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把自由和民主推崇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世界仍然動盪不安，多數窮國仍是窮國，很多百姓即使有了名義上的自由民主，還是朝不保夕，過不上安穩尊嚴的生活。美國錯在哪裡？自由民主真那麼重要嗎？

成語有：「民以食為天」。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太明顯了，經濟比自由民主重要，人總要衣食無虞才會想到其他，人若無法溫飽，為了溫飽，什麼不情願的工作都得幹，何來自由？哪來時間去管民主？

無論國家社會是否自由民主，底層的弱勢者永遠是最可憐、無助的，弱勢者的特徵是貧窮又沒有知識，貧窮讓生活不好過，沒有知識則容易受人擺佈欺侮，卻求訴無門，因此國家除了發展經濟，消滅貧窮之外，最重要的是發展教育，讓人民識字、有基本知識，包括了解公民的基本權益、懂得上互聯網蒐集資訊、表達訴求等。當人稍有財產又有相當知識，就不再是弱勢者，沒人(包括政府)敢隨意欺侮他，因為他有能力運用其知識和財產加以反擊，他自然有了人權和尊嚴，與自由民主沒有多少關係。

經濟和教育相比，經濟更優先，人總要先填飽肚子，才有餘暇去受教育、增知識。另一方面，經濟和教育優先於自由和民主，不僅因為經濟和教育讓人活得有人權和尊嚴，更因為教育和知識才能達到高品質的自由民主。自由強調個人權力，民主強調眾人決策。假使老百姓沒有充份的素質和知識，自由將是個人權力的濫用，而民主將成民粹，眾人決策反不如菁英決策，常導致經濟倒退、社會混亂，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民主化失敗的原因。

經濟和教育重於自由和民主，是簡單明顯的道理，美國在國際上卻輕忽前者，只強調後者，似乎不是無知，而是別有居心。經濟和教育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可能使外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自由和民主使外國與美國有同樣意識形態，容易成為美國的盟國，接受美國的領導，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和教育應優先於自由和民主，若顛倒了這個順序，常常會很失敗。台灣是幸運的，大致上是先有經濟和教育，再有自由和民主，然而至今教育水準(在此教育水準不是學歷的高低，而是見識和理想性的程度)仍未高到能避免民粹的弊害。中國大陸還在發展之中，一直把經濟和教育擺第一位，是正確的方向，大陸目前仍有近億的貧窮人口，讓這些窮人脫貧是第一優先，其次是加速都市化，拉近鄉村與都市的貧富和教育差距，對於經濟和教育都有益，而自由和民主不是目前急需的東西。經濟和教育進步之後，自由和民主自然能水到渠成，但未必要照搬西方那一套。

對中國大陸最多的批評是大陸不民主。這樣的批評先要弄清楚民主是什麼，由前文《民主概念的演變》，民主可以區別為「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選舉民主是「程序民主」，「實質民主」則是國家由人民作主，即國家的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本文將根據「實質民主」來評估大陸是否民主。

中國共產黨奉行毛澤東思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是「群眾路線」：「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不就是收集民意、實現民意的具體動作嗎？這甚至比實質民主更進一步，「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是動員群眾，以達成政治目標。

群眾路線絕不是空談，共產黨是真這樣實幹的。研究國共內戰的史家幾乎有共識：獲得資本家支持的國民黨終於敗給了獲得廣大農民支持的共產黨，農民支持共產黨就因為共產黨群眾路線的成功，即實質民主的成功。

以國共的最後決戰徐蚌會戰(中共稱為淮海戰役)為例，双方的正規軍都是幾十萬，差距不大，而國軍的武器裝備還稍占上風，國軍有各式機動車輛擔任後勤支援，共軍則動員百萬以上民兵和民伕擔任後勤支援。最後共軍破壞了幾乎所有的道路，使國軍的機動車輛無法提供後勤支援，而百萬民兵和民伕卻仍能爬山涉水，提供共軍後勤支援，國軍因此慘敗。國軍不是敗於戰力，而是敗於共產黨動員民眾的能力，中共能動員百萬農民支援前線作戰，它基於實質民主的群眾路線發揮了驚人的能量。

