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代，巫蠱之禍導致太子劉據、皇后衛子夫死亡，牽連到了很多人，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漢武帝後來醒悟到自己的問題，建立「思子臺」，還對自己的晚年行為反省寫下〈罪己詔〉。這一係列的事件，並不是一句「漢武帝晚年昏聵」可以概括的，細查漢武帝的一生，早早就有跡可循，巫蠱之禍不過是最後臨界點的爆發。

漢武帝此人與秦始皇非常像，愛出遊，愛找神仙。漢武帝一生有太多與鬼神打交道的經驗，甚至把女兒嫁給一個叫欒大的人，只因這人自稱會法術、能幫助他長生不老。後來他發現被騙，把欒大處殺，也沒改變繼續尋找神仙的想法。漢武帝的一生貫穿著尋找神仙—發現被騙—繼續尋找的輪迴。因為他對那個虛幻的神仙世界至死不渝地相信，被騙多少次都不覺得是錯的，於是才會給巫蠱之禍的罪魁禍首江充可乘之機。

江充知道漢武帝深信神魔世界是真實的，所以陷害太子劉據，在劉據的家裡藏了很多的小木偶。不相信神魔的人不會覺得這是問題，但是相信的人就會十分恐懼。漢武帝就這樣失去了理智，直到把太子逼到反抗、自殺。

不論是帝王還是普通人，都要十分警惕自己心中的魔，尤其是自己最為在意、喜歡的東西。自古以來，腐蝕官員是從這些地方下手，要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也是從這些地方下手，因為喜歡到一定程度，就會成為自己的軟肋，被壞人看出來了，就是漏洞，沒有任何人能免俗，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近幾年有一本史學著作《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裡面的核心觀點大致是：巫蠱之禍導致了朝局的動蕩，官位的空缺，於是儒家士子趁虛而入，成為後來漢朝官員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外在的政治架構解讀。從精神的內在理路來說，這是又一次人文精神的復興。

巫蠱之禍是漢武帝過度重視神魔世界釀造的悲劇，其實在漢武帝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漢朝也沒有立刻停止這類的行為，巫蠱之風仍然盛行。全國上下的有識之士一定會反思：「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行為到底對不對？人到底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敬奉上天？」這一系列的反思一定會讓人意識到：只有重視現實世界，踏實生活，從真實的生活中領悟神聖，才是正道。

從後世儒家典範韓愈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對待神聖的態度。韓愈說：「假如佛祖能夠降給災禍，不是謹守道德的君子所要害怕的，更何況萬萬沒有這樣的道理。而且，『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他的行為像君子呢，還是像小人呢？如果是君子，絕對不會盲目降禍給守道的人；如果是小人，他的身體已經死了，他的魂魄也不會靈驗。天地各路神祇，昭然布列，莊嚴公正，又怎能允許這些鬼魂任意胡為，在天地之間作威作福呢？」

所以，相信天地鬼神莊嚴公正，做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沒什麼好怕的，也沒什麼好求的，因為孟子還說：「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要你踏實活出生命的意義，即便肉身死亡，精神都會永存，何必去求肉身的長生不老。

台灣近50年真正的政治精算師是李登輝。基本上，他所擬定的本土化路線，以及獨台的國家定位，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任何人可以打破。這可以說是一種中間路線，會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卻又不會被找到武力攻台的理由。

李登輝唯一算錯的事情，他認為中共政權會跟蘇聯與東歐一樣，走向瓦解或者變天。事實上，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年，中國大陸的確非常困難。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狀況才逐漸好轉。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更是完全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在往後的18年之中高速成長。

其實已經開始重新洗牌。川普的貿易戰，以及歐美、日本最近這五年從中國大陸的迅速大批撤資，可以算是全球化退潮的重要訊號。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能不能在短期之內找到與西方、日本關係的重新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高速成長已經是過去，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對廣大嗷嗷待哺的基層民眾也必須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都是重大的挑戰。

不必對中國大陸的前途感到過分悲觀，雖然短期之內會有很多困難。但是，中共的體制雖然存在許多腐敗與低效，一個龐大的技術官僚群體仍然健全，高層的權力結構這幾年也會開始調整。許多人認為大陸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結束，筆者以長期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的觀察心得認為不可能。因為，中國社會已經開始變形，不可能再回到毛時代的狀況。這一點，中共高層也很清楚。所以，中共政權勢必將被中國社會給推著走。

