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東京時間11點59分，全日本600多萬台收音機同時傳出了NHK資深播音員和田信賢的聲音：「從現在開始，進行重要廣播。請全國聽眾起立。」一分鐘後，7200萬日本國民聽到了一個抑揚頓挫的調門：「朕深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置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說話者用的是一種從高到低的奇特發音方式，開頭聲調平穩，隨後越來越小聲，到最後幾句時幾乎聽不清了。

《終戰詔書》全文（中譯本）
朕深鑒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而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他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不拘於盡最善；戰局不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東亞之解放諸盟邦，得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為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者，朕之所深軫念。惟今後帝國之所受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
朕茲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為同胞排擠、互亂時局，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哉！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那位自稱為「朕」的人物—44歲的昭和天皇身著大元帥軍服，在皇宮御文庫的防空室裡聆聽著自己拘謹的聲音。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會議上，他始終保持沉默，默許東條內閣做出對美開戰的決策；四年後，他兩次做出「聖斷」，確認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方針。8月15日凌晨，強硬派官兵一度闖入皇宮，企圖發動政變，幾乎令和平的希望在最後時刻被扼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昭和天皇的堅定決心和甘冒風險，太平洋戰爭還會繼續進行下去，令交戰雙方承受更大的傷亡。

然而，以廣播形式公布的《終戰詔書》並不是一份檢討日本罪行的文件：它鼓吹日本的侵略政策是為了追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譴責美軍「使用殘虐之新型炸彈，頻殺傷無辜」；帝國在道德上並無瑕疵，也不曾戰敗，只是為了避免「招來我民族之滅亡與人類文明之破壞」，才忍痛決定與盟國停戰。80年來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歪曲和迴護，無不出自這一邏輯。而東條英機等14名戰犯，由於主動接過了天皇應負的戰爭責任，並付出生命的代價，甚至被當作「殉難者」加以祭祀。對天皇而言，詔書絕非懺悔，而恰恰是最高明的自我維護。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昨〈8/17〉讀到藍營朱主席與綠營賴總統關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的文章；讀來覺得該兩文章各有方向，可說都寫得真是不錯；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教師，不能不指出他們都有相當嚴重的問題。以下，就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兩位大文中，至少有這樣幾個問題──

一、關於「抗日八年」，或者「抗日十四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在1937年面對日軍砲打宛平縣城，史稱「蘆溝橋事變」之後；在「廬山談話」中向我全民宣布了正式展開了抗日戰爭；這就是八年抗戰的由來。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軍方對於我國早已經展開了多次的侵華行動，甚至該類史實，甚至應該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只是由於在近代國際關係正式成形上，因「國際聯盟」曾經認證日本為侵略者的基礎上，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而，今日乃有關於抗日十四年的觀點。哪一個觀點比較正確嗎？

或者，應該自1895年算起？因為我們中國人那時有了孫中山革命派與維新派的分別，一路走來，實在值得慘痛的永遠紀念──尤其，兩位領導人如今都身在我們台灣島上？

二、關於「光是國軍的傷亡人數就是320萬人」，這「國軍」的意義為何？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對外可以籠統稱之「國軍」；但是，對內的話，可能是否還值得詳實思考？其實，藍綠都值得在這個問題上思考？

回看，1930年，剛剛經過著名的「中原大戰」，雖然經過「編遣會議」，全國的軍隊似乎停止了衝突，但是「桂系」「滇系」「湘軍」「川軍」「東北軍」等，仍然隱隱；這是當年楊永泰建議削藩，也是當年日軍侵華的重要背景。也因此，抗戰八年之後，我國近現代史中，國府之下還有桂系、滇系之名？如此抗日戰爭的國軍，真不全是國民黨的政府的軍隊，卻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軍隊？

而由當年啊，到今天兩岸的軍隊；我島上是義務役，對岸是志願役；義務役即是徵兵制，是男性人人及齡就有資格的體制，在維基百科上有俗稱「不願役」之說；相對於對岸的志願役即募兵制，通常募兵制的士兵水準較高，待遇較佳；對於兩岸的現實言，對岸的國力，雖然其國界明顯也比此岸較長，且鄰國較多，仍是明顯不對稱；應該值得大家長期關注。

