心都拋棄了？

不久前，我曾經讀到過已故朱雲漢教授曾對於當前中國人復興的大勢指出，中國正開始復興，然則在話語權上，美國主導的相關說法卻仍甚為通行，亦即認為中國的所作所為，皆違反了美國所界定的普世標準。讓我回想起這位江記者的斷言，頗像當年美國為其宰制的所謂的「自由陣營」所界定的普世標準；那在當年應該是起於二戰後美國著名的麥卡錫極端主義的觀點；雖然，我不知道該記者的師承何所從來，但是他深深啟發了我的又一「疑美論」。

當前，我島的執政者已有強調國家安全的法案推出，這位野黨記者身上也有如此右翼極端主義的觀點復辟，島外長期裹脅威壓我們的美國又高唱外表好聽而內在簡直是「謀財害命」的台灣安全法案，它的配套措施，如巷戰規劃、佈雷戰、每人一支AK47，看來早已經安排妥當，隨時就要展開；真是讓我們感到恐怖啊。

1950年代，二戰後以所謂「代理人戰爭」方式進行的所謂『冷戰』，看來又將開始；然而，不同的是，這次我們最親愛的島嶼將成為戰場，如當年，美國將那場慘烈的戰爭定名為「冷戰」，於是自由陣營就將該場慘烈的戰爭，名之為「冷戰」；未來我們的這場戰爭，美國將如何命名，是否越是火烈悲慘，可能名為「冰戰」或者「凍戰」，我們都將乖乖領受，並且以自身能夠接受其「水深火熱」、「血淵骨海」的考驗而向我們未來孑遺的子孫們誇耀？這是否應該是一關心我們社會發展的朋友們，不能不重視的重要問題？

最最後，讓我誠懇地提供可能關切我與江記者對話的朋友們，更為理解個人認為我們應該惻隱的觀點，究竟是如何的？請大家理解馬克思當年，共產主義興起的背景為何？我想這也是當年孫中山所認知「聯俄容共」的觀點的根據。

當年的英國倫敦，工業化開始不久。英國大文豪卡萊爾描述道：
『不要把這個民族逼得太緊了，千萬不要激起、它們的怒火，你不知道克倫威爾、罕摩登、皮姆、布拉德囂嗎？他們本來都是天性善良、愛好和平的人，但是必要時他們會變成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還描述到『睜開自己的眼睛查看，你就會發現同樣的慘相普遍地存在。你不得不承認，在財富如山積的英國，勞工群眾的處境已經降落到史無前例的地步；在斯滔克波巡迴裁判期間──一對夫婦被控毒斃三個親生的孩子，借向某慈善機關領取三磅八仙令的埋葬費，據說司法當局曾示意，本案恐非絕無僅有，最好不要深究。這是1841年發生的事…那對夫婦心想：『我們的小餓鬼湯姆成天嚷著要吃，就算他能長大成人，也只能看到這個世界的罪惡，而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要是他死了，從此倒可以脫離苦海，這樣還算得上善終，並且我們也許因為他的死而能活下去…湯姆已死，領來的埋葬費已經吃花光，下一個該輪到誰呢？小餓鬼傑克？還是小餓鬼威爾？』（卡萊爾《過去與現在》協志工業，頁3）

1863年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工人階級依然處於這種狀況──
「九歲的威廉．伍德，開始工作時是七歲十個月…。他每星期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時！」…六歲的小孩被迫每天勞苦十五小時，並不是不尋常的事…「瑪麗安與其他六十位女孩，沒有停止地工作了二十六個小時，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位來遲的醫生凱伊斯先生，對一角的陪審團報告說：『瑪麗安是在過度擁擠的房中工作過久而致死…』…」（卡爾‧波普《開放的社會與其敵人》商周出版，2020，807-8頁）

對於當年工業化初期，西方工業國家普遍存在如此悲慘的史實，能夠不生惻隱之心嗎？既使我們沒有讀過中國人孟夫子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觀點，怎能夠沒有作為人類理性那基本是非與正義的認知呢？我想這也就是我所謂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重要淵源，也是當前我們應有的「疑美論」的重要根源。

台灣存在滅亡的災禍？似乎有點危言聳聽，但認真看三個災禍，有誰敢否認其存在。人若高瞻遠矚有知有識，不經分說，對此三種災禍必有共識，其一是戰爭威脅，其次是文化敗壞，其三是人力消逝。可惜社會還默默無語，大家都如八九十歲老人，時近黃昏，已無力做些什麼，只得坐看事情演變，人生跟著消滅。