中共不僅在建政前實踐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一直是中共的根本工作路線。翻閱一些研究習近平的書籍，都會發現習自從政就非常勤跑基層，他在浙江任職時，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當地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縣市區。」最高領導人如此，他底下的官員幹部當然也積極實踐群眾路線，也即是實踐實質民主。

與群眾路線相關聯，中共的施政非常注重「調研」，調研甚至成了大陸常見的口頭禪，也應用於政治之外的商業、市場等各方面。「調研是調查研究的簡稱，指通過各種調查方式，比如現場訪問、電話調查、攔截訪問、網上調查、郵寄問卷等等形式得到受訪者的態度和意見，進行統計分析，研究事物的總的特徵。」調研無疑是收集民意、綜合民意的具體方法。毛澤東就特別重視調研，經常深入農村，實地調研經濟、生活、商業等等情況，並在1930年寫出著名的「尋烏調查」數萬字，成為後來中共做調研的樣本。「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即來自該調查報告，成為中共施政的指導原則。

中共奉行群眾路線，施政又講究調研，就是重視民主、民意，並且有具體的方法來收集、綜合、實現民意，甚至能夠動員群眾，達成政治目標。這樣實現民主的能力在世界各國相當罕見而可貴。然而有這樣的能力，不表示一定會適當地使用這能力，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就誤用了這樣的能力，所幸「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都能善用它實現民主的能力，難怪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國情民調，大陸人民對其政府施政方向的滿意度多年來都高於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大陸的施政大多能符合其主流民意，即符合「實質民主」，世人何能批評大陸不民主？

 

3月29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的演講中，再次就中美貿易這個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解釋了特朗普為何將美國普通百姓的生活失落感歸結到中國，另一方面也提出中國應著重應對的一些措施，包括如何引導國內輿論正確看待此事，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按照自己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避免片面否定，有理有據反駁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原文如下：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的部分並不來自中國

從1985年開始美國對中國貿易開始有逆差，現在，中國占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從1985年的0.3％，到現在的40%多，表面上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來自於中國，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一個事實是，美國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就從亞洲的經濟體來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是從日本進口，對日本有逆差，後來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美國開始轉向亞洲的其他國家，如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對亞洲四小龍就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八十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那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就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那麼美國對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就轉移到了中國內地上來。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對美國出口越來越多，確實使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占美國的比重越來越多，可是，如果把東亞（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作為一個整體，美國在90年代對外的貿易逆差中有超過80%以上都是來自東亞，甚至最多的時候1994年，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100%都是來自東亞，那麼現在美國對東亞的貿易逆差降低到了50%，實際上也就是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中國。

為什麼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美國是七十年代後貿易逆差才變得越來越大，其主要原因是1971年時，美國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進入了金融自由化，從而讓銀行放貸增加，這些貸款有的就被拿去支持消費，隨著消費的比重越來越高，儲蓄的比例就越來越低，這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其他國家如果貿易逆差出現一段時間之後，一定會出現一些金融經濟危機，為什麼美國能從70年代一直維持貿易逆差呢，這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有關，他可以增發美元來購買國際上的產品。

原因不在中國，特朗普為何以此發難？

從個人動機來看，美國工人的真實工資已經有四十多年不上漲了；美國中產家庭數量也在不斷減少，這種狀況下，很多美國普通百姓就有失落感。但是，這種失落感造成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一是，隨著美元和黃金脫勾，金融自由化後給美國帶來了大量的金融創新，財富則大量集中在金融行業；二是，矽谷高科技的創新，誕生了很多如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技術創新天才，讓財富又往矽谷集中。那麼，一般家庭不在金融業，也不在高科技企業，收入就很難有變化；而隨著這兩塊財富的集中，中等家庭成員的收入也隨著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社會一般人有失落感，但是一般人並不理解財富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些政客把矛頭指向中國。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夠當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一般選民的這種失落情緒，把中國當作替罪的羔羊。

