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台灣光復節，這個節日開始於75年前，是紀念我們島嶼離開其殖民者的日子；然而，殖民當局雖然早已經離開，但是我們的島嶼今天卻似乎比75年前更為傾慕當年的殖民者。

何以會如此？

個人的研究，認為這是由於我們自身長期失去了主體性而造成的。

我們生存在複雜的現實大環境中，若自身沒有學得適當的主體性，如何可能在動盪變化的現實中做出對於自身最適當的抉擇？！

看今天我們執政黨的大老不能及早在我島內發言，卻要由美國傳回「誰也不敢台獨」的警語，是否應該就是我們社會長期喪失主體性的一種表現。

以下，我將舉出兩個關於我們缺乏台灣主體性，可能影響於各方面的重要例子──

一是割台之時，我島人口總數有多少？ 另一是日人自褒的日殖教育的實際，究竟如何？

一、關於割台之時，我島人口總數

這是關心我島社會實際時，應該重視的基本數據；在國府來台後，應該充分調查確定的工作，竟被我島學者輕率認定了。

今天我們學界仍輕率地襲用了日本人留下來的數據，宣稱當時為257萬人；為何不肯接受劉銘傳當年清賦後所提出的數據，男女合計320餘萬人，當年割台時的人口總數應該是這320餘萬人加上其後八年當時的人口增加率，可能接近400萬人的人口數？也就是當年吳湯興力盡成仁之際所謂的「今日之戰，關係台灣存亡，四百萬同胞之生存，雖死何憾？」與丘逢甲追憶其事的「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之句；另，對岸學者也曾指出，依據我台1895年鹽額配出量統計，當年我台人應達400萬人。

換言之，當年清廷割台之後，殖民當局應該依據國際條約處理我先民，怎可陰謀進行「攘逐殺戮政策」，以致我島先民在1897年確定國籍之時，只剩下257萬人。

那是殖民當局故意不在各地貼榜安民，任由軍民語言不通而衝突，藉此可以攘逐殺戮，實現其取得無人島而可大量移入日本人的構想──該陰謀進行到雲林大屠殺時，引起國際干涉，因而天皇出面要求「一視同仁」，該政策才停止。

我們的學者怎能跟著日本學界稱，清廷割台時，我台人口為257萬人？那是殖民當局隱匿其當年曾經殘無人道的「攘逐殺戮政策」的數據啊！

二、日人「自褒」的日殖教育的實際，究竟如何？

教育體制，是人們展望自身前途時最受重視的社會管道；在其中，被統治者最能想像自身的未來；日本官方常常強調其教育為「近代性教育」；我們的學界往往也不加批判地襲用其吹捧；或僅宣示其當然具「殖民性」，作為最大的批判。然而，其史實為何？

我們可以用1910年發生，大損總督府威信、以致日本學者絕對不提的「大石教師拒斥事件」為例，該事件自也不受我沒有主體性的學界重視。

該事件的主要關係人兩造，一是我島第一位公費留日返台任教於最高學府，總督府國語學校的教師洪禮修，一是國語學校教頭〈教務主任〉大石和太郎；其事態是──

留日返台的青年教師堅持以較理想的教學方式上課，其所堅持竟導致了被辭退的命運──據其子描述

「父親……因為他的教學方法為前30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30分鐘教課本，學生可以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了。」

事件發生後，不只是在校內嘩然；其影響直到1924年，島內報章還提起該事件稱：

「是十餘年前大石教務主任，訓示諸教師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智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這樣的教育真相，由於日本學者不提，我們的學界也都不敢提起；然而這是多麼重要的根本問題──不要盡心詳細教授，只能教最低的程度──知道嗎，直到1945年前後的公學校六年級課程，仍只及於日本人小學校的四年級程度；想想只被允許讀四年級程度的教材，教師還不准盡心詳細教授，只可教教科書上最低的程度，那能是怎樣的「近代化」教育啊。

以上，是就個人在我島內日殖時期台灣史中發現的基本問題，認為值得在這台灣光復節的活動中，向關心於我島當前社會發展的朋友們報告的兩個重要的例子。

個人認為，也是慶祝光復節，我們應該重視的、長期被日本學界隱匿的兩大日據史實。

當年滿清政府想要消滅台灣的明鄭政權，實際上是一個漫長的準備過程，而且中間也曾經希望用和平統一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原因無他，因為渡海作戰沒有把握，而且區區一個台灣島在大清朝的眼中，也不過就是彈丸之地罷了。所以當時有許多朝廷裡的滿漢大臣都不主張對台灣進行武力冒險，甚至還有不少人認為乾脆提供荷蘭人糧食以及武器，就讓荷蘭紅毛去對付鄭家，還可以收到以夷制夷的效果。