因美對中壓制，台海存在戰爭威脅，民眾皆知。因之國庫幾兆元被以各種名目掏空，如綠能、疫情、武備、外交、控股、擴權等等。國家資金被掏空，民間資金也自我冷凍，不再投資生產和擴充營業，最多在房地股市炒作，不見新增工作，既有工作也將被人工智能掠奪，這是生存的威脅，也是生命的威脅。政府沒對策，還在增加戰亂層次，除了徵兵，還有佈雷，連警察等非軍人也將持槍上陣，而戰爭的威脅，美國更大於中共。

所謂文化敗壞，也是良知淪喪，可以從法律、教育、國防、醫療、財政、行政的變化了解。除了司法染污，執法偏頗，廢除死刑，縱容社會病態等，我們又看到教育被用來腐化民智（見前文《台灣前途決於教育》)，三年疫情處置，國家財政被濫用濫使，行政組織擴權，甚至變作東廠蹂躪百姓，而考試、監察權形同虛設。良知道德淪喪，失去廉恥，失去愛國心，你見到過朋友分享美國舊金山、費城、芝加哥等地方馬路旁遊民照片，會不會怕台灣也變成，黑毒賤民氾濫的低級社會？

再談人力消逝的災患，由朋友傳來「劉黎兒專欄」，敘述「日本的未來」可知一斑：

「2018年，日本著名國立大學開始潰倒；2027年，失智患者達 700萬人；2033年，每3戶有1戶是空屋；2036年，電車、巴士不來；2039年，所得稅高達 50%，消費稅高達40%；2040年，叫救護車也不來…。這是日本學者對於往後20-30年全國超高齡社會暮氣沉沉慘狀，所做的年表整理。
預估到了本世紀中葉，日本人口將減少 1/3，只剩 8千萬人，而且 4成以上都是 65歲以上老人。這種老人國，再有錢也沒有用，再多機器人也沒轍，因為提供勞力和服務的年輕人太少了，以致學校關門，商店倒閉，工程失修，交通停擺，許多人只能窩在家裡活著等死…。日本逐漸死城化，特別是在鄉間。這不是危言聳聽，因日本人口老化已是必然，無法逆轉改變！且因為缺乏照護人力，長照也無用，除非引進更多外勞，很多老人將淒慘以終。」

專欄作者說到：「這些情形十年後會陸續在台灣發生，且節奏會加快。日本政府還在努力提高出生率，台灣的出生率卻不斷下修，已變成全球最低紀錄！而台灣的財力又不及日本，因此日本的慘狀將會加倍顯現在台灣。台灣的前瞻建設，沒把『人口老化』納入考量，還推出數千億元的軌道建設，當台灣走到1/3房子沒人住、大部分車廂空蕩蕩、許多人窩在家裡養老等死時，這些軌道建設還積壓著龐大的本金利息無法償還！」

高智商的台灣人，你在意台灣前途嗎？你想到有什麼高明的對策？想到如何經營台灣使成為安定、振奮和生氣勃勃的環境？是的經營台灣，不能再以做官或管理心態執政，用心整頓人力和資源，讓萬民一心向上創富。高智商的台灣人，你可願意參與救台灣？有氣魄來做這種事嗎？

台灣不是汙可濫，人人懂得躺平幹，
別的本事都沒有，專門坑爹吃魯蛋。

小鳥神風撞電桿，松鼠切電真驃悍，
第六縱隊初試手，破壞成果大家看。

隊員弱智無厘頭，橫柴入竃助敵多，
文恬武嬉豬隊友，百姓心裡皺眉頭。

常常停電當休息，朝野鈞安沒人急，
雞蛋吃嘸吃鴨蛋，麵包太貴換炒飯。

電動精訓鍵盤手，殺敵百萬不用愁，
伊是悟零好兄弟，明年中元別忘祭。

刀切豆腐兩面光，有錢可領心不慌，
表演政治成戲精，富貴能保即菁英。

這款官員怎安睡？不喝半夜都會醉，
枕戈待旦夜無眠，馬立戈壁競上位。

台灣書市的翻譯書大多譯自美、英的英文書籍，《羔羊為何沈默？》（[1]）譯自原文為德文的書，是頗罕見的，原文書2018年在德國出版，相當暢銷。作者Rainer Mausfeld是心理學教授，把心理學運用於政治問題，發表過不少政論文章和演講。

民主國家一般都實行代議民主，人民選舉出國會議員，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官員治理國家。新自由主義強調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自從被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首相採納，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經濟政策，被大部份國家所採納。

作者反對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並指出兩者合流的缺失。簡單說，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菁英傾向結合在一起，使代議民主成為菁英民主，菁英受到經濟權力的支持才能被選舉出來擁有政治權力，與非菁英的一般大眾形成明顯的區隔，後者就是書名裡的「羔羊」。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菁英的結合導致貧富愈來愈不均，及民主制度失去理想性。作者甚至指控「在新自由主義中，往往能輕易看見極權主義的影子，亦即滲透至社會生活的專制特徵。」並對比新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異同，後者使個人完全屈服於國家，而前者使個人完全屈服於市場。