三、關於所謂的「抗日的主體」，誰「領導抗日」的？

以抗戰八年的觀點看，國共兩黨合作在當時的國府之下，共同抗日；從此中國人的抗日形勢進入了新階段。故所謂「抗日主體」，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就像當年毛澤東確實曾經跟著蔣委員長喊口號，應該沒有人能否定那段史實；然而，個人研究台灣史多年，曾查看到在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竟然奉國府之命到我島上來參加台灣總督府的「始政40年的慶祝會」，真是讓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那是怎樣「弱者就要捱打與屈辱」的「抗日主體」啊！

我是由這個角度研究時，不能不追索，發現了國府當年曾經公開發表「睦鄰令」，禁止我們中國人民間的各種反日情緒的表達；大約要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當時「抗日主體」的情懷，才能得到真實的發揮。

另，我也追索到我們當年島上的同胞們的主體性，那些反日的思想與行徑，即使只是公共廁所中，鬱卒的反日文字，所幸還有當年中國人的左翼團體領導著抗日巨潮，可以紓解或鼓舞他們澎湃的情懷。

個人的理論能力不夠，如前所及，我見過毛呼口號的影像，似乎很是真誠，那麼政黨的所謂「抗日主體」就必然充分等於「領導人民抗日」嗎？是否值得深思？

對於當年歷史的真相如何，綠營有嘲笑國共雙方，夾纏不清者，然而，那真是值得嘲笑的問題嗎？竟然沒有人想到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如此，沒有能力處理這類辯證問題的高官，最多只能成為媒體上一時似乎光鮮的政客，將永不可能成為承擔時代使命的政治家？

四、對於綠的「終戰、民主」與藍的「自由與民主」觀批判

賴總統今日身居本島的領導人，身分地位動見觀瞻，但前面三個問題，由於其所屬政黨與藍營不同淵源，並且深究起來，可能這方面有根本認知問題，都可以推托給其當年學校教育中藍營長期壟斷下的問題，因而，其人雖然勤學苦讀，曾獲得了相當耀眼的成績，但是當年教科書中確實沒有教過，在前述各方面就可說自己只是廣大的受害者中無奈的可憐一員；種種乃都可推說是藍營所害的。

不過，綠營這個聚焦於「終戰與自由民主」的問題與藍營強調「抗戰與自由民主」問題，頗有某種類似性。請看其所高調的「和平無價，戰爭沒有贏家」、「團結必勝、侵略必敗」與祈願般極幼稚的所謂「讓自由民主長存」；完全沒有指涉人類社會中的真實事物，只有幼稚而籠統的祈願式說詞，完全沒有就實際情況去考察、批判。

換言之，若是充分理解，兩次大戰爭中如美國，就是戰爭勝利的大贏家；甚至，自大戰後八十年來，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割韭菜與剪羊毛的戰術作為，美國更是唯一的大贏家。

至於，由最近馬斯克為世界所掀開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的民主開放基金會之類的黑手，讓我們更能考察美國在世界各個角落所曾掀起的種種血腥犧牲；細看當年能夠刊上世界媒體的殺戮事件，哪一件不是他們的代理人在其中？──「有錢能使鬼推磨」，然後就到處「鬼哭神號」！是否應該更是讓我們應該省思，當年日本所謂「終戰」的真正意義究竟為何？本來沒有戰爭，當初是誰野心起的戰端？戰後的真相，不過是由一個以所謂「神道」的狼心狗肺的侵略者轉手給另一個「上帝」的「自由民主」，那更為搞怪的惡質侵略者而已？

而我們島內的菁英們，竟然共同地仍然以長期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為神主牌。。。是否應該自我警醒？早日覺悟，不要等我們的家園成為當代殘破的烏克蘭或者加薩之後，就來不及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昨天，我尾隨著一條狗（A）和牽著牠的主人走在一條狹窄的人行道上。突然之間，我們的前頭出現了另外一條狗（B）和牽著牠的主人，向我們迎面走來。我正在想，這兩條看起來文質彬彬的狗會發生怎樣的互動呢？我發現，B立即展開了狂吠的動作。不僅如此，牠還猛拉著繫在脖子上的繩子，好像要將後面的主人也拉進這個戰場。同時間，A也毫不示弱地對著B狂吠，同時也將自己的繩子拉扯了起來。兩條狗都表現出有如拿破崙坐騎那般生猛的英姿，讓我嘖嘖稱奇不已。