康熙的確一度考慮真的讓台灣依照所謂的朝鮮、越南之例，不剃頭、不登岸、不駐軍，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所謂的妥協，其實也就是承認鄭家在台灣的永久統治，讓其成為大清的屬國。…..但是中間有幾個人非常重要，包括後來擔任閩浙總督，負責統籌全局的姚啟聖。這些人反覆在朝廷中，與主張放棄台灣的主和派不斷唇槍舌戰。

而鄭經參加了三藩之亂，在大陸各地轉戰了八年，直接威脅大清的安全，也讓康熙皇帝理解到台灣終究必須要徹底解決，否則未來後患無窮。在鄭經死後，因為西征失敗而使得能戰的精兵良將大量損傷，台灣內部也隨之陷入了血腥的鬥爭以及內亂，軍事實力大不如前，人心渙散。對清朝來講，時機已經成熟了，必須要抓住。

沒錯，其實關鍵就是康熙皇帝。他的意志以及對問題的整體認識，並且在最後下了決心放手讓主戰派可以好好做事，並且給予充分的支援。最後終於由台灣的降將施琅率領大清水師在澎湖海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一舉就終結了鄭家三代在台灣20多年的經營，而滿清212年的統治台灣也宣告開始。

我們縱觀歷史，這一場漫長的大陸與台灣的軍事政治鬥爭，滿清政府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除了本身的實力之外，用對人是另外一個關鍵。統治階層有了正確的認識與決心，再加上用對了將才，抓住了台灣內部發生連連的動盪不安的機會，才能夠一舉得勝。

決心、人才、準備、時機。這四個要素包含了天時、地利、人和於其中。不知道這些歷史教訓對現在的人有多少啟發？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記載：「在人口比例上，在台灣的日本人不及台灣人的1／10，但是，大中學校學生數量，台灣生不及日本生的一半。」大學高等學府，台灣生的占比則更低。1944年，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光復前一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有學生357人，其中台灣生僅58名，只佔1／6。

日本人在台灣享有種種特權，稅金多數由台人負擔，但教育文化等設施，則大部分由日人享受，這是帝國主義榨取殖民地之典型。學校的主要職位也都被日人佔據。帝國大學當時有教職員工692人，其中，台灣人只佔142名，且大多數是低級職工，當教師的只有一人。

台灣人的父親或阿祖，在日本殖民教育下 絕大多數僅受過相當現在的小學教育。自然對當時日本殖民的高壓和殖民政策根本沒有甚麼概念，只知道日本警察、軍人、公務員、老師等威風神氣，會當眾甩台灣人巴掌。因此台灣人連小偷都不敢當，可會被打死。是不是這樣？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從小學到大學使用的教材全是日文，因此，當時受過國小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可以講寫流利的日文。李登輝自小到大學都是受完整的日本教育，他的日文當然比中文還要好。

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是在日本的殖民教育下生長的，絕大多數都改用過日本姓名。他們的思想、意識、行為基本上已日本化，自然對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有感情，跟由大陸撤遷來台的外省軍民大相逕庭。

目前在台灣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不論是從商、從政，大都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幾乎都是受其父祖影響。所以，在台灣舉辦抗日研討會或其他抗日活動，很難找到機構贊助。中華民國政府即使是國民黨人執政，也沒有條件敢得罪美國的亞洲死黨和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

在台灣非常賣座的電影《海角七號》清楚呈現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長期影響。

一，林少貓是「抗日三猛」之一。北部的簡大獅，中部的柯鐵虎，南部的林少貓。三人都是中產階級，捐家奮起，特別有號召力！

二，少貓原名林義成，屏東金長美米店店東。起兵參加劉永福的黑旗軍(參見《劉永福台灣抗日》)，「管帶福營中軍左營」，很多中產階級、軍官，投奔麾下。

三，日本臺灣憲兵隊出版的《臺灣憲兵隊史》，讚美他：「長於計略，有神出鬼沒之妙術與指揮數千抗日軍之雄才大略」（頁450），「置產殖貨，無人能及」（頁445）。

四，林少貓的抗日事業，始於1895年，1902.05.31陣亡，前後八年，最久也最強！

五，1898.03.28，兒玉源太郎任臺灣總督，後藤新平任民政局長，重整旗鼓，對義軍實施「大討伐」，簡大獅避居福建，柯鐵虎被招降死，林少貓則聯合南部的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族，發動日據以來，最大的攻擊行動！