再回到台灣。李登輝路線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其實，已經跟中國大陸這五年以來的狀況類似，也到了必須要做改變的時候，而這也是國民黨的機會。國民黨是否能在島內年輕世代渴望找到一個發展的新天地，因為對中國大陸抱有期待的情況下，重新找回一個適當的中國論述，讓國民黨可以帶著台灣的青年世代去大陸找到新的機會。這一點，國民黨應該責無旁貸。

簡單說，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生產力將會重新噴發。兩岸的領導人應該要看清楚這個現實，適時調整國家定位，建立新的互動模式，將會是未來20年兩岸是否能夠共同迎向繁榮的關鍵。

日本殖民台灣是如何開始其序幕的？時當清廷積弱，寡婦孤兒秉政之際；1895年，李鴻章與板橋巨商林維源書中如此描述──
「割台之議，前往馬關爭執再四，迄不可回。倭欲得之意甚堅，既不許亦將力取。澎湖先已殘破，台防亦斷不可支。與其糜爛而仍不能守，不如棄地以全人，藉以解京師根本之危迫，兩者取輕，實出萬不得已。」

日清馬關條約中確實呈現了上述「棄地全人」的內容；那是日方公開同意了該約第五條那所謂──「割讓土地的居民能自由賣掉所有不動產及遷移，條約批准2年後該地的居民將被視為日本國民。」；看來真是頗人道的。
怎知道當年的史實真相，該所謂的「自由賣掉與遷移」，只是公開的文字而已；實際上，日方另有計畫將我島民逐出海島的所謂「台灣島嶼攘逐策」，並且要將大批日人移民我島的政策。我島嶼四面是海，且內山早有會馘首的「生番」盤踞，在此陰謀之下，我島民處境實在可悲。

履約之際，據稱當年總督府民政局長水野遵曾依據職責擬出統治意見書，將當前的治台方式分為三案，第一為「悉數放逐出島」，二為嚴禁陋習，三為「放任我島民」；水野所推薦的乃是「放任我島民」之第三案；請總督由中抉擇定奪，結果該重要簽呈因始終未獲總督裁示，竟被擱置而一直未獲簽；據稱當時的現實是「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軍民間自然衝突不斷，在軍方攘逐殺戮之下，我先民流離傷亡者慘重。

台北、三角湧、大嵙崁溪大屠殺

「府城內有台北府、淡水廳等之衙門……市街規模廣大，絕不似清國一般市街，大街寬有六間，雖狹處猶有二間……家屋概為二樟造作，絕不見清國風之污穢，有七、八個電燈照耀滿城，亦有公共馬車和人力車在通行市街，稍似上海之居留地。」
「台北以南10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6萬人無家可歸。……台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內藤支隊……我軍攻打三個小時，仍不見地人退卻。此時，只見三角湧〈三峽〉方向火光沖天，想必是山根支隊在攻擊敵人。於是我軍奮勇向前，攻破敵陣。二十四日，向海山口〈新莊〉方向前進，……支隊殲敵三、四百人，擊傷敵人無數，燒毀房屋千餘間。我軍僅有乃木中尉等三人負傷。」
「松原支隊……恰逢砲兵來進行砲擊，敵人敗走。二十三日繼續搜索賊兵。此次大掃蕩歷時四天，殲滅敵人數百，燒毀房屋數千，……事後，三角湧附近數里內，不見人影。」。

1896年1月，「宜蘭大屠殺」

時人曾如此紀錄其事：
「初日本之取台，惟宜蘭最恭順，……城中有土著老舉人候選李望洋，約各舖戶，日日候迎日軍。台灣之迎日軍者，無甲乙科人，亦無士籍。……惟李望洋刓無廉隅，不去亦不陷。當全台未有剪髮時，首先剪髮變服，恭迎日軍。宜蘭人目笑之，則曰：『我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然望洋之媚敵，時時遭侮辱，益為蘭人所輕。兵士亦復淩虐居民，輒出擄殺，於是抗者四起。自礁溪、旱溪迄員山，由宜蘭北至西南，暴徒爭攻屯軍。」
當時，官方秘第七號報告稱：
「……如此，至1月28日，……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而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裡。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雲林大屠殺、埔里大屠殺