這觸動了我相當多的思索，以後會慢慢向各位報告。然而在這裡，我只想回答一個問題：人類也會表現類似的行為模式嗎？經過一陣子思索，我得到肯定的答案。我的理由是，相互吠叫的通常都是被繩子繫著的狗。我們必須以這種束縛來理解牠們的心理狀態。於是我想，如果一群被鏈條綁著的奴隸走在街上，看到迎面走來另一群奴隸會有怎樣的感覺？

我沒有這麼偏激的經驗，但我想起自己曾經走在前往總統府參加國慶大典的隊伍上。那時我是一個初中生，由走在我們前面的一些敲著小鼓的鼓手們所引領著。突然之間，我看到一個高中女校的隊伍向我們迎面走來。她們由一個穿著亮麗的女學生引領著向我們走來。我看到這個身材高挺的領隊心無旁騖地向某一個我看不見的目標走去，絲毫沒有把眼角瞥向我們這群小蘿蔔頭的身上。跟在她後面的是一群忙著吹奏管樂器的樂隊，把震耳欲聾的樂聲吹進我們的耳朵，讓我突然聽不到我們學校的那些「樂手」所敲出的微弱的鼓聲。我們很快失去了自己的步調，而且非常羞憤地看著旁邊女校的學生邁著整齊的步伐快速走離了我們。

是的，羞憤是對我這時心理最好的描述。我不僅感到難堪，而且有一種憤慨。只是我不知道要向誰來宣洩這樣的怒氣：對那些目中無人的高中女學生，還是對我們這個不自量力的初中隊伍，以及表現出毫無招架之力的氣勢？

情緒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特別是因為它表現在一個看起來十分熟悉，其實是異常複雜的社會脈絡裡。

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推動大罷免的主要訴求是反共抗中，並且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的同路人，受到中共的指使而阻礙綠營的施政。這當然是因為立委才就任一年多，實在沒理由予以罷免，更是因為罷團、青鳥感受到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國力和影響力，而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這情緒明顯呈現於他們的一些激進行動和726罷免失敗後的痛哭流涕。

中國大陸自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的國家實力還遠遜美國，但是到近幾年，已經能與美國分庭抗禮。譬如：
中國的基礎建設能力是世界第一，高鐵營運網達4.6萬餘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以上；水力發電總裝機容量和年發電量都位居世界首位。
中國的製造業產值是世界第一，大量產品出口到全世界，多年來的中美貿易，中國是大幅順差，而美國是大幅逆差。
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含量愈來愈高，如電動車、無人機、手機、AI大型語言模型、機器人、作業系統等等。
中國的軍事科技突飛猛進，5月發生印巴空戰，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雷達系統協同作戰，一舉擊落3架法國的飆風戰機。

面對大陸的快速進步，綠營一向的對策是操控主要媒體和教科書，洗腦台灣人，抹黑大陸為貧窮落後及沒有自由民主人權，因此台獨是正義之舉。然而隨著網路上抖音、小紅書、陸劇視頻等很多應用的普及，有關大陸的真相已經逐漸進入台灣，影響台灣人的認知。這些導致很多親中親共者更敢於發聲，如高中國文老師區桂芝和在大陸發展的台灣演藝人員；更重要的，部份過去的反共反中者，如館長陳之漢，完全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

罷團、青鳥仍然相信綠營的洗腦，但是難免對大陸的國力和進步半信半疑、心生恐懼，並且憂心台灣日益增多的親中親共言論，他們因此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而趨向激進和極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有些像義和團、文化大革命，勢必嚇跑中間選民，而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同路人又是無稽之言，大罷免因此大失敗，而罷團、青鳥非常失落。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進步的真相逐漸突破綠營抹黑大陸對台灣人的洗腦，已經導致一些人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雖然現在親中親共者在台灣仍是少數，還沒造成太大的政治影響，卻是逐漸增多、漸趨活躍，已經使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抓狂，也導致綠營執政者擴大打擊可能的親中親共者（如對付大陸配偶、赴陸旅遊接受招待者），卻形成不得人心的綠色恐怖，不利於其執政。