但是，美國的傳統精英是知道真正的原因的，而他們的解釋一般選民基本聽不懂。特朗普把所有的困難都歸咎於中國反而會很容易得到一般選民的認同，這是他當選很主要的原因。特朗普競選時曾說，要對中國所有的進口商品徵收45%的關稅，現在他履職一年多，2018年美國還要進行中期選舉，為了防止選輸，特朗普政府要履行諾言，對中國500多種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中期選舉最直接的體現是對總統任期內政績的一個反饋。有媒體分析若是2018美國中期選舉中，特朗普所在共和黨未能取得多少席位，那麼特朗普其後的醫改、基改等政策措施都將受阻。）

中美貿易摩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一些從戰略思考的人想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301調查中，涉及600億美元的稅收，以及500種商品，但這些商品並不是美國主要進口的部分，而是中國製造2025的產品。其實這些商品對中國來說，附加價值是不高的，因為在中國主要是勞動加工的部分，而芯片等關鍵部件，中國是進口的。

其實美國提高中國商品進口關稅，並不能解決他的就業問題，也不能解決他的一般居民的收入問題。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特朗普政府是為了美國國內中期選舉利益，以及從戰略層面遏制中國崛起。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首先，我們要保持定力，我們還是在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按照我們的需要和我們的步伐來進行必要的改革和開放；

二是，對特朗普採取的這些措施，我們也該有些必要的反制措施。特朗普對中國的商品增加關稅後，他的一般選民購買這些商品要支付的價格就會變高；而我們對美國進口的商品也適度的徵收一些關稅，那麼美國商品出口到中國的少了，他們的公司產值也會相應的受到損失，這些措施可以讓其選民蒙受其弊，這樣，特朗普的政策就不會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

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國際上，我們還是要站在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角度，同時按照WTO框架，針對美國的301調查進行抗訴；國內我們要避免過度的民族主義，應該保持定力，按照我們的步驟和需要來進行改革開放。但是，也應該避免片面的下否定結論。也應該對美國政府指出的問題進行仔細的分析，來證明其很多時候是不正確的，這樣才能很好的引導國內的輿論。

 

大陸的國家政法機構包括「一府一委兩院」，一府是國務院，在地方稱為人民政府，一委是監察委員會，兩院則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一般政法機構之外，還有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大陸國家機構的功能和台灣大同小異，它的國務院相當於台灣的行政院，人民代表大會相當於立法院和縣市議會，人民法院相當於司法院，而監察委員會相當於監察院。不同部份在於，大陸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相當於台灣的國防部，但中央軍事委員會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大陸的人民檢察院相當於台灣的各地檢察署，但人民檢察院是一獨立機構，不像台灣的檢察署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台灣的司法院有大法官解釋法律，大陸則由人民代表大會解釋法律；大陸的「一府一委兩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都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投票任免。

大陸的國家元首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的首長是國務院總理，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首長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三軍的統帥。國家主席類似於台灣的總統，但總統自然是三軍統帥，國家主席則未必是三軍統帥。近年大陸的國家主席都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過去則曾經由兩人分任這兩職務。

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共產黨是執政黨，可以被視為國家機構的延伸和補充。共產黨在中央和各地方都有委員會，例如在中央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在地方有省委員會、市委員會、縣委員會等等，委員會的主席稱為書記，因此有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等等，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主席是總書記，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各委員會的功能在於協調統合「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各獨立機構，其委員多半由「一府一委兩院」和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者組成，因此各地的書記成為各地方的實質領導人，而總書記成為大陸的實質最高領導人(總書記一般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中央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委員是由黨代表選舉產生，而黨代表則是由全體黨員選舉產生，這些選舉體現了黨內民主。這些選舉的候選名單則由上級長官或相關的主席團提出，體現了黨內權力的集中。換言之，黨員/官員的升遷取決於兩方面，長官的賞識和相關黨員的選舉支持，缺一不可。

