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人都會說，要給孩子們正確的感情教育。但關於愛情，什麼是正確的觀念？大人們真的知道嗎？我隨便說一個，可能很多大人想都沒想過。我們不妨測試一下。
正確的愛情觀之一︰談戀愛不應以結婚為目的。

這條就令人有點小小的驚訝。自古以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談戀愛不以結婚為目的，那以什麼為目的？答案是，戀愛本身就是目的。如果有別的目的，戀愛就是工具；感情被當作工具，一定失真，就談不好。

為什麼要談戀愛？因為人與人相愛是來自人的本心本願，所以愛情本身就是應該的，是人生的一項重要事業。（當然，人生的重要事業有很多，且是複選，而並非所有人都一定要選擇有愛情生活。）戀愛本身就是重要的，就是目的。而婚姻—現代的婚姻—則是感情成熟後下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婚姻使愛情的本質要求—永恆—得到形式上的保護與協助，且由婚姻而形成的家庭，有助於愛情的發揚光大。（這就說來話長，與一般以為的「婚姻是愛情的墳墓」相反。限於篇幅，就不展開。）所以，成功的戀愛將邁向婚姻，但在戀愛的開始則不應考慮婚姻，否則就成為談感情的干擾。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並接受這個觀念，（知道很容易，但接受則有點難。要詳細闡明其道理，則頗費筆墨。本文只是舉例，就不多說。）那麼愛情之路就會順暢一些，免去很多尷尬。因為有此共識，則我們在談戀愛時，可以少去很多顧慮，可以更為認真的面對當下的感情，而不必有過多不相干的考慮。等愛情成功，兩人真心相知，才需要考慮下一步婚姻的事。

年輕人的愛情觀需要教導，話是沒錯；但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教的。因為以人類的文明史為尺度來看，愛情還是新生事物（婚姻的歷史很長，愛情則很短），長輩所能教的現成觀念其實大有疑問。所以我們真正要做的，是重視有關愛情學的研究，使之擺脫依個人經驗而自以為是的片面經驗之談，而成為一個有體有用有學術規模與體系的實踐之學。這是新時代的使命，關乎人類的幸福與未來，不應再忽視了。

2012年習近平上台開始主政，不再奉行自鄧小平以來的「韜光養晦」政策。大約同時間，原來友好的中美關係逐漸轉壞，美國終轉向在經濟、科技、政治等多方面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不好過。有些人於是把美國的加速轉向壓制中國歸罪於習的主政，這有道理嗎？或是無端的指責？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講座教授孔誥烽的《帝國爭覇》（[1]）不針對上述問題，卻回答了問題。書中呈現自1990年代至今的中美關係，從友好逐漸轉壞的過程，並探討其原因。

〈圖一〉歸納出自1990年代至201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包括企業的態度和外交政策菁英的態度。企業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外交政策菁英也可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或競爭對手。當中國被視為合作夥伴，中美的關係傾向友好；當中國被視為競爭對手，中美的關係傾向不友好。

〈圖一〉

1990年代，美國企業界視中國為合作夥伴，而外交政策菁英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當時主要的議題是，是否提供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外交政策菁英主張須以中國改善人權狀況為前提，而企業界主張不須有這前提（中國大力遊說）。結果企業界的主張獲勝，中國得到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並且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視中國為合作夥伴，是中美關係最友好的時期，因此有「中美國（Chimerica）」的說法。這時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美國的在華企業獲利豐厚，而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沼，需要中國合作。

2010年代，美國企業界和外交政策菁英都轉向視中國為競爭對手。轉向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在華企業與當地的中國企業競爭加劇，產生不少糾紛和訴訟，涉及智慧財產權、市場准入等等，而美國企業認為中國政府和司法常偏袒中國企業，形成不公平的營商環境，如〈圖二〉向美國國會遊說，於是美國企業從中國的「代理說客」轉為「反華起義」。

