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8月底，台灣總督府制定了其所謂的「保甲條例」；這是一個往後雖然我台人一再要求廢止，但它卻一直與日人無關卻長期苛虐我台人的制度。

此制早在1897年桂總督時代，為了鎮壓我島民，就曾在我島動盪的雲林地區開始本有的聯庄保家規約；此時，總督府則正式頒佈了嚴格連坐的「保甲條例」。

在名義上，他故意與我國傳統講究「保境安民」之「保甲制度」混淆，卻自稱是「參酌舊慣，設保甲制度，用以維持地方治安」；但其實，一如在前述的兩年國籍自由選擇期間內，前及的「法院」，竟然並不受理我台人對日人所提出的控訴，其理由是該法院是僅專為台灣住民而設，所以，名為「法院」卻並不能受理我台人對於日本帝國臣民之控訴案件；該「法院」實非我們所習知的「法院」；該「保甲制度」實也不同我固有的保甲制，例如，稅賦上，竟也由保甲強制執行其沉重的稅歛，例如，1900年，兒玉與後藤主持的揚文會的皇民頌詞中，所描述的──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即是。」〈「台灣抗日運動史」，第四冊，頁1108。〉

由公佈該條例之後，後藤長官就曾在一次東京的記者會上公開所表示的：「…自在制定新法有名的王安石以來，支那的官吏和儒者就議論頗多，且有許多書籍，其中雖然有嘗試實施者，但並沒有完全實施。…既然民間熟知『保甲』這個名稱，何不利用呢？只要多費時日，實施決不難。這就是當時採用保甲制度的理由。」〈「台灣抗日運動史」，第二冊，海峽學術出版社，頁316。〉，更可見其蹊蹺。

事實上，稍微下功夫探究，日本學者也曾指出，「日本德川時代的『五人組』制度，即與『保甲制度』相當類似」〈「五人組制度論」，穗積陳重著，東京，1921；轉引自「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王泰升著，聯經初版，頁97。〉；可知道該一頒行的條例，實在乃是後藤在「魚目混珠」而已。

不幸的是，這日式保甲制度實在是極為苛虐的制度，日本學者曾自述該日式制度之惡質，指為統治者的毒爪：

「領主方面也利用這種結合作為繳納租稅的連帶責任團體，在刑罰上也讓一鄉一村負擔連帶責任。…在饑荒等痛苦時期，只因孩子偷了別人的糧食而一家全部被處死，像這樣嚴重刑罰的事例，也有被記錄下來，由此可看出共同生活體的嚴格處。」〈「為什麼日本的治安那麼好」，上村千一郎著，福祿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印行，頁128。〉

其中該制度除了負責向被日本儒家稱為「無知而可愛」「三時皆無餘暇…唯盡勞苦以納於上」的農民繳納租稅外，該日式制度最沉重的是無償的工役負擔，那是我們前面曾提及的德川封建體制的保甲制傳承，也是日本史書所曾指出的：

「課役，種類繁多：如宮殿、城池、橋、路及堤防的築造和修建，驛馬等等，徵收所需費用──或繳米金，或使役人民，總稱『課役』。農民還有的負擔，是『助鄉役』。它指在驛站補充的人馬，由附近各村負擔。…經常的稱『定鄉役』，臨時的稱『大助鄉』…德川家康對農民的統治方針：『不可餓死』，在這裡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日本史」（四），鄭學稼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頁149。其多次農民暴動的詳情，可見於該書頁268~274。〉

於是，在我們島上則除了被我台先民描述為「…人民直接叫苦者，乃保甲費也，保甲費分為經常、臨時之二種，經常費則一保一個年，約徵收百圓內外，執行保甲事務上所必要之費，係受地方長官之認可而徵收之。其他保甲之雜費，則臨時費者，依員警之指揮，隨時徵收，常比經常費更加徵收四、五倍，此所謂不明之費用，…其不得當也明矣。」〈「保甲制度論」，黃呈聰著，刊於「台灣青年」，第二卷第三號，1921.3.26，頁10~11，14。〉