嘉義大莆林首富簡精華，以種植甘蔗發家，為本區擁有民兵的大地主；甲午戰後，受徵召而曾組抗日武力；眼見日軍強大，不可勝，乃生降意；1896年7月，日軍來到大莆林，簡掃街奉牲以迎，不料日軍猶強索婦女二百人，簡豈能應；索求不獲，日軍竟然強暴其族婦女六十餘人；簡恨而盡出資財號召當地義勇，共同抗日；抗日三猛的柯鐵，即入其麾下。
「戰後談台灣史的人，都稱讚台灣人堅決勇敢地反抗。台灣人所以會拼命反抗，是日本軍紀異常敗壞之故。有駐進村莊的日本軍，雖然接受村長全家總動員的款待，還要調戲村長的太太，也有把年輕女性綁在長凳上，演出集體強姦的惡行。在埔里的老百姓，一聽到日本軍要來了，就統統逃往山裡面躲起來，只剩下一些行動不便、害重病的父老及留下來照顧的家人，日本軍一來，不由分說地拖出去『試刀』，任意宰殺。」
「日本軍占領大埔城後，走反的埔里街民應日本軍的勸告返回空城的埔里安居；可是日政府派任的埔里支廳長繪山好色粗暴、始亂終棄，弄得埔里街民不堪其苦，趁守備軍隊撤退，乃群起革命趕走日本官民於城外，於是日本軍為收復埔里，即派三路兵馬，一隊……攻南門；一隊從水尾鳥牛欄攻西門；一隊……攻北門；斗六軍隊攻入埔里後，對南門及東門一帶的住民大事搜捕，屠殺數千人。」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次大屠殺，台灣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良心未冺地發出嚴厲批判，其描述稱，「……只有六天，焚毀了七十多個村莊的房舍，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殺無辜，……使討匪戰爭適得其反，造成社會更大的動亂，主要的因素是雲林廳長的惡意謊報。使父被殺、母被害、妻被姦、兄被戮、骨肉離散、天人相隔，民眾悲憤達到極點……」；導致國際間交相指責，因而，不只是天皇下達了「一視同仁」的聖旨，並且還「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日本本國以天皇和皇后的名義贈送災民慰問金三千元，並派遣民政官員調查被害狀況。總督府則另撥款兩萬餘元，作為3,590戶被毀民房的重建補償，每一家平均得到五元，同時招集當地憲警單位嚴格約束他們。」

南部的蕭壟街事件與阿公店大屠殺

6月，近衛師團由北而南，攘逐殺戮陰謀早已展開；北部慘況南傳帶來威懾與放逐效果；10月，乃木師團才由南而北，民間知強弱多避之，慘事較少；但日軍暴虐，慘案仍時有發生。例如，蕭壟街事件〈1895.9〉與阿公店大屠殺〈1898.11〉即是。
「下午三時，日軍抵蕭壟街……村民逃走…一隊來到溪畔……聽到有嬰孩啼哭……時林裡刺竹叢生，天然溝壑既深且黑……中間便藏匿……近千人……日軍派兵截住了長坑的頭和尾，於是亂槍齊放……約20分鐘，一時淒厲的慘叫，真是人世所未聞…至今村人…所謂『漚汪夜哭』……後其軍又……在蕭壟、漚汪、下營等地大事搜屠，格殺勿論。……收屍，裝在了18輛牛車。」
阿公店大屠殺之發生在兒玉總督時期；官方描述稱「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決定軟硬兼施的作戰方式，為了爭取民心，絕不能重蹈雲林屠殺事件的覆轍……嚴格約束部隊……即使在民家發現抗日份子，也不能焚毀民家洩恨。抗日嫌疑份子應先徵求地方行政官首長意見，如無積極證據，應立刻釋放。疑犯應送交臨時法院秉公處理……」；但並無提出如何約束部隊的證據，而後僅自圓其說稱──
「這一次討伐，台灣方面損失，戰死者2,053人，傷者不計其數；焚燒民房全毀者2,783戶，半毀者3,030戶……使無辜民眾損失慘重。……總督府公報自圓其說：『一連串戰火，民眾不願將房舍做抗日軍的防禦物而主動焚毀，或要求日軍焚毀。』……」
該事件的官方說詞沒有提出約束部隊之證據，只能說是可疑，但是討伐中，我居民如何能夠找到日軍要求焚毀自宅，以及如何知道自宅即將成為抗日軍的防禦物？難怪日本學者對其說法，也有「說詞荒唐至極」的批判。
有洋人傳教士不忍而投書國際媒體，才受到外界重視，但因其並未如「雲林事件」造成洋人死亡與對外貿易中斷，總督府僅循「雲林大屠殺」模式撥出一萬元賑濟本地區「災民」，事態並未鬧大。
然而，由上述民間的巨大損失與公開的死亡人數達兩千多人的情況看，該案最後被送交臨時法院的抗日嫌犯竟然只有144人，其最後受起訴的則只有51人，真是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因濫捕、濫殺而死，又有多少死亡人數，其親族可能為了避免株連之禍而隱匿……

