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屈穎妍昨日在「親建制網媒」《HKG報》撰文說，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遺孀劉霞上周搭芬蘭航空離開中國大陸抵達德國柏林，中國的公知們紛紛報導並譴責中國政府迫害異議份子，但是對於美國人前國安局雇員斯諾登 (Snowden)因揭發美國監控國民隱私，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全球性迫害，必須亡命隠藏俄國，屈穎妍反問中國的公知們，怎麽沒有聲討美國的聲音？

我們暫且不論所謂諾貝爾和平獎是什麽可笑的東西，只看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斯諾登(Snowden)的全球性迫害，和中國對待劉曉波的遣孀劉霞根本不在一個層次。

斯諾登(Snowden)的全球性迫害包括不能留在任何美國的勢力可以到達的國家（大概全世界150個國家），也不能留在任何不敢或不願得罪美國的國家（包括中國、朝鮮這樣的國家），最後只剩下俄國這樣不怕美國的國家。

斯諾登(Snowden)在俄國還必須亡命隠藏，不敢拋頭露面，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俄國也有滲透組織。

斯諾登(Snowden)不敢自由移動，若他搭乘一般的國際航空公司旅行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可以攔截迫降任何國際航班。2013年就曾發生波利維亞的總統座機在維也納上空被迫降，美國中央情報局登機搜索斯諾登(Snowden)。

對比之下，離開中國大陸的劉霞可以全世界自由旅行，可以居住任何國家，無憂無慮，中國完全沒有全球性迫害的概念。我希望劉霞去挪威申請劉曉波未領到的百萬諾貝爾和平獎，不要替洋人省錢。

我尊敬屈穎妍這樣的專欄作家，我瞧不起中國的公知。

 

昨天連戰與習近平再次在北京會面，媒體普遍報導了双方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的發言，被認為老調重彈，並無新義。筆者卻注意到媒體較忽略的部份，習提出：「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特殊心態，尊重台灣同胞現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習的發言雖然和緩，等於以大陸制度挑戰台灣的制度，兩岸終將是制度的競賽。

兩岸的制度競賽早已始於1949年的两岸分隔，檢視過去，大陸的發展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然而「改革開放」之後，對岸全面急起直追，近年是越追越近，在有些方面甚至已經超越台灣。兩岸的競賽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在此詳細呈現，在此僅檢視雙方發展的一般現象及背後的主要原因。

台灣近十幾年經濟成長趨緩，人均所得少有提升，最明顯的現象是整個社會少有改變、難以改變，而政黨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以近年的一些政策為例，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服貿、貨貿)因民進黨鼓動年輕人反對，造成「太陽花學運」及協定一直被擱置；「一例一休」的勞基法修正案因政黨競開支票、騙取勞工選票，因此很不務實，使社會爭議近兩年，而法案一修再修，最後勞方、資方和消費者都不滿意；大學太多的退場問題是多年沉疴，卻長期提不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政府提出任何政策，都是意見分歧，無法讓大家普遍接受，而反對者只管批評，也提不出可行替代方案，久而久之，公務員得到的教訓是，不做事會挨罵，要做事會被罵更多，還是不做事好一點。

中國大陸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最明顯的特徵是一直在改變，從最初的「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沒有私營商業活動，逐漸開放個體戶、小商家、私有公司等，然後引入外資企業，建立現代化的金融和商業體系。「開放」是歡迎國外的資金、制度和技術進入中國，以便中國學習外國的優點，「改革」是不怕改變中國的原有制度，若對外國的制度沒有把握，就在少數地區先試行，確定有效可行之後，再全面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大陸一直在改變，改變解決了舊問題，有時可能衍生出新的問題，如貪腐、環境破壞等，就再改變以解決新問題，現在的大陸與四十年前比，是脫胎換骨，完全不一樣了。

比較兩岸當前的發展狀況，台灣的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大陸的人均只有八千多美元，很多人因此覺得台灣仍領先很多，這其實是一種迷思，比較兩岸應該要考慮幅員的差異，大陸龐大，有很多遍遠地區，拉低了它的人均所得，台灣地小，幅員只相當於大陸某一大都市的鄰近區域，因此台灣應該和大北京市、大上海市、大廣州市或大重慶市相比，而不是和全中國比，以此角度看，台灣和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很接近的。