保甲費每保每年百元的負擔外，更有高達保甲費四、五倍的臨時保甲費之負擔；更加上，上述德川幕府對於其農民的「課役」，也極沉重地落在我先民身上；我先民的回憶中，可見到很多這類的描述──這些都是日式保甲制度的「魚目混珠」的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法令制度上，保正與甲長，雖都屬於無薪的榮譽職；其實，法規之外，除了保正與甲長有免除其前述的沉重工役特權外，日警會就收取的保甲費中提出定額給予保正與甲長，且他們對於違規的保甲民有鞭打的權力；對於保甲民違法時，保甲長有出庭向法官說明嫌疑人素行的地位。

因此，這真是個毒辣地深入控制我島台民，日人家庭卻可以豁免這包含著沉重的稅負與工役的日式保甲制度；要直到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6月，才因戰爭破壞下，地方警力與人力兩皆不足、難以繼續苛虐進行而不得不廢止。

這也是為我島民在日殖之下五十年，為何其生命統計的平均死亡年齡，以1908年為最高，即27.2歲，那年是全島鐵路通車之年，從此宰制剝削居高不下，以至於我島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一路盤旋向下，雖到1939年，號稱產業進步，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之年，我島平均死亡年齡卻只能在23歲上下徘徊。。。真是無限的悲哀。。。

普丁再次就任俄羅斯總統，第幾任已搞不清也不重要，他自2000年起執掌俄羅斯的大權，至今24年，等做完這6年的新任期，將會滿30年！普丁這次當選總統得到87%的高票支持，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多不承認其當選合法性，而拒派代表參加就職典禮。台灣媒體總追隨美國把普丁妖魔化，筆者試著說些公道話。

普丁經歷多次大選，美國等西方國家幾乎都指控他有選舉舞弊。俄羅斯龐大，少數地方有選舉舞弊，不足為奇，也不影響大局，而普丁根本不需要舞弊就能勝選，何必選舉舞弊？

普丁初掌權時，正是俄羅斯最慘淡的時候。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接受西方國家的建議，採取「休克療法」盡快走上資本主義，全力推動私有化與市場經濟，卻造成内部貪污、接掌大型國企的寡頭壟斷市場，讓俄羅斯經濟瀕臨崩潰。普丁接下葉爾欽的爛攤子，以鐵腕整頓内部貪污和寡頭壟斷，使國家經濟走上正軌，人民生活頗有改善，因此普丁是有大功績的。

除了搞好經濟，普丁也激發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如紀念二戰時蘇聯抵抗德國納粹的進攻，指責西方國家的陰謀造成蘇聯解體等，讓俄羅斯人覺得受到西方的威脅，而普丁是俄羅斯無可取代的捍衛者。至於俄烏戰爭，被歐美視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違反國際法；但俄羅斯人卻認為，烏克蘭是被俄羅斯扶植創造出來的（參見《現代烏克蘭是被俄羅斯創造出來的》），現在倒向歐美威脅俄羅斯，是忘恩負義，因此俄羅斯人大多贊同普丁攻打烏克蘭。

普丁有復興俄羅斯的大功績，又有民族主義的支持，他連選連任幾乎是理所當然的，西方國家指控他選舉舞弊，只是想削弱他的執政正當性，但不會有什麼效果的。

俄羅斯的國力雖然復興，但是其國內政治並不令人滿意。普丁長期執政，權力非常集中，可稱得上獨裁；他對反對黨和異議者似乎並不寬容，甚至有故意迫害之嫌；由於普丁掌控的少數寡頭壟斷國家經濟，俄羅斯的貧富不均非常嚴重；由於鼓勵民族主義，俄羅斯頗有侵略性。

西方國家常批評普丁不民主，不把俄羅斯視為民主國家。其實普丁政權正是選舉民主制度孕育出來的，他經歷多次大選考驗，行事施政都合法，若想做不合法的事，就號召人民修改法律使其合法；由於他的大功績，人民都贊成他的修法，使他的權力愈來愈大，成為合法的獨裁者。選舉民主制度號稱能夠制衡掌權者，但是當掌權者能力強，又有大功績的時候，制衡大多成為空話，這是民主制度無可避免的缺點。普丁的長期獨裁，要怪罪普丁，還是怪罪民主制度？

近日，湖北省博物館公佈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主人——“喜”的3D復原像。一位秦代的刀筆小吏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為他長眠的墓穴裡隨葬的千餘枚竹簡，讓身處現代的人們瞭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簡上，雖寥寥數字，卻生動、豐滿，充滿魅力。

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佐證，也讓人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透過已發現的超過30萬枚簡牘，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歷史故事，跨越千年，躍然眼前。