所幸，該攘逐陰謀在1896年7月，因日軍攘逐我先民的「雲林大屠殺」導致列強干涉，才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我島上總人口據估計已「消失」了近百萬人──四面臨汪洋、內有馘首生番的島嶼，「消失」意味的是怎樣的結局？〈此人口數據的研究，將另文處理〉
如此的「消失」，在日本學界的處理，竟然是不提大屠殺之前我島上有多少人口，僅強調在1896年11月18日，日方關於「台灣與澎湖群島住民退去條規」公告日起算──即「雲林大屠殺」鬧成國際慘劇之後四個多月後，官方才開始接受我島民的申告，稱可攜財產，無關稅離開我島；當年總計自該公告起到1897年5月8日，我島民申告獲准離台者僅有4500人~6500人；我島留日學者多抄襲該數字，接受「離台者少得令人意外」或「日本政府……沒有採取積極要求居民退出台灣的積極政策」之類說詞。

當年的史實是，1897年1月，民政局長水野遵宣示日本治台方針，宣布「此日之後，所有台灣人民皆歸日本國籍。屆時我總督府對該人民，不分彼我，一視同仁，愛護如同子女，必能共用太平之樂。」
1897年2月16日，在「台灣新報」社論上乃有公開如此表示──「決定當地人之去就，即在今年五月……將台灣當地人中特別頑強不逞之多數居民逐一驅逐出去，以內地移民墾其土地之強硬議論，不料卻由『一視同仁』之宏謨而結束成為過去一場夢。」；顯示出當年原來天皇對於當局有應該「一視同仁」的指示。

當年史實，根據被日本學者指為「不諳政治」的乃木總督描述是「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以及「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與「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至1897年初，他更明白在其對官民諭告中承認當年的史實是：「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然而，我們今天出版的故事書上卻是如下地這樣寫著──這群王八蛋啊。。。我想破口大罵。。。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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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臺灣史：10個翻轉臺灣的關鍵時刻》
作者｜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日期｜2019/09/30
當西方國家開始攻打中國，連帶讓臺灣也開放港口，走向新的發展。
1895年中日簽署的《馬關條約》，更決定了臺灣半個世紀的命運。
為什麼日本非得臺灣這個邊陲小島不可呢？原來，這和日本的野心有關……

臺灣人的命運

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簽定的《馬關條約》重創清帝國經濟，除了要賠給日本2.3億兩白銀（大約是兩千多億臺幣），日本更積極爭取臺灣等土地，以及清帝國內地貿易優惠和通商港口的開放。
對於擁有臺灣統治權200多年的清帝國，雖然「統治」了臺灣，在管理上卻多讓人民自己先出力開墾，官方再去設置行政單位，少有清廷出錢出力的重要建設。或許對清帝國而言，遠在南方外海的臺灣，治理起來挺麻煩的。直到後來有外國人來攻打臺灣，一次是1874 年日本人引起的「牡丹社事件」，另一次是1884 年法國出兵基隆，這兩次戰役讓清廷察覺外國對臺灣有野心，這才開始認真治理臺灣。不過對清帝國而言，本土上各種內憂外患都比臺灣這個位於南方邊陲的小島更加重要，這個小島其實沒什麼好掛心，失去也不覺得可惜。

中國、日本，要選哪一邊？

雖然《馬關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是裡頭卻有一個相當人性化的條文，那就是第五條「住民去就決定日」。條約中提到，從1895 年5 月8 日到1897 年5 月8 日這兩年內，臺灣居民可以自由決定要不要留在臺灣，如果不想成為日本帝國的一份子，可以把財產全部賣掉後離開。
條約簽訂批准後兩年內如果還沒有離開，就視為日本臣民。這是歷史上臺灣人民第一次擁有主動權，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國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日本政府還滿開明的。
不過，後來到底有多少人離開臺灣呢？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當時大約有六千人離開，只占臺灣人口的0.25%而已，這些人多是因為在中國擁有財產，才選擇回到中國。而其他留下來的人，從此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人民。