以「改革開放」劃分，大陸的發展在「改革開放」以前，大幅落後台灣，在「改革開放」以後，則加速追近台灣。雖然兩岸的幅員差距大，過去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不容易直接比較其發展成績，但是觀察最近的十五年，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何以至此呢？改革開放以後，大陸的財經制度變得與台灣或歐美都很類似，而兩岸在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背景都相近，大陸的發展遠勝台灣主要顯然是政治體制的差異所造成，大陸實行共產黨一黨執政，而台灣實行選舉式民主。(「改革開放」以前，大陸輸給台灣是因為實行僵固的共產主義。)

兩岸終將是政治制度的競賽。政治制度應該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存在的目的是讓國家和人民進步和發展。然而台灣卻把政治制度視為目的，有了民主政治體制(其實恐怕只是選舉和民粹)的最高價值，其他的經濟、科技、教育、法治等各方面原地踏步都無所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台灣人別再自以為是吧，至少該接受「大陸同胞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值得台灣同胞尊重」。

 

 

中美貿易戰終於從口頭威脅進入實質開火了。貿易戰令人想到，中、美是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強國必然會挑戰現存強國，而現存強國也必然想要壓制新崛起的強國，這樣双方之間的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世界歷史記錄了很多現存強國與新崛起強國之間的戰爭，中、美兩強未來會爆發戰爭嗎？

好事者多喜歡危言聳聽、譁眾取寵，常提出「中美終須一戰」的預言，筆者的理智則不以為然。中、美不會發生戰爭的最根本原因在於中、美雙方都擁有毀滅性核子武器，萬一中、美開戰，起初一定使用傳統武器，但是敗的一方為了反敗為勝，很可能用上戰術性核武(政治人物焉能承認戰敗)，而使戰爭升高，接著戰敗的一方為了反敗為勝，只好再動用戰略性核武，那双方就有共同毀滅的危機，中、美双方都了解這種戰爭逐漸升高、成為核戰的可能性，因此一開始就不敢輕啟戰端。對比當初美國和蘇聯的對峙，美、蘇多次與對方的附庸或盟國發生戰爭，但是美、蘇從未直接交戰，是一樣的道理。

中、美不會發生戰爭也因為中國大陸明確聲明它的核心利益範圍，無意在此範圍之外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中國在意的只有其核心利益，包括新疆、西藏和台灣的主權，這些是完全沒有商量餘地、會斷然使用武力的，至於東海、南海的許多島嶼，中國目前雖宣稱其主權，但未來是有可能可以協商解決的。

美國是全世界參與戰爭最多的國家，雖然偶而會為了公理正義而戰，大部份時候自然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戰，從近年的歷史看，美國的戰爭邏輯相當簡單清楚，是以投資效益為主導，若美國能在短期之內獲勝，而戰勝所獲得的經濟利益超過戰爭所投入的成本，則美國會發動或參與戰爭，反之則否。(當然有時會判斷錯誤，如伊拉克戰爭，發現利益不及成本，只好撤軍。)

中國大陸不會在它核心利益以外地區以武力挑戰美國，而牽涉中國核心利益的地區都在中國周邊，距離美國非常遙遠，若發生中、美之戰，美國既無法在短期內結束戰爭，更難長期保有多少經濟利益，美國因此沒有意願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就像美國不願出兵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去對抗俄羅斯。綜合上述，筆者斷言中、美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而是長期經濟、科技、政治等的全面競爭，現在的貿易戰正是中、美全面競爭的一部份。

美、蘇爭霸未發生戰爭，中、美爭霸看來也不會發生戰爭，不過修昔底德的說法仍頗有道理，他預言了中、美的全面競爭。兩國爭霸，過去沒有核戰的相互毀滅，軍事力量強大的一方發動戰爭可能是明智之舉，現在的美國軍事力量勝過中國大陸，但因為恐懼核戰沒了發動戰爭的選項，而只能發動貿易戰。戰爭能大幅度損害或奪取敵方的資源，因此能大幅改變双方的競爭態勢，對比之下，貿易戰只是資源的小幅度彼此對耗，中美貿易戰因此改變不了双方的競爭態勢，不太久後的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GDP)和全球影響力勢必會超越美國。

政治學裡的一個基本理論是政權或統治者要有合法性，英文是legitimacy，就是政權或統治者要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這樣政權或統治者才有正當性，因此legitimacy也被譯成正當性。西方民主強調選舉統治者，就是由所有被統治者以投票來認可統治者，讓政權有合法性。中國大陸雖有基層選舉，基層以上的統治者至今並不由所有被統治者選舉產生，大陸政權是否沒有合法性？