大陸的崛起絕不僅止於目前的成就，即使受到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的干擾，這兩年仍有約5%高於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大陸對台灣人的吸引力幾乎確定會持續增加，將不利於綠營執政，而有助於兩岸的和平融合。

在堅決的中樞意志，以及全黨一致的擁護下，微弱的反對聲音杳不可聞；看來，8月23日的罷免選舉還是要如期舉行了。
想到八二三這個詞，一直以來都是跟砲戰連結在一起的；哪裡想得到，竟然也可以跟選戰連結在一起？

八二三炮戰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捍衛台灣生死存亡的戰爭；不過，戰爭進行過程中的種種跡象又不免會讓人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是戰爭的目的不明確；砲戰一開始就是｢定時定量」的打法，而解放軍也是自始至終都沒有登陸作戰的準備，人家古寧頭戰役都還登陸了呀。
其次，在1958年8月23日發動之後，也不過2周，在9月6日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同時暫停砲擊7天；之後更在10月初，就改為「單打雙不打」，然後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發射宣傳彈，一直到1979年1月1日與美建交當天停止砲擊。
沒看過這麼不認真的戰爭。

後來學者研究發現，八二三炮戰嚴格說來，還真不是當成一場戰爭來打的。
毛澤東自己就說過：
「這不是戰爭，是要讓美國人聽見砲聲」，「我們不是要打下金門，是要打美國的耳朵」這樣的話。
大陸學者沈志華認為，八二三砲戰是毛澤東藉戰爭手段促進政治目標的一環，非為奪島作戰。
余英時認為，八二三砲戰更像是一場高密度的政治軍事秀，旨在影響美台關係與國際觀感。
前總統蔣經國也在日記中道：
「共匪此役非真戰，乃試探與示威。」
宋時選將軍在回憶錄中說道：
「八二三砲戰，其實打的是政治，打的是心理戰；解放軍不登陸，就是在做樣子給美國人看。」
其他美國相關學者跟國務院外交文電都有類似的說法。
結論是，八二三砲戰實則並非一場真正的戰爭，而是一場以砲聲為語言的政治操演。

那麼八二三選戰是什麼性質的選戰呢？
先說現況。
首先，這一波所針對的7席立委，大多位於國民黨基本盤穩固的新北、新竹、台中、南投等非藍非綠選區，意識形態影響不強，多為地方人脈型的選區，撼動不易。
其次，所謂的公民團體罷團主力早已分崩離析；曹霸總當眾翻臉切割，網紅側翼遠颺國外，其他諸如「公民守夜人」、「民主防衛連線」等，早已因人力透支、資源枯竭、志工流失等等因素宣布「暫停一切罷免活動」。

那麼在緩衝器、遮羞布已失的狀況下，為何還硬要親身下場，肉搏上陣呢？
無可諱言的是，在第一波罷免的失敗之後，黨內挫折感瀰漫，基層黨員與支持者普遍感到焦慮與失望，甚至出現批評聲浪，認為罷免本非長期對策，徒耗資源與士氣，何況又是大敗。
然而，主事者卻不能退卻，為了鞏固支持群體，提振士氣，只得繼續推動八二三罷免選戰，在明知不會贏，卻又不能停的狀況下，奮力一搏，看能否創造奇蹟。

同時，持續罷免選戰也可以是有效的轉移焦點策略。
在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對等關稅稅率和附帶條件都確定的當下，美國對台稅率高於歐、日、韓，而附帶條件卻仍是未知數，各種對台不利的喪權辱國謠言滿天飛；面對輿論可能轉向對美失衡的經貿關係，選擇用罷免選舉來強化內部對立情緒，藉此稀釋外部壓力與媒體關注就成為一步好棋。