最近我與一位朋友在電話中商榷，我是否可以不去參加一個聚會。朋友突然問：「你不會得了社恐（社交恐懼）症吧？」他說，他自己也常被人懷疑得了這個病症。當時我只把這當成一個笑話。

然而，新近的認知讓我想到，這位朋友和我一樣都得過暈眩的毛病。而我現在知道，小腦會透過它所主導的制約作用（conditioning）把暈眩時所經驗的情境與感覺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們兩人被懷疑為社恐也許不是空穴來風。何況我得到的暈眩型態被稱為超級市場症候群（supermarket syndrome），也就是，害怕超級市場裡琳瑯滿目的物件以及耀眼的燈光等等，更容易被想像為一種社恐的表現。

我又想到，《麥田捕手》的作者沙林傑在成名之後，並不想擁抱那些青睞他的讀者，反而隱居在紐約州的一個山林裡，並且謝絕各種人物（記者、慕名者、親朋、鄰居）的訪問。這種刻意躲避人群的心態似乎與他在二次大戰的經歷有關。特別是在Battle of the Bulge時期，沙林傑隸屬於101空降師，後者被匆促調去Bastogne駐守，在缺乏各種物資（包括糧食、醫藥、冬裝、重武器）與外援的情況下必須堅守很快被德軍圍困的孤城，度過了盟軍所經歷最悽慘的一個冬季（你可以在A Band of Brothers影集裡看到這樣的故事。）

這個經驗後來在他的一個短篇〈為埃斯米而作——既有愛也有污穢悽苦〉（For Esmé—with Love and Squalor）被間接提到。我之所以提起這個短篇，不僅因為它透露了沙林傑在這段時間的特殊經歷，也因為它被譽為二次大戰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也是我認為他曾經寫過最動人的短篇小說。

埃斯米是小說主人翁於盟軍反攻歐陸前夕在英國一個小鎮上偶遇的女孩。她有貴族的血統，而且有超乎同年齡少女的成熟度，在茶館裡主動走到主人翁的桌上與他攀談，而且透露自己的父親在戰場上喪失了性命。這個故事的第二部份則是主人翁在一個醫院裡休養。那已經是戰爭結束的時候，然而他的狀況非常糟糕，對生活失去了熱情。在一段與同事不愉快的對話之後，他拆開了後者帶給他的包裹，發現那是埃斯米寄給他的，裡面有一隻軍用手錶，是她父親的遺物。現在她要將它轉送給他，希望對他的軍旅生活有所助益。主人翁看完信以後，突然感覺心情輕鬆了下來，逐漸有了睡意，並且期待自己會在一覺之後恢復往日的活力。

這個動人的故事讓我開始想，也許不僅暈眩會讓人對日常事物產生恐懼，可能所有與心理疾病一同出現的創傷（trauma）都會帶來這樣的恐懼，而這些極可能是小腦的運作所萌生的。我有了這個猜想，半信半疑地求教於Google，竟然得到完全的確認。沒有錯，小腦過去被認為只與身體的活動有關，現在被發現也在認知與情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不想繼續在這個問題上打轉。我只想在這裡分享我的喜悅，一個因自己的疾病而意外獲得的驚喜（就像沙林傑的主人翁在收到禮物時所感受到的），並且嘗試與我的朋友分享這樣的心情──我知道他們跟我一樣，曾經在人生的經歷中遭遇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創傷。我期待我們最終都能走出這樣的陰影，就像我知道我終將擺脫暈眩的威脅。

剛剛跟一個在科技業做事的以前的學生聊Line。他認為，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原本毛利率就很低，再加上人工成本還在上漲，所以他悲觀地認為恐怕很快會全軍覆沒。他也很感慨，當年選擇留在台灣發展雖不後悔，但是看到台灣現在這樣卻也無言以對。（他是80年次、心智正常的未婚大男孩。所謂的心智正常，是指不是1450或者青鳥，雖然也不算真正藍色。）

E.H. Carr，在他的著作《1919-1939的歐洲》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看法：其實20世紀到1945年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戰爭或者備戰的狀態，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停止，1919-39年只能算是20年的戰間期。如果按照Niall Fergus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1953年的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之後，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也就是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也並非真正的穩定。