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的選舉也類似黨內選舉，是規畫下的選舉，缺點是不夠自由開放，優點是各領域的優異人士，如勞動模範、教師模範等等，多能入選，而財力不是選舉的要件。

「民主集中制」自然導致「集體領導」。共產黨的權力在各委員會的委員集體，委員都由選舉產生，書記雖然是委員會的領導者，無權撤換委員，書記因此受到相當制衡。類似地，「一府一委兩院」的高階職務都由人民代表大會任免，國家主席無權撤換，國家主席也受到相當制衡。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和多數國家的多黨選舉體制很不同，後者的政黨的主要工作是選舉，而前者的執政者總是共產黨，其主要工作是施政治國，術業有專攻，共產黨因此有很好的施政績效。此外，在多黨選舉體制，執政者總會受到在野黨的干擾和杯葛，影響施政的效率；也可能經常更換政府，使政策無法貫徹或連貫。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沒有這些弱點，黨政合一體制的弱點在於，執政黨的權力缺少在野黨的制衡，若大陸能實現依法治國、嚴以治黨，以法治限制黨的權力，則「中國模式」是很可能勝過多黨選舉體制的。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

講到藏水入疆，許多人馬上想到印度的焦慮與反對，好像一旦中國大陸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導進入新疆，印度就沒水了，這是不正確的觀念。

一條大江大河沿途有成千上萬的支流、支支流加入，形成水系，換句話說，下游河水不是全靠上游送來，上游有上游的支流水系，下游有下游的支流水系，依靠整個水系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蕩蕩的大河流水。

浩浩長江不是依賴青海巴顏喀喇山的涓涓源頭一直流到上海入海，而是長江沿途有成千上萬的大小支流、支支流，匯總加入，整個長江流域的降雨降雪，才能形成浩浩長江，如果單單從青海截流，幾乎不影響浩浩長江。

2009年7月湄公河大旱，無知媒體大聲疾呼，中國在瀾滄江攔水發電灌溉，使下游的湄公河乾涸見底。其實瀾滄江2200公里，湄公河2700公里，串聯形成一條4900公里的浩浩大河，2009年湄公河大旱主要原因是2700公里的湄公河流域乾旱缺雨，整個中南半島乾旱缺雨，才是湄公河大旱的主要原因，與中國無關。最後中國願意放瀾滄江的水，幫助紓減湄公河下游國家的旱情。

同樣道理，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進入印度以後叫布拉馬普特拉河，再流1225公里，匯入印度恆河，流入孟加拉灣印度洋。雅魯藏布江2060公里有自己的上游流域水系，布拉馬普特拉河有自己的下游流域水系，各自形成自己的浩瀚水流。事實上印度布拉馬普特拉河及恆河依賴印度洋季風帶來的豐沛降雨，以及被喜馬拉雅山南麓擋住的濕氣，流下來的千百支流，匯集成浩蕩大河。若說雅魯藏布江掌控了印度的水脈命脈，那是印度誇大其辭的鬼叫。

聯合國有所謂的《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讓下游國家對上游河水有發言權。因為公約只能讓下游國家從上游得到水資源，而上游國家不可能從下游得到好處，只有少部份國家認可、簽署這項公約，這項公約因此至今沒有多少實際效用。因為中國沒有認可、簽署這項公約，印度沒有適用的國際法可以阻止中國引藏水入疆。

藏水入疆的工程議案，中國政府已經完成論證，證明可行，值得投資，決定不久要動工了，完工後新疆最終能夠開拓出20萬平方公里的千里沃野良田，五個台灣的面積，印度當然反應焦慮，叫囂反對，所以本文介紹一些河流水資源的基本概念，我們不要跟著無知媒體叫囂。

中國大陸正在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最受外界矚目的一項議程是修改憲法，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原來有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將刪除此連任的限制。根據修改後的憲法，習近平有可能連續擔任國家主席超過兩屆，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因此被一些批評者譏為「習皇帝」。