簡牘承載跨越千年的歷史

從先秦到魏晉，長達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先民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大多由簡牘記錄並傳承。翻閲簡牘，如同打開了古代的“百科全書”——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一方面，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實證歷史；另一方面，簡牘的獨特優勢無與倫比——很多內容是傳世文獻未能盡數展現的。

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秦簡。里耶一號井共出土3.6萬餘枚秦簡牘，字數約20萬，主要是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間，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文書檔案。從人口、物產、賦稅到郵遞、司法、醫藥等，涵蓋了當時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這被視為繼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里耶作為第一手的出土文獻材料，簡牘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譬如，據一些文獻記載，秦始皇完成大一統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並無“洞庭郡”。而這裡的記載，恰恰證實了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已設有“洞庭郡”。

綿亙萬里的古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重要通道，甘肅目前出土簡牘6萬餘枚，其中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枚“里程簡”，意義尤為重大：一枚記錄了從長安出發西至張掖郡的20個驛置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里程，另一枚記錄了漢代河西四郡的驛置道路里程。兩者共同勾勒出絲綢之路東段路線圖，實證了古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簡牘的隻言片語承載了真實過往。傳統史籍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關注、得以載錄。我們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內容，主要是來自對名臣賢士的往昔歲月交代，而且多有定式化的描述。大量簡牘的重見天日，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對普通民眾、基層吏員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難得而真切的呈現。

在秦代，基層官員在食堂吃飯要“刷卡”，以打叉或畫圈標記；一名叫“弘”的漢代小吏在懸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筆筆清楚地記錄下他經手的每一批絲路使團的來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漢代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攤了朝廷派來慰問的使者接待費用，每人均攤55錢…

竹木無言，文字有意。簡牘，勾勒出歷史的“大事件”和“小細節”，讓泱泱中華文明更加真切、鮮活。

簡牘蘊藏中華文脈密碼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絶，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如同先秦時期一個微縮的圖書館。」專家這樣評價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發現的價值。郭店楚簡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獻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記載的16篇古籍，有13篇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為首次面世，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神州第一書”。

山東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甘肅武威《儀禮》，敦煌、居延《倉頡篇》《急救篇》…記錄在簡冊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傳。

秦律是中華法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古典文獻中只留下一些不成體系的片段記載。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發現，改善了這一局面。“喜”的墓中沒有值錢的陪葬品，而是層層疊壓的竹簡，以及書寫、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筆、銅削。

1155枚竹簡、4萬餘字，在這些“喜”生前摘抄、記錄的“工作筆記”中，有《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為吏之道》等大量細密詳備的律令簡牘，其中《秦律十八種》包括土地耕作和農業生產相關的《田律》，貨幣、財物相關的《金布律》，驛傳供給飯食相關的《傳食律》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頭，對後世2000多年影響深遠。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餘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這些暫被命名為《樂譜》的簡牘，使人們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簡牘，既映射傳世文籍所記載的文明光輝，也填充了傳統史籍未能盡數展現的文明縫隙。

簡牘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多的簡牘得以修復，不斷實證中華文明的有序傳承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西北出土的漢簡記載了大量漢代西域管理、絲路往來、典籍西傳的細節，凸顯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於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中國發現並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在懸泉置漢簡中，可找到樓蘭、且末、烏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使者途經懸泉置的“印跡”。譬如，漢簡《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中就曾記載，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漢廷在懸泉置佈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漢武帝之前，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西南夷地區有滇、夜郎等數十個乃至上百個部族或所謂的古國，創造了高度發達並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漢武帝時期在雲南設益州郡，是當地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此，當地進入到漢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圖。

雲南河泊所出土的簡牘有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國職官和官署的記錄，表明漢朝派專門官員對其進行管理。這些表示，漢朝設置益州郡後，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雲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

各地習俗不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利用律令加以統一；《日書》中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則將秦地與楚地的月份名稱一一對照，讓人一目瞭然。專家認為，這應是在秦統一後，特意編製此類手冊，讓原屬不同文化和習俗圈的民眾便於溝通。

隨著釋讀和研究的深入，簡牘作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更加凸顯。梳理各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不難發現“漢承秦制”。作為統一的王朝，漢朝延續發展秦朝治理體系，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地區、西南邊疆，各地的職官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傳等基本趨同。這說明，在設置郡縣、納入王朝體制的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趨勢明顯。