六，1898.12.28，各莊莊長、耆老、各部落族長，依計向潮州發動四面攻擊，林少貓帥衆攻擊阿猴（今屏東）憲兵屯所，牽制日軍。義軍擊斃潮州辨務署長瀬户，巡查後藤等人，並分頭痛擊來援的日軍。

七，日本人急調各地軍警，並以軍艦葛城號和陸戰隊助戰，義軍血戰三日始退。這就是著名的「潮州事件」。

八，《臺灣憲兵隊史》中讚美林少貓的記錄很多，或許是故意誇張敵人的強大，遮掩日軍的低能。縱使如此，也反映出林少貓真的強大。何況，該書並沒有大讚其他人。

九，林少貓是「臺灣南部最慓悍豪勇，最令日本官憲頭痛的抗日領袖」（頁293），「抗日義軍盟主，聯粵、閩、番人為一氣。成員龐雜却號令甚為嚴明」（頁380），「驕傲桀䕸，膽大無比」（頁442）。

十，日本人無論暗殺、懸賞巨金、誘捕皆不成，地方官束手無策。總督府和臺南縣只好答應「十條件准許書」，幾乎承認林少貓駐地鳳山後壁林一帶是自治區。這當然是暫時安撫之計！

十一，1902年五月，各地義軍都平定，只剩林少貓。總督府決定調派大軍，一舉殲滅。1902.05.30上午11時發動總攻擊，下午五時攻入後壁林城堡。林少貓身中五槍陣亡。

十二，1965年，臺灣省文獻會刊行《臺灣抗日忠烈錄》，林少貓名列其中，入祀忠烈祠。

十三，1984.04，國民黨全力協助陳田錨打擊黨外議員洪壽美，為了掩飾陳田錨的祖父陳中和是漢奸，攻擊林少貓是土匪！

十四，1950年國民黨蔣中正總統，讚美第一號大漢奸辜顯榮「獨秉孤忠」。2010年，抗日勝利65周年，國民黨馬英九總統稱第二號大漢奸林熊徵是「抗日英雄」，因為林熊徵曾經「資助3000日圓，作為林覺民等革命志士回國參加辛亥『三二九起義』的旅費」。

十五，選戰時，國民黨罵民進黨人，有不少漢奸後人！細數國民黨人，也不遑多讓！

(本文摘自《林少貓抗日殉國事蹟考實》，《臺北文獻》69期，1984.09。歡迎分享，引述，不可剽竊。)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台灣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命劉永福赴台灣幫巡撫邵友濂辦理防務。8月，劉永福率黑旗軍赴台北，後又奉命駐守台南，並先後在潮汕、台灣等地招募新兵，將黑旗軍擴充至八營，決心爲保衛台灣血戰到底。

1895年4月，清政府戰敗求和，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把台灣、澎湖列島割給日本。爲了逼使台灣人民投降，日本派北白川能久親王率領日軍主力近衛師團，於5月27日從沖繩出發，分兵兩路進攻台灣。其中一路日軍從三貂角強行登陸，攻占基隆。接着，又進犯台北，這時的巡撫唐景崧等人畏日如虎，紛紛逃回大陸。6月7日台北陷敵，林朝棟亦相繼内渡。

台中空虛，台南形勢緊迫。劉永福在台南草擬《盟的書》，發出聯合抗日的號召，表示為保衛國土「萬死不辭」，「縱使片土之剩，一線之延，亦應全保，不命倭得」。6月28日，台南地方紳民推舉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總統，領導抗日鬥爭。劉永福堅辭不受，仍以幫辦之職，統率防軍與台灣義軍抗敵保台。

日軍攻占台北之後，隨即南侵新竹。新竹內負崇山，外瀕大海，為台中門戶和戰略要地。劉永福令副將楊紫雲統率新楚軍會同台灣生員吳湯興、姜紹祖、徐驤等領導的義軍據險而戰，大量殺傷敵人。6月下旬，由於義軍軍械不繼，糧食斷絕，新竹陷入敵手。