結語是，八二三選戰不是真正的罷免，而是一場以罷免為藉口的政治演出。
時隔67年的八二三炮戰跟八二三選戰，其本質竟是如此的相似。

今天是抗戰勝利、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十週年的日子。

自19世紀以來，亞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日兩國採取不同的發展路徑。中國淪為列強宰制的次殖民地，在內憂外患之中走向共和，經歷軍閥割據後，國民政府在艱難之中進行三民主義建國大業。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效仿歐美帝國主義，經歷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成為世界列強之一。

對於日本的強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曾勸日本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非西方霸道的鷹犬，但日本高層對此不予理會，而繼續無止境地擴張，終究對日本和亞洲釀成大禍。

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發生，使日本加速對外侵略以掠奪更多原料和市場、解決國內經濟危機，於是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滿洲國，以東北作為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國際聯盟的軟弱無力，更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國民政府採取安內攘外的國策加強國防準備，如中德合作訓練陸軍、建立現代國防工業、資源委員會的重工業規劃等，西安事變後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共識。日本不希望看見中國強大，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造成蘆溝橋事變後的全面中日戰爭。

抗戰初期，日本企圖以現代化部隊迅速屈服中國，但國民政府的三項準備，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建設持久抗戰的大後方基地、維持西部國際交通線、將日軍主作戰線從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使日軍愈深入內陸，進攻愈加困難，消耗愈多兵力、資源而無重大進展，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淖。

日本為脫離中國戰場的困境，於是展開軍事南進以掠奪東南亞資源、封堵國民政府西南交通線，從而與英、美衝突加劇，在珍珠港事變後捲入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的戰線愈拉愈長，兵力、資源日益消耗，生產力愈加落後於同盟國，從而在中、美、英、蘇的夾擊下走向敗亡，最終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大意義，
第一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條件得以配合日本《降伏文書》履行，使中國收復戰前失去的東北、台灣、澎湖，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
第二是中國經由持久抗戰的勝利、反侵略的貢獻為國際社會所肯定，從而重新成為世界大國，鼓舞亞洲其他民族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深刻改變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
第三是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為二戰結束後的自主發展提供一定的基礎。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民族復興，抗戰打出了空前團結的中華民族，也打出了東亞稱雄的世界大國，並在戰後捍衛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平穩定，為動盪不安的世界注入穩健中道的正能量。

經歷八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以及與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日本則陷入經濟停滯、政治受美國支配的雙重困境，部份產業的競爭力開始被中國和韓國超越。大陸政府和大部份理性的中國人並不仇視日本，仍希望敞開雙手，和日本一同促進亞洲的和平發展；但也希望日本正視侵略歷史，掃除一切軍國主義因素，與亞洲鄰國真誠友好，奠定世界和平繁榮的根基。

復興中國和亞洲、實現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歷史使命，在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的當下任重而道遠，考驗著亞洲各國的政治智慧。

不要以為是美國人，就一定高明。
你只要想想他們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搞成什麼鳥樣，你就知道，他們的鬼話最好都別信。

有這個美國人（前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前一陣子，把民進黨政府羞辱了一頓（發表文章〈台灣如何失去川普〉（How Taiwan Lost Trump）），現在又反過來鼓吹民進黨的台獨去中政策，還要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台獨政府看到美國人要求台灣開放槍枝管制，大概都會嚇壞了。

這個美國白人蠢蛋，不懂台灣的真實，更不懂兩岸關係，一如許多台灣人不懂美國一樣，就是一廂情願的蠢。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與許多人創立的，你要把孫中山的像拆掉，你這是要民進黨把臉往哪擺。

美國人都是自私的，1973年贖罪日戰爭發生後，以色列轉敗為勝，關鍵就在大膽渡過蘇彝士運河西岸後，準備包圍埃及第三軍，這時，美國人說不可以。
為何美國人不准以色列打勝仗呢？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搞石油禁運，油價飆漲，美國受到威脅，季辛吉跑去跟埃及總統沙達特說，美國不可以受到威脅。這意思是說，你沙達特去跟沙國國王費瑟談談，不要拿石油威脅我，我幫你搞定以色列，你的顏面可以保住。

美國為了自己的能源利益，犧牲了以色列的戰爭利益，好笑吧，季辛吉還是猶太人咧，但他是美國猶太人，美國的利益高於以色列，懂嗎？
美國人的所作所為，都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不是為了你，你別作夢了，人家會在乎你的死活。