〈圖二〉

〈圖一〉中有一格（美國與歐洲）與中美關係無關，顯示美國企業界視歐洲為競爭對手，而外交政策菁英視歐洲為合作夥伴。這是因為美歐有相近的意識形態，但美中不曾如此。

作者顯然不欣賞習近平，然而書中的研究顯示，中美關係在2010年代轉壞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企業很快學會了美國在華企業原來領先的工商業能力而與之競爭，不論是否使用盜竊之類的非法手段，使得美國在華企業頗多抱怨和遊說，如〈圖二〉。這與中國在習主政下的態度是「韜光養晦」或「戰狼」少有關聯。有心人指責習只是為了打擊中國大陸。

 [1] 孔誥烽（Ho-fung Hung）《帝國爭覇：從「中美國」到「新冷戰」》左岸文化，2023。（Clash of Empires: From ’Chimerica’ to the ’New Cold War’, 2022）

反共腦藍的基本態度就是：
「無論中共做了任何對中國人民有益的事情都絕對不能予以肯定。
就算中共現在把中國治理得再好，也不可原諒他們過去的罪惡。
對，中共最大的罪惡就是『在1949年打敗了國民黨』這件事，除非中共向國民黨投降並全員自盡以謝罪，否則絕不可原諒共産黨！」

當年我見識到了洋山港以及全中國高速鐵路網的建成，非常感慨「孫中山計劃中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鐵路網，這個夢想竟然是共産黨來實現的！」

結果就有反共腦藍跳出來嗆：「洋山港的位置根本就與東方大港不合！中共的高速鐵路網也跟孫中山計劃裡的不一樣！完全沒有實現孫中山的夢想！」

當下我聽了只覺得鄙夷不屑：「人家是用苦幹實幹靠真金白銀搞出來了建設，你在這用耍嘴皮子反擊，要臉不？」

自從搞明白他們的這種態度，我完全放棄跟反共腦藍進行任何交流。那以後，不想理任何反共腦藍。
反正它們起不了什麼作用，共産黨也沒有必要留它們。

有一位我島五年制中學畢業程度的台籍青年，在他的回憶中，對於自身在海軍航空工廠工作所獲的待遇，比自身在家鄉所受的待遇好太多了，因而，曾經如此強烈地批判我島的台籍醫生──五年制中學畢業的思考能力如此──

「當時我們家開米店，也養雞鴨，隔壁是醫生館，那個醫生實在很沒道德，只想發災難財；他跟我出價說三顆瘧疾特效藥換一隻雞。後來我正式寫信去醫務部，才一個禮拜就寄一瓶藥來給我，有將近一百顆，我拿去給那個醫生看，問他說：『你要不要換？我這些藥跟你換一間房子好不好？』他都不敢回答。台灣人對自己人竟然比日本人差。……」〈「不滅的暗夜螢光」，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2006年出版。頁148〉

但是，他批判時竟沒有想到他自己在前文中提到，在那航空廠的一般待遇，原本就很高──「待遇比一般公司都好，一個月可以領七、八十塊，以州立商校畢業進入台銀的公定薪水是四十五塊，進入日本銀行也是四十五塊。在銀行上班的好處是有加班費，但是沒有差旅費。……我的工作……如果加班超過晚上十二點，天亮不必去上班，也算一天的薪水……所以我常常可以領到兩天份的薪水」〈同前書，前書，頁147。〉 ──換言之，本來他那個單位就是個受到特殊待遇的單位。

「1945年4月1日….…開始診療後不久，即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所帶來的鹽酸奎寧只有一磅………只能醫治10個病人而已啊！眼前已經有500個以上的病人，站在校庭正在打擺子，這應該如何處理呢？……大喜多教授馬上找到附近的軍醫，可是沒有就是沒有，軍醫本身也正因為這個瘧疾叫苦連天啊。……巡迴診療已經快半個月了……到達玉井……大家已經睡著，忽然有人來敲門，是庄役所的人，他帶著一個正在打擺子的人站在門口。……隊裡早已沒有那瘧疾特效藥『奎寧』，下午給的藥只不過是些不痛不癢的對症治療藥而已，不是真正的特效藥。當然市面上早就沒有『奎寧』，就連軍部也都領不到這種東西。……大家於心不忍，最後還是由大喜多教授跑到幾個前輩開業醫師家裡，苦苦哀求直到他們拿出留為自己備用的少許『奎寧』給這位病人。」 〈「撐旗的時代」，黃稱奇著，悅聖文藝；頁77、86、87、88。〉