1895年8月中旬，戰爭轉入台中。為了保衛彰化，黑旗軍和台灣義軍在大甲溪一帶同敵人展開激戰。黑旗軍在大甲溪南岸設伏狙擊，靜待日軍靠岸，突然四出截堵，日軍倉惶北渡，剛回渡至河中間，徐驤指揮義軍猛烈衝殺，日軍船隻被打沉沖翻，紛紛落水淹死，岸上的日軍四散逃遁。這一仗，抗日義軍取得全勝，繳獲敵軍槍械甚多。後來，日軍不甘心失敗收買奸細帶路，偷襲黑旗軍後路，大甲溪遂為日軍所占據。

大甲溪失守後，日軍步步進逼，又靠優勢兵力攻占台中等地。劉永福的部將吳彭年率軍退守彰化。8月28日，日軍以優勢兵力進攻彰化城北的八卦山。吳彭年帶領士兵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擊斃日本號稱最精銳的近衛師團一千餘人，打死少將山根信成。在這場悲壯的血戰中，義軍首領吳湯興中炮犧牲，吳彭年英勇戰死，劉永福黑旗軍的精銳七星隊三百餘人也壯烈殉難，彰化失守。雲林、苗栗亦相繼淪陷，義軍首領徐驤帶領餘部數十人殺出重圍，退往台南。

接著嘉義告急，劉永福命令黑旗軍統領王德標迅速率領所部七星隊北上增援，又派部將楊泗洪節制前敵黑旗軍各營及各地義軍密切配合，並親赴嘉義前線坐鎮指揮。楊泗洪在嘉義附近推行「聯莊法」，各路義軍協力作戰。因而連獲大捷，殺敵近千人，並相繼克復雲林、苗栗，反攻彰化。但黑旗軍和義軍在連續苦戰之後，斷餉缺械，劉永福派人回大陸求援，清政府不但不予接濟，反而將內地募捐援台款項強行扣留，並下令嚴密封鎖沿海，斷絕對台增援。劉永福痛心疾首，發出「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的悲嘆！

1895年9月11日，日本又派第二師團增援台灣。在其海軍的配合下，於10月8日，瘋狂地進逼嘉義城。守將王德標在城外暗埋地雷，炸死日軍七百多人。其餘倉惶潰退，半路又被伏兵截擊，死傷甚眾，近衛師團長北白川能久中將亦重傷斃命。翌日，日軍用大炮猛烈轟擊，城牆崩塌，日寇擁入城中。王德標率領黑旗軍和義軍戰士與敵人展開巷戰，終因勢孤力弱，隻身退到台南曾文溪一帶。

10月15日，日艦進攻台南東南的打狗港。劉永福的養子劉成良率軍多次打退敵人的進攻，後來守衛炮台的兵士饑餓不能戰，成良退守台南。這時，據守曾文溪的黑旗軍和義軍將士，在王德標、徐驤的指揮下與日軍展開白刃格鬥，徐驤陣亡，王德標下落不明，台南最後一道防線失守。日軍攻占曾文溪，立即調集海陸精銳部隊，夾攻台南城。

10月18日，劉永福召集部將會議，商討戰守之計，未得結果。次日，日軍大擧進攻安平炮台，劉永福親手點燃大炮，轟擊敵艦。當晚，日軍攻城益急，城内糧盡彈絕，在艱苦的惡戰中，士兵饑疲力盡，至不能舉鎗揮刀。當時城内秩序混亂，劉永福欲衝回城内，部眾極力勸阻道：「各路倭兵大至，此城萬不可守，請公去。」劉永福見大勢已去，仰天搥胸，呼號慟哭說：「我何以報朝廷，何以對台民！」當天深夜，劉永福帶領劉成良等十餘人乘坐小艇，然後搭上英國商船「迪利斯」號内渡廈門，21日台南陷落。台灣全境被日寇占據。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

韓國人反日，台灣人親日，源於日本對韓國與台灣的殖民史是不同的，因為當時韓國與台灣兩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韓國被日本統治時韓國的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如果日本想要完全除滅的話，是會激起韓國全民抗日的。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尊重韓國的體制結構和文化，以綏撫韓國人對日本的歸順之心，因而韓國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下層民眾都屬於渡海討生活的農工階級，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原本就稀缺，力量也單薄，又被屠戮殆盡。割讓後不到十年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