如今，簡牘中蘊藏的文化密碼不斷被破譯，人們可以從中探尋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歷史依據，更可從中深切感悟文化歸屬與自信。

雲夢縣博物館展出的睡虎地M11出土的《為吏之道》律令簡牘（複製品）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的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置木簡（漢代）

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左）
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拼版照片）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從小念歷史講的大多是各朝各代的帝王將相的事蹟得失。歷史人物雖然有其重要性，國家的興替其實更取決於其政治制度的運行，如財政。劉守剛教授的《何以帝國》（[1]）是一本簡明的中華帝國財政史，始自春秋戰國，直到清朝末年，並不詳述每一政權的財政，而是討論重要的財政措施。

財政是國家「為了公共需要而運用強制力量，獲得並運用錢財的活動」。公共性和強制性是財政的重要特徵，早期的國家公共性較不明顯，愈趨近代，公共性愈明顯。財政需要徵稅，徵稅大致有三種形式：稅人、稅地、稅商。稅人是按人頭徵稅或讓人親身服役；稅地是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根據產值）來徵收糧食或貨幣；稅商是對商業活動徵稅或徵許可費，或者政府參與商業活動謀取利潤（官營）。

作者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在春秋和之前是城邦時期，從戰國到清末是帝國時期，清末之後逐漸成為現代國家。國家有三要素：人口、土地和公共權力。在不同階段，國家最重要的要素不相同：城邦時期人口最重要；帝國時期土地最重要；現代國家公共權力最重要。

中華帝國以農立國，稅地是主要的徵稅方式，但稅地在當時有技術上難度，需要丈量土地，評估土地的等級，登錄土地的擁有者等等。
稅人容易執行但有明顯缺點，每個人的財產和收入不同，人頭稅該課多少？讓人親身服役不如課稅金，再用稅金雇用專業人員取代常人服役。
稅商也有技術上難度，甚至比稅地更難。

王朝開始時一般都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因此人口少、無主之地多，王朝於是能夠實行「均田」，給每個男丁分配定量的土地；這時容易徵稅，因為稅人等於稅地。幾十年後，人口持續增加，但王朝已無土地可以分配，而且由於土地買賣，每個男丁擁有的土地不再相同，這時王朝不得不面對上述稅地的技術難題；此外，總有些貴族、官僚、仕紳獲得免稅特權，他們可能兼併愈來愈多土地，使國家徵到的地稅愈來愈少；這些導致王朝中期常需要實行財政改革，如西漢桑弘羊、唐朝楊炎（兩稅法）、宋朝王安石、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清朝雍正帝等都是，財政改革一般不容易成功。

宋朝商業非常發達，又為了籌款抵抗遼、西夏、金、蒙古等外敵，稅商變得重要，收到的稅金超過稅地；由於稅商，也鼓勵商業。
元朝繼續稅商，但手段惡劣，成為對人民財產的掠奪。
明朝朱元璋看到元朝稅商的缺失，不再重視稅商，也不鼓勵商業，而回歸稅地為主。
清朝繼續明朝以稅地為主，到清末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才重新實行稅商。

[1] 劉守剛《何以帝國：跟著錢走，看見不一樣的中國史》漫遊者文化，2023。

美國過了太久的霸權日子，如今還以為華盛頓就是世界政府。

最近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藍墨客在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上的一席發言，驚掉了不管是我的眼鏡還是下巴，總之就是一陣噁心。那就猶如，聯合國大會128個國家做成的決議，卻被當成不過是一個立法機構訂定的文件，而美國才是它的上層仲裁機關，決議的內涵究竟什麼意思，只有美國說了算。

藍墨客竟說：「2758號決議並未認可、不等同也不反映一中原則的共識；2758號決議無涉他國對台關係的主權決定；2758號決議不構成聯合國對台灣最終政治地位的立場」。

2758號決議處理的就是一個國家內的兩個內戰的交戰團體，在爭奪這個國家的代表權的問題，這個國家就是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整個中國。
而其決議文闡明：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China)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restore）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recognize）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為中國（China）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將蔣介石代表自他們非法佔據的聯合國和所有與之相關的組織中驅逐出去。

這裡的China就是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所以決議文的主體就是中國，這個中國雖然暫時分裂，但未損及其領土及主權完整的全部的中國。不論是PRC或ROC，都只是一個政府或政權的名字，是為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執行國家職能、展示或捍衛其主權及身分的行動體。