習近平才剛做完國家主席的第一任期，是否會連任到第三任，甚至終身擔任國家主席，都未可知。批評者急不可待的反對「習皇帝」，似乎是長期「反中」的心態作祟，中國的政治制度總是壞的，逮到機會就大肆渲染一番。批評者顯然忘了，或是故意隱瞞，被視為憲政典範的美國到1951年才修改憲法，禁止任何人當選總統超過兩次，在此之前的一百六十年，美國總統都沒有連任限制，都是「皇帝」嗎？

撇開「反中」心態平心而論，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在十幾年的短期內是有好處的，但卻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習近平成功實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重要工作，功績顯著、聲望高漲。若習兩任十年卸任，這些工作都已功德圓滿了嗎？顯然尚未。大陸在1989年學運時，貪腐即是民眾批評的目標，後雖被高速經濟成長所遮掩，黨、政、軍的紀律鬆弛已三十多年，「三年之艾」不足以治「七年之病」，習兩任十年之後，從嚴治黨、反腐打貪、整頓解放軍等工作顯然仍須繼續進行。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新任的國家主席一般威望不足，不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而已有崇高威望的習近平若延任將更容易貫徹上述的工作。換言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讓習能延任，貫徹上述的工作，是有不小的短期好處。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難免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其一，雖然中共實行「集體領導」，有相當的黨內制衡機制，一個人長期執政容易造成權力過分集中，而缺少制衡，萬一決策錯誤，將難以糾正。其二，國家主席長期執政，有可能因年老而精力不濟、判斷力減低，因而荒廢政務或形成錯誤決策。其三，國家主席位高權重，萬一違法違紀，在位時一般難以法律追訴，只有在卸任後才能追訴，若國家主席能終身任職，將至死都無法追訴，喪失對國家主席的主要監督機制。以上這些缺失雖然未必會發生，確實增加長期的政治風險。

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有短期的好處，但卻增加中國大陸長期的政治風險，是事實，但是政治風險是否會真正產生損害則未必。以1951年之前的美國為例，多年來的美國總統都無連任限制，歷史顯示並無美國總統成為獨裁者，美國也沒成為獨裁國家。而沒有連任限制，小羅斯福總統因此能在二次大戰的危急期間連任四屆，穩定了二戰的戰局。過去美國總統沒有連任限制，並未造成美國的損害，沒理由堅持中國國家主席無連任限制一定會造成中國的損害。中國大陸正在轉型發展的關鍵階段，習近平延任看來對中國是有益的。

現在世界各國的施政幾乎都綜合採取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方面的思想，但仍有孰輕孰重的區別，如台灣效法歐美，較偏重資本主義，而中國大陸則較偏重社會主義，一個國家是植基於資本主義，還是植基於社會主義，當然會影響它的政治體制，讓我們探究這兩類國家政治體制的來源，比較它們的差異。

自古以來，世界實行的就類似於資本主義，雖然到近代才有資本主義的名稱。資本主義講究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強者自然多得而弱者少得，最強者則成為統治者，即國王或皇帝，擁有最高權力，還可以把其權力傳給子孫。到了近代，起初是貴族，後來包括平民，覺得國王或皇帝的權力太大，甚至可能倒行逆施，讓被統治者很沒有安全感，於是產生民主思想，要由人民當家作主，以限制統治者的權力。統治者施政需要一個團隊，於是而有政黨，要限制執政者的權力，於是而有多黨彼此競爭制衡，以選舉決定執政者，產生了近代的政黨政治。

資本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崇尚自由和平等，看起來很崇高美好，但是不久之後，一些社會學家就發現這只是假像，資本家和一般勞動者天生是非常不平等的，例如媒體的擁有者總是資本家，多半幫資本家說話，資本家又能以政治獻金操控政治人物和政黨，甚至相當程度影響司法審判，並幾乎能任意地解雇勞動者，當勞動者工作沒有保障，可能連温飽都有困難，如何能談得上自由？如何能抗拒資本家的惡劣對待？為了要克服資本家和一般勞動者天生的不平等，而有了社會主義。