根據西方的政治理論，大陸的統治者沒有獲得被統治者明示或暗示的認可，因此沒有合法性，但是大陸自「改革開放」之後卻欣欣向榮了四十年，其目前狀況雖然還沒趕上某些先進國家，其進步的快速明顯優於實行選舉民主、有合法性的國家，沒有合法性的大陸政權竟能一路向好，難道是西方的政治理論錯了？

西方民主源於古希臘，某些希臘城邦的統治者就由被統治者選舉產生(當時只有少數人能成為統治者候選人，也只有少部份人有選舉權)，但直到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才明確提出，政治合法性來自群眾或明示或暗示的同意。在洛克之前的兩千年，歐洲一直有一些政治體，多半是小國甚至算不上國家的政權，斷斷續續地實行選舉民主，這些政治體或興起或滅亡，不管其政權是否有合法性。洛克之後的政權合法性理論無疑有助於選舉民主的推廣於全世界，但是成功的選舉民主國家雖不少，失敗的例子似乎更多，即使它們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理論上政權若，像選舉民主，有合法性，被統治者認可統治者的統治權，被統治者應該比較支持擁護統治者的施政，使統治者比較容易施政，於是易有較好政績。然而以台灣為例，實際並不然，選舉競爭使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立，統治者的施政可能反而比較困難，因此政權有合法性未必有助於政績優良。另一方面，統治者有合法性，有可能因此為所欲為、沒有顧忌，反而可能造成重大傷害，如過去的納粹法西斯。反之，缺少合法性的政權因為心有顧忌，可能因此兢兢業業、戮力從公，反而有很好的政績，如台灣的兩蔣時期。無論如何，政權的合法性與其施政政績沒有多大關聯。

政權合法性的理論相當吸引人，尤其容易說服服膺理論的知識份子，然而實際政權的成敗很少取決於其合法性，主要取決於其施政政績，當政府的施政讓民怨四起、民不聊生，老百姓就會揭竿而起、推翻政權，才不管政權是否有理論上合法性。另一方面，政權的真正合法性在老百姓的心中，政權若能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老百姓自然認可這個政權，是政權合法性的真正來源，以此角度看，現在的中國大陸政權頗有合法性和正當性，雖然不符合西方的政治理論標準。

每個人對政權合法性和選舉民主的感受不同，有些人覺得身為千萬選民中的一員無比重要及光榮；有些人則覺得政績才重要，一般人不可能真正認識了解千萬人中的候選人，因此選舉時常選不出政績優良的執政者。假使多數人屬於前者，國家勢必要實行選舉民主，反之，假使多數人屬於後者，則國家沒理由非要實行選舉民主不可。無論如何，政權是以實際政績論英雄，而不是以合法性論英雄，政權的理論上合法性沒有那麼重要，太滿足於政權的合法性，如台灣，是有害無益的。

大陸股市今年以來從高峰反轉，半年之間上證指數從3500跌到2700，跌了超過20%。有些人預測大陸牛市結束、熊市來臨，更有些人擔心可能發生嚴重股災，挫傷大陸和全球經濟。筆者不是股市分析師，不企圖預測股市的走勢(股市分析師也常看錯走勢)，只是基於一般金融常識，觀察、研判大陸股市的體質及其與經濟的關聯性。

不能只看大陸股市大跌，大陸股市是緩漲了兩年才跌的，上證指數在2016年初從約2600開始起漲，緩慢漲了兩年，到今年初達到3500，然後開始下跌，股市漲多回跌，算是很正常，現在上證指數2700比起漲點2600還高一些，不算太壞。

大陸股市逆轉的原因主要當然是中美貿易戰。貿易戰讓中、美的經濟都會受損，然而至今美國股市受到的干擾遠小於大陸股市，為何？部份原因是美國對大陸出口占其經濟總量(GDP)的比率小於大陸對美國出口的比率，更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股市已很成熟，而大陸股市仍較不成熟，發展中國家較不成熟的股市容易大漲大跌、急漲急跌，二十年前的台股也常有這種現象。

現代的股市已經存在超過兩百年，例如倫敦證券交易所在1802年獲得英國政府批准營業。大陸股市卻是從1989年開始試點，1995年之後才算正式上路(台灣證交所成立於1961年)，至今不過二十多年，不僅金融機關對股市的管理經驗不足，參與的股民對於股市和財經的知識更是缺乏了解，大部份人只是因為親戚朋友在股市賺了錢，也就投入股市，因此傾向追漲追跌的「跟風」，他們易造成股市暴漲暴跌，是不足為奇的。

