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幸好不是古希臘—撥開海洋、商業文明之目障 |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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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陸地文明,西方人的一種視角,自有其據、其理、其存在的空間,尊重包容罷了。幼稚改革者拾人牙慧高唱《河殤》走向偏激,也還算大陸改革者衝闖探索中的難免偏差,商榷勉勵可矣。而島內、台獨硬要將臺灣割裂出中國,獨台非要以西式無限度自傲,那就需要好好說道,挖挖獨根了!

我亦有視角:
保守、退步甚至叫返祖:從人性惡發端的叢林法則、分爭習慣;
創新、進步或者叫進化:從人性善發端的和合思維、共和文明。
這種對照,或許比以海洋、陸地,商業、農業劃分文明更加精確!

其實,小國寡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 + 直接民主=希臘城邦民主早夭的病因。
中國,幸好不是古希臘!否則,那有如此龐大、凝聚、和諧、久遠的大文明?
然而,臺灣已病入膏肓,仍在以疫災中漏底現形的「過時式」傲慢睥睨我陸。
唉!且以此帖解惑之。

易中天先生《帝國的終結》有一種觀點,「共和精神與共和制度只能產生於商業社會」。「農業民族崇尚權力,遊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國恰恰是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制度」。古希臘城邦是民主、共和的典範。中國缺失共和的傳統,原本就沒有可以與「民主、共和、憲政」融合溝通的東東。

易先生提出這種觀點,顯然不是意在說,民主、共和、憲政因中國「傳統的闕如」而不適用於今日中國、不該「拿來主義」,而是意在說中國的「傳統」一無是處;這種「拿來」不能嫁接、不能間種、不能混栽;舊樹要連根拔掉、土壤要徹底換走。

乖乖!徑直飛來個歐羅巴、美利堅,最好玩個穿越,情歸雅典娜、斯巴達。中國近代尤其在五四後,似乎有一種仇祖情結,有一種洋爹時髦。對這些高論我嚴重置疑焉。

商業、農耕、遊牧的簡單區分就能決定民主、專制?

商業社會、農耕民族、遊牧民族的「簡單區分」竟有如此之神奇,一下就把西方「民主」、東方「專制」的前世今生整得個明明白白、說得個滴水不漏。兩張羊皮、一壺燒酒、半斗高粱的算計,就能讓幾千年的諸子百家、子曰詩云頃刻消失?我倒有點天花亂墜了。

第一,人從猴子站立開始走路起,攆兔子、拾草籽、抓魚蝦,同時或就有了兔換魚、魚易米、米抵免。自然條件的差異,近山獵樵、臨水漁捕、農者男耕女織、牧者逐水草而居,哪個社會、哪個民族、哪個國家裡沒有交易、不存在商業、獨缺失規則?多點商業、少點商業,竟然是為共和、民主、憲政產生之根源。試問,這多與少的頻譜上,量到質變的進程中,那一個點是分水嶺,誰來劃這個鴻溝,易先生還是上帝?

第二,當年希臘城邦中,經濟發展似乎並非單一。沿海工商業相對發達,內陸仍以農業為主,有些地區也經營畜牧業。照易先生之說,其地既有「尚權」的農業,也有「尚武」的牧業,何以不產生出中國「恰恰是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帝制」?

斯巴達人的「尚武」至今還在影視裡讓人嘖嘖咋舌、為世人津津樂道,蒙古人勉強可比,漢族人怕自愧不如的。而且,「古希臘人被世人所銘記,除了主要歸功於他們對西方文明所做的貢獻,還有其造就了古代世界最怙惡不悛的海盜」,這怕不能說其「只是做生意」吧?是以,簡單的商業與農牧業區分實難說清東西方制度分野的秘密。

希臘城邦體小量少,不像國家,更近部落

在古希臘,一個城市或城堡,加上周邊的一些村社,自治自給,就是一個邦(國)。林立的兩百來個城邦中,最大的斯巴達面積不及海南島的四分之一,人口約40萬,有公民權者最多時有9000人;歷史上有名且編為電影的「溫泉關戰役」,其轟轟烈烈對抗十萬波斯大軍的僅僅是出了「斯巴達三百勇士」,其它均為它邦聯軍與奴隸。第二大的雅典領土約2550平方千米,不及海南島十三分之一,人口20到30萬,有公民權者最多時有3萬多、4萬人。更多的是蕞爾小邦,彼奧提亞諸城邦,除提佛而外,平均面積為70平方哩,實際上就是一個個《水滸傳》中的「祝家莊」。

如此小、散、微,與前期的古埃及、同時期的波斯、後時代的羅馬以及東方的印度、中國比,其似乎只能算國家正式形成前之部落。中國三皇五帝時興「禪讓」;「鄉約里酒」時期的氏族、部落裡,有沒有公推、選舉類似的東東?怕也未必沒有!