所以PRC才叫被「恢復」其一切權利，要不，1945年成立的聯合國，PRC都未誕生呢！聯合國怎會說是「恢復」呢？所以，它恢復的是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所具備的權利，ROC再不同意也只能接受！

美國卻炮製了一個可笑的論述：說2758號決議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但實際上卻沒有解決「台灣的代表權」問題。

試問，世界上並沒有台灣這個國家，美國是要請鬼來解決它的代表權問題嗎？這就猶如別人可以跟美國國務院說，當年聯合國成立時，只解決了美利堅合眾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卻沒有解決夏威夷的代表權問題。藍墨客要不要反擊自己一下？

中國的主權，注意是「中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從來不曾被分割，台灣自始至終就沒有獨立出去，2758號一釐不差地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也就是解決了一個中國的問題，它還要解決哪門子的幽靈台灣代表權問題？

這種謊言就只能騙一些外行人，一些村夫愚婦，或就是永遠關起門來自欺欺人的台灣人民。

而美國倡導這一完全行不通、像是流氓的潑皮理論，只會自貶身價、自毀形象，把所謂的全球單超霸主的臉都丟光了。

反滲透法？
德國納粹在1930年代興起之際，很大的原因是炒作反共，製造人民對共黨的恐慌。

威瑪共和時代，納粹的流氓SA（德國納粹黨的武裝組織，一般譯為衝鋒隊或褐衫隊），可以在街上任意毆打意識形態不同的共產黨人，SA狂妄到不可一世，希特勒、戈林後來也覺得不太妙，戈林想到拉攏希姆萊與海德立克，壓制SA，後來就發生了有名的長刀之夜（1934年），SA頭目被肅清。

蓋世太保最初是戈林搞出來的，只在普魯士境內，其他德國地區有希姆萊搞出來的SD，把各地警察系統也整併進來，戈林讓希姆萊的SD併入後，這下子，蓋世太保就在德國全境開展了。

其實早期的蓋世太保，很多都是德國警察併入進來的，原本不是納粹黨員，只是因為納粹黨控制了一切後，為了工作，只好在1930年代之後，陸續加入納粹，這些警察出身多為中下階層，沒有顯赫大學學歷，家世普通，但是偵辦案件很有經驗，不會亂搞。

蓋世太保幹了很多爛事，多半針對共產黨與猶太人，初期蓋世太保的官員大都年輕，有大學法律學位，你很難想像蓋世太保抓了政治犯，還是有很嚴謹的調查、偵訊、審判的程序，德國人要幹壞事，還是程序嚴謹，一個政治犯可能有幾千頁的檔案卷。

但到了1930年代後期，蓋世太保急遽擴張後，開始招募了許多年輕人，這些人滿腔熱血，右派的意識形態濃厚，但是缺乏先前人員的大學教育訓練，後來被大家批評的酷刑與暴力，就是這批年輕人幹的爛事。

納粹在威瑪共和這樣的自由環境中誕生，就是憑藉著炒作反共的白色恐怖，最後德國的下場如何，大家很清楚。日本也是一樣，藉著反共的名義，侵略中國，說要與中國政府合作反共。

美國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讓許多文人與思想家，因為反共教條受到壓迫與整肅，電影《奧本海默》是真實的情況，人們因為信仰與關懷勞動者受壓迫困境的胸懷，受到了右派的政治壓迫。

《反滲透法》就是法西斯的前奏。

去年在一場聚會當中，一位在綠色政府擔任機要的青年才俊，在飯桌上意氣風發地說，台灣的軍隊以及軍事教育必須要進行改革，「把黃埔精神完全去除，台灣軍隊才有救。」當時筆者聽了沒說什麼，笑笑。

果然，即將接任國防部長的大律師，第二次重要談話，說必須要將軍隊中所有黃埔創校校長的圖像加以移除，這是改革台灣軍隊的第一步。看來，這樣的軍事改革是勢在必行。

歷史，常常就是這麼諷刺。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嘲諷當年李鴻章搞自強運動，結果不幸失敗。主要原因是因為李鴻章這些滿清大臣認為，打不過列強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武器太不行，而他們的方法就是花錢從國外買船、買砲，並且請了洋人教官來訓練中國人使用。當然，最後仍是失敗了，因為軍隊戰鬥力的關鍵並不只是在武器而已。