已開發國家的人民一般對財經和股市比較了解，了解股市的風險和高技術性，因而多委託專業投資法人代為操作股票，股市裡專業投資法人的比例於是較高，而個人股民的比例較低，股市因此比較成熟、理性，能反映國家的經濟狀況。大陸的股市經驗還太少，大部份民眾對股市和財經還相當陌生，而股市裡卻大多是這樣的散戶股民，專業投資法人的比例相對較低，股市因此不成熟、不理性，較不能反映國家的真正經濟狀況，因此即使有短期的股災，與大陸的經濟發展未必有多大關聯。

大陸的股市雖然仍不夠成熟，但是比起過去已經改善很多。下圖呈現的是大陸股市自2006年以來的走勢，2007年上證指數從6000多高點跌到2000以下，大跌超過2/3；2015年上證指數從5000多高點跌到約2700，大跌接近1/2；而今年至今跌幅約20%幾。綜合來看，2006年以來，大陸股市大漲大跌的幅度逐漸收窄，顯示大陸股市逐漸趨向成熟、理性，是好現象。上個月，大陸A股被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也確認了這個好現象。

中美貿易戰在双方談判妥協一段時間之後，川普14日重新批准了針對5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祭出25%的懲罰性關稅。外電還報導，川普政府另有一份針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貨品開徵關稅的清單。中國的立即回應是，若美國祭出包括加徵關稅在內的貿易制裁，雙方先前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成果將不會生效，並且提出一份大約500億同等規模的美國進口貨品清單，將加徵報復性關稅。看來中美貿易戰是重新回到原點，而川普似乎真有心求戰，有好戲看了。

筆者在前文《中美貿易戰將如何？》指出美國向中國大陸出擊的目的，既要減少貿易赤字和廉價進口貨的競爭，又是針對「中國製造2025」計畫，要壓抑中國工業起飛追上美國。美國的優勢在於其經濟規模較大、出口占比較小，因此中美貿易戰對其經濟的影響較小；中國的優勢則在於其耐戰能力較強，習近平的威望高，而全大陸同仇敵愾、團結一致，又不須顧慮選舉的影響。中美双方是互有長短，誰也不怕誰，都不願做出太多退讓。

貿易戰會使出口減少、物價上漲，不利經濟發展。不過中、美的體量都非常大，出口占經濟總量的比例不算高，貿易戰雖損害經濟，不會至於經濟蕭條的地步。有些人擔心大陸的糧食自給率低，恐怕爆發糧食危機，是過慮了。貿易戰不同於真正戰爭或全面貿易制裁(如北韓、伊朗)，中國大陸不從美國進口糧食農產品，完全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糧食農產品，因此不可能爆發糧食危機。

世界第一的美國想要壓抑世界第二的中國，就美國利益而言完全合情合理，但是美國犯了一個明顯的錯誤。以美國的龐大經濟體量，它和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單挑」貿易戰，它都有相當優勢，然而美國現在幾乎同時跟所有國家「單挑」，它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談「北美自貿協定」，它決定課徵歐盟、日本等多國鋼鋁進口稅，而且根據外電報導，美國還準備課徵歐盟、日本等國汽車進口稅。川普簡直像電影裡的葉問，要一個打十個，電影裡的葉問可以贏，現實裡的美國可能一個打贏十個嗎？

如上述，美國同時向許多國家發起貿易戰，這些國家勢必以高關稅回敬美國，例如歐盟已經宣佈對美高關稅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幾乎都仍支持自由貿易，彼此維持較低關稅。結果是，美國產品將在許多國家都面臨高關稅，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產品只在美國面臨高關稅。換言之，美國經濟將受害於多國的高關稅，而中國經濟則僅受害於美國的高關稅，因此加總起來，美國經濟的受傷程度應會高於中國經濟的受傷程度。美國塊頭雖大，真能一個打贏十個？大概沒人會相信吧。

川普冒然掀起多方貿易戰很可能是因為美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非常好。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開始，美國的經濟在低檔調整了近十年，最近終於強勁復蘇，川普於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竟要一個打十個，多方掀起貿易戰，他若不趕快改弦更張，恐怕很快葬送得來不易的美國經濟榮景，更別提壓制中國了。

 