「民主」在古希臘也非「普希臘」模式

古希臘城邦林立,不同的政治制度都獲得實踐和發展,有些城邦如斯巴達奉行兩王制,將統治權集中在國王手中;有些城邦則如雅典實行民主政治;還有一些城邦則是由貴族統治或由少數人控制的議會進行統治。僅就政體來分,古希臘就經歷了貴族制、民主制、寡頭制和僭主制的演變。

尤其是古希臘裡兩個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達。雅典是當時最為民主,最為開放人性的城邦。梭倫的改革,最典型的有《陶片放逐法》,類似於現在的全民公決罷免驅逐總統或高官。斯巴達則完全相反,雙國王、元老院制度,甚至廢除貨幣、禁止商業,人人以簡樸為榮,完全壓抑人性。

後來,野蠻的斯巴達滅了雅典,然而雅典的商業習性很快傳染、打開了個人欲望的潘朵拉魔盒,斯巴達的鋼鐵戰士在摧毀雅典的同時最終摧毀了自己,被其更後來的馬其頓征服。看來,後世管用的,在當世不一定管用。

希臘文明無疑是輝煌的、先進的。先進的被後進的「滅了」,人們總是罵後進的野蠻,不會把原因尋找到被稱為先進的東東頭上。殊不知,今之所謂先進者,今人眼中、口中之先進也。今人先進的良藥未必不是古人要命的砒霜。

城邦始終小國寡民、不敵外侵

希臘城邦、輝煌數百年,多方建樹、遺惠後世,但是,竟沒能進入相對統一穩定的民族國家形態,沒能保衛自己文明進程不被輕易中斷,沒有步入世界文明發展主流。其原因,簡單回答在於「小國寡民」、不敵外侵。再問,為何始終「小國寡民」?這就要觸及病因了。

古希臘人也開疆拓土,拓展殖民地,但其「分裂繁殖」的方式,只是複製出「自治、自給」,同樣持著「城邦神聖不可侵犯」精神、政治上完全獨立、經濟上平等互利、近乎完似的一大批「小國寡民」的蕞爾「子邦」,而母邦並不增加領土與政治力量。許多時候,倒是增加了競爭者與敵人。因而希臘城邦一直沒有長大過。其公民人數甚至常常發生大幅度減少。古希臘人也「合縱」、「連橫」,如提洛同盟。但其同盟沒有「公天下」的理念,沒有民族、統一、國家的共識,敵急抱佛腳,敵緩自家人打起來。城邦間的內戰不輸於專制社會的慘烈。

古希臘的民主亦從神權、王權時代過度,其之所以選擇了民主,怕不因當時人類社會已經理性、人性地認識到這樣好、這樣該;不是商品交易習慣了大家溫文爾雅、你謙我讓;而是緣由貴族、氏族領袖爭鬥累了、鬥怕了,歇口氣,力量之平衡、折中。其本質上出於少數人野蠻的自利,即所謂「個人主義」和「城邦本位主義」。

城邦的自利,既不能和內,也不能睦外

在城邦內,居少數的公民獨佔城邦公民的紅利,對占人口絕對多數的奴隸與非公民充滿了殘酷與不民主。不開放公民權與民主權,自然有奴隸起義、逃亡、陣前倒戈,自然最後孤家寡人、寡不敵眾。更要命的是,這少數自利的有公民權的人實行的又是「直接民主」。
少數人的利益與局限必然導致城邦政治的短視;
公民素質的差異自然會讓精英困窘(蘇格拉底之死就是明證);
賢愚同票同權,權威容易缺失;
過頻的輪換,不易政治連貫。

其對城邦外,哪怕「子、母邦」,也只有冷冰冰的利益交換與血淋淋的撕殺掠奪。「自立門戶」、「自治自給」、「一切城邦都有權自治」的口號下,掩蓋著「寧為雞口,不為牛後」的算計,於是,外敵面前一盤散沙,甚至常常出現納貢稱藩、領著侵略者向本民族、向母邦進攻的「帶路黨」。

即便在「提洛同盟」時期,雅典以反波斯的旗幟結集了希臘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最終仍因沒有那個城邦願意向其它城邦的公民慷慨地賦予本邦的公民權,同盟召集者雅典實行「盡可能把盟國降為出錢買得和平,削弱它的主權,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種附庸國家」的「上邦政策」,自己當起了收取保護費的黑老大,根本沒想過充當領導統一事業的「核心力量」。提洛同盟最終也沒有向聯邦這類統一民族國家形式稍有進步。

總之,自利、短視、分散,可能是希臘城邦民主之舟上的短板,希臘人始終沒有跳出「自我中心」、據城為大的天地,最終沒能超越小船孤帆的局限,一直沒有產生超越市民集會視野的舵手,始終只有少數、固有的水手劃槳弄帆。歷史演進狂猛的風吹來了,抱團集勢、人欲的浪打來了,短板進水,船沉了!

希臘城邦分、離、各顧各本性,與人類社會合、統、相幫扶的大潮是背道而馳的。夭折是其必然。不認真體味其短處,一俊遮百醜,無限誇大、美化,非但沒有模式之功,恐怕會有禁錮、誤導之效。而看穿了古希臘,也就能撥開「海洋」、「商業」文明之目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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