筆者過去只會死讀這些書，到如今才看得懂這些人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根本沒有和平，文明社會的常態就是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所以當熱戰暫停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為下一場熱戰做準備。同理，如果按照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結束的說法，那麼這70年的和平，實際上也只是在為下一場更慘烈的決戰醞釀或者說做準備而已。

我們看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不也是這樣。古代希臘城邦時代的有限民主，實際上只是整個上古文明當中的一朵奇葩，或者說一場奇蹟。實際上，在整個人類上古的重要文明當中，還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嗎？建立穩固強大的專制王權，來集中有效的資源、人力，共同來完成所謂偉大的使命，其實就是古代那些被歌頌的文明帝國的共同特徵，無論這個使命是世俗的或者宗教性的。

實際上，就連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後來歐洲議會政治的建立，我們放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範圍之內，其實都是一個小範圍的偶然。在中國的大清、在印度蒙兀爾王朝、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在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實際上都是專制權利更加上升，人民的思想自由，甚至身體與財產的保障，都受到不斷地壓縮。而這些大帝國的發展，實際上才是當時地球表面上大多數的「正常現象」。

所以，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如果對比到今天世界的狀況，那真是讓人覺得唏噓不已，這也難怪福山老先生後來幾次道歉，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台灣不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就不斷被吹捧為戰後新興民主政體的典範，李登輝被西方人冠上「民主先生」這樣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稱號。一個信仰日本軍國主義，歌頌日本帝國的人，竟然也可以被稱作民主先生，你就可以知道民主這兩個字到底有多麼廉價，或者說有多麼的工具性。

以前，筆者在這裡就說過，民主政治其實非常脆弱，如果你要信手撕破，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1987年到現在也不太久，不過短短38年，在人類歷史上不會超過兩行的記載。如果按照現在台灣政治的發展走向，司法重新變成統治者的服務工具，在野黨就算贏得國會選舉也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任何的法案，還要面對掌握所有行政機器與資源的執政黨所發動的罷免，地方上的黨部以及相關的活動人員可以被任意的逮捕，甚至於快速定罪，在野黨主席在沒有任何金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羈押至今。甚至連到對岸去吃一口飯的小生意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因為有對岸的長期居住證件而會遭到取消戶口的處分，更不要說那些嫁來台灣已經幾十年兒女成行的大陸女人，現在要面對的是取消身分證，直接送回原居地，管你是不是台灣人的媽媽。

按照「戰間期」的理論，實際上從1987年到今天的這38年的時間，也不過就是一場「獨裁間期」而已。就像失去戒指的索倫，其實並沒有消散，只是暫時退隱休息一下，等到恢復元氣，找回了魔戒，過去屬於他的時代自然就會回來。

如果在大歷史上看懂了這一點，可能就讓我們感到比較釋然。原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場派對，人類真正喜歡的是權力，而只有把權力發揮到極限，才是人類文明真正最適合的型態。

823民意完封大罷免之後，民進黨內一片撻伐之聲，箭頭都指向柯建銘，其實最該負責的應該是該黨黨主席。但是柯總召誤判情勢，以為青鳥盡出，必將如太陽花之後，綠營革命小將必然無堅不摧，攻無不克。因為怕功勞被人搶走，所以大言不慚地公開說大罷免就是他發動的，如今落到這般不堪結局，當然是咎由自取。

賴清德主席，身兼國家元首，卻只顧一己之私及政黨利益，口口聲聲說大罷免是公民團體發動的，要透過更大的民意，一次一次的把雜質濾掉。他以為革命小將會繼續立功，便充滿得意之情地大聲地號召：青鳥飛出來！卻不知道青鳥雖然飛出來了，卻已是強弩之末，更錯估民意，以致搞得如此灰頭土臉。

歷史雖然不會重演，但是卻可以借鑑。罷團與青鳥在過去一年多裡，搞的那一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把戲嗎？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種仇恨的對立，最終會被反撲，會如餘燼般被掃除。而在大罷免期間所說的謊言，也會在歷史的長廊裡，一一被戳破。

賴、柯及選後大內捲的民進黨公職人員，聯手創造了一段不堪且貽羞萬年的歷史，就像陳水扁貴為一國之君，貪財如萬曆皇帝，後世子孫怎麼做人啊？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