 

讀到陳至武先生標題為「耶魯教授直言: 中國教育不轉型，就只能培養最低端勞動力」的文章。我
第一層的反應是不恥大笑，又遇到一隻慕洋犬留學生。
第二層的反應是果然不出所料，反共反中的前朝中華民國遺老、國粉如獲至寶，在網路上八方傳播，奔走相告。

在教育前面沒有專家，教育涉及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國家需要、世界潮流…..千百種的因素，形成了一個國家的教育體制。一個留洋慕洋犬的耶魯教授的頭銜，絕對換不到教育專家，沒有資格、更沒有能力在中國教育制度前面指手畫腳。

陳至武先生以自己1960年代自己在中國大陸受教育的經驗，比較自己的兒女2000年代在美國受教育的經驗，開始指手畫腳，批判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是，假定中國的教育體制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是原地踏步、沒有進步的，十分可笑。

慕洋犬知識份子的特色是只要見到了中國制度和美國制度的不同，馬上一口咬定中國制度劣質落後，美國制度優越進步。從民國初年的慕洋犬地質學家丁文江回國後拒絕使用筷子、不吃醬油（不衛生）；到十幾年前的台灣慕洋犬教育部長吳京，要把美國的學區制搬到台灣（不知道美國學區造成的教育不公、房價起落）；到慕洋犬陳至武先生把自己兒女在美國受到的教育，無限敬仰，捧為只應天上有。

陳至武先生提到中國大陸的學生社會交往能力那麼差，不知道怎麼跟人打交道、怎麼表達自己，讓他非常痛心。這是每個人的個性所致，美國沒有這樣的學生嗎？我看到有些長袖善舞、能言善道的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厲害，這怎麼就怪罪中國的教育體制？也許可以建議中國加強人際關係的訓練，不需要全盤否定中國的教育體制。

陳至武先生提到中國經濟今天以製造業為主體，大學需要培養很多的工程師，認為如果有中國學生在大學四年時真的成了專家，他們在某個工程領域、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在大學時期就成為專家，他不以為那是一種成功，反而是一種失敗。要像美國耶魯大學一樣訓練學生有廣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換句話說，陳至武先生不喜歡專業技能的教育，喜歡一般的人文的教育，所以成為專家就是失敗的教育。這算什麼邏輯？

陳至武先生提到美國教育體系給每個人都提供了那麼多自我表述的機會，不會站在一班人面前就發抖，沒辦法說出話來。我不知道中國的學生會不會站在一班人面前都會發抖，都會說不出話來，把這樣雞毛蒜皮的事情用來批評中國的教育體制，我會笑出來。陳至武先生不知道中國從來不缺長袖善舞能言善道的人，看看今天民進黨政客顛倒黑白、侃侃而談，硬拗的本領美國能比嗎？

陳至武先生竟然看不到美國學校平均一月一起，學生持槍到自己的學校濫殺老師同學，造成大量傷亡。美國的教育制度敗壞至此，仍然被中國的慕洋犬高高捧起膜拜。

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名列全球綜合教育的前20名，中國的清華大學工學院名列全球工程教育第一名。我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要有信心，中國工程教育訓練出大量優秀的工程師，支撐著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這個優勢要保持下去，中國祇需要加重人文的教育罷了，所謂中國恐怕只能繼續是給世界工廠提供低級勞動力，根本是慕洋犬的胡扯。

 

對抗經濟走弱，多數國家都會採行需求側的政策，如增加公共建設、寬鬆的貨幣之類，即實行所謂的凱因斯學說。中國大陸近年卻強調供給側的改革，簡單說，即致力於生產要素的提高與調整。

如前文《大陸經濟的新常態》所述，大陸的經濟發展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主要受益於「人口紅利」，即生產力和所得偏低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被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於是產生高經濟增長。大陸近年經濟不再能維持高速增長，則是因為人口紅利減弱所致。大陸因為生育率早已逐漸降低，而老年人占比增高，到2011年時勞動年齡人口就已達到峰頂，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即所謂的「未富先老」。大陸是否不再有人口紅利？

根據蔡昉教授的研究，勞動年齡人口雖然開始下降，人口紅利只是減弱，並未耗盡消失。這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到：大陸的農業人口在總人口的占比多年來已大幅降低，但是比已開發國家仍偏高；大陸的農民工多在年輕時到城市務工，但是到了四十歲之後，常回鄉重新務農，未能發揮人口紅利的充分效益(正常工人一般工作到五十五歲左右)。因此供給側改革主要是以制度改革，來延長人口紅利。