像中國大陸這樣植基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僅要限制統治者的權力，更要限縮資本家的影響力，因此不實行西方的政黨政治，而實行共產黨領導的「黨政一體」制度，理論上，因為沒有多黨選舉競爭，信仰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可以無求於資本家，秉公中性地施政，對一般勞動者有較多的保障。另一方面，媒體的宣傳將最終決定社會是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因此中國寧願由黨政主導媒體，不讓媒體落入資本家之手，以保障社會主義始終是主流思想。缺少多黨的競爭，共產黨可能權力太大而腐化，共產黨因此講究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並有「中央紀律委員會」負責調查和懲罰黨員的貪汚等不法行為。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單獨都不足以治國，資本主義國家需要社會主義來照顧社會上的弱勢者，以增加社會的公平和穩定；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和自由競爭，以增加生產力。然而一個國家是植基於資本主義，還是植基於社會主義，仍有本質上的差異，造成其政治體制的不同，哪種政治體制比較好恐怕只能由實踐和時間做最後的判定，美國和中國是這兩種政治體制的代表，且看未來是誰家天下吧！不只比國家的強盛，也要比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滿意程度，不只比現狀，更要比持續改善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歷時10年，是全面的大整肅，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本就貧窮的中國大陸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瀕臨崩潰的邊緣。然而「文革」結束之後不過兩年，1978年鄧小平掌權，開始「改革開放」，大陸自此開創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讓10億人脫離貧窮，創下世界史上不曾有過的脫貧記錄。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執政的都是共產黨，執政成績卻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即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崇高的理想，要追求普遍的平等。有能力的人信仰共產主義，表示他願意為一般人爭取普遍的平等，並放棄他能力上的優勢，過一般人平等的生活，是高貴的情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需要冒被國民黨政府處死的風險，更是難能可貴，多算得上是視死如歸的菁英。

有理想又篤信理論有時特別容易犯錯，篤信理論容易忽略實際現實，而有理想則容易固執自己脫離現實的善意，共產黨在「文革」時和之前所犯的錯誤幾乎都因篤信共產主義理論，想要消滅資產階級，甚至消滅私有制度、官僚制度等所致，加以共產黨長期是革命黨，權力極為集中，自然導致個人崇拜，而糾錯機制成為虛設，使錯誤無限放大，因此造成「文革」的大浩劫。

鄧小平看清了篤信理論、脫離現實的危險，因此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當理論不脫離現實，有理想、有菁英和權力集中都成為執行上的優勢，因此「改革開放」能夠大為成功。世界的現實是西方國家已有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成功經驗，「改革開放」不妨引進、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技術，並視中國的環境做適當的調整。

從鄧小平「文革」後得以上台執政可以看出早期共產黨人的優秀和理想性，鄧雖然早有重要貢獻和崇高威望，但是在1966年「文革」初起時被打倒，下放到江西担任普通職工，直到1973年才復出，1975年再被罷職，「文革」結束時，鄧無權無職，而當時捉拿「四人幫」的功勞主要屬於在職的葉劍英、李先念等，葉、李等都是革命時期元老，也有崇高聲望，卻推舉無權無職的鄧小平担任領袖，可見他們的無私和理想性，而後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則證明他們的推舉正確。葉、李等的主動讓賢之舉在一般爭權奪利的政治圈真是難能可貴。

中國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差別在於認清理論不能脫離實際現實，「改革開放」初期的扭轉則得力於早期共產黨菁英的理想性，屬於「人治」，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不難發現需要從「人治」轉為「法治」，讓一切制度化，共產黨於是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依憲治國、依法施政、嚴以治黨，雖然這樣的轉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實現，大方向是正確的，類似「文革」的浩劫不可能再出現，而「改革開放」的前途看來充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