今天，我們的國防部長以及這一些了不起的綠色人，他們比起當年的李鴻章還要厲害很多。他們不改革武器，不健全制度，也不加強訓練與教育；卻認為，台灣的軍隊戰鬥力不行是因為有老蔣銅像。

這種觀察力以及見解，真的是讓人從心中發出最深層的敬重！到底是怎麼樣的智商，以及看了什麼樣的攻略本，才能得出如此偉大的見解？真的讓人很想一探究竟。

去掉吧，因為如果一直不去掉，這個問題就始終拖延在那裡。去掉之後如果台灣的軍隊戰鬥力突飛猛進，那麼就可喜可賀，如果去掉了台灣軍隊還是像現在這樣一年自殺一大堆，士氣低落，新武器無法到位，那以後又該怪誰？

這真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軍事改革，讓人期待！

這些人孕育了台灣理工科的人才與師資，造就了今天的台積電。

1973年，剛從台大電機研究所畢業的林百里與溫世仁，接受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頒發的第一屆「青年獎章」，表揚他們設計出台灣第一部電腦。

1999年，新股王廣達電腦公司的董事長林百里，回台大母校演講，這是第一次公開演講，講的是他在台大的求學經歷與創業經驗，台大電機系畢業後，他考上台大電機系研究所碩士班，當時電腦的硬體技術非常少，他決定選修這個領域並參與製作迷你電腦，他慎重的提到他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張煋對他影響很大。

這位張煋教授何許人也？他1917年生，浙江紹興人，1940年，畢業於國立浙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同年，入空軍無綫電修理廠任技術員。1943年，任空軍雷達測向台台長。1944年，任空軍通信學校教官。抗戰勝利後，赴英國皇家空軍無線電研究所進修雷達工程。1952年，受訓於美軍空軍電子工程中心。回台灣後，任空軍通信學校電子訓練中心主任。1953年，任空軍總司令部電子處處長。1959年，任空軍指揮參謀大學研究發展系主任，並擔任海軍專科學院、陸軍理工學院、私立大同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研究所等兼任教授。1963年退役，應聘為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任教授。1967年，任美國布魯克林工藝大學客座教授一年，並進修電子計算機工程。嗣後在台大任教。

民國40~50年台灣各大學缺乏電機、電子教職人才，所以空軍應國家需要適時釋出人才，張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當時台大、成大、交大、清大許多理工科的教授大多來自空軍，故有「四大皆空」之說，這些教授培養了台灣理工科的人才，這些人才包括林百里、溫世仁、曹興城，同時也造就了台灣電子業及半導體業的基礎。

類似張煋，出自中央航空機械學校或空軍通信學校的大學教授，他們是大學畢業去報考的稱高級班，高級班每期都有淸華大學的畢業生報考，尤其是清華1944屆航空工程系的畢業生，幾乎全班投效空軍。我搜尋到30位，簡介如下：

林致平：機校高級班執教、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中興大學首任校長並創立台灣第一個應用數學系、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所長、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佛羅里達理工大學數學教授。

劉浩春：機校高級班執教、空軍通信器材修理廠廠長、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教育處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校長、中華民國教育部全國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主任委員。

李登梅：機校高級班1期、空軍供應司令部副司令、空軍機械學校第十任少將校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教授、華光工程公司總經理、臺灣航勤公司總經理。

呂鳳章：機校高級班1期、以交換學生身份至德國留學，畢業於阿亨工業大學，獲得德國國家特許工程師。回國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北工學院、西南聯合大學，曾任華夏塑膠公司董事長，華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朱越生：機校高級班1期、航空領域專家、國立成功大學教授機械工程系系主任、1957年為成功大學創辦機械研究所，1965年，在成功大學工學院創辦工程科學系。

盛健：機校高級班1期、美國辛辛納提大學航空系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特約講座教授。

李永炤：機校高級班2期27年班、我國航空工業的先驅、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漢翔航空公司前身）中將主任、任內完成了介壽號、中興號教練機、UH-1H直昇機、中運機、F-5E戰鬥機等飛機的製造生產、也奠定了IDF戰機自製的堅實基礎。

朱芳秀：機校高級班2期27年班、新埔工專教授工業工程科主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聘機械工程名詞審查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田長模：機校高級班3期27年班、國防部軍事工程局少將副局長、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館長、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工商管理系主任。