供給側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優良的城鎮化和戶籍改革。城鎮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手段。優良的城鎮化能促進產業聚集，人口、人才和創意的集中，以及高效公共服務的供給，成為創業和創新活動的平台，從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可持續性。戶籍改革針對農民工。農民工因為是農民戶籍而非城鎮戶籍，即使居住城鎮，在社會保障和子女義務教育等方面未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樣既不公平，也降低農民工長期居留城鎮的意願。戶籍改革讓農民工具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能提高農民工移居城鎮的意願，有助於提高城鎮化及延長人口紅利。

相對於城鎮化，是農業進一步現代化。大陸的農業生產雖己相當程度機械化，但是因為農戶的人均土地規模小，其生產力受到制約。農業現代化主要在於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例如讓土地的經營權和所有權、承包權分開，而經營權可以流轉，因此能夠較集中。農業的經營規模擴大，不僅能提高農業生產力，也能釋出人口紅利。

除了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供給側改革還包括「去產能」和擴大服務業。過去三十多年，大陸加速推進大量基礎建設，使工業產能大幅提高，但近年基礎建設漸趨完備，不再需要如此大量基礎建設，使部份工業產能成為多餘，因此需要「去產能」，即淘汰一些效能不佳的工業產能。「去產能」的同時，則以擴大服務業的產出來彌補工業減損的產出，而服務業的擴大也正是城鎮化的核心。服務業的逐漸成長使大陸經濟較少倚賴外貿，而更多取決於國內消費，使大陸經濟更健康而能夠持續。

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南北韓從年初以前的劍拔弩張迅速變得双方和顏悅色，文在寅與金正恩已經兩度愉快的會談，加以即將舉行「川金會」，無論成果如何，兩韓關係趨向和緩，則是確定的。同樣是分裂國家，兩岸早已不像兩韓那樣劍拔弩張，但是這兩年兩岸關係卻是越來越趨向緊張。兩韓趨向和緩，為何兩岸不行？兩岸與兩韓有何異同？

兩岸與兩韓的主要差異在於兩韓互相承認為國家，並同為聯合國成員，但是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南北韓的建立起於二次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分別占領和扶持，彼此的領土和人口大致勢均力敵，而双方都不曾統治對方的領土和人民，自然成為兩個國家。與兩韓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了原來中華民國99%以上的領土和98%以上的人民，因此被國際視為繼承中華民國的政權；中華民國原來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而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正顯示了「繼承」的國際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既然繼承中華民國，表示法理上中華民國已不存在，因此大陸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國家。

台灣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學者不分藍綠，都曾呼籲對岸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甚至接受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對岸有可能比照兩韓模式，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嗎？不可能。主權國家必須互相尊重對方的領土，大陸若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等於放棄台灣領土，成為民族罪人。大陸怎可能接受？此外，一個主權國家分裂成兩個政府，按照國際法，其他國家沒有權力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因此不符合國際法(不過美國從來只管其國家利益，不大管國際法)，但是若兩個政府互相承認是主權國家，兩個國家若有爭執衝突，則國際，如聯合國，有權介入干涉，美國介入兩岸變成合法，大陸當然不可能接受。

其實兩岸與兩韓的根本差異在於兩韓都有強烈的統一意願，但是兩岸沒有。另一個重要差異則是兩韓的規模和實力勢均力敵，但是兩岸的規模和實力差距懸殊。兩韓的規模和實力相近，因此双方可以平起平坐，完全平等的彼此對待和談判。對比之下，兩岸的規模和實力懸殊，台灣總怕被對岸吃掉，因此怕統一、不敢面對談判。這種思路算是人之常情，中華民國只統治1-2%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98-99%的中國，双方怎可能擁有同等的權力？即使表面上對等，實質上不可能對等，兩岸相處是不可能像兩韓那樣的。

兩個政權要和平統一大約有兩種可能情況，或者双方勢均力敵，彼此可以平等談判；或者双方差距懸殊，而一方有求於對方或迫於形勢。雖然目前還言之過早，兩韓看來屬於前者，而兩岸則屬於後者。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目前是台灣的二十倍，而兩岸實力的差距還在擴大，台灣人恐怕終將發現統一是有益台灣的，就好像美國的屬地波多黎各2017年公投選擇成為美國的第五十一州，不過美國國會至今並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