所以精明能幹的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極為奏效，就很容易壓制了台灣人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反彈心理。後來還洋洋得意自我表功，說他看出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的性格，顯然他忘了他屠殺的至少11950抗日台灣人。後藤成功地使得台灣人逐漸成了順民，在這個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做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先進的現代文明也就很容易地成了台灣人新的精神指標，使得台灣人喪失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氣節，傾向於對日本逆來順受。許多地主仕紳為求自保，甚至投靠日本想要分沾壓榨台灣人的餘瀝，也積極日本化(當然也有一些是不得不順從而出於虛與委蛇)，他們形成了台灣新的主流精英階級。此外，還出現了一批崇尚日本、依附日本而出人頭地的「三腳仔」。這些地主仕紳和「三腳仔」對日本人恭順服貼，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以說日本話，吃日本料理，穿和服照相驕其鄰里；能夠幸沐皇恩成為改過姓氏的「國語」之家，視為無上光榮，這在韓國是難以見到的(在韓國改姓氏是強制，在台灣是恩准)。這些精英階級都有資格和財力讓他們的後代受到較高的日本教育，自幼薰陶在日本的文化與民族的觀點下，使得這些子弟完全皇民化，成了台灣人精英之中的精英。

零星存在的私塾到皇民化之後才受禁止，漢文的傳承維繫了一些人的民族血脈；有些人在與日人同校時，一些個性剛烈的學生在受到日本師生歧視和欺凌的羞辱之後，也不乏有人產生自覺的民族意識。是以第二代的台灣人還是有人承續著中華意識和反日情緒，如蔣渭水、賴和、楊逵、張深切…等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只能遮遮掩掩地在筆會、文集等文人的小圈子裡流露，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敢對日本政府提出訴求爭取台灣人權益的蔣渭水，在一次演講後還遭到政府當局唆使台灣民眾對他丟擲泥巴，當時的政治氛圍已經完全為日本所主導。

皇民化之後，在崇揚日本、詆毀中國的教育下，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衰亂落後的祖國自然成了鄙棄的對象，許多青少年已經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日本人全力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當然也就獲得了這些皇民仕紳、三腳仔與台灣青少年的熱烈響應，深慶自己幸何如也！能夠有機會升格成為日本人，『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皇恩浩蕩的再生之德。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二戰後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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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綠營為了貶低國民黨對台灣的貢獻，總極力美化過去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把台灣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大半歸功於日本殖民台灣時所打下的基礎。好像日本特別善待台灣，優於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是這樣嗎？

日據時期，台灣的經濟如何？經濟問題複雜而專業，一般人不易看穿綠營對台灣殖民地經濟的美化，所幸中研院經濟學者瞿宛文在其新書《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中，以一張圖清楚呈現了台灣經濟從日據時期到光復後工業化的梗概。

上圖呈現了1897年至1970年在台灣總出口中，米與糖所占的比例。自1900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逐漸穩定，糖的出口就穩定攀升，1910年之後，糖的出口占比達到60%以上，而米與糖的占比和達到70%以上。後因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米與糖的占比和稍有下降，但仍超過55%，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光復初期，米與糖的占比和又超過70%，直到1955年之後，台灣快速工業化，米與糖在總出口中的占比於是逐年下降，到1970年，台灣幾乎不再出口米與糖了。

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台灣出口大量的米與糖(日據時期出口到日本，光復初期銷售到中國大陸)，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有關殖民的研究早已確認，殖民者普遍主導及利用殖民地提供殖民者或西方市場上所需要的自然資源，包括能源、礦產和農產品等，就是所謂的大宗商品。殖民地因此普遍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成為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特徵。日據時期和光復初期的台灣出口大量農產品，完全符合這樣的特徵，也確證了日本殖民台灣所實行的「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

殖民地經濟很依賴大宗商品市場，絕不是好事。由於氣候變化、市場供需狀況的改變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宗商品的價格常有較大波動。當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時，就很可能嚴重損害殖民地的經濟和民生，甚至導致社會和政治動盪。這種現象在今日的中東和拉丁美洲仍常發生，一些國家雖早已從其殖民母國獨立，但是仍持續其殖民地經濟模式，當某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走低，就很可能造成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

從台灣歷年的出口數據，可以清楚看出日本殖民台灣就是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使台灣形成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與其他殖民者對待其殖民地並無本質上的不同。日本就像其他殖民者一樣，也會為了本身利益，偶而對其殖民地做些好事或建設，台灣人實在沒理由因此而刻意美化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應該慶幸台灣光復後不久，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就迅速工業化，讓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經濟，而很多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至今都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