張璐：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華民國空軍少將、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主任。

孫方鐸：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創辦應用數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及專任教授。

趙浡霖：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原大學教授機械工程學系首任系主任、台北工專教授工業工程科主任。

葉上芃：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國立中興大學教授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

蕭汝淮：機校高級班4期28年班、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科首任科主任。

李家騵：機校高級班9期32年班、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少將副主任兼介壽一廠（飛機製造廠）廠長、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教授、中正理工學院首任航空系系主任、逢甲大學教授機械工程研究所首任所長。

郭鏡冰：機校高級班33年班、於空軍航空研究院電子組任內時發明「飛行生性向測量儀」，民國四十二年被選為國軍克難英雄並蒙蔣總統召見，國立中興大學教授、在校講授普通物理、理論力學、近代物理、熱力學等課程。

沈在崧：機校高級班畢業，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首任系主任。

蔡振鵬：機校高級班畢業，淡江大學教授航空系系主任。

果芸：機校正科班7期、台灣資訊產業界大老，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空軍後勤管制中心主任、國防管理學校在台創校校長、駐美國軍事採購團團長、中華民國經濟部資策會執行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神通電腦董事長，對臺灣資訊科技擁有重大貢獻。

李文寶：通校正科班9期38年班、美國電機、哲學雙博士學位，中華民國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局中將局長，榮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丹：通校高級班執教、空軍電台台長、國立成功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台北工專校長、國立交通大學教授電子研究所奠基人之一（排位第一）、逢甲大學機電系創始人系主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常務次長。

張去疑：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通校電子組組長，曾赴英國、美國研習電子科學。歷任臺灣成功大學、交通大學工學院、清華大學教授20餘年，曾任交通大學研究所主任及教務長12年。先後兩次應聘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1975年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李順救：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授電子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兼任初創電機系系主任。

魏天柱：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孫邦治：通校高級班2期34年班、新埔工專教授電子系主任。

李育浩：通校高級班6期36年班、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中華民國核能學會理事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

包白水：通校高級班9期39年班、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張繼炎：通校高級班9期39年班、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唐明道：通校正科班6期36年班、台灣著名原子科學家、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系設立「唐明道獎學金」，以表彰他的功績，激勵青年攀登科學高峰。

楊正民：通校正科班10期39年班、教授、生物電子工程專家，曾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紐約洛克菲勒大學任職客座教授。

另外：被譽為「台灣的科技教父」的李國鼎，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赴英國劍橋大學習物理，放棄博士學位返國投效空軍參加抗戰，民國二十七年任航空委員會防空學校照測總隊少校機械員及修理所所長。

以上31位並不包括空軍官校，空軍官校最有名的應該是華錫鈞將軍，介紹如下：

華錫鈞將軍，1925年生，空軍幼校第一期、空軍官校第二十六期畢業，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博士，哈佛大學高級管理班畢業。曾獲頒國軍寶鼎及雲麾等勛獎章二十三座、美國空軍飛行優異十字章、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普渡大學傑出校友、名列科技名人錄及世界名人錄。1948年至1964年任空軍飛行軍官，肩負台海兩岸第一線空防重任；後為黑貓中隊隊員，曾數度駕駛U-2戰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高空偵察任務。

【台南訊】民國101年7月9日，出身空軍幼校第一期、空軍官校第二十六期畢業、曾數度駕駛U-2戰機深入中國大陸執行高空偵察任務，並深度參與台灣軍用航空自製發展歷程，被譽稱為「IDF之父」的前總統府戰略顧問華錫鈞將軍，雖已從熱愛的職場退下來旅居美國，仍心繫國內航空工業的發展，6日透過前漢翔公司董事長邢有光的幫忙，把他畢生大部分積蓄新臺幣1500萬元捐贈給成大作為航空工業發展基金，義行可風。
今年87歲的華錫鈞將軍與成大的淵源，最早開始於民國59年，那時成大仍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羅雲平博士為校長。在當時機械系系主任李克讓教授的邀請下，華將軍於59學年度在機械系研究所二年級碩士班開始授課，上學期開授「高速流動理論」之課程，下學期開授「磁性流體」之課程，教學認真，讓師生印象深刻。

這些為台灣這塊土地耕地的農夫，幾乎都過世了，為感念他們對台灣的奉獻，我撰寫此文，希望大家分享出去，做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