台灣如果真的開放槍枝管制，還不知道會是誰打誰咧？這個老美的建議，其實就是納粹的轉換，納粹在1944年之後，老少動員，全部配給武裝，送到東線與蘇聯軍隊作戰，犧牲百姓，只為了納粹魔頭的千年帝國狂想。
有腦子的台灣人，就不要聽這些洋和尚鬼話，更不要以為這個政府會保護你，水災風災都不管你了，戰災會救你嗎？

以色列打了18天的贖罪日戰爭，把整整一年的GDP給打光了，耗費70億美元，這是1973年的物價，僅僅18天就把一年的GDP弄不見了，那還是戰力不強的埃及與敘利亞。
台灣為了民進黨打仗，也可以，請民進黨出錢打。

《南京照相館》在大陸收穫了很好的票房，不久之後就要上映的《731部隊》，相信票房也會很好。

筆者認為，一部良好的戰爭片不只要戰爭場面宏大，讓人感到震撼，更重要的是應該傳遞一種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理念，應該要讓人看了之後就對戰爭非常厭惡，進而去反省用戰爭解決問題是否恰當。過去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很多部，也有佳作，其實這個主題已經很難拍出什麼新意。如果戰爭片的結果，是讓看過的人感到血脈沸騰，想要好好去打一仗，這樣的戰爭片要傳達的意念是什麼？

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各種檔案，以及學術討論其實已經不少，大家有興趣的話上網就可以找一找。這裡稍微提一下：當年日本軍部知道南京發生這樣恐怖的事情，而且已經引發國際的譴責，感到相當驚慌，所以幾個重要的指揮官，包括松井石根、谷壽夫等等都遭到處分，大部分都提前退伍或者退為預備役，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日本投降前夕才又復出。當然，這些人在戰後接受審判，然後遭到處決，基本上都是死有餘辜的。

我們對屠殺平民的行為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也希望南京這座城市能夠像現在這樣永遠美麗繁榮。大家有空可以去南京看看，這座城市的氣質真的很好。

《731部隊》，這部電影目前還沒上映，所以對內容還不太清楚。現在要從網路上找這支部隊的相關資料不難，其前身是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從名稱看就是標準的醫療單位，因為當時中國東北還有鼠疫、白喉、猩紅熱等等傳染病，就跟當年日本人剛統治台灣的時候也致力於消滅各種熱帶傳染病一樣。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所以日本人除了建立各種開拓團來移民以及成立滿鐵來壓榨東北的天然資源之外，也致力於環境衛生的改善，消滅各種傳染病。但實際上，這支部隊主要的工作很快就轉為研究如何將這些疾病變成生化武器，未來用在戰場上。

後來經過幾次的演變，就形成代號731部隊。之前筆者也說過，這種用活人做實驗的狀況，其實歐洲也有，納粹德國就幹過這樣的勾當，蘇聯就更不在話下。而戰後，這些731部隊的首腦也跟那些在歐洲的納粹德國的科學家一樣，在交出資料或者願意繼續效命的前提下，都逃過了戰犯的審判，安享晚年。但是，這些其實都不是重點。

731部隊真正的重點在於，這支部隊從頭到尾都是由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所成立，並且完全知道而且支持允許活人實驗！

昭和天皇本身是一位植物學家，就跟他的兒子平成天皇是一位魚類學家一樣，父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都很有成就。根據昭和的回憶錄，無條件投降那一天的上午他還在實驗室用顯微鏡看著植物切片標本。是的，他對植物學有興趣以及研究的熱情，所以他支持用活人來做生物實驗，因為這樣得到的數據以及結果最準確。

所以，731部隊的重點在於：昭和天皇其實是甲級戰犯，應該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上絞刑架。而大陸會怎麼拍？如果還是不斷強調那些陰暗恐怖以及日本人的殘忍，那坦白說不如去看八零年代美國人所製作的歷史影片就可以了。有沒有講到重點？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這裡再重複一次：好的戰爭片不是讓人想要去打仗殺人，而是能夠讓人類去反省戰爭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好方法。珍惜和平，愛護生命，才是文明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