前後這兩方面的資料，個人認為應該都是頗為真誠的紀錄，只是如果這位當年參加台北醫專巡迴診療的台籍醫生的回憶錄所載，不是虛偽的話，我們前面這位應該相當有社會經驗的前輩，他對於他家鄰居的台籍醫生的強烈批判，可能就是一誠實但疏忽了現實環境──當年空軍是擁有特權的兵種，瘧疾是一可怕的法定傳染病，民間確實已經難以找到治療瘧疾的特效藥了──的嚴重誤判？

對於問題的思考能力，這樣由於長期的低智、從順、自卑教育，不敢質疑當局，卻對於自身的族群失去信念，是否一種日殖五十年感化工作的成果？

台獨的起源有很多種，其中最壞的一種是大福佬沙文主義。很不幸，目前在民進黨裡面當權的就是這一種。

當台灣人民選出一個基本教義派的人來擔任總統，就已經確定了未來幾年必須要面對法西斯化的風險。法西斯的手段之一，就是用群眾運動來消滅議會政治。我們這一位新總統，前幾天已經公開讚揚區區幾萬人包圍國會，揚言要給投贊成票的在野黨國會議員好看的行為，是正義而且愛台灣的。那麼法西斯的手段，就已經獲得了正當性，未來勢必將層出不窮，永無寧日。

前天，黑熊部隊的首領已經開始公開暢言，必須要對不同政治立場與族群的人進行人身禁錮，甚至於更激烈的手段來加以對付。實際上，執政黨的高階黨工也已經承認，手機與臉部的監控早就開始。這也代表，過去台灣社會所信仰的自由主義的各種條件，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人身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於最基本的個資保護，都已經逐漸侵蝕，甚至於不復存在。

台灣，逐漸走向法西斯化，看來是難以避免了。那接下來還差什麼？德國納粹有衝鋒隊，義大利法西斯有褐衫軍，烏克蘭有亞述營，這些以族群仇恨為出發點的激進組織，用絕對暴力的手段來消滅異己，達成自己所建構的神話。台灣現在差的就是這個，但是也逐漸形成當中。黑熊部隊的首領已經放出話了，就看他們接下來會做到什麼程度？

如果真的照這位黑熊先生所說的，開始對不同立場的人，包括陸生、陸配等等使用無差別暴力，那麼就跟2013年之後的烏克蘭的狀況如出一轍。我們可以以假設，如果哪一天真的有上述的人遭到暴力攻擊，甚至於因此而慘死，對岸到底該管還是不管？當年鄧小平就說過，對台動武的幾個時機：台灣獨立、外國勢力佔領台灣、台灣內亂。2013年的烏克蘭，俄羅斯裔被逼到東部四個州，還不斷遭到各種仇殺，你說莫斯科到底該管還是不管？如果以後大陸人在台灣隨意被殺，而且層出不窮，你說北京要不要管？

我們處在這個時代，就一個歷史學者來說是很幸運的，因為可以親眼目睹到過去只有課本上才能看到的一幕。

國際刑事法院(ICC)前任女性檢察官調查美國在阿富汗的犯行，川普因此制裁ICC，直到拜登上台才取消制裁。現任檢察官調查以色列犯行，輪到拜登要制裁ICC。但這回即便換川普上台，也不會取消制裁，只會加重。

另外，聯合國轄下國際法院的15名法官，以13比2投票通過，命令以色列停止攻擊拉法。兩張反對票之一來自以色列。胳膊向內彎，法官就是天秤的代表嗎？亦一人也。

多年來以巴衝突的死亡數字是1：21。目前(2024五月)新衝突的死亡數字已經超過1：30。(1200：36000)。

美西方多國表示，ICC通緝令把以色列兩人與哈瑪斯三人並列，是不能忍受的事。因為以色列是自衛，哈瑪斯是恐怖份子。但從以色列的自衛定義(報復)言，哈瑪斯的行為也是自衛。巴勒斯坦歷來受到以色列的打擊遠甚於恐攻，當然也同樣具有以色列所謂自衛的權利。