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不僅讓羔羊過得不好，還製造戰爭罪行和破壞公認的道德。譬如「光是過去十五年，就有四百萬名穆斯林被『我們』（亦即西方價值共同體成員）給殺死，目的是剷除世界上所謂的恐怖主義。」羔羊為什麼沒有正義感和反抗的勇氣而對當權菁英沈默忍受？因為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掌控媒體對羔羊實行思想灌輸：

1. 將事實當作單純的觀點處理，這種態度如漢娜·鄂蘭所說的，藏了一種可怕的極權思維模式。
2. 在呈現事實時，碎片化其中的關聯，使其失去含意關聯。
3. 去除事實背景，亦即去除關聯性，使事實以單一事件的形象出現。
4. 重建事實背景，亦即重新建立一個形象正面的背景，使事實失去原有的含意關聯，以及可能因道德因素激起憤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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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著作不少，但是像 [1] 這樣嚴厲，並且把代議民主一起批評的則不曾見過。這本書在德國暢銷卻沒有出版英文版（有西班牙文版），大約是不合美國的胃口而被封殺。這顯示：新自由主義仍是美國的主流，但在歐洲逐漸受到挑戰，並且美、歐的意識形態有不少差異。

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是過去四十多年美歐的主流治國理念，剛好對上了同時間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國理念，這期間後者的表現遠遠勝過前者。當然美歐早已工業化，與中國的發展階段不同，未必很適合互相比較，但是代議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並不那麼美好，而中國模式至少相當不錯，是可以肯定的。

[1] Rainer Mausfeld《羔羊為何沈默？菁英民主與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和生活基礎的摧毀》南方家園 ，2022。

在警匪電影裡，國際刑警常被描繪得很厲害，是打擊跨國犯罪的英雄。筆者最近讀了 [1] 才知道不是這回事，由於黑手黨國家的存在，國際刑警的功效很有限，甚至有時是幫倒忙，難怪跨國犯罪似乎是愈來愈多，讓世界不得安寧。

很多國家都貧富不均，有大量的窮人，自然有人活不下去，鋌而走險，從事犯罪的勾當，並形成各種犯罪組織，而全球化使跨國犯罪愈來愈容易和普遍，包括走私、販毒、洗錢、詐騙等等。

警察機構，時常擴充到各種情治單位，理應是打擊犯罪組織的，但是在一些法治不彰的國家，兩者常有相當程度的勾結，犯罪組織樂於賄賂警察機構/情治單位，以交換警察機構/情治單位不作為，甚至提供掩護，因此双方互蒙其利，而都得以壯大。這樣的國家被作者稱為黑手黨國家。

跨國犯罪牽涉多個國家，打擊跨國犯罪需要多個國家的警察機構/情治單位互相合作，交換資訊，這是國際刑警組織的主要任務。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來自各國的警察機構/情治單位，包括一些黑手黨國家的警察機構/情治單位。

「在黑手黨國家，這些國家警察機構本身往往深入參與犯罪活動，這代表國際刑警組織從國家機構收到的任何資訊都很有可能滲透回他們的目標手裡。無可否認的，當你透過國際刑警組織分享資訊，你也等於將資訊分享給…所有黑手黨國家的犯罪分子。因此，沒有幾個認真的調查人員會信任國際刑警組織。他們理所當然不願意向一個普遍認定會走漏消息的機構分享最有價值的資訊。」這嚴重削弱國際刑警組織的功能，並使打擊跨國犯罪困難重重。

「國際刑警組織不但因分享資訊而讓黑手黨國家受益，它本身更被世界頭號黑手黨國家俄羅斯所利用。俄羅斯籌備幾年的行動，顛覆了國際刑警組織，利用它將普丁權力的手伸到俄羅斯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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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isés Naím的立場是完全親美的，他指控俄羅斯是世界頭號黑手黨國家，令筆者存疑。一些中南美國家一向有龐大的販毒組織，似乎比俄羅斯的犯罪組織更惡名昭彰。俄羅斯利用國際刑警組織，將普丁的權力伸到俄羅斯境外，大約是事實，但是似乎遠比不上美國一向長臂管轄及經濟制裁全世界（參見《美國早已發起長臂管轄的經濟戰》）。國際刑警組織的功能不彰，看來也因為國際政治勢力的彼此惡性競爭。

[1] Moisés Naím《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民粹、兩極分化、後真相，戕害自由的21世紀「權力遊戲」》商周出版 ，2022。（The Revenge of Power: How Autocrats Are Reinventing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