且全球南方並不像美西方一樣視哈瑪斯為恐怖份子，哈瑪斯決無可能在印尼、馬來西亞、土耳其執行恐攻。恐怖份子是美西方強迫聯合國戴在加蕯合法執政者頭上的帽子，美西方狗腿們跟著人云亦云。

有人說美西方雙標，因為俄雖未簽署羅馬公約，但烏有簽署，所以ICC有管轄權，可以通緝普丁。而以色列雖未簽署，但巴有簽署，所以同理ICC也應有管轄權，可以通緝納唐亞胡。美西方若否定ICC通緝納唐亞胡的管轄權，就是雙標。

但對這件事情，英國外相(前總理)卡麥隆有此一說。問題在於烏、巴不同，前者是國家，後者不是。ICC對於政策決定者的究責對象是國家領導人，所以究責事件必須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而兩國之中至少要有一國簽署。巴勒斯坦不是國家，其簽署不具有國家簽署的效力，以色列則未簽署，所以ICC就以巴事件無管轄權。

賴清德520過後，迎來利劍出鞘，為什麼趙少康和沈富雄就不見了。

中吉烏鐵路聯絡中國大陸和中亞，相當重要，剛簽約將在10月開工建造，台灣人卻很少知道。中亞遙遠，又不像歐美屬於先進國家，因此台灣媒體一向很少報導中亞的新聞和狀況。在這樣的環境，《中國斯坦》（[1]）是相當難得，介紹中國在中亞愈來愈大的影響力。

中吉烏鐵路簽約10月開建

書名裡的「斯坦」（-stan）是源自波斯語的語尾（地名接尾辭），意為「…聚集的地方」，常用於受波斯文化影響的中亞至中東國家或地區的名稱裡，也指當地人口的穆斯林化趨勢。中亞五國的國名都有「斯坦」的語尾，「中國斯坦」把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比喻為中亞帝國。作者持西方觀點，自然稱呼中國為帝國。

中國大量人員、商貿、基建開發、孔子學院等進入中亞，但是作者研判，中國的目標其實不是經營中亞，而是新疆的穩定和安全，所以書名中有「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新疆的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不佳，過去總偶有衝突，甚至有「疆獨」的恐怖攻擊活動，是中國的大患。新疆的少數民族與中亞的一些民族同種同源，關係密切，因此要治理新疆，也需要同時治理中亞，而發展新疆和中亞的經濟才能夠消除產生疆獨的環境。

中國對中亞的目標是新疆的穩定和安全，可見於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參與的最重要國際組織，雖然也有一些中亞之外的國家參與。上合組織自始就把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作為首要工作，後來才逐漸擴及其他領域，如經濟發展。中亞是古絲路的重要中繼站，自然成為2013年開始的「一帶一路」計劃的重要地區；不過在一帶一路以前，中國在中亞早已有不少投資，一帶一路則是更上層樓。

麥金德的世界島（歐、亞、非三洲）和心臟地帶理論仍被很多戰略家所推崇，中亞恰在心臟地帶的中央，重要性不言可喻，自然成為強權想要掌控的地區。

中亞五國原來都是蘇聯的加盟國，因此與俄羅斯的關係是根深柢固，譬如很多中亞人民都會說俄語，而俄羅斯曾以歐亞經濟共同體/聯盟來抵制上合組織。2001年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其勢力自然進入鄰近的中亞地區。近年美國從阿富汗完全撤軍，而中俄非常友好，使俄羅斯同意興建中吉烏鐵路，中國在中亞的影響力於是更加穩固，並且多一路線進入西亞、歐洲和南亞。

中國在中亞大量投資和建設，大幅增加其在地影響力，也有助於新疆的治理。如書中所述，中國不像俄羅斯有干預中亞國家內政的傾向，這樣哪像帝國啊？

[1] Raffaello Pantucci、Alexandros Petersen《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麥田，2023。（Sinostan: China’s Inadvertent Empire,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